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街头寻找公用垃圾桶，难到了让人火冒三丈的地步。小如儿子擤鼻涕用的柔软干纸巾，大到大人孩子喝完水的塑料瓶，街头几乎没有公用垃圾桶。后来知道，这是台湾方面自十几年前开始推行“垃圾不落地”理念的终端表现。
　　台北自1996年起推行的“垃圾不落地”政策，重要表征是取消了原先固定放置在小区门口的垃圾桶，改由垃圾车定时定点收取垃圾。但如果某人因为某种原因耽误了“时”和“点”，那就惨了，他将几乎找不到任何地方可以把垃圾处理掉。面对如此“不落地”政策，台北市民鲜有越轨之举，如果有人将整袋垃圾丢弃路旁，就有可能被环保部门的稽查大队查到，他们会打开垃圾袋翻检，如果里面有肇事者的地址、电话等任何线索，执法机构就会循着线索找人重罚。非但如此，不使用政府指定的垃圾资源袋丢垃圾也会被罚，罚款从1200元至6000元新台币不等。
　　同时，为了提防有人把家用垃圾倒进街头垃圾桶中，有关方面大大减少了市区街头垃圾桶的数量，这就做过了。过虽过了，一直就这么做了；做了之后，当地人也习惯了。
　　听说除了稽查大队，官方也鼓励民众对垃圾处理不当者积极举报，如果有人能够拍照到任意弃置垃圾或不用专用垃圾袋者，如证据确凿，可获得实收罚款50%的奖金，最多的可拿3000元新台币。我听当地人说，台湾城市里的有些人根本不用上班，每天坐在自己的车里，对着街头车辆一通乱拍，哪怕拍到有人从车窗中扔出一个烟头都能发财，集腋成裘，不怕麻烦。
　　据说，在推行“垃圾不落地”运动前，台北方面也是把垃圾桶摆在小区门口，等候清洁队夜间收运垃圾，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暂存的垃圾惹人讨厌，垃圾桶摆在谁家附近必招抱怨。而且，自2000年开始，政府方面也不再向民众单独收取垃圾处理费，而是把垃圾处理的花费分摊到垃圾袋中。
　　但我自始至终对街头不设垃圾桶的做法心存疑虑，觉得实在是因噎废食，如果仅仅是因为防范贪图小利者的个别行为而造成全民不便，则代价实在过大。没去过台湾的人，实在很难想象作为一个街头行走者，抑或是商业建筑中的采购者，在没有垃圾桶环伺的格局中穿梭有着多大的不便。
　　曾经有一次，我在九份的商业窄街上，看到街边某角落里遗落着三两个喝剩饮料的大号纸杯，一直就垃圾处理问题和导游有所争论的我问导游：“你看，这不就是街头没有垃圾桶的恶果吗？”
　　导游却告诉我：“这绝对不是台湾人干的事。”
　　“那，是哪儿人？”
　　他顿了一下，看了我好一阵才说：“比如日本人。”
　　我盯着他迅速转过头而留在我眼前的后颈，说：“你，骗人。”
　　前不久，有中国记者质疑一向号称全民自律极好的日本人，在关东地震灾害中，为什么还是出现过一两起抢劫事件，当时，某日本市井小民的回答是：“那一定是外国人做的事情。”
　　日本人面对着中国记者说：“比如韩国人。”
　　阳光下，我的导游没再回话，我看见炎热中他的后脊已然全湿。
　　（摘自《门前若无南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