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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60年代末，面对苏联的威胁，中国开始着手调整外交战略，考虑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以便实现集中力量对抗苏联。美国面对自己在印度支那战场力量的削弱和苏联扩张，也开始考虑借助中国力量结束越战与苏联抗衡。中美实现和解的进程中始终存在着越南因素的影响。在中美和解与越美谈判的进程中，中国寻求对越国际义务与国家利益的平衡，而没有以牺牲越南为中美关系的缓和换取利益。中国在自己困难的情况下，还给予越南大量的无偿援助，但这些努力未能改变越南对中国的不满、怀疑和不安。在中美缓和与美越和谈的进程中，中越关系渐行渐远。
关键词中美和解，越南因素，越美和谈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10-0058-05
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援越抗美后期，中国面对北部苏联的大兵压境，美国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共同对抗苏联的现实需要成为中美和解的基础。中苏两国关系进入战争临界点的事实，使西方世界感受到共产主义并非铁板一块。于是，因深陷越战而力量削弱的美国，开始考虑体面地结束越战、借助中国与苏联抗衡的可能性。美国亚太收缩，美越开始和平谈判，美国宣布对北越轰炸和袭击停止，中国南部的压力客观上减弱，为对美政策调整提供了机会。但是，中国还必须面对调整中越关系的难题。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开始调整策略，不再反对美越和谈。这一做法使得河内怀疑中国会为中美缓和而牺牲越南。这就为双方矛盾激化埋下了伏笔。本文主要是从中美关系出现重大转机、中美两国改善关系的努力及中国对越美和谈态度的转变三个方面对于中美和解进程中的越南因素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中美关系转机的出现，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中美两国国内的政治状况引起的。就美国而言，越南战争使美国遭受重大损失。约翰逊政府后期，“美国已动用了全国近1/4海军、1/5的空军和1/2的地面部队，除原子弹以外所有先进武器都使用了，仍然不能达到作战目标”。①从1965年到1969年美国出现了361亿美元的庞大的财政赤字。美国因越南战争变得内外交困，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而且在国际地位方面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美国陷入越南战争，苏联则迅速崛起，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者。美国已经彻底丧失了“核优势”，苏联加紧在世界上一些战略要地与美国展开争夺，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西欧各国拒绝追随美国参战，开始奉行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美国更加孤立。同时，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也在美国形成。60年代末，美国大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反对越南战争，更反对美国政府。反战运动高涨，社会矛盾尖锐，战后美国两党一致的对外政策正在丧失国内的支持。
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对自己的间接对手——中国，有了更深刻、清楚的认识。经过20多年的对抗和较量，美国对中国奉行的遏制、孤立政策已经走到尽头，社会主义的中国不但没有被削弱，而是更加强大。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与日俱增，并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中国政府宣布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后，美国总统约翰逊称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不幸的时刻之一”。美国政府感到，要使中国受到约束，必须使美国同国际社会建立良好的关系。①这种理解与认识，对美国政府日后放弃封锁和遏制中国的政策，明显起了推动的作用。越南战争也使美国看到，中国在对外援助上虽然是全力以赴的，在军事行动上却是审慎的、有分寸的。中国部队援越的策略是，中国派出防空、铁路、公路和其他参战部队，但没有公开宣布，将军队的军事行动严格限制在越南北部。美国虽然知道在越南北部有大量中国工程部队在执行筑路、修桥、提供后勤保障任务的行动，也不公开点破。美国政府通过中美之间的信息沟通，已经明白北京的真正的意图：是将北越看做缓冲地带，只要美国地面部队不进入北越，中国就不会出兵作战。因此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时，有明确的底线：谨慎地将美国的战争限定在17°以南（中国划出的范围之内）。美国决定进行在越南战争时，努力避免中国陆军参加战争。
美国为了改善自己的战略态势，也希望尽快地从越南战争脱身，以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挑战。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出自己任职后首要的外交问题是“如何尽快结束越南战争，以改变美国东西两面作战的态势，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用尼克松自己的话说就是：“越南问题的关键不在河内，而在北京和莫斯科。”②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尼克松在解决越南战争这一难题时，把北京位置放在莫斯科的前面。那就说明，美国政府已经承认在和苏联的竞争中，自己的实力不够，需要借助新的力量。中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潜力巨大的国家，在惊涛骇浪的国际社会中有她一席之地，成为美国抗衡苏联可以借助的力量。
