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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剧的全球化与信息化，在给人类带来讯息满足与快捷便利之时，也带来了各种危机与风险，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贝克（Ulrich Beck）预言的全球性风险社会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的新常态。①
自2019年12月末我国发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来，在社交媒体上涌现出具有私人性、亲历性、情感性等特点的个人史书写、口述史、私人影像等公众史学性质的传播内容，并以平民化的视角与普通人日常生活实践的微末叙事，温暖而坚定地向国际社会传达出疫情期间的中国声音，在国家形象传播与建构上，受到世界舆论的高度关注。本文尝试从公众史学的维度来分析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危机传播的应对策略。
一、社交媒体环境下危机传播的新特点
近年来，随着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深度嵌入日常生活，对危机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政府的危机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1.危机传播功能定位的转变：从单向告知到公共参与
上世纪70年代的危机研究处在前风险沟通阶段，专家把危机沟通等同从政府或其他沟通者到公众的风险性质的单向信息，强调专家单向度地向公众告知的线性模式，认为公众只能感知危机，而不能定义危机。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风险信息本身不确定性带来的沟通障碍，越来越多的公众要求更多的全程参与机会。《改善风险沟通》一书出版，首次将危机沟通的关注点引向公众，强调了主体间的互动性和沟通的双向互动。危机沟通的功能定位从单向告知开始转向公共参与，确立了公众在沟通中的主体地位。
2.危机传播核心内涵的拓展：从有形的危机到无形的公众情绪
社交媒体的语境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重对危机主体——即危机语境中人对于风险的主观感知。近年来，由于社交媒体的全面介入，具有相似立场的用户产生聚合效应，导致以情感压倒事实为特征的后真相成为舆情走向的主导性因素，而情感化则成为危机传播的一个重要概念。
公众愈发强烈的身份代入感和情感共鸣，使得危机传播中的情感疏导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危机传播策略是否对公众的情感起到了作用，是社交媒体时代提高危机传播应对能力的一门必修课。
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史学性质的传播内容分析
在此次新冠肺炎突发性公共事件的传播中，很多亲历者——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记录了在疫情期间日常生活、个人经历、对个体生命的自我观照与自我反思。个体在完成历史书写与传播的过程中，尤其是自主地进行历史阐释过程中，将在疫情期间日常的情感体验与对终极生命意义的追寻联系在一起。从而获得充分的意义表达空间的拓展以及情感与归属、尊重、自我实现这三个层次需求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危机传播中公众情绪纾解、情感疏导，保证了公众充分诉说的权利，以及提升了其参与危机处理中的主体地位。
1.公众史学（public history）的本质
公众史学运动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1931年美国史学家卡尔·贝克尔（Carl L. Becker）提出“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家”这一命题，隐含了对于职业历史话语权力力量的分散，以历史解释的相对主义来确保每一位言说者进行历史解释的合法性，凸显公众的历史主体性，后来成为公众史学人人参与的鼓动性口号。到1990年，美国教授迈克·弗里茨（Michael Frisch）提出“共享的权威”，进一步推进了贝克尔的思想，指出人人共同享有历史话语权，历史学家和公众共同完成历史知识的生产。
公众史学的核心要义是历史知识的生产应该是一个民主的过程，应该允许和鼓励更大范围的公众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是历史学家与其研究对象进行对话和合作的结果，其目的是构建共同的社会记忆，为此普通人的记忆必须得到重视和研究，因为共同社会记忆的基础是社会成员的个人记忆。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社交媒体的普及，公众有了自我组织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能力和路径，我国公众史学的实践风起云涌，涌现出个人史、口述史、私人日记、影像史等不同类型的海量内容。
