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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陈道明抨击80年代影坛小白脸们模仿高仓健成风，就说，“你本来就是男人，何必故作男人状。”
在传统的性角色理论里，男性被定义为不像女人，追求成功、拥有自信及在性行为上处于主动地位，简称“阳刚之气”，然而男人的阴柔之美早已从娱乐业悄然渗透——远有F4，王子般忧郁的花泽类令所有女性为之心动；近有“快男”，年轻的小伙子们个个面容清秀皮肤白皙。甚至我们身边的一些男孩也护肤、修眉毛、拍写真，他们身体力行地证明了“新男色时代”全面入侵我们的生活。
这首先让人振奋，觉得从一个社会角色刻板化的时代中解放出来，当然继而也让人感到发腻。但是，这一切感觉还来不及充分延伸，新一轮的浪潮又迎面打来。
2007年12月，上海让社科院心理学教授张结海向媒体透露了他有关“西方女人眼中的中国著名男影星形象”的调查结果，结果是李亚鹏、谢霆锋这样的中国帅哥成为西方女人眼中的丑男。
接着，电视、电影屏幕之上，突然又跳跃出许多阳刚强壮的男人，如《血色湘西》里的三怒、《集结号》里的谷子地和《投名状》里的血性兄弟等。
似乎，阴柔的男色之美即使在流行工业中也正在被调整，而“阳刚”硬汉的形象正在回潮?
男性气概的多样性
不久前，性学研究者方刚的博士论文《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气概建构的质性研究》引起了诸多关注，很多人热衷于它的研究对象：男性性工作者。一时间，“人大博士生卧底夜总会”成为网络上的热门标题。方刚公开身份，进驻深圳一家夜总会，与“男公关”们做了大量访谈。他并没有沿袭人们对男性性工作者“形容枯槁”的描述，而是将他们形容为“阳光”、“骄傲”，甚至是“人精”。
方刚并不认为存在所谓“男色审美”潮流后，以“阳刚”为主导的男性气概的“回潮”，在他看来，性角色理论所定义的单一的男性气概，其核心是“刚强”，由此演绎出硬汉、强者、粗犷、勇敢、事业成功、健壮等诸多概念。“这实际上是一种‘支配性男性气概，它从来都是主潮!那些阴柔的男性，从来都是少数、边缘人，构成不了冲击。”
“但这种支配性男性气概不是唯一的。除此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类型的男性气概存在。”方刚选择男性性工作者来对男性气概做一研究，正是因为男性性工作者为考察男性气概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
方刚引述国外学者康奈尔的学说，认为男性气概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实践中建构出来的。
“长期以来我们被父权文化压制，只认同男性气概的一种表现，就是大男子汉气概，认为这样才是真男人，否则就是假男人，更甚者则为变态。”“在台湾，曾经有一个叫叶永志的学生，因为说话‘娘娘腔’，在课间上厕所时被人打死了，由此你可以看出，社会对于这种不符合传统规范的个体，打压到了何种程度。”在这种压力之下，当事人也努力表演出阳刚之气，这也许并非他的真实欲求。
这种“表演”往纵深说，便是文化对人的塑造，甚至“性表现是塑造的，性选择是塑造的，性行为也是被文化塑造的。”方刚的观点颇有点社会文化决定论的意思。
事实上，方刚的个人经历也说明了社会对于个人性心理的塑造作用。
1968年，他出生于长春一个“黑五类”家庭。三岁时，其父因不堪忍受长期迫害，跳入炼钢炉，连骨灰都没留下。
“我从小是弱者，总是莫名其妙被打，我觉得我就是社会当中的女人。”所以，1995年，当方刚第一次接触到女性主义的著作，他激动莫名，仿佛有什么与自己生命中的东西契合：“我觉得女性主义不是关于性别的，而是关于平等的。”
1994年，他的书《同性恋在中国》在大陆和香港发行，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同性恋题材的纪实作品，引来争议一片，方刚于1996年不得不辞职离开天津，来到北京。
在北京，方刚陆续写了多部两性方面的社会纪实著作。2000年，他考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性社会学；2004年，方刚继续读博，师从潘绥铭。
2005年3月3日，方刚创办的“男性解放沙龙”在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心理学系正式创立，“男性解放”论坛同期开通。
方刚这样总结自己和父权文化的关系，“我在很多地方不符合传统父权文化对男人的要求。比如太感性、敏感、遇事有时会优柔寡断，不符合‘刚强’‘勇敢’这些模式。我因此而受到压力颇多。我个人的感觉是，作为父权文化的受害者，它告诉我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我为此感到痛苦，特别是不能够按我喜欢的方式去做的时候。”
“兼性”