越南战争的演变，美国在中国南部战争的降级，使中国对来自美苏战争的威胁及其程度，有了更为清醒客观的认识。1968年8月，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军队突然袭击并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中国领导人开始意识到，世界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苏联对世界构成了更大的威胁，中国要有所准备。
首先，苏联成为中国首要的敌人。苏联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提出一系列的声明：“国际专政论”“利益有关论”“有限主权论”“大国特殊责任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等，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一套理论，为苏联随意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政外交制造依据。③1969年3月，中苏两国在珍宝岛边界发生的武装冲突，这就向美国传递了一个信息：即中苏两国已经走到战争边缘，双方关系的恶化已无法挽回。据说，在看完关于中苏珍宝岛事件的报告，毛泽东指出：“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④中苏之间发生较大规模武装冲突的现实，表明苏联已经演变成为中国的首敌。这就为中国寻求与美国实现缓和，以便集中力量对抗苏联，为中国外交做出战略性调整，提供了安全利益的基点。
其次，经过越南战争，中国开始认识到美国实际没有做好准备和打算，也根本没有能力进攻中国。如果中国能够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既可以抗衡苏联，也希望与美国通过谈判解决像台湾和越南战争这样的敏感问题，还有助于中国更好地扫除障碍，以此带动一片，改善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摆脱当时的被动局面。因此，这是当时中国国家利益的迫切需要。当美国准备退出越南、集中力量应付苏联的竞争之时，它对中国的威胁已在消退。 第三，中国外交的困境与整合。1966年，中国国内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外交工作陷入极端的困难之中。1967年1月，迅速蔓延全国的夺权狂潮波及外交部门，外交部门几乎无法正常展开外交工作，无论是外交部长陈毅，还是各地大使、参赞，都遭到红卫兵造反派的揪斗和批判。造反派的夺取行动使得国家外交大权难以控制，外交部陷入混乱状态，难以正常开展工作，在国际社会造成恶劣影响。1967年8月22日晚，发生了北京火烧英国临时代办的严重事件，几十个造反派组织上万人围攻英国驻北京的办公驻地，造反派们火烧英国驻华办公楼，他们还批斗英国驻华临时代办。⑤火烧英国代办事件，使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外交机构失控的严重危险性，于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过问下，中国开始逐步采取措施，消除外交隐患。周恩来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同许多国家几乎中断来往的情况，1970年9月和1971年4、5月，他亲自部署外事部门批判极左思潮，提出我们现在是应该“开门”的时候了，不赞成到处搬用“反对帝修反”的口号，并特别指示外交部：“搞外交要积极、主动地与外界接触，自己给自己创造条件，开展外交工作。”①与其他领域相比，“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受破坏的程度相对较轻，较快地回复到正常轨道，较早地摆脱了混乱状态。因此也就从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基于上述原因，从1969年前后，中美两国开始调整彼此关系，由此形成了中美关系的重大转机。
1968年11月25日，中国政府主动提出恢复中美大使级别的会谈，会谈的时期是1969年2月20日，并且中国政府在最后发布消息时重新提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②接着，外交部发言人就中美大使会谈问题发表讲话时，又再次提出：“中美双方应签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③中国这时重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真实的用意是：美国停止轰炸越南北部，中国南部边境安全压力减轻，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想进一步试探美国对华政策是否有新的考虑，为调整对美政策做铺垫。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们对中国这种表态的反应是：中国重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是“文革”以来第一次，他们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已经准备重返国际舞台，美国政府一定要重视这一现实。中国的这种姿态要么是寻求借助西方力量抵消中苏关系日益紧张及苏侵捷事件的影响，要么就是对1967年10月《外交季刊》上尼克松文章中倡议扭转对华关系迹象的直接反应。④但不论怎样，在极为复杂而又微妙的外交棋局中，中国走了开局的第一着棋。
