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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80年代中期，尤凤伟的写作发生了转变，他置身于现实民间之中，杜绝观念先行或承载过多揭露、控诉的主题，从而表现一个原生态的、真实且充满血肉的民间文化空间，而对于这一转向产生的原因，包括文学史背景、尤凤伟个人文学观念的变化，以及写作转向带来的文学、审美价值进行探究是进一步解读尤凤伟“民间”建构的基础和前提。
关键词：尤凤伟 民间化写作 转向
通观尤凤伟早期的小说创作，在1984年发表于《胶东文学》的《庞跑婆婆》应当引起足够重视。这篇小说区别于尤凤伟以往的作品，呈现出新的写作迹象。《庞跑婆婆》并没有牵涉当时伤痕、反思小说着力关注和表现的较为宏大的历史主题，而仅仅叙写了一个“西莱子”讨饭女人在村庄安身立命的故事。小说的展开空间是小村子，出场的人物是地地道道的民间百姓，且小说以庞跑婆婆为中心书写的是乡村民间的家长里短，几乎未曾涉及重大历史背景，土地私有、公有的变迁也仅仅着微量笔墨，以作为小说的叙事时间。而最为出彩之处应当是庞跑婆婆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刻写人物的成功与否就在于人物性格展现的到位与否。庞跑婆婆凭借着在乡间调停的本领成为了小村子里的名人，她那种乐于助人的热心肠赢得了村里人的尊敬，然而在春播忙碌的关节，庞跑婆婆将一家的鸡扔进另外一家的菜地以引起事端，为的是获得存在感，这又体现出一个乡村民间妇女所固有的局限性，让人哭笑不得，从而把庞跑婆婆可爱又可恨的性格揭示出来。与此同时，小说中的“照面不打腔”、“天天不拉”等带有幽默感的方言和“扎小人”等民间风俗也让小说充满了民间意味。总之，《庞跑婆婆》这篇小说其典型特质就在于尤凤伟置身于现实民间之中，而杜绝观念先行或承载过多揭露、控诉的主题，从而表现了一个原生态的民间文化空间、一个真实且充满血肉的民间女性。这与之前的《好种三年》《登台》《宴会正在举行》等作品的写作形态已然完全不同。随后，《远山》《山地》《又是清明》《秋的旅程》《诺言》《乌鸦》《沉默的格》等作品都承继了以上特质，而随之而来的是尤凤伟小说写作脉络中带有异质性的存在——“石门系列”。可以说，“石门系列”中的民间审美形态得到了极致的展演，那么在此先暂且将这一系列作品搁置，把自《庞跑婆婆》开始到“石门系列”之前看作是尤凤伟写作的转向阶段。而对于这一转向产生的原因，包括文学史背景、尤凤伟个人文学观念的变化，以及写作转向带来的文学、审美价值进行探究是进一步解读尤凤伟“民间”建构的基础和前提。
20世纪70年代末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始，“思想解放”和“新启蒙”随即成为80年代的核心语汇，“五四”新文学传统则被追认为需要重新确认的中心，那么相对而言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控制也逐渐松动。在这种背景之下，知识分子重新出现在“广场”之上，力图通过揭露苦痛、反思创伤来重新建立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所处的前沿位置以及“狂欢”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人文风气浓郁、文艺家和人文知識分子引领潮流的时期”①，80年代拥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一种开放的胸襟，既面对本土，也面对西方，还有就是很明确的社会关怀与问题意识”②，“80年代实际上是一个知识分子占据主流地位的时代”③。但是，不能否认的是，80年代初的“解冻”并非全然是一种彻底的反叛和断裂，思维逻辑、情感表达方式仍然带有“文革”时期意识形态印记，只不过可能以一种隐形力量发挥作用，正如伤痕、反思文学就是以一种集体、“共名”意识代替了另一种集体、“共名”，“是集体主义生活沿袭下来的这么一种艺术形态。所以当时提的问题不太个人化，都挺大的，考虑的都是有关民族的、国家命运的大事”④，因此新时期初期作品往往都是充满理想主义但思想相对浅薄的简单式“呐喊”，这种“呐喊”是浪漫激情的，但它的确又是幼稚的。这也是伤痕、反思小说“狂欢”后迅速沉寂的原因所在。而尤凤伟从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身处新时期的环境之下，适逢文学于“地上”重新蓬勃之际，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是以一种充满激情的“共名”姿态写作，指向问题与伤痕，虽然充满着对现实进行干涉的社会责任意识，但作品质量相对不高，《人之歌》《告密者》《李更生嫁女》等都是如是作品。
