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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家高晓声曾说过“什么叫文化，吃东西也是文化。”饮食本来为身体所需，但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我们却可以看到一种文化精神的渗透。饮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不仅围绕着“饮食”的制作方法繁盛，而且因“饮食”而引发的文化内容博杂。汪曾祺常以平常的吃食作为小说和散文的写作对象，借以表达独特的生活态度和人生哲学。其作品中有明显的地域性，笔下的吃食也是带有地方特色，如西南联大的汽锅鸡，下放张家口时的黄油饼子以及极具京味的兔头都带有作者的创作意图，本文以《安乐居》为例，解读汪曾祺笔下饮食文化的独特内涵。
关键词：饮食文化；礼；欲；义
一、食与礼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名，而“礼”字最早便是由作为食文化重要内容的祭祀活动中来的。《礼记·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早在周朝，君臣之别就在饮食规格上体现出来了：只有天子才配享有九鼎。由此可见，礼不仅有“彬彬”之意，更意味着尊卑之别、意味着人际关系上一系列的“禁忌”。而文中安乐居里众人饮食也是带有一定章法的，甚至在长年累月中形成某种仪式性的饮食文化。比如吃兔头的章法，“先掰哪儿，后掰哪儿，最后磕开脑绷骨，把兔脑掏出来吃掉。没有抓起来乱啃的，吃得非常干净，连一丝肉都不剩”。再说酒客进门，都有准时候，几点来，喝什么酒，怎么喝，有各自的章法。第一个进门的老吕有靠窗东头的专座，自己带酒，酒杯也自备，喝慢酒，三两酒从十点半一直喝到十二点差一刻；稍晚的老聂坐老吕对面，脾气急，喝酒快，每次喝一两半，多一口也不喝；画家二两酒，一扬脖子，一口气，下去了；上海老头一两酒且自备酒食。虽说各人有各人的章法，却又都守着礼节，也喝得很斯文。
再有一种礼便是交往之礼，这礼并不是“食”过程中的种种愚昧的不文明的丑风恶俗，而是用铝饭盒装来腌香椿与酒友分食尝鲜之礼，是画家总要过去跟老街坊说话的添酒之礼，是白薯大爷撕一块鸡脯给酒友们的谦让之礼，这大概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尚虚华。除此之外，北京人讲章法，讲体面，无论是裱字画的、扛大包的还是卖白薯的都穿着利落、精神、举止得体，这也是传统儒家“礼”文化的体现。
二、食与欲
中国人重吃，但在许多场合下，是更注重饮食之礼的。宁可吃不痛快，也决不留人以无礼的话柄。久而久之，旺盛的食欲与严格的礼儀，构成了饮食文化的内在矛盾。在《安乐居》里，几位酒客，论社会地位还是生活条件都属于下层，喝的是一毛三分一两的最低层次的酒，下酒菜里兔头算是理想之物，他们无所营求，怡然自得，精神上的极大满足淡化了欲望。道家讲求“自得其乐”，几位酒客也是随心所欲不逾矩。正如文中所言：“他们有时也喝二锅头，但对二锅头颇有意见，觉得还不如一毛三的。一毛三他们喝服了，觉得喝起来顺。他们有人甚至觉得大曲的味道不能容忍”。喝什么样的酒不贪求，喝多少也是很有节制的，老吕三两，画家二两，老聂一两半，多一口也不喝。因此安乐居里很少有人喝过量的。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中荀子思想就强调对欲望有所节制，他将“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乎饮食”的人讥为“恶少者”。而汪曾祺笔下三个带有现代文明气息的青年就成了“嗜乎饮食的恶少”，于此表达出作者对传统儒家文化中“中庸”思想的的认可和对当下消费饮食文化的不满。
三、食与义
北京人重义。文中“义”至少有三种解释。一是正义或者说是义气，带有些许江湖气息，却是北京人重义热心的体现。瘸子虽然贪酒重欲但却讲义气，爱管闲事，颇有侠义之气。二是信义，正如文中酒客扛大包的老王所说的：“为人在世，讲信用”，所以即使家穷，但揭不开锅的时候少！有了余钱就赶紧还了赊账，所谓“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凭的就是信义。三是情义，即有情有义，上文中所说的分食之礼，添酒之礼皆是是情义，而老王带着五星牌二锅头和裱字画的佟秀轩提着一瓶汾酒一起到白薯大爷家喝酒，带的是情义，吃的也是情义。在饮食中贯穿“义”的思想是作者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回应和认同。
汪曾祺在饮食文化描写中将儒家文化的色彩涂染得最为浓重。儒家文化精神包括人性本善的道德动源，以“仁”、“礼”“义”等作为中心思想，这些思想影响着北京人自然平和、知足安乐的生活态度。但文中也不乏有道家的宁静与淡泊，准确地说，汪曾祺文化上是“儒”，审美上是“道”，“道”始终与“儒”互为补充。