1969年1月，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暗示美国准备调整对华政策来抗衡苏联，毛泽东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批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⑤虽然整篇文章也不乏对尼克松的演说和他本人的攻击，认为他的演说“暧昧不明”，指责这个“帝国主义的头子是一个快要进坟墓的人”，但是，文章也用嘲讽的语气叙述了尼克松提出的“团结与和平”意愿。这样，中国就以这种反面教材的方式向美国发出了微妙的呼应信息，也使这位美国总统发出的信息在中国的大地上得到广泛的传播。⑥
珍宝岛事件爆发后，1969年4月，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提到：“将打倒‘美帝’和打倒‘苏修’并提，我们坚决重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危险性。”⑦以此，“将中苏边界冲突的文章做大，让美国明白中苏关系已彻底进入战争的边缘”。⑧美国也由此看到了实现美中苏三国战略三角关系的可能性。尼克松“联华遏苏”的战略构想逐步成型，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想让中国帮助美国结束越南战争，能让他们体面地从越南撤军，希望联合中国对抗苏联。中国这时外交战略调整的大体思路是：加快与美和解的步伐，希望取得突破性进展，解除南部边境的威胁，以便集中对抗北方的苏联。
1970年4月30日，美国政府借口柬埔寨有越南南方解放阵线武装力量的“庇护所”，出兵柬埔寨，使印度支那的形势再度紧张。中方认为原定于5月20日举行的第三次中美会谈已不适宜，决定中断会谈。5月20日，原来定于中美双方举行137次中美大使会谈的日期，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出席首都50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集会，林彪宣读了毛主席的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即著名的五二○声明）。”⑨但“五二○声明”并没有使中美关系倒退。恰恰是在声明所表达的思想基础上，中美关系继续向前迈进。声明是向美国施加压力，既表明中国不会放弃支持和援助印支三国人民的革命立场，试探美方缓和美中关系的诚意和决心，更促进美国及早与中国进行更高层次的接触。
一番较量的结果是：基辛格做出了华沙这条渠道太“受约束”的结论，尼克松于1970年6月30日宣布从柬埔寨撤军。7月双方重新寻求靠拢，就举行高级会晤问题相互传递信息。1970年12月，美国为迫使越南接受其谈判条件，将战争升级。中国采取更为灵活的步骤：“一方面于1971年3月同越南共同发表联合公报，不惜与美国一战来支持印支三国人民，以此向美国施加压力，中共还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一方面又注意为继续打开中美关系留有余地，发出特别希望同基辛格会晤的消息。”①1971年4月，毛泽东和周恩来成功导演乒乓外交。随后，1971年7月、10月，基辛格两次秘密访问北京，其使命是为尼克松访华铺路，中美关系由此取得实质性进展。
从1965年到1968年越美巴黎会谈后的一段时期，中国政府坚决支持越南把反对美国的侵略战争进行到底，坚决反对美越和平谈判。中国对于苏联参与的斡旋，都给予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在美越和平谈判前几年，美国仍对中国保持敌对政策。中国也视美国为主要敌人。因此，约翰逊政府开始在越南和平谈判中没有考虑中国的因素，中国则从革命外交战略和自身的安全利益出发对越美和谈持否定态度。随着中国“联美抗苏”战略的酝酿，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发生变化，从坚决反对越美和谈到赞成越南“边打边谈”。1968年11月，毛泽东对越美和谈的方针定出新的基调，表明北京不再干涉和谈问题，在毛泽东关于中国对美对越关系的思考中，务实地解冻与美关系新棋局的走势初步形成。 随着1971年乒乓外交的展开，特别是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基辛格系统地阐述了美国方面关于越南战争的立场，即美国已经打算通过和平谈判结束越南战争。因此，基辛格将印度支那问题排在了第二位，希望中美双方能在台湾问题和越南问题上达成某种交易。基辛格中国之行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就是希望中国帮助美国尽快结束越战，向越方做劝说工作。基辛格对周恩来说：“我可以保证，美国想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但是，如你所说，我们准备决定撤出所有的部队从印度支那和越南的日期。然而，我们需要一个解决方案，保证我们的荣誉和我们的自尊相一致，如果我们不能获得这一荣誉和尊严，那么战争将继续下去，你所描述的后果，但其后果可能再次停止我们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不管如何影响我们的利益。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在柬埔寨和老挝和其他可能的行动将不会针对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但是这些行动会对我们的关系带来不良影响，我们非常希望避免这种不利的结果。”②
基辛格认为美越和谈有两个方面的障碍有待克服，一个是北越实际要求美国推翻西贡政权作为和平条件；二是在美国撤军的同时，北越实际不同意在整个印度支那停火。越南北部声称：南越政府是美国支持的傀儡政府，北越只想与美国停火，但不与其他各方停火。在停火期限和战争的赔偿问题上，基辛格也认为：“这两个国家有差异，越南希望美国在1971年12月31日前撤出印度支那，美国希望在未来12个月内解决。在战争赔偿问题，为了维护我们的荣誉，我们不能接受我们必须支付战争赔款。一旦和平达成，我们愿意提供援助。”③