2.疫情时期的公众个人史书写
个人史书写，凸显的是个人历史的书写，是指通过对一个个个体人的经历而写就的文字。宽泛地说，记述个体经历、追忆个人往事的文字，都属于个人史的范畴。个人史就是个人的成长历史，就是个人走过的人生道路，也被人称为当代人对亲历历史的知性书写。刘苏里称“个人史是个体的生命史，有血有肉，独立成章”，②个人的主体性、内容的人性化与生活化，建构单位的独立性是个人史书写的特点。
2020年2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题为《在一个被“封锁”的城市，摩托车运送着希望》的文章。文章以武汉配送员张赛的故事为例，为武汉外卖小哥点赞，称他们“不仅运送着食物，也运送着希望”。疫情改变了外卖小哥张赛下班后的生活，他开始每晚在宿舍里写日记，记录所见、所闻、所思，将个人书写发给送各种网络媒体。他的第一篇日记发表在在线杂志《单读》上，题目是《一个武汉外卖员的自述》，他写道：“平时我嫌他们太吵，现在才发现，没有人嚷嚷的城市，没有意思。”他在1月27日写道：“早上躺床上的时候，我又在数车。车还是像昨天一样，大概10秒钟一辆，不算少。听到一辆刺耳的120，隔了半个小时又过去一辆，大概又过了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又听到一辆。我做这件无聊的事是这样想的：一条马路上救护车出现的频率应该与疫情有某种可计算的联系。我不是数学家。我唯一能做的是写下这么几句。晚上八点左右，我跟家里正在视频，老婆一再说不行不要上班了，老爸也打了两个电话不让上班。外面传来一阵嚎叫。我说，不说了，我去外面看看。原来很多人打开窗户在喊武汉加油，听见有的人还在唱国歌，鸡皮疙瘩起来了，鼻子酸了。想哭，忍住了。”③身处风暴的中心，张赛用平静的语句，记录疫情背景下的众生相。
相比宏大历史，个人史书写者记录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在叙事的形式上，是以日记体出现的私人史，但在本质上是公共史，疫情期间大量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敘事与社会历史事件之间发生关联，从而他们日常琐碎的经历和讲述便成为宏大叙事的有机部分。社交媒体的发展使每个个体都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微主体，每个人的故事都可能得到世界的关注。 3.疫情时期的公众口述史
口述（聊天）是用语言表达思想的一种方式，属于生活世界，口述史是将生活世界的口头叙述借助于录音、录像设备整理成文字，属于文本世界。可以说，口述史打通了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的隔阂。公众口述史是围绕人民而建构起来的历史，它关照个体，以记录个人亲述的生活和经验为主，注意微末叙事，再现历史的记忆和细节。
笔者注意到，在新冠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闻报道及人物采写中，许多主流媒体采用了口述的形式。新闻采访因病毒肆虐而不能与受访者面对面，但普通个体的经历、声音并未因物理空间上的隔离而被湮没，相反，口述为符号和意义的双向流动提供了途径，据口述整理的文本依然保有现场感。包括志愿者、市民、医护人员、患者、环卫工作者、快递配送员、围棋手、作家等等在内的各种口述者分享了他们在疫情期间独特的体验和故事。
口述史虽是个人的历史，但有着大时代的历史印记，在平实的个人故事中折射社会变迁，当个人的记忆与公共事件重叠，口述记录就成为宏大叙事中最生动的面孔，也因此具有了超越个体记忆的价值。同时，口述史具有双主体性，主流媒体在倾听、访谈的过程中，令口述对象获得了意义表达的空间，从而在心理上获取更多的纾解。口述者与受众之间，也因有着彼此相近的经历、共同拥有的日常生活，而从他者的叙述中认知自我，获得更多心理上的共情，消除焦虑。
4.疫情时期的公众影像史学
公众影像史学，是从公众学角度来说，要突出公众参与的主体性，强调人人都是生活的影像纪录者。它借助不断更新的影像技术设备，能给那些原来在历史上没有声音的普通人留下亲历的宝贵记录，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历史的生产和传播中来。
疫情背景下由民间组织“大象记录”发起的全民纪录计划“余生一日”在2020年2月9日发起，该计划倡议大家拿起手边的设备，拍摄自己在任何时刻的一个生活片段，长度在2分钟以内，目的是把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处境下的人们的生命片段，剪辑在从2月9日0点0分到2月10日0点0分的时间结构里，中国人的影像日记，记载下疫情中全民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2月9日，全国各地有近5000人加入了“余生一日”民间纪录计划，共收到3000余份素材。
