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着马丁·尼莫拉的话：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会员，我不是工会会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为我说话。
　　这里峻列的是历史的血迹。谁又能说，一个以数以百万计的考生的人生转折点为历年重复的高考不是历史的青铜？与马丁的陈述相反，面对30年高考的纷纭变革，考生无一不是毫无怨言，一一追随，我们看见考生面对不同时期不同尺度不同规范的高考不约而同地弯腰：“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是怎样巨大的一种臣服，这是何等柔媚的一种屈身！
　　然而面对高考写作，他们依然困惑：写作，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姿态？
　　当2006年“抒写内心真实感受”成为高考语文作文革新的又一主题，学子们再度表现出诚惶诚恐的无措与迷惘。过往努力以之的作文审美维度的被质疑，抑或被颠覆，甚或被批判，令以知性为基础的理性思辨受到巨大震撼。于是报章上出现了以下酬和的声音：不要写古人，尤其不能写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不要太理性，尤其不能以抽象的哲学体系建构全文；不要刻意排列整句，尤其不能在文章首尾出现这种刻意……诸多“不要”，均源自语文教育者对新的高考作文精神的苦心钻研、细嚼深味，我们不能不为语文教育者们的敬业肃然起敬，然而我们又不能不为这诸多形而下的“不要”深感无奈与悲哀。
　　语文教育者们，请审视，我们自以为是的“理智之年”正导引着怎样悲壮的集体覆亡？
　　审视之一 写作导引：制造或体悟
　　不研究写作导向并不现实，关键在于我们的研究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貌似高屋建瓴的研究与导引是以为师者与学生的年龄差阶为依据而盛凌于学生之上，替代学生完成研究；还是支柱学生完成其内己体验？
　　“真实感受”的书写应如何被指导？这是一个问题。
　　问题首先来自于教师与学生实际上的不平等。先天生理机能的不平等，后天人生历练、学识修养的不平等，这些因素一方面成为师之为师的前提，另一方面亦成为师与生间“真实感受”的失之交臂的根源，更成为写作评价实效性低的根源。
　　更加之，写作导引，“制造”似已成为一种必然。或许是教师的经验累积的结果使然，更多的教师致力于写作技巧研究与导引，这是一种合理的必然，却并非唯一可行的必然。文学史中，“制造”而时尚者大有人在，“制造”而恒久者实鲜有耳闻；“愤怒出诗人”（恩格斯），写作，是精神的体悟过程。
　　回顾中国当代文学史，也正是一个从“制造”走向“体悟”的历程。从新中国新时期文学之前的革命文学、新时期伊始的改革文学，到新时期初的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先锋派小说、新写实小说，上世纪90年代前后的准个体化写作，甚至出现了女性主义写作、女性身体写作等等。当代文学沿革的行迹，是从宏大走向微小、从公众走向个体、从响应政治转而关注自我的巨大转型，实际是从主流范式走向个性体验的人性需求的结果。
　　而高考作文，30年改革，却仍因习惯“制造”，而使学生的写作日渐沦为一种令人生厌的机械动作。
　　“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诗式》）人为的外在的“制造”终究不能替代内己体验的真实在场。体验，理应成为人类的精神给养。中国古代私人的景行之作，无论是诗词文赋小说杂文，在人生苦难困境的体验上无一不呈现个体中心特征。普通人生，本就呈现哲学的可体验性。现场情感体验缺席，作文领悟与思辨也便粗浅，作文品质的提升亦为艰难。
　　写作导引“制造”风盛行，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催生高考“抒写内心真实感受”新导向的基因之一。那么，对于习惯于知性体验的学生来说，如何使其生命体验真实在场？
　　首先，当使写作成为思想活着的方式。韩军老师曾说“母语教育实质就是精神教育”。如何由外势走向内觉，由技术走向人性，如何唤醒学生内在生命写作，使写作不仅反映为“文字的存在”，更成为“思想活着”、“生命行走”的方式，应成为语文教育人格化的进程中的一个标志化主题。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人之所以是“有心之器”，而不同于自然界的“无识之物”，即在于人是“性灵所钟”。唤醒“性灵”，实为写作导引之当务之急。