听了美国关于印度支那政策的介绍后，周恩来说：“我非常感谢你将你们的印度支那政策告诉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在我们之间，这就是，我们都很佩服越南人民的勇敢和伟大。”④最后，周恩来向基辛格阐述中国对越南问题的基本态度：“第一，所有外国军队全部撤出；第二，必须由印支三国人民决定自己的命运。”⑤在谈判中，基辛格希望中国在推动和平谈判问题上做越南的工作，而周恩来也说非常关心越南和平谈判，在策略上的考虑，中国不会很快改变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强调：“中国虽然真诚支持越南，但没有派一兵一卒在越南战斗，中国虽然向越南提供修筑道路、桥梁等工程技术人员等，同时为了确保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安全，为他们配备的防空力量，但是一旦任务完成，他们将完全退出。”⑥其实，他们两人都清楚，越南问题是与中美关系紧密相连。对美国而言，改善中美关系是解决越南问题十分重要的一环；而对中国而言，如果准备与美国改善关系就需要调整对美越和谈的态度。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时指出：“无论是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还是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都比较小，也可以说还不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部队也不出国。”①这里暗示：中国不会对美国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战，中国不会武装越南，中美双方目前只有一个敌人，即苏联。周恩来与尼克松会谈时说：关于越南问题，我们不会放弃援越的革命外交方针，为同美国谈了多年的台湾问题而牺牲越南的利益。
周恩来针对越南方面坚持废黜阮文绍为停战前提的谈判原则，提出了一个变通的建议：“我们双方都认为阮文绍是美国的傀儡，但我们可以让他参加由三方组成的联合政府。美国看见阮文绍将在政府中享有权利，这是更容易接受的政治解决方案”，周恩来开导黎德寿说：“我们坚持美国放弃阮文绍。然而，如果我们要暗示阮文绍是可以接受的，那么美国将会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期望，谈判中给彼此惊喜是必要的。”②周恩来又表示，我们中共中央已经讨论过他所提出的建议，已经决定接受阮文绍，当然最后的决定权还在越南方面。1972年底，周恩来分析了战场和谈判桌上的形势，对再次来华的越南谈判代表黎德寿强调：“尼克松目前面临着许多国际和国内的问题，看样子美国真的想从越南撤军；越南在同美国谈判时应坚持原则，但是也要有灵活性，先让美国人走掉，对于尼克松不给一点面子，就难以达成协议，将失去机会；周恩来提出先让美国确定从越南撤军的时间，并保证不回来，至于组建临时的联合政府问题，你们越方可以松一点，这样就有可能达成协议。”③1973年1月27日，美越签署巴黎和平停战协定，持续近20年的越南战争结束，随后中美两国着手落实联合抗苏的战略构想。
在中美和解的进程中，中美双方各自对自己的盟友进行援助和较量。中国虽然为避免损坏和解进程，没有为消除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压力，采取严厉的措施，但也不像一些越南领导人所认为的“大国之间的交易可能有时候牺牲小国并压碎它”④那样对越南的利益进行损害。恰恰是中国和美国关系实现和解后期，“是中国对越南援助最多的时期，1971——1973年援助协议金额90亿元人民币；美国轰炸恢复时，中国专家组58个，共有719人；如果1971—1975项目和1965年至1970年比较，可以看出，结算后，越南的中国的援助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特别是棉花增加了1.6倍，钢铁增加了1.25倍，煤炭增加17.1倍，石油的力量增加了17.85倍，汽车增加了6.34倍”。⑤而尼克松政府在勃列日涅夫政府咄咄逼人的攻势下，首先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注重与中国达成共识，反对苏联扩张，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谅解中国对河内的支持与援助。越南问题没有破坏中美和解的进程。不过，中越关系却渐行渐远了。
【作者简介】张秀阁，女，南开大学滨海学院马列教研室讲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外交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Abstract： The influence from Vietnam existed through the whole reconciliation proces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rocess of Sino-US reconciliation and negotiation between Vietnam and US， China seeked more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balance of national interests instead of sacrificing Vietnam and exchanging benefits for sino-US relationship. Although China was in difficulties itself， she gave a lot of aid to Vietnam. But these efforts failed to change Vietnamese dissatisfaction， doubt and anxiety with China. Sino-US relationship went further and further in the process of moderation of sino-US and peace talks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Key Words：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Vietnam Factor， Peace Talks between Vietnam and America