“男性气概这个词有些雄性崇拜和男权崇拜的意味。从外表上对男性气概强调和赞美，就跟强调女性穿上高跟鞋才更性感一样。”南开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博士后张莉说。
张莉说，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对男子气概是有很多定义的，比较经典的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此之为大丈夫也”。这可以看作儒家思想中理想的“大丈夫”。但是，经过“五四”、“文革”，传统道德残破，不足以支撑如此强硬的价值观念。
艺术家艾未未认为，中国传统的男性气概可以说是一种模式。我们通常所看到的所谓正面的人物，代表着有很强的人类道德感的人，基本上都是一些伪善的人。他们都依附和维持某种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德高望重、替天行道，但从来不诚实。
方刚则认为不同文化、历史下的男性气概是不同的。中国历史上，男性气概有柔性化的趋势，比如魏晋时期，明清时期，文学上也塑造过柔性的文学形象，如贾宝玉。“这样的事例，恰好可以说明所谓男性气概的相对性。男性气概如果摆脱现实生活的种种责任，进入完全审美化的层次，可以变得纤细，乃至阴柔。”
“从历史上来看，男人从来都不是一个样子的。”而目前，“代表着东方文明、拥有着传统文化积淀的中国正经历巨变，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中各种力量的交织与较量，都使所谓的男性气概含义变得更为复杂丰富。”
他还是有信心的。“现代社会随着经济文化发展，对个人的尊重越来越大。”比如“超女”、“快男”，李宇春“明显不符合主流文化关于女性气质的标准”，花朵一样的“快男”们也与“阳刚”的要求大相径庭。“这是一个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表现，”他说。
“美好的品格大家都应该有，不应该分男分女。”方刚提倡兼容并包、刚柔相济的“兼性”：“兼性是人类自古以来最美好的理想。”张莉博士也认为，一个理想的现代人其实是“雌雄同体”。
如果照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来说，每个人都有一种无意识的异性人格，只有让两者融合在一起，摆脱僵化的社会性别角色，人才有可能获得完整的人格，和异性达成真正的沟通和理解。 在张莉看来，导演李安的表现与“兼性”颇为吻合。《色·戒》，表面上是一部“王佳芝”的情欲的成长史，实际上则是李安自我的成长史。他的内心性格特征很偏女性，而对待女性也有平等态度，这反而使得他的电影更接近人性本身，这样的感染力很微妙，但是巨大。
与此相反，冯小刚《集结号》的男主人公则迎合了一贯以来的男性形象，该片加入血勇的“战争”、“革命”、“牺牲”等“感人”元素，变成了一部掩盖了意识形态的纯粹娱乐大众的商业片。
男性参与
如何达到“兼性”?方刚提出“男性解放”。他也强调“男性参与”。方刚认为，在传统性别角色定义下，男人为使自己活得“像个男人”，要无止境地追求“事业成功”，牺牲健康，不断拼争，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家人、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几乎全部被剥夺。男人演化成一个工作的机器，而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另一方面，家庭暴力本质上是男人为了维持其“硬汉”形象而采用的一种极端方式，实施家庭暴力的男人，在潜意识深处埋藏着对“不像一个男人”的深深恐惧，他以暴力来显示自己的强者形象，从而使女人蒙受伤害。
当年陈道明抨击80年代影坛小白脸们模仿高仓健成风，就说，“你本来就是男人，何必故作男人状。”
艺术家艾未未也说，那些狂妄、出风头，或者看上去咋咋呼呼的男人，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更多是“空虚、懦弱和不自信”，甚至带有“欺骗”色彩。
同时，传统父权文化使女性认可其在两性关系中的被保护地位。“不能想象，一个女人在被保护的状态下，她还能有跟男性一样的地位，她只能被伤害和被抛弃。基于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来建构男女之间的关系，这对男人女人都是一个伤害。”方刚说。
长着非常男性化的大胡子的艾未未认为男性其实是“无助”的。“无论是从身体的构造，从情感的依托，还是从社会对他的需求上来说，他是一个丧家犬一般的男人，他不会有片刻的完整，和安然的感觉。”
方刚认为，“男性参与”使男性主动参与到推动男性气概多样化的进程中来，逐步消除传统父权文化对两性的消极影响。具体言之，打破原有的价值观，在情感方面，男人可以找一个学历比自己高的女朋友而不觉得难堪；在家庭方面，男人可以带孩子、做家务而不再觉得丢脸在社会方面，实现同工同酬。两性平等相处。
什么时候，这可以听起来不像是一个理想?
