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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会长黄家定曾说过的几句话让人印象深刻:“除了中国之外,马来西亚华人(以下简称“马华”)是最像华人的华人……马国华人与其他国家华人的不同之处是,他们保持了中国之外最完整的华人传统文化。”确实如他所言,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当中,马来西亚(1957年独立后为“马来亚联合邦”,在此之前一直称为“马来亚”,直至1963年沙巴与沙劳越加入,正式改名为“马来西亚联邦”,常简称为“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是发展得最好的,而其重要原因可以归功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成功的本土化转型,即以前华文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传承中华文化,使华人子女以后可以“落叶归根”,而转型后的华文教育则融入了马来西亚的本地特色,变得更加多元、丰富,并以促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为主要任务。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本土化转型是成功的,但是其过程却是整个东南亚最漫长曲折、最艰辛的。因此,本文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本土化转型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寻找其转型成功的原因。
一、有效的转型
20世纪20年代到二战结束的20年时间,可以认为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本土化转型的前期准备。在这20年里,殖民地政府采取种种措施试图实现华文教育的专业化与本土化,尽力从文化上割断它与中国的联系,但是另一方面也受到华人社会的反抗,因此可以说这20年只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本土化转型的前期准备或尝试。
具体来说,直到二战以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才开始了有成效的本土化转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本土化转型充满了艰辛,它是在马华与当地政府不断的斗争与妥协中完成的。所以要了解本区华文教育的本土化转型,就必须对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与当地政府(包括殖民地政府和独立后的马来西亚政府)的斗争过程有个了解。
1.二战后至独立前殖民地政府的措施
二战后,由于英国殖民地政府缺乏魄力,马来西亚政府走的是一条民族色彩浓厚的教育政策路子,无法正视及公平对待华文教育,使得本区华文教育的本土化转型道路十分崎岖、漫长。二战后至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的十余年间,殖民地政府对华文教育采取的政策实际上是一方面让其自生自灭,不给任何经济上的援助,另一方面以“英文化”和“马来文化”的方式来落实所谓的本土化。
1950年一个由5名欧籍人士与9名马来人组成的马来文教育委员会成立,以调查马来学校的教育设备是否齐全。这个委员会拟定了一份报告书,即《巴恩报告书》,并呈交给联邦立法议会。该报告书实际上视华文教育为仇敌,它认为只有英语、马来语(又称“巫语”)可以培养效忠本国的好公民,而忽略了做好华文教育的本土化转型。与此同时,英国驻马最高专员亨利·葛尼爵士也在1951年内委任另一个专门调查马来亚华文教育的委员会。来自中国的美国教育工作者威廉芬博士与联合国官员吴德耀博士受邀进行研究,以便“把目前的各语文学校制度和将来采纳不分种族,以英文与巫文(马来文)为教学媒介,另一种语文为选修科目的学校制度之间的差距缩小,同时为出版适合目前使用,有别于中国背景,但具有独特的马来亚风格与内容的课本之准备工作,提供意见”。这就是与《巴恩报告书》立场完全对立的《芬吴报告书》,它支持马来亚的华文教育制度,并强调它和促进马来亚国民觉醒是完全一致的。《芬吴报告书》也进一步指出马来亚华文教育制度存在的弱点,诸如缺乏合格教师、设备不足及许多学校董事对教育的原则没有深入理解等,亦促请政府大幅度提高对华校的津贴。然而,1951年殖民地政府最终完全接纳了《巴恩报告书》,只是象征性地接纳《芬吴报告书》的小部分意见。接着又通过1952年的教育法令,规定华文与淡米尔文学校不被接纳为学校教育制度的一环,这激起了华人社会的强烈反弹,马华与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代表华人社会向当局提呈“马来亚联合邦华文教育备忘录”,以表达不满。而政府于1954年提出的教育白皮书,又再度激起华人社会的不满及抗议。
2.独立后的马来亚联邦的教育政策
巫、华、印联盟在1955年赢得大选后,并未兑现对人民的诺言,即承认华文母语教育,而是于当年9月委托教育部长拉萨为主席的“教育政策调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当时马来亚联合邦的教育政策,建议必要时会改革或修正,以确立一个能为全联合邦的人民所接受的全国性教育制度。1956年,联盟政府发表《拉萨报告书》,肯定了华文小学是国家教育制度中的一环,但是华文中学的地位仍然含糊不清,这就为以后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1957年马来西亚宣布独立,当局在头几年显示了开明宽松的政策,但是不久国会通过的《1961年教育法令》违背了多元主义的民族平等原则,把原本是“共同课程,多种媒介”的教育政策,改成了“发展以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教育体系”的政策。后来又宣布仅援助接受改制的“国民型”的学校,使得41所华文中学有一半以上的学校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改制为以英文为教学媒介的“国民型”学校,其余的华文中学拒绝接受改制,从1962年开始一直以“独立”中学(以下简称“独中”)自居至今。这些独中采用与“国民型”学校相似的课程,唯一不同的就是继续保留华文为教学媒介语。英文和马来文在独中也是必修课。然而由于被排挤在国家教育主流之外,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独中在经济上面临难题,学生来源也成问题,甚至有些濒于关闭。到了70年代,在各界热心华教人士的努力下,独中才逐渐发展、壮大。