关键词中美和解，越南因素，越美和谈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10-0058-05
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援越抗美后期，中国面对北部苏联的大兵压境，美国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共同对抗苏联的现实需要成为中美和解的基础。中苏两国关系进入战争临界点的事实，使西方世界感受到共产主义并非铁板一块。于是，因深陷越战而力量削弱的美国，开始考虑体面地结束越战、借助中国与苏联抗衡的可能性。美国亚太收缩，美越开始和平谈判，美国宣布对北越轰炸和袭击停止，中国南部的压力客观上减弱，为对美政策调整提供了机会。但是，中国还必须面对调整中越关系的难题。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开始调整策略，不再反对美越和谈。这一做法使得河内怀疑中国会为中美缓和而牺牲越南。这就为双方矛盾激化埋下了伏笔。本文主要是从中美关系出现重大转机、中美两国改善关系的努力及中国对越美和谈态度的转变三个方面对于中美和解进程中的越南因素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中美关系转机的出现，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中美两国国内的政治状况引起的。就美国而言，越南战争使美国遭受重大损失。约翰逊政府后期，“美国已动用了全国近1/4海军、1/5的空军和1/2的地面部队，除原子弹以外所有先进武器都使用了，仍然不能达到作战目标”。①从1965年到1969年美国出现了361亿美元的庞大的财政赤字。美国因越南战争变得内外交困，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而且在国际地位方面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美国陷入越南战争，苏联则迅速崛起，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者。美国已经彻底丧失了“核优势”，苏联加紧在世界上一些战略要地与美国展开争夺，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西欧各国拒绝追随美国参战，开始奉行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美国更加孤立。同时，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也在美国形成。60年代末，美国大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反对越南战争，更反对美国政府。反战运动高涨，社会矛盾尖锐，战后美国两党一致的对外政策正在丧失国内的支持。
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对自己的间接对手——中国，有了更深刻、清楚的认识。经过20多年的对抗和较量，美国对中国奉行的遏制、孤立政策已经走到尽头，社会主义的中国不但没有被削弱，而是更加强大。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与日俱增，并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中国政府宣布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后，美国总统约翰逊称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不幸的时刻之一”。美国政府感到，要使中国受到约束，必须使美国同国际社会建立良好的关系。①这种理解与认识，对美国政府日后放弃封锁和遏制中国的政策，明显起了推动的作用。越南战争也使美国看到，中国在对外援助上虽然是全力以赴的，在军事行动上却是审慎的、有分寸的。中国部队援越的策略是，中国派出防空、铁路、公路和其他参战部队，但没有公开宣布，将军队的军事行动严格限制在越南北部。美国虽然知道在越南北部有大量中国工程部队在执行筑路、修桥、提供后勤保障任务的行动，也不公开点破。美国政府通过中美之间的信息沟通，已经明白北京的真正的意图：是将北越看做缓冲地带，只要美国地面部队不进入北越，中国就不会出兵作战。因此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时，有明确的底线：谨慎地将美国的战争限定在17°以南（中国划出的范围之内）。美国决定进行在越南战争时，努力避免中国陆军参加战争。
美国为了改善自己的战略态势，也希望尽快地从越南战争脱身，以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挑战。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出自己任职后首要的外交问题是“如何尽快结束越南战争，以改变美国东西两面作战的态势，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用尼克松自己的话说就是：“越南问题的关键不在河内，而在北京和莫斯科。”②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尼克松在解决越南战争这一难题时，把北京位置放在莫斯科的前面。那就说明，美国政府已经承认在和苏联的竞争中，自己的实力不够，需要借助新的力量。中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潜力巨大的国家，在惊涛骇浪的国际社会中有她一席之地，成为美国抗衡苏联可以借助的力量。
