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通览全书，发现1961年版《鲁迅回忆录》对许广平手稿的改动大抵是为了保护某些人的声名，将对其不利的部分删掉；或是为了“批判某些人到底”，不允许出现其好的一面。
81岁的周海婴将面前洁白的餐布叠成32开大小：“稿纸就这么大。”又举筷稍一犹豫，从餐盘里挑出一颗青豌豆，认认真真放在餐布上方，“每个字大概这么大。”
2009年夏天，他就看着这样的稿纸，每天上下午各工作两小时，细细辨识母亲许广平60多年前所写《鲁迅回忆录》的原始手稿，将各种删减、增补和修改之处一一拣出，连稿纸边白上的问号、星号也一个不落。
于是有了15万字“《鲁迅回忆录》手稿本”(以下简称手稿本)日前的问世。手稿本特别与1961年5月出版的第一版《鲁迅回忆录》做了比较，标示出所有不同，从中可明显看出许广平的本意在当年经过了怎样的“集体讨论、上级拍板”的“修正”和扭曲。
周海婴作为这本书的主编，并不期待书会好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说只望少数有心的读者能从中发掘几十年前的文化生态和时代烙印。
“保护式删除”和“拔高式增补”
“我这本小书，首先得到周扬同志和邵荃麟同志的直接领导和关注。他们重视这一项工作，关心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了。”手稿本中，许广平在前言部分表示，自己在这次创作中深深学到这种“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
出版时，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两人名字被隐去，改为“许多同志”，原有的一句“如关于女师大事件，就是接受了邵荃麟同志的意见而添写的”也被删除。
类似删减之处不胜枚举。通览全书，发现1961年版《鲁迅回忆录》对许广平手稿的改动大抵是为了保护某些人的声名，将对其不利的部分删掉一或是为了“批判某些人到底”，不允许出现其好的一面。
前者比如对郭沫若的“保护”。在“内山完造先生”一节中，原文为：“记得到过魏盛里几次之后的某一天，有个妇女从店后走到外面去，经过我们身边，内山先生就指向我们说：这是郭沫若先生的日本夫人，并且又说到郭先生曾住过他的店内。到后来日子一久，了解的更多了。郭先生住在日本，每有写作，寄回中国，都是内山先生代理，收到稿费之后转交给日本夫人，再由她买成中国土产带回日本去。”1961年出版的书中，有关“郭沫若日本夫人”的内容全部删除。
后者比如对周作人的态度。“所谓兄弟”一节中，原文为：“鲁迅虽然在上海，但每每说‘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读读的’。他的确是这样，不因为兄弟的不和睦，就连他的作品也抹煞。每逢周作人有新作品产生，出版了，他必定托人买来细读一遍，有时还通知我一同读。如1928年9月2日，日记上也曾记着：‘午后同三弟往北新书店，为广平补买《谈虎集》上一本，又《谈龙集》一本。’”1961年版中，鲁迅认可周作人文章的内容被悉数删去。
又如对日本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评价，许广平手稿中但凡提到内山好处的内容在1961年版中都未保留。比如鲁迅牙疼时曾受到内山一家悉心照料，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离开上海时曾托内山保管文件，甚至，就连内山完造善待店员这种小事也被删去。
除去各类删减，1961年版的另一特点是“无中生有”。有的根据当时塑造鲁迅形象的需要增加史料，比如增加鲁迅筹措营救瞿秋白的款项和出版其遗作的详细过程，增加鲁迅辞谢诺贝尔奖金候选人一事。有的则将平白简单的事实拔高，甚至更改作者观点。
例如，手稿中提及鲁迅教许广平学日文，初衷是希望其日后学会一技之长以谋生。1961年出版时则将学日文一事描述为“除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保持清醒头脑和立场外，还要多读书，以便对新文化事业多做贡献”。
