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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几篇写改革的报告文学
“历史被阻碍得太久了。摸索了十几年，动乱了十年，徘徊了两年，它早已不耐烦了。一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闸门，时代所企盼的改革便如同奔腾澎湃的大河，席卷了我们广大的国土。”这是报告文学《在大时代的弯弓上》的作者，对当前正在汹涌奔流的改革潮流所作的描绘和概括。
的确，改革的大潮开始漫过祖国大地，正在疏通着社会主义建设中被阻碍的渠道，也把一大批锐意改革的时代先行者推上了历史舞台。时代造就了英雄，也呼唤着书写英雄的文学。许多作家被改革的时代气氛所感染，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改革者塑像作颂。特别是以追踪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和真实事件为主要特征的报告文学，跃上了描写改革壮举的前沿。它们继小说塑造的改革者乔光朴和他的一批改革者同伴以后，对现实生活中的改革潮流和改革者反映得更及时、更直接了，文学与生活的间距缩短了，作家的指端紧按在时代键盘的强音上。这些作品一扫文学的柔弱气，不再眷念弱者的呻吟、残者的伤痕，改革的雄风赋予了文学作品以新的形象。最近，我连续读到多篇写改革的报告文学作品，其中以《在大时代的弯弓上》、《太阳石》、《千斤顶》、《猛士》和《奋进之路》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它们都写改革，但写法互有不同，又都从不同的方面给了我上述感受。这些作品描写的人和事，很可以引导读者认识我们所处的这个“新时期”正在进行的惊心动魄的变革历程和我们身边的“当代英雄”的风采。
看看这几篇报告文学披露的几个厂矿在改革以前的状况吧！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能把它们从没有定货、没有住房、连年亏损、秩序混乱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它们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必须从上至下装上一副广阔的胸襟和精密的头脑，闯出一条改革之路。可见，改革是现状使然，大势所趋。然而，改革是不会一帆风顺的。客观现实决不因为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它被党中央定为重大国策，就变得轻而易举。在改革者面前，仍然横亘着重重的阻力和困难。正是由于这些作品真实地描写了改革者在企业改革道路上所承受的沉重压力，才更使我们看到改革是强者的事业和韧性的战斗。
《太阳石》中重庆南桐矿务局的新任党委书记庄景生，被他的老战友誉为“能够炸开石门，开拓新局面的爆破手”。在煤矿上下杂乱无章的现实面前，他这个“爆破手”开始也不能不“语调沉重、声音哽咽”。庄景生意识到，要进行改革，改变煤矿现状，就必须象“洗选”煤一样对干部队伍进行整顿，只有“那些外貌似煤，占据空间，空耗热能的矸石和杂质被洗选掉了，煤的队伍才会精粹，才能尽情燃烧。”因此，面对层层迭迭的关系网，庄景生并没有退却，他的回答如同《在大时代的弯弓上》中的邵奇惠和一切改革者一样硬气，既然受命于“危难之时”，就应当以解救危难为己任，决不能做软骨头。而邵奇惠上任伊始，面临着的同样是“汹涌的恶浪，嶙峋的礁石，沉重的冰排”。他的就职宣言是：年底扭亏为盈，盖两幢住宅楼，并把众多的待业青年安排就绪。有人担心邵奇惠是在“走钢丝”，有人冷笑他“口出狂言”，必定垮台。当他提出处分私占公房的“两只老虎”时，有人竟打着副市长的旗号来说情。然而，改革事业的紧迫感，共产党员的责任心，对不正之风的愤恨，使得邵奇惠不能不“背水一战”。当然，压力更大的还要数《千斤顶》中那位被派到北京汽车配件总厂“收拾烂摊子”的范亮。这个名为“总厂”的汽车配件厂，由十六个小厂组成，东一摊西一摊分散在北京市四十多条街道上，主要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大量积压。“合并、迁厂、发展定型产品”，范亮的果断决定引来了轩然大波。那是历史还处在徘徊中的一九七八年，“文革”的浊流还没有荡涤净尽。一段时间，“揭发”、“控诉”范亮的大字报从各个分散的厂家一直贴到大街上，“揭发信”、“控告信”也递送到中央。