如果说汪曾祺写《安乐居》只为了这食与礼、欲和义的关系，恐怕其意旨不仅于此，文中出现了三个不同寻常的酒客：留着长头发、小胡子，穿着大花衬衫、苹果牌牛仔裤、尖头高跟大盖鞋，带着变色眼镜，这是三人的外貌描写，与安乐居可谓是格格不入，更是不符穿着礼仪。他们以“他者”的身份出现在安乐居，代表的是具有现代文明气息的新新人类。
除了衣着无礼外，三人的吃食也是不加节制，“这三位要了十个兔头、三个猪蹄、一只鸭、三盘包子，自己带来八瓶青岛啤酒，一边抽着‘万宝乐’，一边吃喝起来”。很明显这与安乐居的常客们不同，他们仨重口腹之欲，这与之后作者写的老王和佟秀轩以及白薯大爷形成鲜明的对比。文中对不仅对佟秀轩和白薯大爷的衣着做了详细的介绍，而且还着重指出白薯大爷的精神劲儿，能让人相信他烤出来的白薯必定是栗子味的，这一略显夸张的说法是意有所比。故而作者将三人的出场安排在佟秀轩等人之前是刻意为之。酒客去白薯大爷家吃手擀的荞麦面也与三个小伙子的贪食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正是作者想着力表达的，这些沐浴着现代文明的青年人外表光鲜亮丽，内心浮躁，缺少了老一辈的礼和义，精神贫瘠使他们更加贪食口腹之欲。文中最后一句话锋一转，安乐居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贸易中心，这也预示着现代文明取代传统文化，道出作者的写作意图，通过食来体现传统文化中的礼、义与欲的文化内涵，而用这些文化的逐渐消失来表达作者对现代文明的深深地担忧。
汪曾祺在文中写的不只是一时一地的食物，而是一种抹不去的担忧。文学以饮食寄情，使得吃这一日常行为背后蕴含更多的文化内涵。饮食文化在丰富文学表现内容的同时，其本身也在文学的阐释中承载了更多的内涵，借助文学得以传承和深化。汪曾祺在文中，借饮食的回忆抒发自己的怀旧情结以及对当下文明的担忧，这些都让他笔下的饮食脱离了口腹之欲的浅薄，具有更深的文化意蕴。
参考文献
[1]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四卷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64.
[2] 汪曾祺.五味：汪曾祺谈吃散文 32 篇[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15-99.
[3] 邢孔辉.当代小说中的“吃” [J].琼州大学学报，2006（6）
[4] 樊星.当代小说中的饮食文化 [J].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2006（3）
作者简介
卢瑶（1993—），女，山东省潍坊市，曲阜师范大学，2016级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关键词：饮食文化；礼；欲；义
一、食与礼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名，而“礼”字最早便是由作为食文化重要内容的祭祀活动中来的。《礼记·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早在周朝，君臣之别就在饮食规格上体现出来了：只有天子才配享有九鼎。由此可见，礼不仅有“彬彬”之意，更意味着尊卑之别、意味着人际关系上一系列的“禁忌”。而文中安乐居里众人饮食也是带有一定章法的，甚至在长年累月中形成某种仪式性的饮食文化。比如吃兔头的章法，“先掰哪儿，后掰哪儿，最后磕开脑绷骨，把兔脑掏出来吃掉。没有抓起来乱啃的，吃得非常干净，连一丝肉都不剩”。再说酒客进门，都有准时候，几点来，喝什么酒，怎么喝，有各自的章法。第一个进门的老吕有靠窗东头的专座，自己带酒，酒杯也自备，喝慢酒，三两酒从十点半一直喝到十二点差一刻；稍晚的老聂坐老吕对面，脾气急，喝酒快，每次喝一两半，多一口也不喝；画家二两酒，一扬脖子，一口气，下去了；上海老头一两酒且自备酒食。虽说各人有各人的章法，却又都守着礼节，也喝得很斯文。
再有一种礼便是交往之礼，这礼并不是“食”过程中的种种愚昧的不文明的丑风恶俗，而是用铝饭盒装来腌香椿与酒友分食尝鲜之礼，是画家总要过去跟老街坊说话的添酒之礼，是白薯大爷撕一块鸡脯给酒友们的谦让之礼，这大概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尚虚华。除此之外，北京人讲章法，讲体面，无论是裱字画的、扛大包的还是卖白薯的都穿着利落、精神、举止得体，这也是传统儒家“礼”文化的体现。
二、食与欲