此外，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碰撞，大量的西方文艺理论进入中国，甚至引起“全盘西化”的争论，由此知识分子对与世界文学接轨的渴望也日益强烈，而那种集体呐喊式的伤痕、反思文学显然承担不起这样的重任。于是在这种环境激烈变化的时代，现代知识分子向内（传统）、向外（西方）各自寻求着自己的出路。1984年《上海文学》在杭州组织文学聚会，会上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以及会后理论文章的发表和引发的讨论是对文学浅薄、类型化现象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学未来发展方向“向内转”的可能性展望，“李陀、阿城、郑万隆、李杭育、李庆西等人在那次会上都疾呼关注中国文化传统”⑤，随后韩少功在1984年4月期的《作家》杂志上发表了引发寻根文学热潮的标识性文章《文学的根》，核心观点在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⑥，但韩少功并没有以此决然否定西方文化，而认为“只有找到异己的参照系，吸收和消化异己的因素，才能认清和充实自己”，即在较为折中的立场上强调了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学得以继续发展的根基，而西方文化可以借鉴、“吸收”。由此，众多作家将目光投向了民族和民间，力图通过民族之根和民间文化形态向文学复兴输入新鲜血液，“‘回到民间’，正是在启蒙话语受挫，并同时受到市场语境的挤压之时，对当代文学精神价值的一种重新寻找和定位，这样一种定位包含了当代知识分子深切的忧思、智慧与责任感。”⑦而民风民俗小说和寻根小说的勃发即是如是努力的结果。当然，需要注意的是，民间审美文化形态的复兴并非是从新时期开始，而在“文革”期间就已经焕发其生命力。在此时，即使民间在主流文化中只能再次转向“隐匿”，但是“民间文化处于毁灭境地后并未绝迹，反之，它以更深入更广泛的地下活动而获得了生命”，包括“旧小说的手抄本”、“地下诗歌”等。⑧这意味着民间的生命力和精神内核在重压下反而真正复苏，这也成为新时期民风民俗和寻根热潮的前奏。 而尤凤伟此时的创作也呈现出了对于民间文化空间的倾心和关注。事实上，除了回归民族传统文化、回归民间的整体文学写作氛围的影响之外，也是尤凤伟写作的自觉性、必然性选择。尤凤伟从小在农村长大，对于农村的风土人情以及文化脉络都有着认同和关注——“我的家乡给我的感觉是一个文化气息非常浓厚的地方。很多人都会写点书法，我父亲书法很好，我大爷也有绘画功底。从民风来说，乡民非常良善，讲道理，这样的民风到现在也是没有泯灭的。所以对我的影响就是万事得讲个道理，性格也有了那种有什么说什么、心直口快的特点，这与地理环境实际上是有关系的。”可以说，乡村民间已经给予了尤凤伟精神和性格上的滋养，而在新时期最初几年情感、理想粗浅宣泄的浮躁文学氛围逐渐退潮之后，尤凤伟走向更具审美意义、更具精神内涵的民间文化空间也就成为必然。在一次与何向阳的对谈中，尤凤伟也直接指出自己的很多历史题材的作品都是“来自民间”——“很多作家的功夫是下在资料上，这也是写历史题材小说的一种方法。而我则很少借助资料。我在民间的说法上加以虚构诠释。毕竟作家不是史家。”⑨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以寻找民族文化传统从而为新时期文学寻找出路的寻根文学热潮之下，在尤凤伟自身对民间文化形态的自觉认同中，尤凤伟以一种包容、尊重的态度，剔除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逃离启蒙、批判、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立场，从容地进入民间。随后，对于民间文化空间的书写几乎贯穿于尤凤伟的小说创作之中，形成了“石门”、“抗日”、“土改”等一系列展开于民间之中的小说，而至新世纪则发生民间书写的位移，关注城市化、农民工进城等现象，重新建构起既不属于城市又不属于农村的夹缝中的生存空间，丰富拓展了民间的内涵，由此形成全新的写作路径——《雪》《杀死沙包》《冬日》《替妹妹柳枝报仇》《为兄弟国瑞善后》《鸭舌帽》《泥鳅》等作品。