在对周作人的描述中，1961年版本在许广平原文之外又增加了相当篇幅的周作人附逆及中伤鲁迅的内容，及对这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阶级分析。
关于冯雪峰，原文称其常常提醒鲁迅不要为一些事情苦恼自己，“不要使自己变小了”，“如果站在党的立场是好意，站在鲁迅自己的角度也是应该照这样接受的。”但鉴于当时冯雪峰因卷入“胡风事件”成为大右派，并在1958年被开除出党，1961年版本将此处改为以批判的口吻指出冯雪峰这种做法是“十分荒谬的”，是“和党的精神不合，甚或大相径庭的”。
回忆录难免对鲁迅涂上政治釉彩
被增补、被删减，大多是为适应当时的意识形态。诸多改动虽令后人哑然失笑，或对“集体讨论、上级拍板”的创作情境心生感慨，却难以从中挖掘出更具分量的事实或观点。
“从鲁迅研究的专业角度来说，手稿本的史料价值很有限。”从事过鲁迅研究的学者朱正表示。
究其原因，这册回忆录本身就是庆祝建国十年的“献礼”之作，在作者许广平主观的思想意识上已做了很大“调整”。
在前言中，许广平写道：“大跃进的精神感召了我。‘十一’献礼的汹涌热潮又鞭策着我；在总路线多快好省的号召下，鼓舞起我的干劲，工人阶级大无畏的坚决创造意志又不断做我的榜样，于是就下定决心试试写作了。”
从这样的初衷出发，回忆录难免对鲁迅涂上政治釉彩，称其在1927年移居上海之后，就“否定了进化论的偏颇，投入了阶级论的烘炉去锻炼自己，去向革命队伍中当个小兵”。同时列出诸多“鲁迅相信党、依靠党”的事实，也有意无意地在某些史实的回忆上出现错讹和歪曲。
“她(指许广平)缺乏那种深邃的思想透视力和独立不倚的精神品格，但她又真诚地想在多变的政治环境中保持鲁迅的社会声誉，这就使她不能不对鲁迅生前的言行随时进行主观性很强的整理和加工。”学者王富仁曾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中指出。
许广平的回忆录因其与鲁迅的亲密关系而在很大程度上无可替代，但“在鲁迅研究中，更重要的还是周作人和许寿裳的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前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对本刊记者说。
为纠正许广平对鲁迅形象的“美化”所带来的误读，1979年，朱正曾出版《鲁迅回忆录正误》，匡正1961年版的“误记失实”之处。
比如许广平提及鲁迅拒绝1936年访问苏联的邀请，原因是前来接洽的联络人是国民党人士，且鲁迅当时“未得到党的指示，万一轻举妄动，铸成大错，则悔将何及!”朱正考证认为，实际情况是鲁迅一来认为自己身体尚好，不宜离开上海，“去挣卢布”；二来对苏联开始“肃反”有所疑虑。
更有趣的是一则轶事。许广平写到鲁迅曾托人带了两只火腿到延安，给毛泽东等各位中共领袖。送到西安再也不能通过，只好由西安的同志代表吃掉，但火腿一剖开来，里面还有书信。朱正考证认为此处三点有误：一、鲁迅送往陕北的火腿是一只不是两只；二、火腿没有送到陕北，是因为火腿好吃，被西 安截留了；三、火腿夹带书信一说完全是莫须有。
误读和遗忘
“许广平对鲁迅的改写，自有难言的苦衷。但许广平毕竟参与了对鲁迅的改写，并且在这种改写过程中起到了一种领头羊般的作用。长久地掩饰这一点，是不应该的。”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近日因质疑汪晖的鲁迅研究著作《反抗绝望》涉嫌抄袭而成为焦点——曾在《许广平在改写鲁迅中的作用与苦衷》一文中指出。
“但当时对鲁迅最大的误读还不是许广平，应该是意识形态。”孙郁说，主要的歪曲在于把鲁迅放到意识形态话语里，成为包括“反右”、“文革”在内的一切政治活动的宣传工具。
他认为，鲁迅之所以被放在这样一个位置，“因为旧社会是不好的，鲁迅曾经说过那么多旧社会的黑暗面，所以鲁迅说的全是对的。”
之后，由于冷战格局及中苏关系僵化，中国在国际形势不稳的情形下更需要稳住国内局势，“阶级斗争就是要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鲁迅的思想是针对负面东西的，正好拿来做武器。”