越南战争的演变，美国在中国南部战争的降级，使中国对来自美苏战争的威胁及其程度，有了更为清醒客观的认识。1968年8月，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军队突然袭击并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中国领导人开始意识到，世界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苏联对世界构成了更大的威胁，中国要有所准备。
首先，苏联成为中国首要的敌人。苏联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提出一系列的声明：“国际专政论”“利益有关论”“有限主权论”“大国特殊责任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等，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一套理论，为苏联随意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政外交制造依据。③1969年3月，中苏两国在珍宝岛边界发生的武装冲突，这就向美国传递了一个信息：即中苏两国已经走到战争边缘，双方关系的恶化已无法挽回。据说，在看完关于中苏珍宝岛事件的报告，毛泽东指出：“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④中苏之间发生较大规模武装冲突的现实，表明苏联已经演变成为中国的首敌。这就为中国寻求与美国实现缓和，以便集中力量对抗苏联，为中国外交做出战略性调整，提供了安全利益的基点。
其次，经过越南战争，中国开始认识到美国实际没有做好准备和打算，也根本没有能力进攻中国。如果中国能够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既可以抗衡苏联，也希望与美国通过谈判解决像台湾和越南战争这样的敏感问题，还有助于中国更好地扫除障碍，以此带动一片，改善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摆脱当时的被动局面。因此，这是当时中国国家利益的迫切需要。当美国准备退出越南、集中力量应付苏联的竞争之时，它对中国的威胁已在消退。 第三，中国外交的困境与整合。1966年，中国国内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外交工作陷入极端的困难之中。1967年1月，迅速蔓延全国的夺权狂潮波及外交部门，外交部门几乎无法正常展开外交工作，无论是外交部长陈毅，还是各地大使、参赞，都遭到红卫兵造反派的揪斗和批判。造反派的夺取行动使得国家外交大权难以控制，外交部陷入混乱状态，难以正常开展工作，在国际社会造成恶劣影响。1967年8月22日晚，发生了北京火烧英国临时代办的严重事件，几十个造反派组织上万人围攻英国驻北京的办公驻地，造反派们火烧英国驻华办公楼，他们还批斗英国驻华临时代办。⑤火烧英国代办事件，使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外交机构失控的严重危险性，于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过问下，中国开始逐步采取措施，消除外交隐患。周恩来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同许多国家几乎中断来往的情况，1970年9月和1971年4、5月，他亲自部署外事部门批判极左思潮，提出我们现在是应该“开门”的时候了，不赞成到处搬用“反对帝修反”的口号，并特别指示外交部：“搞外交要积极、主动地与外界接触，自己给自己创造条件，开展外交工作。”①与其他领域相比，“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受破坏的程度相对较轻，较快地回复到正常轨道，较早地摆脱了混乱状态。因此也就从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基于上述原因，从1969年前后，中美两国开始调整彼此关系，由此形成了中美关系的重大转机。
1968年11月25日，中国政府主动提出恢复中美大使级别的会谈，会谈的时期是1969年2月20日，并且中国政府在最后发布消息时重新提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②接着，外交部发言人就中美大使会谈问题发表讲话时，又再次提出：“中美双方应签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③中国这时重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真实的用意是：美国停止轰炸越南北部，中国南部边境安全压力减轻，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想进一步试探美国对华政策是否有新的考虑，为调整对美政策做铺垫。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们对中国这种表态的反应是：中国重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是“文革”以来第一次，他们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已经准备重返国际舞台，美国政府一定要重视这一现实。中国的这种姿态要么是寻求借助西方力量抵消中苏关系日益紧张及苏侵捷事件的影响，要么就是对1967年10月《外交季刊》上尼克松文章中倡议扭转对华关系迹象的直接反应。④但不论怎样，在极为复杂而又微妙的外交棋局中，中国走了开局的第一着棋。
1969年1月，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暗示美国准备调整对华政策来抗衡苏联，毛泽东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批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⑤虽然整篇文章也不乏对尼克松的演说和他本人的攻击，认为他的演说“暧昧不明”，指责这个“帝国主义的头子是一个快要进坟墓的人”，但是，文章也用嘲讽的语气叙述了尼克松提出的“团结与和平”意愿。这样，中国就以这种反面教材的方式向美国发出了微妙的呼应信息，也使这位美国总统发出的信息在中国的大地上得到广泛的传播。⑥