在这些作品里，我们不仅痛心地看到了改革者艰难的脚步，也令人振奋地触摸到改革者在迎击矛盾和困难中所显示出来的时代弄潮儿特有的才干和气魄。他们在改革中的所作所为，既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具有认识价值的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画面，又以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拨动了我们的心弦。这几位在改革热潮中崛起的骁将，勇于站在时代洪流的前面，具有筚路蓝缕，率众奋进的恢宏气度和进击型的性格，他们既有乔光朴那种知难而进、大刀阔斧的刚勇之气，又具备乔光朴性格中所欠缺的稳健和深沉。因而，作为真人形象的这几篇报告文学的主人公，就显得更有思想力度和时代的纵深感。
改革的事业既是勇者的事业，又是智者的事业。有改变现实的勇气而头脑中没有适应历史新潮的思想，不能认为是有开拓精神的改革者，也不可能取得开拓的业绩。时代的先行者必定是时代的最先觉悟者，他们衡量我们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程度的坐标参照系是整个世界。现实使他们赢得了符合时代潮流的新观念，找到了推动社会前进的支点。我们怀着很大的敬意看到，这几位改革者不仅雄心勃勃，有力挽狂澜的胆量，而且他们有智慧的头脑，科学的眼光，足智多谋而善断。他们勇于竞争，注重信息，讲究效率，尊重价值规律，这些时代性的新观念集中表现在他们重视人才和知识上。在这些改革者的工作程序和谋划中，千方百计地挖掘知识分子的潜力，占有突出的地位。尽管把知识分子打入十八层地狱的行为，已经送进了历史的储藏室，可是轻视知识分子的习惯势力依然存在。有人认为《猛士》中的衡阳冶金机械厂厂长赵勋“吃了豹子胆”，居然破格提拔父亲是国民党党员、有“海外关系”的大学生周启丁为副总工程师、副厂长。在北京汽车配件总厂，有人说范亮起用曾经犯过错误的知识分子“是把政治标准给扔了”。而范亮却认为，什么叫政治标准？成天背语录、讲大道理吗？能认真改正错误，愿意把自己的才智献给四化建设，这不算政治？在这里我们欣喜地看到，在改革的实践中，一些改革者、企业家衡量人的标准在改变，他们更多地重视人的实际工作能力，而不是历史遗留在他们身上的印迹。这些观念的改变将是促进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者们在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看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当之无愧地稱得上“优秀的一群”。几十年来，这些有识之士和有用之才蒙受过多少磨难，“所得的也许大多数是一把辛酸泪，所创造的却是卫星上天的煌煌伟绩。”在表现改革者信任和重视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作者们的笔端凝聚着历史的沧桑感。他们没有把这个问题仅仅作为改革者的工作方法和策略思想来对待，而是把它作为时代的必然要求和历史的沉痛教训体现出来。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而知识分子就是这种种智力、技能的物质体现者和实现者。这几篇报告文学中的改革者对此有深切的体会，而且他们能以经济建设行家的眼光看到知识分子手中的知识和技术，是祖国振兴大业，赶超时代潮流的伟大杠杆。因而，邵奇惠面对鄙夷知识分子的习惯势力“两眼喷火”地怒吼：“一个企业，乃至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如果不懂得尊重和信任自己的知识分子，就只能长期在愚昧和落后的暗夜中徘徊”！“如果说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的‘国魂’，那么掌握着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就是我们的‘国宝’！”这五篇报告文学中有三篇的主人公本人就是知识分子，独特的经历赋予他们出色的能力和才干，他们身上兼有学者的睿智和企业家的干练。比起以往其他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更富于历史的主动性和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这是作者在生活中捕捉到的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新的特质。作品从宏观的角度，写出了三中全会后，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地位。他们不再是消极的，单纯输出技术、知识的“老九”，而是在这场重大历史变革中具有主宰力量的将帅之才。这些知识化的、具有全新观念的改革者形象的出现，对于长时期以来关于“新人”概念的争论，想来也是会有启示意义的，
