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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的《故事新编》将神人和圣人还原为俗人，把英雄、圣人置于一种尴尬境地，使整个文本体现了反讽和戏拟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作者在荒诞中消解了传统的英雄观和历史观，重塑了人性化的历史文本，构建了普通世俗人物与圣贤平等的话语权，完成了对现实的批判。作者在解构的同时又在建构，可以说是一部后现代语境中具有民族狂欢化色彩的创新型文本。
关键词：鲁迅 《故事新编》 解构 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鲁迅的《故事新编》在取材和写法上明显不同于《呐喊》和《彷徨》，存在着“杂糅”、荒诞、“戏仿”等特点，鲁迅称之为“油滑”。“油滑”手法在某种意义上，是鲁迅对语言审美规范的一次大胆探索，是一次最富冒险精神的语言实验，更是他对语言维度创新的无限拓展。鲁迅在“油滑”的感情基调中，肆无忌惮地挑战一切传统方式的道德理念及价值观，在消解旧有意义框架的同时，也在构筑一种崭新的新视角文本。
一 传统的“祛魅”——解构
“祛魅”（disenchantment）一词源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传统的“祛魅”是借指传统历史文学活动中那种统一的、官方权威性和神圣性的解体。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历史文本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带有欺诈性的文本，“我们只存在现时，没有历史，历史只是一堆文本、档案，记录的是一个确已不存在的事件或时代，留下来的只是一些纸、文件袋”，“我们只有些关于过去的形象，而不是过去本身”。后现代主义者甚至质疑排斥历史，认为宏大历史必须消解，回到私人话语的个人历史才可能靠近真实。巧合的是，20世纪20、30年代的鲁迅就具有了这种历史观。鲁迅曾经说过，“历史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历史在古文献中总处于被扭曲、被侵吞、被玩弄的命运，古文献所汇成的“正史”由此成为一种夸饰的、美化的想象物，必须破坏古文献的既定逻辑，进行一种革命性叙事，提供一种完全意义的现代解释。所以，鲁迅要“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鲁迅在《故事新编》中，通过“油滑”破坏了历史的正常秩序，史诗得到了全面解体，它通过日常生活的琐屑和精神的现代性转换，完成了历史的四种解构：神话英雄解体、古代圣贤解体、传统文化解体、理想精神解体。
1 神话英雄解体
《补天》中女娲不可抗拒的神性被世俗的人情味消解，她一醒来即感寂寞无聊，造人神圣性工程是她排遣寂寞的方式，鲁迅把她弗洛伊德化，女娲成了性的隐喻，性苦闷是她造人的直接动力和目的。于是，女娲变身为女人，人性欲望取代神性创造，她补天造人的崇高性被消解掉。《奔月》中后羿无法面对现实世俗婚姻生活的复杂性，射日神功变异为射麻雀、乌鸦，成为维持生计的伎俩，当这种伎俩陷入“英雄无用武之地”，婚姻马上出现危机。嫦娥基本脱离神话传说塑造的美丽形象，转身为刁蛮任性的现代怨妇，后羿在她面前处处表现出懦弱与无奈，英雄形象被“妻管严”式小男人无情嘲讽、消解。《理水》中大禹也只不过是“一条瘦长的莽汉，粗手粗脚的”，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无私精神成了禹太太“没良心的杀千刀”的罪状，禹太太堪称经典的谩骂，使禹的圣贤性立即消解在日常世俗生活中。在《故事新编》中，这些神话英雄形象得到了消解，人性的、世俗的一面呈现在世人面前，使人读来新颖而又熟悉。
2 古代圣贤解体