3.转型的外在表现——课本的变化
由上可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是在当地华人社团与政府的不断斗争中实现转型的,这其中不得不提及华文中学课本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华文中学的课本具有非常明显的中国化色彩,历史与地理课教授的都是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华文课则讲的都是中国古文或是民国初年中国作家的散文。这样的课程设置,的确很难培养出具有马来西亚国民意识的国民。
到了20世纪60年代,情形似乎有所改变。1963年3月政府颁布了《国民型中学试用华文课程纲要》(以下简称“课程纲要”),提出中学华文课本的共同目标是“培养热爱本邦、效忠本邦”的学生。查阅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大马流通的6套华文课本所选录的文章,不难发现,这时的课本仍是十分“中国化”的,对于达到培养学生“热爱本邦、效忠本邦之精神”的目标,似乎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时期的6套课本在选录中国作家及作品之余,也选录了一些本地作家的文章,尽管比例非常少,但是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较,已经算是一种进步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马来西亚政府颁布了新的课程纲要,并且根据这个课程纲要,对课文的选择有了严格的新规定。新课程纲要指出华文课本最主要的目标:一是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尊重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以达致全民团结的目标;二是加强学生听、说、读、写的语文训练,使学生能应用正确的华文表情达意、叙事说理,以应付日常生活及日后工作上的需要。参考此时期的新课本,属于本地文化及意识的课文占了三分之一,属于本地作家的有三分之一,剩下的则属于一些语文的知识和华人的一些伦理道德。可以说到80年代中期以后,华文教育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已经完全脱离关系,最终完成了其本土化转型。
二、转型成功的原因
1.内在的动力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本土化转型中什么才是它的内因呢?纵观马来西亚华教发展的历史,华人社团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二战后本土化转型的过程中,所谓的内在动力或内因也主要是指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努力与贡献。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本土化转型是成功的,但是其过程却是整个东南亚最漫长曲折、最艰辛的。因此,本文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本土化转型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寻找其转型成功的原因。
一、有效的转型
20世纪20年代到二战结束的20年时间,可以认为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本土化转型的前期准备。在这20年里,殖民地政府采取种种措施试图实现华文教育的专业化与本土化,尽力从文化上割断它与中国的联系,但是另一方面也受到华人社会的反抗,因此可以说这20年只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本土化转型的前期准备或尝试。
具体来说,直到二战以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才开始了有成效的本土化转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本土化转型充满了艰辛,它是在马华与当地政府不断的斗争与妥协中完成的。所以要了解本区华文教育的本土化转型,就必须对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与当地政府(包括殖民地政府和独立后的马来西亚政府)的斗争过程有个了解。
1.二战后至独立前殖民地政府的措施
二战后,由于英国殖民地政府缺乏魄力,马来西亚政府走的是一条民族色彩浓厚的教育政策路子,无法正视及公平对待华文教育,使得本区华文教育的本土化转型道路十分崎岖、漫长。二战后至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的十余年间,殖民地政府对华文教育采取的政策实际上是一方面让其自生自灭,不给任何经济上的援助,另一方面以“英文化”和“马来文化”的方式来落实所谓的本土化。