《在大时代的弯弓上》的作者的采访手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这场改革的最终目的：“社会生产力和每个人的聪明才智都将得到真正的前所未有的解放”。振兴国家首先要振奋人心，宽解人心，解决群众“牵心动肺”的问题，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这几篇作品都揭示了这一点。同时还更进一步指出，关心群众生活上的疾苦并不是体察民情的全部，八十年代的工人向新的领导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是他们更需要精神上的理解。领导与被领导者首先应当是朋友，其次才是上下级关系，他们之间应当是气息相通、互相理解，在事业上并肩奋进。这些报告文学作者锐敏地意识到了改革时期干群关系中，这种带有时代性的新内容。《千斤顶》中的范亮在工作中“严”字当头，但他对小青年在会场上挑起的哄乱却没有训斥，而是循循善诱地对他们说，你们在服饰上尽力打扮自己，说明你们热爱生活，但是青春的美好，理想的执着，值得你们骄傲的一切都被“四人帮”剥夺了。你们何尝不想当科学家、设计师，可你们连找工作都不容易，你们是可怜的一代。今天我要上二十万台千斤顶，许多人不信，但我腰杆硬、因为有你们年轻人做靠山，“谁有能力谁上！”领导的信任和理解，唤醒了他们沉睡十几年的青春和理想，这个厂硬是靠这些年轻人制作出生产千斤顶的三条自动流水线。
在反映改革问题的文学创作中，准确地把握目前正在进行中的这场改革的战略意义，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作为创作的指导，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报告文学作品真实地为我们提供了社会主义企业家的形象，而没有把他们歪曲成资本主义竞争中的幸运儿。勿庸讳言，企业改革既与发展生产力，富民强国联系在一起，就永远会与金钱、利润、财富这些过去耻于谈及的字眼连接在一起。我们面前的这些企业家、改革家，尽管整个经济头脑都在盘算聚集资金、创造产值、提高利润，但他们同时又具有政治家的风范，没有谁肯为眼前的蝇头微利而置国格、人格于不顾。国格、人格和企业信誉，是社会主义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的生命线。从被称为“冒险家”的赵勋的节节突进的创业步伐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当工厂处在困境时，他主动出击，找米下锅，但在质量问题上决不马虎，他提出“要有主人公的良心、责任感”。当衡冶厂改变困境后，他提出“只在国内竞争，……算什么英雄好汉？”当国产钢锭模质量不过关，受到国外报界的批评时，赵勋主动提出与外商订合同，他痛心地说：“我国的钢锭模在外国丢了丑”，“这是国耻！有血性的中国人，能让外国人那样耻笑、奚落吗？”果然，钢锭模“这根针”撬开了一扇门，衡冶厂的产品带着四化建设的热力涌入国际市场。作品极有政治眼光地把这位猛士的竞争心理和道德心理结合在一起加以刻划，增强了人物的思想深度和厚度，使人们看到新时期改革者形象独特的性格美。
具有上述品格的改革家的全部行动，自然不会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产生的，而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奋进之路》注意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中表现温元凯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有力地说明了改革者的道路和目标是充满矛盾的时代使然。作品把二十多年风云变幻的政治内容浓缩在这位改革者身上，主人公童年的憧憬、大学的生涯、多难的人生旅程，令人信服地显示出他改革的恢宏志向并不是偶然产生的。