在传统的性角色理论里，男性被定义为不像女人，追求成功、拥有自信及在性行为上处于主动地位，简称“阳刚之气”，然而男人的阴柔之美早已从娱乐业悄然渗透——远有F4，王子般忧郁的花泽类令所有女性为之心动；近有“快男”，年轻的小伙子们个个面容清秀皮肤白皙。甚至我们身边的一些男孩也护肤、修眉毛、拍写真，他们身体力行地证明了“新男色时代”全面入侵我们的生活。
这首先让人振奋，觉得从一个社会角色刻板化的时代中解放出来，当然继而也让人感到发腻。但是，这一切感觉还来不及充分延伸，新一轮的浪潮又迎面打来。
2007年12月，上海让社科院心理学教授张结海向媒体透露了他有关“西方女人眼中的中国著名男影星形象”的调查结果，结果是李亚鹏、谢霆锋这样的中国帅哥成为西方女人眼中的丑男。
接着，电视、电影屏幕之上，突然又跳跃出许多阳刚强壮的男人，如《血色湘西》里的三怒、《集结号》里的谷子地和《投名状》里的血性兄弟等。
似乎，阴柔的男色之美即使在流行工业中也正在被调整，而“阳刚”硬汉的形象正在回潮?
男性气概的多样性
不久前，性学研究者方刚的博士论文《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气概建构的质性研究》引起了诸多关注，很多人热衷于它的研究对象：男性性工作者。一时间，“人大博士生卧底夜总会”成为网络上的热门标题。方刚公开身份，进驻深圳一家夜总会，与“男公关”们做了大量访谈。他并没有沿袭人们对男性性工作者“形容枯槁”的描述，而是将他们形容为“阳光”、“骄傲”，甚至是“人精”。
方刚并不认为存在所谓“男色审美”潮流后，以“阳刚”为主导的男性气概的“回潮”，在他看来，性角色理论所定义的单一的男性气概，其核心是“刚强”，由此演绎出硬汉、强者、粗犷、勇敢、事业成功、健壮等诸多概念。“这实际上是一种‘支配性男性气概，它从来都是主潮!那些阴柔的男性，从来都是少数、边缘人，构成不了冲击。”
“但这种支配性男性气概不是唯一的。除此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类型的男性气概存在。”方刚选择男性性工作者来对男性气概做一研究，正是因为男性性工作者为考察男性气概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
方刚引述国外学者康奈尔的学说，认为男性气概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实践中建构出来的。
“长期以来我们被父权文化压制，只认同男性气概的一种表现，就是大男子汉气概，认为这样才是真男人，否则就是假男人，更甚者则为变态。”“在台湾，曾经有一个叫叶永志的学生，因为说话‘娘娘腔’，在课间上厕所时被人打死了，由此你可以看出，社会对于这种不符合传统规范的个体，打压到了何种程度。”在这种压力之下，当事人也努力表演出阳刚之气，这也许并非他的真实欲求。
这种“表演”往纵深说，便是文化对人的塑造，甚至“性表现是塑造的，性选择是塑造的，性行为也是被文化塑造的。”方刚的观点颇有点社会文化决定论的意思。
事实上，方刚的个人经历也说明了社会对于个人性心理的塑造作用。
1968年，他出生于长春一个“黑五类”家庭。三岁时，其父因不堪忍受长期迫害，跳入炼钢炉，连骨灰都没留下。
“我从小是弱者，总是莫名其妙被打，我觉得我就是社会当中的女人。”所以，1995年，当方刚第一次接触到女性主义的著作，他激动莫名，仿佛有什么与自己生命中的东西契合：“我觉得女性主义不是关于性别的，而是关于平等的。”
1994年，他的书《同性恋在中国》在大陆和香港发行，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同性恋题材的纪实作品，引来争议一片，方刚于1996年不得不辞职离开天津，来到北京。
在北京，方刚陆续写了多部两性方面的社会纪实著作。2000年，他考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性社会学；2004年，方刚继续读博，师从潘绥铭。
2005年3月3日，方刚创办的“男性解放沙龙”在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心理学系正式创立，“男性解放”论坛同期开通。
方刚这样总结自己和父权文化的关系，“我在很多地方不符合传统父权文化对男人的要求。比如太感性、敏感、遇事有时会优柔寡断，不符合‘刚强’‘勇敢’这些模式。我因此而受到压力颇多。我个人的感觉是，作为父权文化的受害者，它告诉我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我为此感到痛苦，特别是不能够按我喜欢的方式去做的时候。”
“兼性”
“男性气概这个词有些雄性崇拜和男权崇拜的意味。从外表上对男性气概强调和赞美，就跟强调女性穿上高跟鞋才更性感一样。”南开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博士后张莉说。