鲁迅历来对老子的思想颇有微词，认为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对于他并无同情，所以，在《出关》中描写也加以漫画化，将他送出关去。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家思想受尽戏谑，丑态百出，“无为”与“无不为”的道家逻辑失去合法性，“无不为”是其本质上“无为”的心理平衡的补偿或假想性满足，道家“无为”思想变得空洞无物了。《非攻》中的墨子是鲁迅提倡的“中国的脊梁”，但这种“中国的脊梁”的命运如何，他的生存境遇怎样，鲁迅似乎缺乏信心。墨子“化干戈为玉帛”并没有受到英雄般的优遇，反而晦气连连，陷入无名困境，使人发笑之余又可怜他而又无奈。《起死》延续了道家批判，鲁迅把矛头指向道家圣贤之二——庄子。被奉为圭臬的庄子哲学思想“齐生死”、“无是非”，遭遇汉子纠缠不清的责难，汉子所代表的民间话语逼迫庄子处于“失语”状态，他只能逃离。在《采薇》中，“义而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在理想与现实的重重矛盾中自我否定、消解，他们自恋于道德的乌托邦，目的是建构一个道德神话，完成镜中的一个道德偶像自我，当阿金姐直面捅破他们的道德梦幻时，伯夷、叔齐必死无疑，因为惟有死亡才得以继续虚构。这些都代表着古代圣贤的解体。
3 传统文化解体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于儒道释思想上，道家的“无为”思想、儒家的“仁义”思想和佛家的“慈悲”思想，共同拱卫了中华传统文化。《故事新编》中，传统文化的解体主要表现在对现实统治者和精神统治者（神、圣贤、先师）的戏谑上：女娲不可抗拒的神性被世俗的人情味消解，后羿无法面对现实世俗婚姻生活的复杂性，大禹的圣贤性消解在日常世俗生活中，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家思想受尽戏谑，墨子陷入无名困境，庄子遭遇汉子纠缠不清的责难。古代圣贤的解体象征着他们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解体，他们的言论、思想在现实面前沦为空谈，显得滑稽甚至害人。
4 理想精神解体
鲁迅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是破坏性的，对于寄托在传统文化中的理想精神更是横扫千军。前面已经谈到，鲁迅是以改造国民性从而达到改造国家为自己的创作动力的，因此在《故事新编》中，他对圣人先贤的儒道思想无情地进行了讽刺与嘲笑，即使是作者自己加以肯定的神话英雄人物（如被认为是中国脊梁似的人物——大禹、墨子等）也进行了无情的反讽。例如，在他每篇故事的结尾，都会为我们留下一段辛辣嘲讽而调侃幽默的文字。《采薇》中的结尾留下了“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张开白胡子大口拼命吃鹿肉的可笑画面，折射出一部分社会现象，引起人们的思考；墨子成功阻止了一场战争，得到的却是接二连三的晦气；成功后的大禹也“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显然已经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原有理想精神；《奔月》中的后羿干脆就是一副没落英雄形象；还有《铸剑》中最后的“大出丧”，成了城里的“大狂欢”，使复仇者的精神被看客们所化解，从而让复仇的价值变得可疑。所有这些，英雄也好，圣贤也罢，他们的失败都预示着理想的幻灭，理想精神的解体。 这样，无论是神话本质的崇高性，还是古代智者的崇高性，抑或是历史英雄的崇高性，在时代转折过程中，都表现为空洞无物，表现为苍白的激情，它们有可能被过于人性的东西置于可笑的境地。在“油滑”中，《故事新编》颠覆了被历史、被意识形态所装饰的想象性，分解了神与人、英雄与人、理想与人、文化与人的想象性统一关系，以此戳穿神话化的世界。它在揭示文明的破碎、断裂和多重关系，并且重新审视文明的源头，打开被历史所禁锢的幽闭之门，打破了人们所赋予历史的神坛，各种被历史赋予的绝对精神和伟大人物被嘲弄和勾消，宏大历史叙事虚构的高雅脱俗、温馨浪漫的英雄主义境界在这里宣告破灭。
二 历史的“涅 ”——建构
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将历史典籍进行人性化处理的同时，并没有放纵虚无、放浪形骸，他解构了历史，也建构了历史，还我们一幕崭新而又人性化的历史。他借助对传统的解构，力图揭示历史文本的真实本质，从而树立一种真正的、大众的历史。消解亦是一种建构，它需要大众参与，需要强烈的生命自觉意识和自我规劝意识，解构的终极就是建构的完成，两者互为相长。在《故事新编》中，鲁迅以现代的文学视角，力图消解传统文化中的光晕，发掘民族精神文化的内涵，还原我们一个尘世间真实的、人性化的视野。