如果说改革的壮举是他生命航程中的一个熠熠生辉的光点，那么这个光点可以说凝聚了他过去潜在的光，现在生发的光和未来烛照他的理想之光。正当温元凯在大学课堂上，在化学实验室里奏起青春的乐章时，一股浊流席地而起，重重地撞击着他那满溢着理想和豪气的心灵。他被打成“黑典型”、“黑苗子”，被取消了预备党员的资格，发落到外地……。但命运多舛只使温元凯痛苦了一段时间，他在理想最容易失落的年代，紧紧地守住了它。他的心永远与祖国的文明、进步、富强在一起。在当年化学界荒芜的土地上，温元凯却象一棵凌风傲雪的松树，拚命地伸枝长叶。《在大时代的弯弓上》中的邵奇惠的命运与温元凯类似。尽管他们后来从事的工作不同，但却表现了共同的特点：经过炼狱之火的陶冶，他们的信仰不是动摇了，而是更为坚定；他们的意志不是削弱了，而是愈加刚强；他们的生活勇气和开拓精神不是泯灭了，而是成倍的增长。
一代知识分子曲折的人生经历使他们觉醒了，他们认识到我们国家的某些体制、机构、工作的效率、人才的开发和流动都不能适应四化的要求。正是效力祖国的宿愿和不甘心祖国落于人后的痛切感，给他们的性格输入了飞扬踔厉的开拓精神。一旦一个人把自己的命运溶汇到祖国命运的不息之流中，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变得无私而无畏。这就使我们找到了一个终极的原因，来解釋邵奇惠为什么会有“背水一战”的勇气，庄景生为什么会有燃烧自己去温暖别人的“太阳石”精神，范亮为什么会有敢于承担一切重负的“千斤顶”气概，温元凯为什么会情愿牺牲对尖端科学攻关的宝贵时光，在改革的路上扬起“生命之帆”？他们都如同《猛士》的作者赞扬赵勋那样，党啊，虽然他不善于向你高唱赞歌，虽然他在人生道路上受过误解和挫折，但是，在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忘我奋战中，已溶进了他对你的一腔情怀。所有这些人物形象不仅使人们感受到激跳的时代脉搏，也会使人们得到奋发向上的巨大的牵引力量。他们将催促一切有志者拿出自己的拚搏精神、奉献精神，紧跟飞速发展的时代，在自己的脚下奏出一曲曲有声有色、威武豪壮的改革的新乐章。
改革，概括了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特点。改革的现实生活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具有时代感和使命感的作家。尽管他们深知在历史的漩流里荡舟，需要有改革家同样的魄力和勇气，但是他们以艺术家的胆识注视着这关系国家前途的大事。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作家努力追踪着改革的步伐，用溢满汗水和激情的笔，在近年不长的时间里初步构筑了一个改革者的艺术形象画廊。但是，文学发展的状况并不平衡，如何反映改革，如何认识改革家，还是正在探索的新课题。在这里，我们如果把这几篇报告文学中的几位奋发向上的改革者形象，与某些小说中的改革者形象作一比较，或许会感到邵奇惠、温元凯、范亮、赵勋、庄景生这些血肉丰满、个性突出的真实形象更带有生活的热力。这些改革者形象的完美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通过虚构想象塑造出来的小说人物。这些从时代潮流中淘选出来的真人形象，不能不给一些小说作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密切注视改革的现实的细微处，更准确地发现改革者的特征。这几篇作品中的改革者虽然也遇到过重重阻力和困难，受过种种冷遇和误解，但在他们身上却很少看到被某些小说作者所欣赏的那种改革者的“冷傲感”和“孤独感”。他们性格的丰富性和命运的现实感，或许对于纠正当前有些小说创作中塑造改革者形象的模式化、雷同化(诸如都有乔厂长那样的“铁腕性格”和乔厂长式的“爱情生活”)等倾向，会起到某种借鉴作用。
报告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密切感受时代的脉搏，不断从发展着的生活中汲取诗情。从这个角度看，着意表现改革，表现改革中各种人物的精神世界，应该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一项神圣使命。随着历史潮流的涌动，报告文学家一定会以如同他们笔下的改革者一样的识力和气魄，在反映改革这个重大题材上，步步突进，成为新时期文坛上的一支支响箭。
(《大时代的弯弓上》，《人民文学》一九八三年十一期；《太阳石》，《人民文学》一九八三年九期；《千斤顶》，《时代的报告》一九八三年四期；《猛士》，《时代的报告》一九八三年三期；《奋进之路》，《当代》一九八三年六期)