中国人重吃，但在许多场合下，是更注重饮食之礼的。宁可吃不痛快，也决不留人以无礼的话柄。久而久之，旺盛的食欲与严格的礼儀，构成了饮食文化的内在矛盾。在《安乐居》里，几位酒客，论社会地位还是生活条件都属于下层，喝的是一毛三分一两的最低层次的酒，下酒菜里兔头算是理想之物，他们无所营求，怡然自得，精神上的极大满足淡化了欲望。道家讲求“自得其乐”，几位酒客也是随心所欲不逾矩。正如文中所言：“他们有时也喝二锅头，但对二锅头颇有意见，觉得还不如一毛三的。一毛三他们喝服了，觉得喝起来顺。他们有人甚至觉得大曲的味道不能容忍”。喝什么样的酒不贪求，喝多少也是很有节制的，老吕三两，画家二两，老聂一两半，多一口也不喝。因此安乐居里很少有人喝过量的。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中荀子思想就强调对欲望有所节制，他将“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乎饮食”的人讥为“恶少者”。而汪曾祺笔下三个带有现代文明气息的青年就成了“嗜乎饮食的恶少”，于此表达出作者对传统儒家文化中“中庸”思想的的认可和对当下消费饮食文化的不满。
三、食与义
北京人重义。文中“义”至少有三种解释。一是正义或者说是义气，带有些许江湖气息，却是北京人重义热心的体现。瘸子虽然贪酒重欲但却讲义气，爱管闲事，颇有侠义之气。二是信义，正如文中酒客扛大包的老王所说的：“为人在世，讲信用”，所以即使家穷，但揭不开锅的时候少！有了余钱就赶紧还了赊账，所谓“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凭的就是信义。三是情义，即有情有义，上文中所说的分食之礼，添酒之礼皆是是情义，而老王带着五星牌二锅头和裱字画的佟秀轩提着一瓶汾酒一起到白薯大爷家喝酒，带的是情义，吃的也是情义。在饮食中贯穿“义”的思想是作者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回应和认同。
汪曾祺在饮食文化描写中将儒家文化的色彩涂染得最为浓重。儒家文化精神包括人性本善的道德动源，以“仁”、“礼”“义”等作为中心思想，这些思想影响着北京人自然平和、知足安乐的生活态度。但文中也不乏有道家的宁静与淡泊，准确地说，汪曾祺文化上是“儒”，审美上是“道”，“道”始终与“儒”互为补充。
如果说汪曾祺写《安乐居》只为了这食与礼、欲和义的关系，恐怕其意旨不仅于此，文中出现了三个不同寻常的酒客：留着长头发、小胡子，穿着大花衬衫、苹果牌牛仔裤、尖头高跟大盖鞋，带着变色眼镜，这是三人的外貌描写，与安乐居可谓是格格不入，更是不符穿着礼仪。他们以“他者”的身份出现在安乐居，代表的是具有现代文明气息的新新人类。
除了衣着无礼外，三人的吃食也是不加节制，“这三位要了十个兔头、三个猪蹄、一只鸭、三盘包子，自己带来八瓶青岛啤酒，一边抽着‘万宝乐’，一边吃喝起来”。很明显这与安乐居的常客们不同，他们仨重口腹之欲，这与之后作者写的老王和佟秀轩以及白薯大爷形成鲜明的对比。文中对不仅对佟秀轩和白薯大爷的衣着做了详细的介绍，而且还着重指出白薯大爷的精神劲儿，能让人相信他烤出来的白薯必定是栗子味的，这一略显夸张的说法是意有所比。故而作者将三人的出场安排在佟秀轩等人之前是刻意为之。酒客去白薯大爷家吃手擀的荞麦面也与三个小伙子的贪食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正是作者想着力表达的，这些沐浴着现代文明的青年人外表光鲜亮丽，内心浮躁，缺少了老一辈的礼和义，精神贫瘠使他们更加贪食口腹之欲。文中最后一句话锋一转，安乐居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贸易中心，这也预示着现代文明取代传统文化，道出作者的写作意图，通过食来体现传统文化中的礼、义与欲的文化内涵，而用这些文化的逐渐消失来表达作者对现代文明的深深地担忧。
汪曾祺在文中写的不只是一时一地的食物，而是一种抹不去的担忧。文学以饮食寄情，使得吃这一日常行为背后蕴含更多的文化内涵。饮食文化在丰富文学表现内容的同时，其本身也在文学的阐释中承载了更多的内涵，借助文学得以传承和深化。汪曾祺在文中，借饮食的回忆抒发自己的怀旧情结以及对当下文明的担忧，这些都让他笔下的饮食脱离了口腹之欲的浅薄，具有更深的文化意蕴。
参考文献
[1]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四卷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64.
[2] 汪曾祺.五味：汪曾祺谈吃散文 32 篇[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15-99.
[3] 邢孔辉.当代小说中的“吃” [J].琼州大学学报，2006（6）
[4] 樊星.当代小说中的饮食文化 [J].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2006（3）
作者简介
卢瑶（1993—），女，山东省潍坊市，曲阜师范大学，2016级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