此后直到上世纪80年代前，鲁迅具有不被质疑的权威，且在不同范围内都可独立被运用。甚至也出现了“两个凡是”：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就好到底。
“周作人给曹聚仁的信里说，鲁迅被捧成神，他觉得很可笑，很讽刺。顾颉刚的日记里对鲁迅也有微词。但公开场合没人敢提。”孙郁说。鲁迅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准官方意识形态，在大陆无人冒犯，在台湾被长期封杀，变为政治符号。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鲁迅逐渐被移出政治话题，回到学术。
“90年代迄今，官方对鲁迅话题开始了沉默、回避、冷淡的戏剧性过程。20多年来，举凡重要的国家话题和政府语言，不再能够，也不再打算从鲁迅那里盘剥搜寻任何说法，鲁迅话题的庞大利用价值似乎走到尽头。”学者陈丹青曾在《鲁迅是谁》一文中写道。
孙郁说：鲁迅强调反抗，强调个人为本，反对以国家主义为本。
新世纪伊始，部分鲁迅文章撤出中小学课本引来无数争论，乃至国外研究者们也纷纷猜测这一变化背后的动机。与此同时，“还原鲁迅”的浩大工程展开。周海婴2002年写了回忆录《我与鲁迅七十年》；周令飞作为鲁迅长孙在上海成立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并与同济大学合作，共同承担国家社科研究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鲁迅思想系统研究”。
“现在的歪曲误读也很多。”孙郁说，只不过与80年代前换了个角度。“可能最大的歪曲来自我们这些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这种思维方法是鲁迅最厌恶的，我们是在今人的语态下来考虑他，无法回到他那个语境。这可能有问题。”
学界的、民间的、精英的、大众的，赞成的、抵制的、争论的、回避的，鲁迅思想在今天被多元解读，或许已回到了其应有的位置。只是，他原本希望自己的思想消失、速朽，但今天人们仍然在其中各取所需。因社会仍存在各种问题，且这些问题仍让人感到焦虑。
“我认为鲁迅的精神对我们今天依然重要。”孙郁总结说，“当然，这种重要是个悲剧。”
81岁的周海婴将面前洁白的餐布叠成32开大小：“稿纸就这么大。”又举筷稍一犹豫，从餐盘里挑出一颗青豌豆，认认真真放在餐布上方，“每个字大概这么大。”
2009年夏天，他就看着这样的稿纸，每天上下午各工作两小时，细细辨识母亲许广平60多年前所写《鲁迅回忆录》的原始手稿，将各种删减、增补和修改之处一一拣出，连稿纸边白上的问号、星号也一个不落。
于是有了15万字“《鲁迅回忆录》手稿本”(以下简称手稿本)日前的问世。手稿本特别与1961年5月出版的第一版《鲁迅回忆录》做了比较，标示出所有不同，从中可明显看出许广平的本意在当年经过了怎样的“集体讨论、上级拍板”的“修正”和扭曲。
周海婴作为这本书的主编，并不期待书会好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说只望少数有心的读者能从中发掘几十年前的文化生态和时代烙印。
“保护式删除”和“拔高式增补”
“我这本小书，首先得到周扬同志和邵荃麟同志的直接领导和关注。他们重视这一项工作，关心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了。”手稿本中，许广平在前言部分表示，自己在这次创作中深深学到这种“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
出版时，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两人名字被隐去，改为“许多同志”，原有的一句“如关于女师大事件，就是接受了邵荃麟同志的意见而添写的”也被删除。
类似删减之处不胜枚举。通览全书，发现1961年版《鲁迅回忆录》对许广平手稿的改动大抵是为了保护某些人的声名，将对其不利的部分删掉一或是为了“批判某些人到底”，不允许出现其好的一面。