珍宝岛事件爆发后，1969年4月，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提到：“将打倒‘美帝’和打倒‘苏修’并提，我们坚决重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危险性。”⑦以此，“将中苏边界冲突的文章做大，让美国明白中苏关系已彻底进入战争的边缘”。⑧美国也由此看到了实现美中苏三国战略三角关系的可能性。尼克松“联华遏苏”的战略构想逐步成型，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想让中国帮助美国结束越南战争，能让他们体面地从越南撤军，希望联合中国对抗苏联。中国这时外交战略调整的大体思路是：加快与美和解的步伐，希望取得突破性进展，解除南部边境的威胁，以便集中对抗北方的苏联。
1970年4月30日，美国政府借口柬埔寨有越南南方解放阵线武装力量的“庇护所”，出兵柬埔寨，使印度支那的形势再度紧张。中方认为原定于5月20日举行的第三次中美会谈已不适宜，决定中断会谈。5月20日，原来定于中美双方举行137次中美大使会谈的日期，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出席首都50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集会，林彪宣读了毛主席的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即著名的五二○声明）。”⑨但“五二○声明”并没有使中美关系倒退。恰恰是在声明所表达的思想基础上，中美关系继续向前迈进。声明是向美国施加压力，既表明中国不会放弃支持和援助印支三国人民的革命立场，试探美方缓和美中关系的诚意和决心，更促进美国及早与中国进行更高层次的接触。
一番较量的结果是：基辛格做出了华沙这条渠道太“受约束”的结论，尼克松于1970年6月30日宣布从柬埔寨撤军。7月双方重新寻求靠拢，就举行高级会晤问题相互传递信息。1970年12月，美国为迫使越南接受其谈判条件，将战争升级。中国采取更为灵活的步骤：“一方面于1971年3月同越南共同发表联合公报，不惜与美国一战来支持印支三国人民，以此向美国施加压力，中共还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一方面又注意为继续打开中美关系留有余地，发出特别希望同基辛格会晤的消息。”①1971年4月，毛泽东和周恩来成功导演乒乓外交。随后，1971年7月、10月，基辛格两次秘密访问北京，其使命是为尼克松访华铺路，中美关系由此取得实质性进展。
从1965年到1968年越美巴黎会谈后的一段时期，中国政府坚决支持越南把反对美国的侵略战争进行到底，坚决反对美越和平谈判。中国对于苏联参与的斡旋，都给予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在美越和平谈判前几年，美国仍对中国保持敌对政策。中国也视美国为主要敌人。因此，约翰逊政府开始在越南和平谈判中没有考虑中国的因素，中国则从革命外交战略和自身的安全利益出发对越美和谈持否定态度。随着中国“联美抗苏”战略的酝酿，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发生变化，从坚决反对越美和谈到赞成越南“边打边谈”。1968年11月，毛泽东对越美和谈的方针定出新的基调，表明北京不再干涉和谈问题，在毛泽东关于中国对美对越关系的思考中，务实地解冻与美关系新棋局的走势初步形成。 随着1971年乒乓外交的展开，特别是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基辛格系统地阐述了美国方面关于越南战争的立场，即美国已经打算通过和平谈判结束越南战争。因此，基辛格将印度支那问题排在了第二位，希望中美双方能在台湾问题和越南问题上达成某种交易。基辛格中国之行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就是希望中国帮助美国尽快结束越战，向越方做劝说工作。基辛格对周恩来说：“我可以保证，美国想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但是，如你所说，我们准备决定撤出所有的部队从印度支那和越南的日期。然而，我们需要一个解决方案，保证我们的荣誉和我们的自尊相一致，如果我们不能获得这一荣誉和尊严，那么战争将继续下去，你所描述的后果，但其后果可能再次停止我们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不管如何影响我们的利益。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在柬埔寨和老挝和其他可能的行动将不会针对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但是这些行动会对我们的关系带来不良影响，我们非常希望避免这种不利的结果。”②
基辛格认为美越和谈有两个方面的障碍有待克服，一个是北越实际要求美国推翻西贡政权作为和平条件；二是在美国撤军的同时，北越实际不同意在整个印度支那停火。越南北部声称：南越政府是美国支持的傀儡政府，北越只想与美国停火，但不与其他各方停火。在停火期限和战争的赔偿问题上，基辛格也认为：“这两个国家有差异，越南希望美国在1971年12月31日前撤出印度支那，美国希望在未来12个月内解决。在战争赔偿问题，为了维护我们的荣誉，我们不能接受我们必须支付战争赔款。一旦和平达成，我们愿意提供援助。”③