“历史被阻碍得太久了。摸索了十几年，动乱了十年，徘徊了两年，它早已不耐烦了。一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闸门，时代所企盼的改革便如同奔腾澎湃的大河，席卷了我们广大的国土。”这是报告文学《在大时代的弯弓上》的作者，对当前正在汹涌奔流的改革潮流所作的描绘和概括。
的确，改革的大潮开始漫过祖国大地，正在疏通着社会主义建设中被阻碍的渠道，也把一大批锐意改革的时代先行者推上了历史舞台。时代造就了英雄，也呼唤着书写英雄的文学。许多作家被改革的时代气氛所感染，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改革者塑像作颂。特别是以追踪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和真实事件为主要特征的报告文学，跃上了描写改革壮举的前沿。它们继小说塑造的改革者乔光朴和他的一批改革者同伴以后，对现实生活中的改革潮流和改革者反映得更及时、更直接了，文学与生活的间距缩短了，作家的指端紧按在时代键盘的强音上。这些作品一扫文学的柔弱气，不再眷念弱者的呻吟、残者的伤痕，改革的雄风赋予了文学作品以新的形象。最近，我连续读到多篇写改革的报告文学作品，其中以《在大时代的弯弓上》、《太阳石》、《千斤顶》、《猛士》和《奋进之路》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它们都写改革，但写法互有不同，又都从不同的方面给了我上述感受。这些作品描写的人和事，很可以引导读者认识我们所处的这个“新时期”正在进行的惊心动魄的变革历程和我们身边的“当代英雄”的风采。
看看这几篇报告文学披露的几个厂矿在改革以前的状况吧！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能把它们从没有定货、没有住房、连年亏损、秩序混乱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它们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必须从上至下装上一副广阔的胸襟和精密的头脑，闯出一条改革之路。可见，改革是现状使然，大势所趋。然而，改革是不会一帆风顺的。客观现实决不因为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它被党中央定为重大国策，就变得轻而易举。在改革者面前，仍然横亘着重重的阻力和困难。正是由于这些作品真实地描写了改革者在企业改革道路上所承受的沉重压力，才更使我们看到改革是强者的事业和韧性的战斗。
《太阳石》中重庆南桐矿务局的新任党委书记庄景生，被他的老战友誉为“能够炸开石门，开拓新局面的爆破手”。在煤矿上下杂乱无章的现实面前，他这个“爆破手”开始也不能不“语调沉重、声音哽咽”。庄景生意识到，要进行改革，改变煤矿现状，就必须象“洗选”煤一样对干部队伍进行整顿，只有“那些外貌似煤，占据空间，空耗热能的矸石和杂质被洗选掉了，煤的队伍才会精粹，才能尽情燃烧。”因此，面对层层迭迭的关系网，庄景生并没有退却，他的回答如同《在大时代的弯弓上》中的邵奇惠和一切改革者一样硬气，既然受命于“危难之时”，就应当以解救危难为己任，决不能做软骨头。而邵奇惠上任伊始，面临着的同样是“汹涌的恶浪，嶙峋的礁石，沉重的冰排”。他的就职宣言是：年底扭亏为盈，盖两幢住宅楼，并把众多的待业青年安排就绪。有人担心邵奇惠是在“走钢丝”，有人冷笑他“口出狂言”，必定垮台。当他提出处分私占公房的“两只老虎”时，有人竟打着副市长的旗号来说情。然而，改革事业的紧迫感，共产党员的责任心，对不正之风的愤恨，使得邵奇惠不能不“背水一战”。当然，压力更大的还要数《千斤顶》中那位被派到北京汽车配件总厂“收拾烂摊子”的范亮。这个名为“总厂”的汽车配件厂，由十六个小厂组成，东一摊西一摊分散在北京市四十多条街道上，主要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大量积压。“合并、迁厂、发展定型产品”，范亮的果断决定引来了轩然大波。那是历史还处在徘徊中的一九七八年，“文革”的浊流还没有荡涤净尽。一段时间，“揭发”、“控诉”范亮的大字报从各个分散的厂家一直贴到大街上，“揭发信”、“控告信”也递送到中央。在这些作品里，我们不仅痛心地看到了改革者艰难的脚步，也令人振奋地触摸到改革者在迎击矛盾和困难中所显示出来的时代弄潮儿特有的才干和气魄。