尤凤伟在80年代中期写作转变的意义在于，能够摆脱新时期普遍的浮躁风气和浮夸文风。民间所包含的本土文化资源丰富而庞杂，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道德、民间习俗、民间信仰、民谚等都是可以汲取的丰富艺术资源，这为作家提供了新的书写方式以及审美源泉，那么这种初期写作转向的意义往往多从审美角度切入进行关照，而涵括民间文化、民间立场、民间意识在内的整体民间观则是在之后的写作中逐渐形成的，所以对尤凤伟民间小说建构进行整体分析才能深入到作家与民间本土文化之间的精神勾连，才能探讨它是如何影响作家的精神构成和審美表现的，那么对于挖掘文学在本土文化影响下生发的规律以及文学史建构都具有一定意义。
注 释
①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5月，第7页。
②《陈平原访谈录》，转自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5月，第136页。
③杨庆祥：《“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226页。
④《阿城访谈录》，转自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5月，第31页。
⑤韩少功：《文学寻根与文化苏醒》，《文汇报》，2013年8月15日。
⑥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⑦张清华：《民间理念的流变与当代文学中的三种民间美学形态》，《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
⑧陈思和：《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
⑨尤凤伟、何向阳：《文学与人的境遇》，《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
（作者介绍：李涵，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5级在读研究生）
关键词：尤凤伟 民间化写作 转向
通观尤凤伟早期的小说创作，在1984年发表于《胶东文学》的《庞跑婆婆》应当引起足够重视。这篇小说区别于尤凤伟以往的作品，呈现出新的写作迹象。《庞跑婆婆》并没有牵涉当时伤痕、反思小说着力关注和表现的较为宏大的历史主题，而仅仅叙写了一个“西莱子”讨饭女人在村庄安身立命的故事。小说的展开空间是小村子，出场的人物是地地道道的民间百姓，且小说以庞跑婆婆为中心书写的是乡村民间的家长里短，几乎未曾涉及重大历史背景，土地私有、公有的变迁也仅仅着微量笔墨，以作为小说的叙事时间。而最为出彩之处应当是庞跑婆婆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刻写人物的成功与否就在于人物性格展现的到位与否。庞跑婆婆凭借着在乡间调停的本领成为了小村子里的名人，她那种乐于助人的热心肠赢得了村里人的尊敬，然而在春播忙碌的关节，庞跑婆婆将一家的鸡扔进另外一家的菜地以引起事端，为的是获得存在感，这又体现出一个乡村民间妇女所固有的局限性，让人哭笑不得，从而把庞跑婆婆可爱又可恨的性格揭示出来。与此同时，小说中的“照面不打腔”、“天天不拉”等带有幽默感的方言和“扎小人”等民间风俗也让小说充满了民间意味。总之，《庞跑婆婆》这篇小说其典型特质就在于尤凤伟置身于现实民间之中，而杜绝观念先行或承载过多揭露、控诉的主题，从而表现了一个原生态的民间文化空间、一个真实且充满血肉的民间女性。这与之前的《好种三年》《登台》《宴会正在举行》等作品的写作形态已然完全不同。随后，《远山》《山地》《又是清明》《秋的旅程》《诺言》《乌鸦》《沉默的格》等作品都承继了以上特质，而随之而来的是尤凤伟小说写作脉络中带有异质性的存在——“石门系列”。可以说，“石门系列”中的民间审美形态得到了极致的展演，那么在此先暂且将这一系列作品搁置，把自《庞跑婆婆》开始到“石门系列”之前看作是尤凤伟写作的转向阶段。而对于这一转向产生的原因，包括文学史背景、尤凤伟个人文学观念的变化，以及写作转向带来的文学、审美价值进行探究是进一步解读尤凤伟“民间”建构的基础和前提。