志愿者小林在疫情期间，用摄像机记录他看到的一切，并将影像系列命名为《武汉日记》。他记录了许多普通人的故事，比如，“其中一对老夫妻，由于叫不到车，七十多岁的老爹爹用轮椅推着老伴徒步回家，那是一段近三小时行程的遥远距离。这看起来令人心酸，但老爹爹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悲观。小林开车送他们走完后续的路程，当他们在车上开始用武汉方言聊天时，人心的距离似乎一瞬间被拉得很近”。④《武汉日记》传递出一种温暖的情绪，记录温暖，记录温暖的人，用镜头记录当下，只为在后疫情时代让温暖延续，这是公众影像记录的意义。
三、公众史学视域下的危机传播策略
胡百精提出，“何以顺应、抚慰公众正当的价值诉求，化解其非理性冲动，已成为危机传播管理的一项基本任务”，对此，他提出三点主张，分别为：承认、倾听、合作。⑤
在社交媒体高速发展普及的当下，公众历史传播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平台，个人史书写、口述史、公众影像为公众能够被承认、被倾听、合作提供了实践路径。公众在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和历史阐释的过程时，在危机情境中可感受到当事主体的平等、妥协与关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的进程中，应该提倡、鼓励更多的普通人记录下他们的经历，给未来的历史叙事和反思留下更多鲜活、生动故事的同时，也在群体中产生凝聚的向心力。
1.灾难博物馆的建立
个人史书写的平民性和叙事性特点使其更易为受众接受，在灾难发生地建立博物馆，陈列亲历者的声音、情绪、影像、文字、实物等，在极大丰富公众的历史体验的同时，在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中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在人類文明发展史上，危机记忆是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博物馆的形式，主动介入记忆的表达和协商，引导并转化危机中的价值意义。
2.口述与数字叙事项目的引入
社会、公共机构、公众三位一体，从不同的层面介入疫情口述历史，让更多的力量参与、见证、记录这一突发公共事件，形成口述历史专题项目。数字叙事通过多媒体让更多在疫情中失去亲属、遭遇病痛的个体，讲述自己的故事，在倾诉中得以心理疗愈。使在危机中受到伤害的公众重新获得精神上的安宁。
3.民间纪录计划的培育
前文中提到的“余生一日”疫情背景下的全民纪录计划，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全民影像记录，具有科学文献意义、社会学的样本意义和历史留存价值。危机事件中，从个体中看到群像，公众成为灾难纪录的导演。并且，对于危机过后的心理重建，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四、结语
在全球性风险社会成为人类社会新常态以及社交媒体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危机传播遇到了新挑战、新问题，公众的诉求多大程度地得到倾听与满足、公众的情感多大程度地获取有序疏导，成为解题要义。本文从公众史学的视域下，通过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历史的生产与传播中来，让更多的个体有多种发出自己声音的可能性，在危机传播过程中感受到归属与尊重，在承认、倾听与合作中化解危机。
（本文系北京市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在线时代的传统纸媒内容生产转型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7XCB067。）
「注释」
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危机管理与对策研究中心：《国际危机管理概论》，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②《个人史到底有多大张力？》，“苏里说话”博客，http：blog.tianya.cn/blogger/ post_show.asp？BlogID=660634&PostID=8392830，2007年1月30日。
③《一个武汉外卖员的自述》，《单读》，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940 2875212121257&wfr=spider&for=pc，2020年1月30日。
④《疫情是道裂痕，也是光照进来的地方》，“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众号，2020年3月11日。