他们在改革中的所作所为，既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具有认识价值的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画面，又以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拨动了我们的心弦。这几位在改革热潮中崛起的骁将，勇于站在时代洪流的前面，具有筚路蓝缕，率众奋进的恢宏气度和进击型的性格，他们既有乔光朴那种知难而进、大刀阔斧的刚勇之气，又具备乔光朴性格中所欠缺的稳健和深沉。因而，作为真人形象的这几篇报告文学的主人公，就显得更有思想力度和时代的纵深感。
改革的事业既是勇者的事业，又是智者的事业。有改变现实的勇气而头脑中没有适应历史新潮的思想，不能认为是有开拓精神的改革者，也不可能取得开拓的业绩。时代的先行者必定是时代的最先觉悟者，他们衡量我们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程度的坐标参照系是整个世界。现实使他们赢得了符合时代潮流的新观念，找到了推动社会前进的支点。我们怀着很大的敬意看到，这几位改革者不仅雄心勃勃，有力挽狂澜的胆量，而且他们有智慧的头脑，科学的眼光，足智多谋而善断。他们勇于竞争，注重信息，讲究效率，尊重价值规律，这些时代性的新观念集中表现在他们重视人才和知识上。在这些改革者的工作程序和谋划中，千方百计地挖掘知识分子的潜力，占有突出的地位。尽管把知识分子打入十八层地狱的行为，已经送进了历史的储藏室，可是轻视知识分子的习惯势力依然存在。有人认为《猛士》中的衡阳冶金机械厂厂长赵勋“吃了豹子胆”，居然破格提拔父亲是国民党党员、有“海外关系”的大学生周启丁为副总工程师、副厂长。在北京汽车配件总厂，有人说范亮起用曾经犯过错误的知识分子“是把政治标准给扔了”。而范亮却认为，什么叫政治标准？成天背语录、讲大道理吗？能认真改正错误，愿意把自己的才智献给四化建设，这不算政治？在这里我们欣喜地看到，在改革的实践中，一些改革者、企业家衡量人的标准在改变，他们更多地重视人的实际工作能力，而不是历史遗留在他们身上的印迹。这些观念的改变将是促进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者们在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看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当之无愧地稱得上“优秀的一群”。几十年来，这些有识之士和有用之才蒙受过多少磨难，“所得的也许大多数是一把辛酸泪，所创造的却是卫星上天的煌煌伟绩。”在表现改革者信任和重视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作者们的笔端凝聚着历史的沧桑感。他们没有把这个问题仅仅作为改革者的工作方法和策略思想来对待，而是把它作为时代的必然要求和历史的沉痛教训体现出来。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而知识分子就是这种种智力、技能的物质体现者和实现者。这几篇报告文学中的改革者对此有深切的体会，而且他们能以经济建设行家的眼光看到知识分子手中的知识和技术，是祖国振兴大业，赶超时代潮流的伟大杠杆。因而，邵奇惠面对鄙夷知识分子的习惯势力“两眼喷火”地怒吼：“一个企业，乃至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如果不懂得尊重和信任自己的知识分子，就只能长期在愚昧和落后的暗夜中徘徊”！“如果说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的‘国魂’，那么掌握着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就是我们的‘国宝’！”这五篇报告文学中有三篇的主人公本人就是知识分子，独特的经历赋予他们出色的能力和才干，他们身上兼有学者的睿智和企业家的干练。比起以往其他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更富于历史的主动性和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这是作者在生活中捕捉到的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新的特质。作品从宏观的角度，写出了三中全会后，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地位。他们不再是消极的，单纯输出技术、知识的“老九”，而是在这场重大历史变革中具有主宰力量的将帅之才。这些知识化的、具有全新观念的改革者形象的出现，对于长时期以来关于“新人”概念的争论，想来也是会有启示意义的，