首先，鲁迅在荒诞中消解了传统的英雄观和历史观，重塑了人性化的历史文本，构建了普通世俗人物与圣贤平等的话语权。传统的英雄观和历史观在鲁迅笔下已不复存在，英雄圣贤已成为了笑谈。所谓原初生命力旺盛的女娲，在生前则受到其所制造的小东西的指责、骚扰；后羿——一个传说中曾射九日、封豕长蛇、普济天下苍生的人物，居然因为一只母鸡和一个愚钝迟暮的老太起了争执；大禹治水成功后，在京上也开始注意起吃喝穿戴，讲起排场来，等等。这些英雄圣贤解体之后，带来的是普通世俗人物与圣贤平等的话语权。鲁迅在消解了这些人物身上的神圣性、权威性之后，将其打回原形，迫使他们脚踏实地地面对世俗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尴尬遭遇，进而显示出某种荒诞感。于是，“平等”、“自由”等辞藻不再作为某种价值而存在，而是作为生活的实际，活生生地在每一个人的实践中存在着。在文本中，大禹、女娲、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高不可及的传统形象，一一被拽下神坛，参与到那个“众声喧哗”的语境中，与每一个凡夫俗子平等地、开放地对话，读者也因自己脑中对于历史传统的“成见”而参与其中，使得整个场景充满了混乱、平等、自由、开放，同时也充满了颠覆。
其次，《故事新编》在历史文本的书写中完成了对现实的批判。鲁迅在作品中杂陈古今，针砭时弊和痼疾时不留面子，其批判锋芒就可以天马行空般游走于时间长河的隧道中，在书写浪漫主义的同时，也是在完成现实主义批判。这些批判既有对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也有对于英雄人物自身的讽刺，还有对反动文人、官场统治以及民众愚昧的揭露。鲁迅除了含蓄曲折地指涉古今，使杂文意识从人物、环境、氛围、情节等历史描述中得以体现外，还时常将自己所处时代的世相、琐事甚至语汇织入小说中，与历史直接会面，并且信手拈来，随意铺陈，几乎是很主观、很随意的行为。例如，报刊上有人攻击汪静之的爱情诗《蕙的风》，于是在创作《补天》的中途，“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两腿之间出现了”。这个小丈夫既淫荡放纵又道貌岸然，显然是虚伪性十足的现代道学先生。鲁迅用一种近乎“游戏”式的姿态，按照“自我”心理结构的轨迹，让最纯粹的历史生活与最不可思议的现实环境在直叙与反讽、写实与夸张、认真与调侃、严肃与诙谐中融为一体，使作品散发着强烈的社会讽刺锋芒。
总之，鲁迅的《故事新编》艺术内涵因“杂糅”的优势而显得丰富、深邃，并迥异于一切文学体裁类型，其中语言行为夸张、滑稽，人物形象世俗、残缺，思想上破坏秩序、离析正统等后现代意识，通过其嬉戏、调侃、玩世不恭的表象，曲折地表达着他对无声的中国、黑暗的现实充满着愤懑与失望，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所应憎恨与所应爱。在《故事新编》之中，鲁迅笔下的这种把被尊奉的对象作为与现代的、琐碎的、平民的地位相同的对象，人们得以一种以前所未有的平等的、对话的方式重新对其加以审视，这种平等对话取消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相互存在的某种权力关系，同时，又由于其多元共存的特性而超越了“主体－客体”、“传统－现代”之类的二元对立的思维，从而孕育了更大的包容性与建构性。鲁迅绝没有将他们的思想性格现代化，也没有使他们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而是剥去了他们神圣的外衣，将他们还原成普通的“人”，所以鲁迅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打碎偶像，而是在这样的祛魅之后，提供一种传统与现代的新视角，构建一个大众的、平等的新思维。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唐 ：《故事的新编 新编的故事》，《燕雏集》，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
[3] 陈连锦：《新历史小说的后现代审美取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4] 朱崇科：《张力的狂欢——论鲁迅及其来者之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三联书店，2006年版。