⑤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对话范式（下）——价值路径》，《当代传播》2018年第3期。
自2019年12月末我国发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来，在社交媒体上涌现出具有私人性、亲历性、情感性等特点的个人史书写、口述史、私人影像等公众史学性质的传播内容，并以平民化的视角与普通人日常生活实践的微末叙事，温暖而坚定地向国际社会传达出疫情期间的中国声音，在国家形象传播与建构上，受到世界舆论的高度关注。本文尝试从公众史学的维度来分析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危机传播的应对策略。
一、社交媒体环境下危机传播的新特点
近年来，随着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深度嵌入日常生活，对危机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政府的危机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1.危机传播功能定位的转变：从单向告知到公共参与
上世纪70年代的危机研究处在前风险沟通阶段，专家把危机沟通等同从政府或其他沟通者到公众的风险性质的单向信息，强调专家单向度地向公众告知的线性模式，认为公众只能感知危机，而不能定义危机。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风险信息本身不确定性带来的沟通障碍，越来越多的公众要求更多的全程参与机会。《改善风险沟通》一书出版，首次将危机沟通的关注点引向公众，强调了主体间的互动性和沟通的双向互动。危机沟通的功能定位从单向告知开始转向公共参与，确立了公众在沟通中的主体地位。
2.危机传播核心内涵的拓展：从有形的危机到无形的公众情绪
社交媒体的语境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重对危机主体——即危机语境中人对于风险的主观感知。近年来，由于社交媒体的全面介入，具有相似立场的用户产生聚合效应，导致以情感压倒事实为特征的后真相成为舆情走向的主导性因素，而情感化则成为危机传播的一个重要概念。
公众愈发强烈的身份代入感和情感共鸣，使得危机传播中的情感疏导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危机传播策略是否对公众的情感起到了作用，是社交媒体时代提高危机传播应对能力的一门必修课。
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史学性质的传播内容分析
在此次新冠肺炎突发性公共事件的传播中，很多亲历者——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记录了在疫情期间日常生活、个人经历、对个体生命的自我观照与自我反思。个体在完成历史书写与传播的过程中，尤其是自主地进行历史阐释过程中，将在疫情期间日常的情感体验与对终极生命意义的追寻联系在一起。从而获得充分的意义表达空间的拓展以及情感与归属、尊重、自我实现这三个层次需求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危机传播中公众情绪纾解、情感疏导，保证了公众充分诉说的权利，以及提升了其参与危机处理中的主体地位。
1.公众史学（public history）的本质
公众史学运动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1931年美国史学家卡尔·贝克尔（Carl L. Becker）提出“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家”这一命题，隐含了对于职业历史话语权力力量的分散，以历史解释的相对主义来确保每一位言说者进行历史解释的合法性，凸显公众的历史主体性，后来成为公众史学人人参与的鼓动性口号。到1990年，美国教授迈克·弗里茨（Michael Frisch）提出“共享的权威”，进一步推进了贝克尔的思想，指出人人共同享有历史话语权，历史学家和公众共同完成历史知识的生产。
公众史学的核心要义是历史知识的生产应该是一个民主的过程，应该允许和鼓励更大范围的公众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是历史学家与其研究对象进行对话和合作的结果，其目的是构建共同的社会记忆，为此普通人的记忆必须得到重视和研究，因为共同社会记忆的基础是社会成员的个人记忆。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社交媒体的普及，公众有了自我组织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能力和路径，我国公众史学的实践风起云涌，涌现出个人史、口述史、私人日记、影像史等不同类型的海量内容。