《在大时代的弯弓上》的作者的采访手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这场改革的最终目的：“社会生产力和每个人的聪明才智都将得到真正的前所未有的解放”。振兴国家首先要振奋人心，宽解人心，解决群众“牵心动肺”的问题，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这几篇作品都揭示了这一点。同时还更进一步指出，关心群众生活上的疾苦并不是体察民情的全部，八十年代的工人向新的领导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是他们更需要精神上的理解。领导与被领导者首先应当是朋友，其次才是上下级关系，他们之间应当是气息相通、互相理解，在事业上并肩奋进。这些报告文学作者锐敏地意识到了改革时期干群关系中，这种带有时代性的新内容。《千斤顶》中的范亮在工作中“严”字当头，但他对小青年在会场上挑起的哄乱却没有训斥，而是循循善诱地对他们说，你们在服饰上尽力打扮自己，说明你们热爱生活，但是青春的美好，理想的执着，值得你们骄傲的一切都被“四人帮”剥夺了。你们何尝不想当科学家、设计师，可你们连找工作都不容易，你们是可怜的一代。今天我要上二十万台千斤顶，许多人不信，但我腰杆硬、因为有你们年轻人做靠山，“谁有能力谁上！”领导的信任和理解，唤醒了他们沉睡十几年的青春和理想，这个厂硬是靠这些年轻人制作出生产千斤顶的三条自动流水线。
在反映改革问题的文学创作中，准确地把握目前正在进行中的这场改革的战略意义，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作为创作的指导，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报告文学作品真实地为我们提供了社会主义企业家的形象，而没有把他们歪曲成资本主义竞争中的幸运儿。勿庸讳言，企业改革既与发展生产力，富民强国联系在一起，就永远会与金钱、利润、财富这些过去耻于谈及的字眼连接在一起。我们面前的这些企业家、改革家，尽管整个经济头脑都在盘算聚集资金、创造产值、提高利润，但他们同时又具有政治家的风范，没有谁肯为眼前的蝇头微利而置国格、人格于不顾。国格、人格和企业信誉，是社会主义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的生命线。从被称为“冒险家”的赵勋的节节突进的创业步伐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当工厂处在困境时，他主动出击，找米下锅，但在质量问题上决不马虎，他提出“要有主人公的良心、责任感”。当衡冶厂改变困境后，他提出“只在国内竞争，……算什么英雄好汉？”当国产钢锭模质量不过关，受到国外报界的批评时，赵勋主动提出与外商订合同，他痛心地说：“我国的钢锭模在外国丢了丑”，“这是国耻！有血性的中国人，能让外国人那样耻笑、奚落吗？”果然，钢锭模“这根针”撬开了一扇门，衡冶厂的产品带着四化建设的热力涌入国际市场。作品极有政治眼光地把这位猛士的竞争心理和道德心理结合在一起加以刻划，增强了人物的思想深度和厚度，使人们看到新时期改革者形象独特的性格美。
具有上述品格的改革家的全部行动，自然不会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产生的，而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奋进之路》注意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中表现温元凯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有力地说明了改革者的道路和目标是充满矛盾的时代使然。作品把二十多年风云变幻的政治内容浓缩在这位改革者身上，主人公童年的憧憬、大学的生涯、多难的人生旅程，令人信服地显示出他改革的恢宏志向并不是偶然产生的。如果说改革的壮举是他生命航程中的一个熠熠生辉的光点，那么这个光点可以说凝聚了他过去潜在的光，现在生发的光和未来烛照他的理想之光。正当温元凯在大学课堂上，在化学实验室里奏起青春的乐章时，一股浊流席地而起，重重地撞击着他那满溢着理想和豪气的心灵。他被打成“黑典型”、“黑苗子”，被取消了预备党员的资格，发落到外地……。但命运多舛只使温元凯痛苦了一段时间，他在理想最容易失落的年代，紧紧地守住了它。他的心永远与祖国的文明、进步、富强在一起。在当年化学界荒芜的土地上，温元凯却象一棵凌风傲雪的松树，拚命地伸枝长叶。《在大时代的弯弓上》中的邵奇惠的命运与温元凯类似。尽管他们后来从事的工作不同，但却表现了共同的特点：经过炼狱之火的陶冶，他们的信仰不是动摇了，而是更为坚定；他们的意志不是削弱了，而是愈加刚强；他们的生活勇气和开拓精神不是泯灭了，而是成倍的增长。