20世纪70年代末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始，“思想解放”和“新启蒙”随即成为80年代的核心语汇，“五四”新文学传统则被追认为需要重新确认的中心，那么相对而言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控制也逐渐松动。在这种背景之下，知识分子重新出现在“广场”之上，力图通过揭露苦痛、反思创伤来重新建立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所处的前沿位置以及“狂欢”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人文风气浓郁、文艺家和人文知識分子引领潮流的时期”①，80年代拥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一种开放的胸襟，既面对本土，也面对西方，还有就是很明确的社会关怀与问题意识”②，“80年代实际上是一个知识分子占据主流地位的时代”③。但是，不能否认的是，80年代初的“解冻”并非全然是一种彻底的反叛和断裂，思维逻辑、情感表达方式仍然带有“文革”时期意识形态印记，只不过可能以一种隐形力量发挥作用，正如伤痕、反思文学就是以一种集体、“共名”意识代替了另一种集体、“共名”，“是集体主义生活沿袭下来的这么一种艺术形态。所以当时提的问题不太个人化，都挺大的，考虑的都是有关民族的、国家命运的大事”④，因此新时期初期作品往往都是充满理想主义但思想相对浅薄的简单式“呐喊”，这种“呐喊”是浪漫激情的，但它的确又是幼稚的。这也是伤痕、反思小说“狂欢”后迅速沉寂的原因所在。而尤凤伟从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身处新时期的环境之下，适逢文学于“地上”重新蓬勃之际，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是以一种充满激情的“共名”姿态写作，指向问题与伤痕，虽然充满着对现实进行干涉的社会责任意识，但作品质量相对不高，《人之歌》《告密者》《李更生嫁女》等都是如是作品。
此外，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碰撞，大量的西方文艺理论进入中国，甚至引起“全盘西化”的争论，由此知识分子对与世界文学接轨的渴望也日益强烈，而那种集体呐喊式的伤痕、反思文学显然承担不起这样的重任。于是在这种环境激烈变化的时代，现代知识分子向内（传统）、向外（西方）各自寻求着自己的出路。1984年《上海文学》在杭州组织文学聚会，会上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以及会后理论文章的发表和引发的讨论是对文学浅薄、类型化现象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学未来发展方向“向内转”的可能性展望，“李陀、阿城、郑万隆、李杭育、李庆西等人在那次会上都疾呼关注中国文化传统”⑤，随后韩少功在1984年4月期的《作家》杂志上发表了引发寻根文学热潮的标识性文章《文学的根》，核心观点在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⑥，但韩少功并没有以此决然否定西方文化，而认为“只有找到异己的参照系，吸收和消化异己的因素，才能认清和充实自己”，即在较为折中的立场上强调了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学得以继续发展的根基，而西方文化可以借鉴、“吸收”。由此，众多作家将目光投向了民族和民间，力图通过民族之根和民间文化形态向文学复兴输入新鲜血液，“‘回到民间’，正是在启蒙话语受挫，并同时受到市场语境的挤压之时，对当代文学精神价值的一种重新寻找和定位，这样一种定位包含了当代知识分子深切的忧思、智慧与责任感。”⑦而民风民俗小说和寻根小说的勃发即是如是努力的结果。当然，需要注意的是，民间审美文化形态的复兴并非是从新时期开始，而在“文革”期间就已经焕发其生命力。在此时，即使民间在主流文化中只能再次转向“隐匿”，但是“民间文化处于毁灭境地后并未绝迹，反之，它以更深入更广泛的地下活动而获得了生命”，包括“旧小说的手抄本”、“地下诗歌”等。