张莉说，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对男子气概是有很多定义的，比较经典的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此之为大丈夫也”。这可以看作儒家思想中理想的“大丈夫”。但是，经过“五四”、“文革”，传统道德残破，不足以支撑如此强硬的价值观念。
艺术家艾未未认为，中国传统的男性气概可以说是一种模式。我们通常所看到的所谓正面的人物，代表着有很强的人类道德感的人，基本上都是一些伪善的人。他们都依附和维持某种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德高望重、替天行道，但从来不诚实。
方刚则认为不同文化、历史下的男性气概是不同的。中国历史上，男性气概有柔性化的趋势，比如魏晋时期，明清时期，文学上也塑造过柔性的文学形象，如贾宝玉。“这样的事例，恰好可以说明所谓男性气概的相对性。男性气概如果摆脱现实生活的种种责任，进入完全审美化的层次，可以变得纤细，乃至阴柔。”
“从历史上来看，男人从来都不是一个样子的。”而目前，“代表着东方文明、拥有着传统文化积淀的中国正经历巨变，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中各种力量的交织与较量，都使所谓的男性气概含义变得更为复杂丰富。”
他还是有信心的。“现代社会随着经济文化发展，对个人的尊重越来越大。”比如“超女”、“快男”，李宇春“明显不符合主流文化关于女性气质的标准”，花朵一样的“快男”们也与“阳刚”的要求大相径庭。“这是一个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表现，”他说。
“美好的品格大家都应该有，不应该分男分女。”方刚提倡兼容并包、刚柔相济的“兼性”：“兼性是人类自古以来最美好的理想。”张莉博士也认为，一个理想的现代人其实是“雌雄同体”。
如果照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来说，每个人都有一种无意识的异性人格，只有让两者融合在一起，摆脱僵化的社会性别角色，人才有可能获得完整的人格，和异性达成真正的沟通和理解。 在张莉看来，导演李安的表现与“兼性”颇为吻合。《色·戒》，表面上是一部“王佳芝”的情欲的成长史，实际上则是李安自我的成长史。他的内心性格特征很偏女性，而对待女性也有平等态度，这反而使得他的电影更接近人性本身，这样的感染力很微妙，但是巨大。
与此相反，冯小刚《集结号》的男主人公则迎合了一贯以来的男性形象，该片加入血勇的“战争”、“革命”、“牺牲”等“感人”元素，变成了一部掩盖了意识形态的纯粹娱乐大众的商业片。
男性参与
如何达到“兼性”?方刚提出“男性解放”。他也强调“男性参与”。方刚认为，在传统性别角色定义下，男人为使自己活得“像个男人”，要无止境地追求“事业成功”，牺牲健康，不断拼争，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家人、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几乎全部被剥夺。男人演化成一个工作的机器，而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另一方面，家庭暴力本质上是男人为了维持其“硬汉”形象而采用的一种极端方式，实施家庭暴力的男人，在潜意识深处埋藏着对“不像一个男人”的深深恐惧，他以暴力来显示自己的强者形象，从而使女人蒙受伤害。
当年陈道明抨击80年代影坛小白脸们模仿高仓健成风，就说，“你本来就是男人，何必故作男人状。”
艺术家艾未未也说，那些狂妄、出风头，或者看上去咋咋呼呼的男人，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更多是“空虚、懦弱和不自信”，甚至带有“欺骗”色彩。
同时，传统父权文化使女性认可其在两性关系中的被保护地位。“不能想象，一个女人在被保护的状态下，她还能有跟男性一样的地位，她只能被伤害和被抛弃。基于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来建构男女之间的关系，这对男人女人都是一个伤害。”方刚说。
长着非常男性化的大胡子的艾未未认为男性其实是“无助”的。“无论是从身体的构造，从情感的依托，还是从社会对他的需求上来说，他是一个丧家犬一般的男人，他不会有片刻的完整，和安然的感觉。”
方刚认为，“男性参与”使男性主动参与到推动男性气概多样化的进程中来，逐步消除传统父权文化对两性的消极影响。具体言之，打破原有的价值观，在情感方面，男人可以找一个学历比自己高的女朋友而不觉得难堪；在家庭方面，男人可以带孩子、做家务而不再觉得丢脸在社会方面，实现同工同酬。两性平等相处。
什么时候，这可以听起来不像是一个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