作者简介：赵弼，男，1978—，河南西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鲁迅 《故事新编》 解构 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鲁迅的《故事新编》在取材和写法上明显不同于《呐喊》和《彷徨》，存在着“杂糅”、荒诞、“戏仿”等特点，鲁迅称之为“油滑”。“油滑”手法在某种意义上，是鲁迅对语言审美规范的一次大胆探索，是一次最富冒险精神的语言实验，更是他对语言维度创新的无限拓展。鲁迅在“油滑”的感情基调中，肆无忌惮地挑战一切传统方式的道德理念及价值观，在消解旧有意义框架的同时，也在构筑一种崭新的新视角文本。
一 传统的“祛魅”——解构
“祛魅”（disenchantment）一词源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传统的“祛魅”是借指传统历史文学活动中那种统一的、官方权威性和神圣性的解体。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历史文本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带有欺诈性的文本，“我们只存在现时，没有历史，历史只是一堆文本、档案，记录的是一个确已不存在的事件或时代，留下来的只是一些纸、文件袋”，“我们只有些关于过去的形象，而不是过去本身”。后现代主义者甚至质疑排斥历史，认为宏大历史必须消解，回到私人话语的个人历史才可能靠近真实。巧合的是，20世纪20、30年代的鲁迅就具有了这种历史观。鲁迅曾经说过，“历史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历史在古文献中总处于被扭曲、被侵吞、被玩弄的命运，古文献所汇成的“正史”由此成为一种夸饰的、美化的想象物，必须破坏古文献的既定逻辑，进行一种革命性叙事，提供一种完全意义的现代解释。所以，鲁迅要“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鲁迅在《故事新编》中，通过“油滑”破坏了历史的正常秩序，史诗得到了全面解体，它通过日常生活的琐屑和精神的现代性转换，完成了历史的四种解构：神话英雄解体、古代圣贤解体、传统文化解体、理想精神解体。
1 神话英雄解体
《补天》中女娲不可抗拒的神性被世俗的人情味消解，她一醒来即感寂寞无聊，造人神圣性工程是她排遣寂寞的方式，鲁迅把她弗洛伊德化，女娲成了性的隐喻，性苦闷是她造人的直接动力和目的。于是，女娲变身为女人，人性欲望取代神性创造，她补天造人的崇高性被消解掉。《奔月》中后羿无法面对现实世俗婚姻生活的复杂性，射日神功变异为射麻雀、乌鸦，成为维持生计的伎俩，当这种伎俩陷入“英雄无用武之地”，婚姻马上出现危机。嫦娥基本脱离神话传说塑造的美丽形象，转身为刁蛮任性的现代怨妇，后羿在她面前处处表现出懦弱与无奈，英雄形象被“妻管严”式小男人无情嘲讽、消解。《理水》中大禹也只不过是“一条瘦长的莽汉，粗手粗脚的”，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无私精神成了禹太太“没良心的杀千刀”的罪状，禹太太堪称经典的谩骂，使禹的圣贤性立即消解在日常世俗生活中。在《故事新编》中，这些神话英雄形象得到了消解，人性的、世俗的一面呈现在世人面前，使人读来新颖而又熟悉。
2 古代圣贤解体
鲁迅历来对老子的思想颇有微词，认为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对于他并无同情，所以，在《出关》中描写也加以漫画化，将他送出关去。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家思想受尽戏谑，丑态百出，“无为”与“无不为”的道家逻辑失去合法性，“无不为”是其本质上“无为”的心理平衡的补偿或假想性满足，道家“无为”思想变得空洞无物了。《非攻》中的墨子是鲁迅提倡的“中国的脊梁”，但这种“中国的脊梁”的命运如何，他的生存境遇怎样，鲁迅似乎缺乏信心。墨子“化干戈为玉帛”并没有受到英雄般的优遇，反而晦气连连，陷入无名困境，使人发笑之余又可怜他而又无奈。《起死》延续了道家批判，鲁迅把矛头指向道家圣贤之二——庄子。被奉为圭臬的庄子哲学思想“齐生死”、“无是非”，遭遇汉子纠缠不清的责难，汉子所代表的民间话语逼迫庄子处于“失语”状态，他只能逃离。在《采薇》中，“义而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在理想与现实的重重矛盾中自我否定、消解，他们自恋于道德的乌托邦，目的是建构一个道德神话，完成镜中的一个道德偶像自我，当阿金姐直面捅破他们的道德梦幻时，伯夷、叔齐必死无疑，因为惟有死亡才得以继续虚构。这些都代表着古代圣贤的解体。