一代知识分子曲折的人生经历使他们觉醒了，他们认识到我们国家的某些体制、机构、工作的效率、人才的开发和流动都不能适应四化的要求。正是效力祖国的宿愿和不甘心祖国落于人后的痛切感，给他们的性格输入了飞扬踔厉的开拓精神。一旦一个人把自己的命运溶汇到祖国命运的不息之流中，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变得无私而无畏。这就使我们找到了一个终极的原因，来解釋邵奇惠为什么会有“背水一战”的勇气，庄景生为什么会有燃烧自己去温暖别人的“太阳石”精神，范亮为什么会有敢于承担一切重负的“千斤顶”气概，温元凯为什么会情愿牺牲对尖端科学攻关的宝贵时光，在改革的路上扬起“生命之帆”？他们都如同《猛士》的作者赞扬赵勋那样，党啊，虽然他不善于向你高唱赞歌，虽然他在人生道路上受过误解和挫折，但是，在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忘我奋战中，已溶进了他对你的一腔情怀。所有这些人物形象不仅使人们感受到激跳的时代脉搏，也会使人们得到奋发向上的巨大的牵引力量。他们将催促一切有志者拿出自己的拚搏精神、奉献精神，紧跟飞速发展的时代，在自己的脚下奏出一曲曲有声有色、威武豪壮的改革的新乐章。
改革，概括了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特点。改革的现实生活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具有时代感和使命感的作家。尽管他们深知在历史的漩流里荡舟，需要有改革家同样的魄力和勇气，但是他们以艺术家的胆识注视着这关系国家前途的大事。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作家努力追踪着改革的步伐，用溢满汗水和激情的笔，在近年不长的时间里初步构筑了一个改革者的艺术形象画廊。但是，文学发展的状况并不平衡，如何反映改革，如何认识改革家，还是正在探索的新课题。在这里，我们如果把这几篇报告文学中的几位奋发向上的改革者形象，与某些小说中的改革者形象作一比较，或许会感到邵奇惠、温元凯、范亮、赵勋、庄景生这些血肉丰满、个性突出的真实形象更带有生活的热力。这些改革者形象的完美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通过虚构想象塑造出来的小说人物。这些从时代潮流中淘选出来的真人形象，不能不给一些小说作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密切注视改革的现实的细微处，更准确地发现改革者的特征。这几篇作品中的改革者虽然也遇到过重重阻力和困难，受过种种冷遇和误解，但在他们身上却很少看到被某些小说作者所欣赏的那种改革者的“冷傲感”和“孤独感”。他们性格的丰富性和命运的现实感，或许对于纠正当前有些小说创作中塑造改革者形象的模式化、雷同化(诸如都有乔厂长那样的“铁腕性格”和乔厂长式的“爱情生活”)等倾向，会起到某种借鉴作用。
报告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密切感受时代的脉搏，不断从发展着的生活中汲取诗情。从这个角度看，着意表现改革，表现改革中各种人物的精神世界，应该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一项神圣使命。随着历史潮流的涌动，报告文学家一定会以如同他们笔下的改革者一样的识力和气魄，在反映改革这个重大题材上，步步突进，成为新时期文坛上的一支支响箭。
(《大时代的弯弓上》，《人民文学》一九八三年十一期；《太阳石》，《人民文学》一九八三年九期；《千斤顶》，《时代的报告》一九八三年四期；《猛士》，《时代的报告》一九八三年三期；《奋进之路》，《当代》一九八三年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