1950年一个由5名欧籍人士与9名马来人组成的马来文教育委员会成立,以调查马来学校的教育设备是否齐全。这个委员会拟定了一份报告书,即《巴恩报告书》,并呈交给联邦立法议会。该报告书实际上视华文教育为仇敌,它认为只有英语、马来语(又称“巫语”)可以培养效忠本国的好公民,而忽略了做好华文教育的本土化转型。与此同时,英国驻马最高专员亨利·葛尼爵士也在1951年内委任另一个专门调查马来亚华文教育的委员会。来自中国的美国教育工作者威廉芬博士与联合国官员吴德耀博士受邀进行研究,以便“把目前的各语文学校制度和将来采纳不分种族,以英文与巫文(马来文)为教学媒介,另一种语文为选修科目的学校制度之间的差距缩小,同时为出版适合目前使用,有别于中国背景,但具有独特的马来亚风格与内容的课本之准备工作,提供意见”。这就是与《巴恩报告书》立场完全对立的《芬吴报告书》,它支持马来亚的华文教育制度,并强调它和促进马来亚国民觉醒是完全一致的。《芬吴报告书》也进一步指出马来亚华文教育制度存在的弱点,诸如缺乏合格教师、设备不足及许多学校董事对教育的原则没有深入理解等,亦促请政府大幅度提高对华校的津贴。然而,1951年殖民地政府最终完全接纳了《巴恩报告书》,只是象征性地接纳《芬吴报告书》的小部分意见。接着又通过1952年的教育法令,规定华文与淡米尔文学校不被接纳为学校教育制度的一环,这激起了华人社会的强烈反弹,马华与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代表华人社会向当局提呈“马来亚联合邦华文教育备忘录”,以表达不满。而政府于1954年提出的教育白皮书,又再度激起华人社会的不满及抗议。
2.独立后的马来亚联邦的教育政策
巫、华、印联盟在1955年赢得大选后,并未兑现对人民的诺言,即承认华文母语教育,而是于当年9月委托教育部长拉萨为主席的“教育政策调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当时马来亚联合邦的教育政策,建议必要时会改革或修正,以确立一个能为全联合邦的人民所接受的全国性教育制度。1956年,联盟政府发表《拉萨报告书》,肯定了华文小学是国家教育制度中的一环,但是华文中学的地位仍然含糊不清,这就为以后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1957年马来西亚宣布独立,当局在头几年显示了开明宽松的政策,但是不久国会通过的《1961年教育法令》违背了多元主义的民族平等原则,把原本是“共同课程,多种媒介”的教育政策,改成了“发展以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教育体系”的政策。后来又宣布仅援助接受改制的“国民型”的学校,使得41所华文中学有一半以上的学校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改制为以英文为教学媒介的“国民型”学校,其余的华文中学拒绝接受改制,从1962年开始一直以“独立”中学(以下简称“独中”)自居至今。这些独中采用与“国民型”学校相似的课程,唯一不同的就是继续保留华文为教学媒介语。英文和马来文在独中也是必修课。然而由于被排挤在国家教育主流之外,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独中在经济上面临难题,学生来源也成问题,甚至有些濒于关闭。到了70年代,在各界热心华教人士的努力下,独中才逐渐发展、壮大。
3.转型的外在表现——课本的变化
由上可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是在当地华人社团与政府的不断斗争中实现转型的,这其中不得不提及华文中学课本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华文中学的课本具有非常明显的中国化色彩,历史与地理课教授的都是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华文课则讲的都是中国古文或是民国初年中国作家的散文。这样的课程设置,的确很难培养出具有马来西亚国民意识的国民。
到了20世纪60年代,情形似乎有所改变。1963年3月政府颁布了《国民型中学试用华文课程纲要》(以下简称“课程纲要”),提出中学华文课本的共同目标是“培养热爱本邦、效忠本邦”的学生。查阅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大马流通的6套华文课本所选录的文章,不难发现,这时的课本仍是十分“中国化”的,对于达到培养学生“热爱本邦、效忠本邦之精神”的目标,似乎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时期的6套课本在选录中国作家及作品之余,也选录了一些本地作家的文章,尽管比例非常少,但是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较,已经算是一种进步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马来西亚政府颁布了新的课程纲要,并且根据这个课程纲要,对课文的选择有了严格的新规定。新课程纲要指出华文课本最主要的目标:一是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尊重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以达致全民团结的目标;二是加强学生听、说、读、写的语文训练,使学生能应用正确的华文表情达意、叙事说理,以应付日常生活及日后工作上的需要。参考此时期的新课本,属于本地文化及意识的课文占了三分之一,属于本地作家的有三分之一,剩下的则属于一些语文的知识和华人的一些伦理道德。可以说到80年代中期以后,华文教育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已经完全脱离关系,最终完成了其本土化转型。
二、转型成功的原因
1.内在的动力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本土化转型中什么才是它的内因呢?纵观马来西亚华教发展的历史,华人社团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二战后本土化转型的过程中,所谓的内在动力或内因也主要是指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努力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