2.疫情时期的公众个人史书写
个人史书写，凸显的是个人历史的书写，是指通过对一个个个体人的经历而写就的文字。宽泛地说，记述个体经历、追忆个人往事的文字，都属于个人史的范畴。个人史就是个人的成长历史，就是个人走过的人生道路，也被人称为当代人对亲历历史的知性书写。刘苏里称“个人史是个体的生命史，有血有肉，独立成章”，②个人的主体性、内容的人性化与生活化，建构单位的独立性是个人史书写的特点。
2020年2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题为《在一个被“封锁”的城市，摩托车运送着希望》的文章。文章以武汉配送员张赛的故事为例，为武汉外卖小哥点赞，称他们“不仅运送着食物，也运送着希望”。疫情改变了外卖小哥张赛下班后的生活，他开始每晚在宿舍里写日记，记录所见、所闻、所思，将个人书写发给送各种网络媒体。他的第一篇日记发表在在线杂志《单读》上，题目是《一个武汉外卖员的自述》，他写道：“平时我嫌他们太吵，现在才发现，没有人嚷嚷的城市，没有意思。”他在1月27日写道：“早上躺床上的时候，我又在数车。车还是像昨天一样，大概10秒钟一辆，不算少。听到一辆刺耳的120，隔了半个小时又过去一辆，大概又过了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又听到一辆。我做这件无聊的事是这样想的：一条马路上救护车出现的频率应该与疫情有某种可计算的联系。我不是数学家。我唯一能做的是写下这么几句。晚上八点左右，我跟家里正在视频，老婆一再说不行不要上班了，老爸也打了两个电话不让上班。外面传来一阵嚎叫。我说，不说了，我去外面看看。原来很多人打开窗户在喊武汉加油，听见有的人还在唱国歌，鸡皮疙瘩起来了，鼻子酸了。想哭，忍住了。”③身处风暴的中心，张赛用平静的语句，记录疫情背景下的众生相。
相比宏大历史，个人史书写者记录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在叙事的形式上，是以日记体出现的私人史，但在本质上是公共史，疫情期间大量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敘事与社会历史事件之间发生关联，从而他们日常琐碎的经历和讲述便成为宏大叙事的有机部分。社交媒体的发展使每个个体都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微主体，每个人的故事都可能得到世界的关注。 3.疫情时期的公众口述史
口述（聊天）是用语言表达思想的一种方式，属于生活世界，口述史是将生活世界的口头叙述借助于录音、录像设备整理成文字，属于文本世界。可以说，口述史打通了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的隔阂。公众口述史是围绕人民而建构起来的历史，它关照个体，以记录个人亲述的生活和经验为主，注意微末叙事，再现历史的记忆和细节。
笔者注意到，在新冠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闻报道及人物采写中，许多主流媒体采用了口述的形式。新闻采访因病毒肆虐而不能与受访者面对面，但普通个体的经历、声音并未因物理空间上的隔离而被湮没，相反，口述为符号和意义的双向流动提供了途径，据口述整理的文本依然保有现场感。包括志愿者、市民、医护人员、患者、环卫工作者、快递配送员、围棋手、作家等等在内的各种口述者分享了他们在疫情期间独特的体验和故事。
口述史虽是个人的历史，但有着大时代的历史印记，在平实的个人故事中折射社会变迁，当个人的记忆与公共事件重叠，口述记录就成为宏大叙事中最生动的面孔，也因此具有了超越个体记忆的价值。同时，口述史具有双主体性，主流媒体在倾听、访谈的过程中，令口述对象获得了意义表达的空间，从而在心理上获取更多的纾解。口述者与受众之间，也因有着彼此相近的经历、共同拥有的日常生活，而从他者的叙述中认知自我，获得更多心理上的共情，消除焦虑。
4.疫情时期的公众影像史学
公众影像史学，是从公众学角度来说，要突出公众参与的主体性，强调人人都是生活的影像纪录者。它借助不断更新的影像技术设备，能给那些原来在历史上没有声音的普通人留下亲历的宝贵记录，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历史的生产和传播中来。
疫情背景下由民间组织“大象记录”发起的全民纪录计划“余生一日”在2020年2月9日发起，该计划倡议大家拿起手边的设备，拍摄自己在任何时刻的一个生活片段，长度在2分钟以内，目的是把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处境下的人们的生命片段，剪辑在从2月9日0点0分到2月10日0点0分的时间结构里，中国人的影像日记，记载下疫情中全民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2月9日，全国各地有近5000人加入了“余生一日”民间纪录计划，共收到3000余份素材。