3 传统文化解体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于儒道释思想上，道家的“无为”思想、儒家的“仁义”思想和佛家的“慈悲”思想，共同拱卫了中华传统文化。《故事新编》中，传统文化的解体主要表现在对现实统治者和精神统治者（神、圣贤、先师）的戏谑上：女娲不可抗拒的神性被世俗的人情味消解，后羿无法面对现实世俗婚姻生活的复杂性，大禹的圣贤性消解在日常世俗生活中，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家思想受尽戏谑，墨子陷入无名困境，庄子遭遇汉子纠缠不清的责难。古代圣贤的解体象征着他们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解体，他们的言论、思想在现实面前沦为空谈，显得滑稽甚至害人。
4 理想精神解体
鲁迅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是破坏性的，对于寄托在传统文化中的理想精神更是横扫千军。前面已经谈到，鲁迅是以改造国民性从而达到改造国家为自己的创作动力的，因此在《故事新编》中，他对圣人先贤的儒道思想无情地进行了讽刺与嘲笑，即使是作者自己加以肯定的神话英雄人物（如被认为是中国脊梁似的人物——大禹、墨子等）也进行了无情的反讽。例如，在他每篇故事的结尾，都会为我们留下一段辛辣嘲讽而调侃幽默的文字。《采薇》中的结尾留下了“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张开白胡子大口拼命吃鹿肉的可笑画面，折射出一部分社会现象，引起人们的思考；墨子成功阻止了一场战争，得到的却是接二连三的晦气；成功后的大禹也“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显然已经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原有理想精神；《奔月》中的后羿干脆就是一副没落英雄形象；还有《铸剑》中最后的“大出丧”，成了城里的“大狂欢”，使复仇者的精神被看客们所化解，从而让复仇的价值变得可疑。所有这些，英雄也好，圣贤也罢，他们的失败都预示着理想的幻灭，理想精神的解体。 这样，无论是神话本质的崇高性，还是古代智者的崇高性，抑或是历史英雄的崇高性，在时代转折过程中，都表现为空洞无物，表现为苍白的激情，它们有可能被过于人性的东西置于可笑的境地。在“油滑”中，《故事新编》颠覆了被历史、被意识形态所装饰的想象性，分解了神与人、英雄与人、理想与人、文化与人的想象性统一关系，以此戳穿神话化的世界。它在揭示文明的破碎、断裂和多重关系，并且重新审视文明的源头，打开被历史所禁锢的幽闭之门，打破了人们所赋予历史的神坛，各种被历史赋予的绝对精神和伟大人物被嘲弄和勾消，宏大历史叙事虚构的高雅脱俗、温馨浪漫的英雄主义境界在这里宣告破灭。
二 历史的“涅 ”——建构
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将历史典籍进行人性化处理的同时，并没有放纵虚无、放浪形骸，他解构了历史，也建构了历史，还我们一幕崭新而又人性化的历史。他借助对传统的解构，力图揭示历史文本的真实本质，从而树立一种真正的、大众的历史。消解亦是一种建构，它需要大众参与，需要强烈的生命自觉意识和自我规劝意识，解构的终极就是建构的完成，两者互为相长。在《故事新编》中，鲁迅以现代的文学视角，力图消解传统文化中的光晕，发掘民族精神文化的内涵，还原我们一个尘世间真实的、人性化的视野。
