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选楼“阮氏珍藏”铭砚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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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市邗江区文管办文物库房内藏有隋文选楼“阮氏珍藏”铭砚台一方,该砚通长14、通宽9.3、通高2.5厘米,砚身正面阴刻篆字:“隋文选楼子孙永保用之。”背面阴刻篆字:“永怀先德,一砚遗留。辟荒嵇田,乃亦有秋。子子孙孙,毋恶岁忧。十兰居士左手书铭。泉。”砚身一侧阴刻有“臣伯元印”“阮氏珍藏”两方印。此砚刻铭蕴含的信息量巨大,细细考证,收获良多。
   砚背面篆书的探讨
  (一)“十兰居士”是钱坫。从隋文选楼砚台背面阴刻篆书落款“十兰居士左手书铭。泉”可知,书写这段文字的人号“十兰”,有一方印为“泉”。遍寻清代书法名家,唯有钱坫号十兰。钱坫生于1744年,卒于1806年,是嘉定人(今为上海市嘉定区),清代著名书法家。字献之,号十兰、小蘭,自署泉、坫,是清代学者钱大昕的堂侄。乾隆三十九年(1774)中举人,累官知乾州、兼署武功县。钱坫生平精训诂,改经史,明舆地,尤其擅长小篆;晚年偏废,左手作篆尤精绝,兼善铁毫。间亦作画,其墨梅有寒瘦清古之致。
  (二)钱坫尤工小篆。砚台背面是篆书,而钱坫正是以篆名天下。清代雍正至嘉庆中期,乃书法史之高峰期,人才辈出,各展所长。钱坫就是这一时期的书法名家,其叔钱大昕,授以《李阳冰城隍庙碑》,钱坫昼夜练习,深得要领。钱坫还从青铜器铭文中吸取古朴苍厚的意韵,故他的篆书颇有新意。翁方纲曾对钱坫的篆书感叹为“神授”,钱坫遂以篆名天下。
  (三)“左手书铭”考证。从落款“十兰居士左手书铭”可知,十兰居士是用左手书写的,而钱坫晚年正是用左手开展书法创作。改用左手书写的原因,在《清史稿》中可找到答案:“嘉庆二年,教匪扰陕西,(钱)坫时署华州,率众乘城,力遏其冲。城无弓矢,仿古为合竹强弓,厚背纸为翎,二人共发之,达百五十步;又以意为发石之法,石重十斤,达三百步:前后毙贼无算,城获全。以积劳得末疾,引归。”其中所提到的“末疾”是指四肢疾患。可见,钱坫右手不能书写的原因是嘉庆二年指挥战争使得他积劳成疾,得了“末疾”,右手偏废已不能执管作书,故而改用左手写篆。为增强左手腕力,钱坫在笔杆两端特意安了若干大铜钱,刻苦练习,突破以往篆书呆滞的毛病,其左手写的玉筋篆书,字形长方,开阔舒展,圆润有度,形成了古茂生动、笔力苍厚的风格。
  (四)砚背铭文释读。从第一句“永怀先德,一砚遗留。”可知该砚为钱坫先人所用之物,留存至钱坫手中,钱坫睹物思人,希望能够追仰先人德行,传承优良家风。第二句“辟荒嵇田,乃亦有秋”,是讲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做学问和耕种都是一样,在前人未涉及的荒地上开疆破土,勤恳耕种,不断地付出努力,就会在秋天来临时收获丰硕的果实。第三句“子子孙孙,毋恶岁忧。”是希望子孙们能做到上述两条,永远幸福安康,远离忧愁。
   阮元钟爱这方砚
  (一)“阮氏珍藏”与“臣伯元印”。隋文选楼砚台一侧阴刻有 “阮氏珍藏”“臣伯元印”二方印。从印文“阮氏珍藏”可知:藏此砚台者姓“阮”,为阮氏所珍藏。从“臣伯元印”可知:印文中的“臣”一般是官吏对君主的自称,此人应是在朝为官;“伯元”一般是某人的名或字。再加第一个上印文中的“阮”姓,此人应为阮伯元,而清代大学者阮元的字就是“伯元”,因此这方砚台应是阮元所藏。阮元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历任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侍郎,在山东、浙江任学政,在浙江、江西、河南任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为体仁阁大学士,太傅,谥号文达。他是著作家、思想家、刊刻家,在经史、编纂、舆地、天算、校勘、金石等方面均有非常高的造诣,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