前者比如对郭沫若的“保护”。在“内山完造先生”一节中，原文为：“记得到过魏盛里几次之后的某一天，有个妇女从店后走到外面去，经过我们身边，内山先生就指向我们说：这是郭沫若先生的日本夫人，并且又说到郭先生曾住过他的店内。到后来日子一久，了解的更多了。郭先生住在日本，每有写作，寄回中国，都是内山先生代理，收到稿费之后转交给日本夫人，再由她买成中国土产带回日本去。”1961年出版的书中，有关“郭沫若日本夫人”的内容全部删除。
后者比如对周作人的态度。“所谓兄弟”一节中，原文为：“鲁迅虽然在上海，但每每说‘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读读的’。他的确是这样，不因为兄弟的不和睦，就连他的作品也抹煞。每逢周作人有新作品产生，出版了，他必定托人买来细读一遍，有时还通知我一同读。如1928年9月2日，日记上也曾记着：‘午后同三弟往北新书店，为广平补买《谈虎集》上一本，又《谈龙集》一本。’”1961年版中，鲁迅认可周作人文章的内容被悉数删去。
又如对日本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评价，许广平手稿中但凡提到内山好处的内容在1961年版中都未保留。比如鲁迅牙疼时曾受到内山一家悉心照料，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离开上海时曾托内山保管文件，甚至，就连内山完造善待店员这种小事也被删去。
除去各类删减，1961年版的另一特点是“无中生有”。有的根据当时塑造鲁迅形象的需要增加史料，比如增加鲁迅筹措营救瞿秋白的款项和出版其遗作的详细过程，增加鲁迅辞谢诺贝尔奖金候选人一事。有的则将平白简单的事实拔高，甚至更改作者观点。
例如，手稿中提及鲁迅教许广平学日文，初衷是希望其日后学会一技之长以谋生。1961年出版时则将学日文一事描述为“除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保持清醒头脑和立场外，还要多读书，以便对新文化事业多做贡献”。
在对周作人的描述中，1961年版本在许广平原文之外又增加了相当篇幅的周作人附逆及中伤鲁迅的内容，及对这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阶级分析。
关于冯雪峰，原文称其常常提醒鲁迅不要为一些事情苦恼自己，“不要使自己变小了”，“如果站在党的立场是好意，站在鲁迅自己的角度也是应该照这样接受的。”但鉴于当时冯雪峰因卷入“胡风事件”成为大右派，并在1958年被开除出党，1961年版本将此处改为以批判的口吻指出冯雪峰这种做法是“十分荒谬的”，是“和党的精神不合，甚或大相径庭的”。
回忆录难免对鲁迅涂上政治釉彩
被增补、被删减，大多是为适应当时的意识形态。诸多改动虽令后人哑然失笑，或对“集体讨论、上级拍板”的创作情境心生感慨，却难以从中挖掘出更具分量的事实或观点。
“从鲁迅研究的专业角度来说，手稿本的史料价值很有限。”从事过鲁迅研究的学者朱正表示。
究其原因，这册回忆录本身就是庆祝建国十年的“献礼”之作，在作者许广平主观的思想意识上已做了很大“调整”。
在前言中，许广平写道：“大跃进的精神感召了我。‘十一’献礼的汹涌热潮又鞭策着我；在总路线多快好省的号召下，鼓舞起我的干劲，工人阶级大无畏的坚决创造意志又不断做我的榜样，于是就下定决心试试写作了。”
从这样的初衷出发，回忆录难免对鲁迅涂上政治釉彩，称其在1927年移居上海之后，就“否定了进化论的偏颇，投入了阶级论的烘炉去锻炼自己，去向革命队伍中当个小兵”。同时列出诸多“鲁迅相信党、依靠党”的事实，也有意无意地在某些史实的回忆上出现错讹和歪曲。
“她(指许广平)缺乏那种深邃的思想透视力和独立不倚的精神品格，但她又真诚地想在多变的政治环境中保持鲁迅的社会声誉，这就使她不能不对鲁迅生前的言行随时进行主观性很强的整理和加工。”学者王富仁曾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中指出。
许广平的回忆录因其与鲁迅的亲密关系而在很大程度上无可替代，但“在鲁迅研究中，更重要的还是周作人和许寿裳的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前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对本刊记者说。