　　其次，避免误入“虚美”歧途。近年高考研究者们著书立说，大倡“美文”，致使学生多有误读，作文抒情较虚，个体真实情感体验、尤其是现场情感缺席尤为突出。诸多语文教育者曾将学生体验的苍白归咎为他们生活层面的单薄、活动时空的局限，然，在而今这样一个旷古未有的有纸文化与无纸文化并驾齐驱的知识时代，获取知识的途径的多样化、知识构成的多面化、知识流通的全球化为人类提供了“不出茅庐即知天下”的便利，“生活层面的单薄”、“活动时空的局限”等委实不当成为作文体验单薄之主因。徒有其形的“美文”不应继续蔓延在高考写作训练中，文质兼美才是写作的正确主流。
　　其三，走出“伪圣化”与“野蛮化”。“伪圣化”，是用一套唯一的“群性话语”、“公共思维”模式，钳制师生丰富多元的精神方式、说话方式，压抑精神自由，禁绝个性语言，让全体师生都用一种模式思维、用一套话语说话；就是用专制色彩的、伪神圣的、假崇高的观点去看待真正的人文价值范畴，让师生的语言远离真实的人生和真实的现实生活。李贽在《童心说》中曾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的问题，认为只要写出了“童心”（即真性情）即是好作品，这是对复古主义文艺思想、对程朱“理”学的有力抨击，也是对伪圣化的抨击。
　　与之相反的是野蛮化，即学生人文学养的累积不足而产生的文本人文底蕴的缺失，即所谓的“质胜文则野”，学生文字因缺乏历史时空的纵深验证而显苍白无力。因之，“虽谢天才，且表学问”（钟嵘《诗品序》）的“掉书袋”不可取，“言之无物”、“言之无文”的“疯狂的石头”亦不可行。
　　审视之二 写作评价：一维或多维
　　高考写作导向，几乎每年一新，而这个新的评价尺度一旦生成，通常便以主角的身份绝对压倒旧有标准，而成为该次作文评卷的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尺度。高考作文审美的实际一元化现象或多或少或狭或广的存在，对考生写作的引导无疑产生重要作用。如此，我们允不允许旧有的良好写作规范与新的导向同时并存？要“抒写内心真实感受”是否非得排拒理性思辨？是否以理性思辨为主要特色的文章就一定不能写出内心真实感受？“抒写内心真实感受”的评判标准究竟为何？
　　也许很难以一种量化的标准来界定“抒写内心真实感受”，然，必须澄清几个似是而非的言说。其一，写作还需不需要理性思辨？其二，文化底蕴是语言素质的问题，还是知性积淀的问题？
　　只要我们析读各省市的高考满分卷，答案便不言而喻。如上海高考满分卷《真，我想握住你的手》、《滴露的康乃馨》，浙江的满分卷《栖居江南》、《在征程中欣赏风景》都是多维评价尺度共存的结果。在《栖居江南》、《滴露的康乃馨》中，较为鲜明地体现了“抒写内心真实感受”的要求；而在上海卷《真，我想握住你的手》、《在征程中欣赏风景》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知性的睿智。
　　文化的多元选择在当下中国早已不是什么罕事，甚至知识分子的痞子化亦能出位于知识分子传统的精英角色而成为一度的时尚风潮，然在语文高考作文评改中的“一言堂”现象却广为存在，实为咄咄怪事。理性思辨也好，真实感受也罢，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书写中都曾成为主流，在一些饱学名士的经典中，我们享受知性汪洋恣肆的狂欢，我们亦享受情味之笔的率真敦雅，文学的选择迥乎在于风格，并非非要厚此薄彼。要写出深广度，须有一些积淀，知性的积淀应成为求学者的共识。因而，我们所要禁绝的不是理性思辨本身，而是以理性思辨为名而张罗的形而上的空泛；我们所要丢弃的也不是构建理性思辨的哲学，而是从哲学到哲学的虚言和伪真实。仍以2006年的浙江高考话题为例。“生无所息或生有所息”，其高屋建瓴之处在于命题者对国人“生命哲学”的洞察与审视。学生“生命哲学”的显在缺席，构成了话题张力与难度。因此，尽管“生命”主题并非新颖，但对于习惯于知性积淀的学生来说，要写出感性的他性体验与内己体验，理析对“生命“的哲学思辨，实非易事，这就非要学生兼具理性思辨与感性体悟不可。无独有偶，2006年的高考作文题，北京卷的“北京的符号”，上海卷的“我想握住你的手”，广东卷的“雕刻心中的天使”，重庆卷的“走与停”，福建卷的“创新思维话题”等，无一不是需要感性、知性、理性并俱的话题，需要体验人间烟火的话题。
　　结 语
　　高考形同刈麦机，塑立着收获的姿态与倒下的姿态，而我们语文教育者正是制造收获又导致倒下的收割人。我们以自谓的似是而非的理性之维审视着揣度着高考写作的导向，如履薄冰地潜行在写作实践的第一线，何时能使自己成为酿造酒神精神具办狂欢盛宴的与生共乐的灵魂导引者，而不再是指手画脚“制造”情感生产体验的拒“人”千里的踽踽独行的刈麦人？
　　驻笔，不由重又回味马丁·尼莫拉的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为我说话了。高考写作导引，失语或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