听了美国关于印度支那政策的介绍后，周恩来说：“我非常感谢你将你们的印度支那政策告诉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在我们之间，这就是，我们都很佩服越南人民的勇敢和伟大。”④最后，周恩来向基辛格阐述中国对越南问题的基本态度：“第一，所有外国军队全部撤出；第二，必须由印支三国人民决定自己的命运。”⑤在谈判中，基辛格希望中国在推动和平谈判问题上做越南的工作，而周恩来也说非常关心越南和平谈判，在策略上的考虑，中国不会很快改变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强调：“中国虽然真诚支持越南，但没有派一兵一卒在越南战斗，中国虽然向越南提供修筑道路、桥梁等工程技术人员等，同时为了确保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安全，为他们配备的防空力量，但是一旦任务完成，他们将完全退出。”⑥其实，他们两人都清楚，越南问题是与中美关系紧密相连。对美国而言，改善中美关系是解决越南问题十分重要的一环；而对中国而言，如果准备与美国改善关系就需要调整对美越和谈的态度。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时指出：“无论是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还是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都比较小，也可以说还不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部队也不出国。”①这里暗示：中国不会对美国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战，中国不会武装越南，中美双方目前只有一个敌人，即苏联。周恩来与尼克松会谈时说：关于越南问题，我们不会放弃援越的革命外交方针，为同美国谈了多年的台湾问题而牺牲越南的利益。
周恩来针对越南方面坚持废黜阮文绍为停战前提的谈判原则，提出了一个变通的建议：“我们双方都认为阮文绍是美国的傀儡，但我们可以让他参加由三方组成的联合政府。美国看见阮文绍将在政府中享有权利，这是更容易接受的政治解决方案”，周恩来开导黎德寿说：“我们坚持美国放弃阮文绍。然而，如果我们要暗示阮文绍是可以接受的，那么美国将会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期望，谈判中给彼此惊喜是必要的。”②周恩来又表示，我们中共中央已经讨论过他所提出的建议，已经决定接受阮文绍，当然最后的决定权还在越南方面。1972年底，周恩来分析了战场和谈判桌上的形势，对再次来华的越南谈判代表黎德寿强调：“尼克松目前面临着许多国际和国内的问题，看样子美国真的想从越南撤军；越南在同美国谈判时应坚持原则，但是也要有灵活性，先让美国人走掉，对于尼克松不给一点面子，就难以达成协议，将失去机会；周恩来提出先让美国确定从越南撤军的时间，并保证不回来，至于组建临时的联合政府问题，你们越方可以松一点，这样就有可能达成协议。”③1973年1月27日，美越签署巴黎和平停战协定，持续近20年的越南战争结束，随后中美两国着手落实联合抗苏的战略构想。
在中美和解的进程中，中美双方各自对自己的盟友进行援助和较量。中国虽然为避免损坏和解进程，没有为消除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压力，采取严厉的措施，但也不像一些越南领导人所认为的“大国之间的交易可能有时候牺牲小国并压碎它”④那样对越南的利益进行损害。恰恰是中国和美国关系实现和解后期，“是中国对越南援助最多的时期，1971——1973年援助协议金额90亿元人民币；美国轰炸恢复时，中国专家组58个，共有719人；如果1971—1975项目和1965年至1970年比较，可以看出，结算后，越南的中国的援助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特别是棉花增加了1.6倍，钢铁增加了1.25倍，煤炭增加17.1倍，石油的力量增加了17.85倍，汽车增加了6.34倍”。⑤而尼克松政府在勃列日涅夫政府咄咄逼人的攻势下，首先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注重与中国达成共识，反对苏联扩张，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谅解中国对河内的支持与援助。越南问题没有破坏中美和解的进程。不过，中越关系却渐行渐远了。
【作者简介】张秀阁，女，南开大学滨海学院马列教研室讲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外交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Abstract： The influence from Vietnam existed through the whole reconciliation proces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rocess of Sino-US reconciliation and negotiation between Vietnam and US， China seeked more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balance of national interests instead of sacrificing Vietnam and exchanging benefits for sino-US relationship. Although China was in difficulties itself， she gave a lot of aid to Vietnam. But these efforts failed to change Vietnamese dissatisfaction， doubt and anxiety with China. Sino-US relationship went further and further in the process of moderation of sino-US and peace talks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Key Words：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Vietnam Factor， Peace Talks between Vietnam and Amer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