首先，鲁迅在荒诞中消解了传统的英雄观和历史观，重塑了人性化的历史文本，构建了普通世俗人物与圣贤平等的话语权。传统的英雄观和历史观在鲁迅笔下已不复存在，英雄圣贤已成为了笑谈。所谓原初生命力旺盛的女娲，在生前则受到其所制造的小东西的指责、骚扰；后羿——一个传说中曾射九日、封豕长蛇、普济天下苍生的人物，居然因为一只母鸡和一个愚钝迟暮的老太起了争执；大禹治水成功后，在京上也开始注意起吃喝穿戴，讲起排场来，等等。这些英雄圣贤解体之后，带来的是普通世俗人物与圣贤平等的话语权。鲁迅在消解了这些人物身上的神圣性、权威性之后，将其打回原形，迫使他们脚踏实地地面对世俗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尴尬遭遇，进而显示出某种荒诞感。于是，“平等”、“自由”等辞藻不再作为某种价值而存在，而是作为生活的实际，活生生地在每一个人的实践中存在着。在文本中，大禹、女娲、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高不可及的传统形象，一一被拽下神坛，参与到那个“众声喧哗”的语境中，与每一个凡夫俗子平等地、开放地对话，读者也因自己脑中对于历史传统的“成见”而参与其中，使得整个场景充满了混乱、平等、自由、开放，同时也充满了颠覆。
其次，《故事新编》在历史文本的书写中完成了对现实的批判。鲁迅在作品中杂陈古今，针砭时弊和痼疾时不留面子，其批判锋芒就可以天马行空般游走于时间长河的隧道中，在书写浪漫主义的同时，也是在完成现实主义批判。这些批判既有对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也有对于英雄人物自身的讽刺，还有对反动文人、官场统治以及民众愚昧的揭露。鲁迅除了含蓄曲折地指涉古今，使杂文意识从人物、环境、氛围、情节等历史描述中得以体现外，还时常将自己所处时代的世相、琐事甚至语汇织入小说中，与历史直接会面，并且信手拈来，随意铺陈，几乎是很主观、很随意的行为。例如，报刊上有人攻击汪静之的爱情诗《蕙的风》，于是在创作《补天》的中途，“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两腿之间出现了”。这个小丈夫既淫荡放纵又道貌岸然，显然是虚伪性十足的现代道学先生。鲁迅用一种近乎“游戏”式的姿态，按照“自我”心理结构的轨迹，让最纯粹的历史生活与最不可思议的现实环境在直叙与反讽、写实与夸张、认真与调侃、严肃与诙谐中融为一体，使作品散发着强烈的社会讽刺锋芒。
总之，鲁迅的《故事新编》艺术内涵因“杂糅”的优势而显得丰富、深邃，并迥异于一切文学体裁类型，其中语言行为夸张、滑稽，人物形象世俗、残缺，思想上破坏秩序、离析正统等后现代意识，通过其嬉戏、调侃、玩世不恭的表象，曲折地表达着他对无声的中国、黑暗的现实充满着愤懑与失望，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所应憎恨与所应爱。在《故事新编》之中，鲁迅笔下的这种把被尊奉的对象作为与现代的、琐碎的、平民的地位相同的对象，人们得以一种以前所未有的平等的、对话的方式重新对其加以审视，这种平等对话取消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相互存在的某种权力关系，同时，又由于其多元共存的特性而超越了“主体－客体”、“传统－现代”之类的二元对立的思维，从而孕育了更大的包容性与建构性。鲁迅绝没有将他们的思想性格现代化，也没有使他们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而是剥去了他们神圣的外衣，将他们还原成普通的“人”，所以鲁迅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打碎偶像，而是在这样的祛魅之后，提供一种传统与现代的新视角，构建一个大众的、平等的新思维。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唐 ：《故事的新编 新编的故事》，《燕雏集》，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
[3] 陈连锦：《新历史小说的后现代审美取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4] 朱崇科：《张力的狂欢——论鲁迅及其来者之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三联书店，2006年版。
作者简介：赵弼，男，1978—，河南西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漯河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