⑧这意味着民间的生命力和精神内核在重压下反而真正复苏，这也成为新时期民风民俗和寻根热潮的前奏。 而尤凤伟此时的创作也呈现出了对于民间文化空间的倾心和关注。事实上，除了回归民族传统文化、回归民间的整体文学写作氛围的影响之外，也是尤凤伟写作的自觉性、必然性选择。尤凤伟从小在农村长大，对于农村的风土人情以及文化脉络都有着认同和关注——“我的家乡给我的感觉是一个文化气息非常浓厚的地方。很多人都会写点书法，我父亲书法很好，我大爷也有绘画功底。从民风来说，乡民非常良善，讲道理，这样的民风到现在也是没有泯灭的。所以对我的影响就是万事得讲个道理，性格也有了那种有什么说什么、心直口快的特点，这与地理环境实际上是有关系的。”可以说，乡村民间已经给予了尤凤伟精神和性格上的滋养，而在新时期最初几年情感、理想粗浅宣泄的浮躁文学氛围逐渐退潮之后，尤凤伟走向更具审美意义、更具精神内涵的民间文化空间也就成为必然。在一次与何向阳的对谈中，尤凤伟也直接指出自己的很多历史题材的作品都是“来自民间”——“很多作家的功夫是下在资料上，这也是写历史题材小说的一种方法。而我则很少借助资料。我在民间的说法上加以虚构诠释。毕竟作家不是史家。”⑨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以寻找民族文化传统从而为新时期文学寻找出路的寻根文学热潮之下，在尤凤伟自身对民间文化形态的自觉认同中，尤凤伟以一种包容、尊重的态度，剔除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逃离启蒙、批判、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立场，从容地进入民间。随后，对于民间文化空间的书写几乎贯穿于尤凤伟的小说创作之中，形成了“石门”、“抗日”、“土改”等一系列展开于民间之中的小说，而至新世纪则发生民间书写的位移，关注城市化、农民工进城等现象，重新建构起既不属于城市又不属于农村的夹缝中的生存空间，丰富拓展了民间的内涵，由此形成全新的写作路径——《雪》《杀死沙包》《冬日》《替妹妹柳枝报仇》《为兄弟国瑞善后》《鸭舌帽》《泥鳅》等作品。
尤凤伟在80年代中期写作转变的意义在于，能够摆脱新时期普遍的浮躁风气和浮夸文风。民间所包含的本土文化资源丰富而庞杂，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道德、民间习俗、民间信仰、民谚等都是可以汲取的丰富艺术资源，这为作家提供了新的书写方式以及审美源泉，那么这种初期写作转向的意义往往多从审美角度切入进行关照，而涵括民间文化、民间立场、民间意识在内的整体民间观则是在之后的写作中逐渐形成的，所以对尤凤伟民间小说建构进行整体分析才能深入到作家与民间本土文化之间的精神勾连，才能探讨它是如何影响作家的精神构成和審美表现的，那么对于挖掘文学在本土文化影响下生发的规律以及文学史建构都具有一定意义。
注 释
①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5月，第7页。
②《陈平原访谈录》，转自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5月，第136页。
③杨庆祥：《“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226页。
④《阿城访谈录》，转自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5月，第31页。
⑤韩少功：《文学寻根与文化苏醒》，《文汇报》，2013年8月15日。
⑥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⑦张清华：《民间理念的流变与当代文学中的三种民间美学形态》，《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
⑧陈思和：《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
⑨尤凤伟、何向阳：《文学与人的境遇》，《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
（作者介绍：李涵，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5级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