志愿者小林在疫情期间，用摄像机记录他看到的一切，并将影像系列命名为《武汉日记》。他记录了许多普通人的故事，比如，“其中一对老夫妻，由于叫不到车，七十多岁的老爹爹用轮椅推着老伴徒步回家，那是一段近三小时行程的遥远距离。这看起来令人心酸，但老爹爹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悲观。小林开车送他们走完后续的路程，当他们在车上开始用武汉方言聊天时，人心的距离似乎一瞬间被拉得很近”。④《武汉日记》传递出一种温暖的情绪，记录温暖，记录温暖的人，用镜头记录当下，只为在后疫情时代让温暖延续，这是公众影像记录的意义。
三、公众史学视域下的危机传播策略
胡百精提出，“何以顺应、抚慰公众正当的价值诉求，化解其非理性冲动，已成为危机传播管理的一项基本任务”，对此，他提出三点主张，分别为：承认、倾听、合作。⑤
在社交媒体高速发展普及的当下，公众历史传播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平台，个人史书写、口述史、公众影像为公众能够被承认、被倾听、合作提供了实践路径。公众在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和历史阐释的过程时，在危机情境中可感受到当事主体的平等、妥协与关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的进程中，应该提倡、鼓励更多的普通人记录下他们的经历，给未来的历史叙事和反思留下更多鲜活、生动故事的同时，也在群体中产生凝聚的向心力。
1.灾难博物馆的建立
个人史书写的平民性和叙事性特点使其更易为受众接受，在灾难发生地建立博物馆，陈列亲历者的声音、情绪、影像、文字、实物等，在极大丰富公众的历史体验的同时，在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中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在人類文明发展史上，危机记忆是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博物馆的形式，主动介入记忆的表达和协商，引导并转化危机中的价值意义。
2.口述与数字叙事项目的引入
社会、公共机构、公众三位一体，从不同的层面介入疫情口述历史，让更多的力量参与、见证、记录这一突发公共事件，形成口述历史专题项目。数字叙事通过多媒体让更多在疫情中失去亲属、遭遇病痛的个体，讲述自己的故事，在倾诉中得以心理疗愈。使在危机中受到伤害的公众重新获得精神上的安宁。
3.民间纪录计划的培育
前文中提到的“余生一日”疫情背景下的全民纪录计划，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全民影像记录，具有科学文献意义、社会学的样本意义和历史留存价值。危机事件中，从个体中看到群像，公众成为灾难纪录的导演。并且，对于危机过后的心理重建，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四、结语
在全球性风险社会成为人类社会新常态以及社交媒体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危机传播遇到了新挑战、新问题，公众的诉求多大程度地得到倾听与满足、公众的情感多大程度地获取有序疏导，成为解题要义。本文从公众史学的视域下，通过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历史的生产与传播中来，让更多的个体有多种发出自己声音的可能性，在危机传播过程中感受到归属与尊重，在承认、倾听与合作中化解危机。
（本文系北京市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在线时代的传统纸媒内容生产转型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7XCB067。）
「注释」
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危机管理与对策研究中心：《国际危机管理概论》，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②《个人史到底有多大张力？》，“苏里说话”博客，http：blog.tianya.cn/blogger/ post_show.asp？BlogID=660634&PostID=8392830，2007年1月30日。
③《一个武汉外卖员的自述》，《单读》，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940 2875212121257&wfr=spider&for=pc，2020年1月30日。
④《疫情是道裂痕，也是光照进来的地方》，“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众号，2020年3月11日。
⑤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对话范式（下）——价值路径》，《当代传播》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