为纠正许广平对鲁迅形象的“美化”所带来的误读，1979年，朱正曾出版《鲁迅回忆录正误》，匡正1961年版的“误记失实”之处。
比如许广平提及鲁迅拒绝1936年访问苏联的邀请，原因是前来接洽的联络人是国民党人士，且鲁迅当时“未得到党的指示，万一轻举妄动，铸成大错，则悔将何及!”朱正考证认为，实际情况是鲁迅一来认为自己身体尚好，不宜离开上海，“去挣卢布”；二来对苏联开始“肃反”有所疑虑。
更有趣的是一则轶事。许广平写到鲁迅曾托人带了两只火腿到延安，给毛泽东等各位中共领袖。送到西安再也不能通过，只好由西安的同志代表吃掉，但火腿一剖开来，里面还有书信。朱正考证认为此处三点有误：一、鲁迅送往陕北的火腿是一只不是两只；二、火腿没有送到陕北，是因为火腿好吃，被西 安截留了；三、火腿夹带书信一说完全是莫须有。
误读和遗忘
“许广平对鲁迅的改写，自有难言的苦衷。但许广平毕竟参与了对鲁迅的改写，并且在这种改写过程中起到了一种领头羊般的作用。长久地掩饰这一点，是不应该的。”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近日因质疑汪晖的鲁迅研究著作《反抗绝望》涉嫌抄袭而成为焦点——曾在《许广平在改写鲁迅中的作用与苦衷》一文中指出。
“但当时对鲁迅最大的误读还不是许广平，应该是意识形态。”孙郁说，主要的歪曲在于把鲁迅放到意识形态话语里，成为包括“反右”、“文革”在内的一切政治活动的宣传工具。
他认为，鲁迅之所以被放在这样一个位置，“因为旧社会是不好的，鲁迅曾经说过那么多旧社会的黑暗面，所以鲁迅说的全是对的。”
之后，由于冷战格局及中苏关系僵化，中国在国际形势不稳的情形下更需要稳住国内局势，“阶级斗争就是要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鲁迅的思想是针对负面东西的，正好拿来做武器。”
此后直到上世纪80年代前，鲁迅具有不被质疑的权威，且在不同范围内都可独立被运用。甚至也出现了“两个凡是”：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就好到底。
“周作人给曹聚仁的信里说，鲁迅被捧成神，他觉得很可笑，很讽刺。顾颉刚的日记里对鲁迅也有微词。但公开场合没人敢提。”孙郁说。鲁迅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准官方意识形态，在大陆无人冒犯，在台湾被长期封杀，变为政治符号。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鲁迅逐渐被移出政治话题，回到学术。
“90年代迄今，官方对鲁迅话题开始了沉默、回避、冷淡的戏剧性过程。20多年来，举凡重要的国家话题和政府语言，不再能够，也不再打算从鲁迅那里盘剥搜寻任何说法，鲁迅话题的庞大利用价值似乎走到尽头。”学者陈丹青曾在《鲁迅是谁》一文中写道。
孙郁说：鲁迅强调反抗，强调个人为本，反对以国家主义为本。
新世纪伊始，部分鲁迅文章撤出中小学课本引来无数争论，乃至国外研究者们也纷纷猜测这一变化背后的动机。与此同时，“还原鲁迅”的浩大工程展开。周海婴2002年写了回忆录《我与鲁迅七十年》；周令飞作为鲁迅长孙在上海成立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并与同济大学合作，共同承担国家社科研究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鲁迅思想系统研究”。
“现在的歪曲误读也很多。”孙郁说，只不过与80年代前换了个角度。“可能最大的歪曲来自我们这些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这种思维方法是鲁迅最厌恶的，我们是在今人的语态下来考虑他，无法回到他那个语境。这可能有问题。”
学界的、民间的、精英的、大众的，赞成的、抵制的、争论的、回避的，鲁迅思想在今天被多元解读，或许已回到了其应有的位置。只是，他原本希望自己的思想消失、速朽，但今天人们仍然在其中各取所需。因社会仍存在各种问题，且这些问题仍让人感到焦虑。
“我认为鲁迅的精神对我们今天依然重要。”孙郁总结说，“当然，这种重要是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