  (二)隋文选楼子孙永保用之。既然是“阮氏珍藏”的砚台,那么砚台收藏于何处呢?从砚池上方阴刻篆书“隋文选楼子孙永保用之”可知,这方砚台存于“隋文选楼”。“隋文选楼”乃是清代大学者阮元所建,清朝嘉庆年间,阮元遵其父遗志,于扬州旧城毓贤街家庙西建文选楼,之所以叫“文选楼”,是因为隋唐时期,大学者曹宪曾在此讲学,并且用《文选》授徒。所以后人将曹宪居住过的巷子命名为“文选巷”。文选楼楼上西间主祀“文选学”的创始人隋秘书监曹宪,“以唐沛王府参军公孙罗、左拾遗魏模、模子度支郎景倩、崇贤馆直学士李善,善子北海太守邕、句容处士许淹配之。”隋文选楼建成后,很快成为扬州名胜之一。从1805年(嘉庆十年)建楼至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阮元去世,这40余年中,阮元在楼中收藏了众多的书籍、字画、金石、文玩,使之成为阮元的藏宝楼。楼中所收藏的各类珍宝为当世文人倾慕,一度成为文人雅士相聚的场所。这方砚台也是阮元收藏在隋文选楼中的精品砚台之一。
  隋文选楼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为阮氏子孙提供读书的场所,隋文选楼“楼下曰西塾,为子姓斋宿饮食之所”,同时为保证阮氏子孙读书的经费,阮元“捐置祭产”,除去“为祭祀睦族公车等事之用”外,“以余者为文选楼子孙读书等事之用”。所以会在这方砚台上铭刻“隋文选楼子子孙孙永保用之”,这也体现阮元对这方砚台的珍视,并希望在隋文选楼读书的子孙们将其珍藏好、保存好。
  可惜的是收藏在隋文选楼中的各类珍宝在道光和咸丰年间被毁被盗甚多,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由于邻居失火而殃及隋文选楼,有小偷趁火打劫偷走不少宝物。咸丰年间,清军与太平军在扬州城展开拉锯战,虽有军令“毋犯太傅故宅”,但由于城中治安混乱,使得隋文选楼文物损失几乎殆尽,楼也已圮毁。此砚台也在这两次浩劫中离开了隋文选楼,从此流落民间。
  钱坫与阮元
  这方砚台上既有阮元“臣伯元印”“阮氏珍藏”印,又有钱坫署名“十兰居士左手书铭。泉”,那么阮元和钱坫这两个人有没有过交往?阮元又为何会收藏钱坫的砚台呢?翻阅相关资料发现,一是因为钱坫学问精深,为当世学者。钱坫的学问精深堪比其叔父钱大昕。钱大昕,江苏嘉定人(今属上海),字晓征,又字及之,号辛楣,是18世纪中国最为专精和渊博的学术大师之一,清代史学家、汉学家。阮元、江藩、凌廷堪、段玉裁、王昶、王引之等著名学者公推钱大昕为“一代儒宗”。二是阮元和钱坫因研究书学和金石学有过密切交往。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月,阮元随谢墉同行入京,于京师期间,与翁方纲结交,又通过翁方纲与朱筠建立了密切联系,“朱氏(朱筠)幕中有章学诚、邵晋涵、王念孙、汪中、洪亮吉、黄景仁、孙星衍、武亿、钱坫等人,”阮元遂得以与钱坫结识。那时的阮元仅仅23岁,刚刚中了举人,初出茅庐,才华横溢,而钱坫比阮元大20岁,已经是当世名人,被朱筠“引为上客”。所以阮元对钱坫相当仰慕和尊重。阮元任浙江学政时期,为编著金石学著作,需招贤纳士,这时他想到忘年交钱坫先生,于是陆续招纳“幕宾赵魏、钱坫、孙星衍、江德量、陈寿祺、张廷济、朱为弼、翁树培、宋葆醇等人”,为阮元金石编著提供了学术保障。阮元还将自己和同好金石的钱坫及江德量、赵禀冲、朱为弼、翁树培、秦恩复、何元锡、赵魏、孙星衍诸人所藏之器和拓本汇集在一起,刻成《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十卷。
  这方隋文选楼“阮氏珍藏”铭砚台是清代钱坫家传之物,钱坫晚年用左手在砚台背面撰写“永怀先德,一砚遗留。辟荒嵇田,乃亦有秋。子子孙孙,毋恶岁忧。”的铭文,因钱坫与阮元的密切交往,这方珍贵砚台后来转到阮元手中,阮元甚为珍爱,盖上“臣伯元印”“阮氏珍藏”两方印章,并在隋文选楼建成后阴刻“隋文选楼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的篆字,后因隋文选楼多次被毁、被盗,这方砚台流落民间,现被邗江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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