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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因太祖朱元璋对南宋院体画风青睐有加，所以当时的花鸟画大致延续了宋代风格。明宣宗朱瞻基雅好诗文书画，尤好花鸟画。他在位期间，宫廷画院的花鸟画风格面貌多样，有延续南宋院体花鸟画艳丽典雅风格的工笔重彩画家边文进，有笔墨洗练奔放、造型生动的水墨写意画家林良，还有精丽粗健并存、工笔写意兼具的画家吕纪等。
明代花鸟画的大突破直到中期以后才出现。明代中期文人越来越多地参与花鸟画创作，他们的创作风格与院体画有区别，最有代表性的是吴门画派。吴门画派的成就主要在花鸟画方面，代表人物有兼擅人物、山水、花鳥的“吴门四家”。 到吴门画派的弟子一代，花鸟画在陈淳、陆治、周之冕那里又迸发出了新的能量。陈淳书法和山水画笔法融入花鸟画，简练放逸又不失法度，开写意花鸟一代新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代花鸟画名品不少，本文按年代撷取部分，与读者共飨之。
边文进（景昭，约1356—1428）为明初重要的宫廷花鸟画家，活跃于永乐、宣德年间。画风延续北宋黄筌画派工笔重彩传统，并融合南宋院画风格。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其《三友百禽图》（图1），幅上款署：“永乐癸巳（1413）秋七月，陇西边景昭写三友百禽图于长安官舍。”古人习将京城称为“长安”，此作当绘于首都南京，可能是应制之作。幅中松、竹、梅和坡石为主要架构，其间穿插近百只禽鸟，装饰性强烈。坡石、梅干轮廓和皴纹用笔虽略为疏放，但通幅基本上仍属双钩填彩技法，风格工整细丽，凸显典型的宫廷品位。《石渠宝笈》载“明边景昭三友百禽图一轴，上等结一，贮御书房。素绢本，著色画，款识云：永乐癸巳秋七月，陇西边景昭写三友百禽图于长安官舍。后有湘府殿赐、怡情动植、边氏文进三印。又一印漫漶不可识。轴高四尺七寸，广二尺九寸三分，三希堂藏书书写。”
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边文进《四喜图》（图2）和《春花三喜》（图3）。前者所描绘的是春初冬雪消融，禽鸟活动，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画家以梅花、山茶花、竹叶等植物作为背景，安排四只体型硕大的喜鹊作为主角。它们与画眉、相思鸟等禽类互相顾盼，有的蹲踞枝头，有的昂头回首，生动活泼的景象仿佛宣示着春天的来临。后者全幅双钩填彩，设色妍丽，在红绿交映的花竹之下，两只色彩鲜艳的长尾山喜鹊正羽翮全张地奋力搏击，树上还有另外一只引颈鼓噪，状甚激动。画家以细腻的丝毛敷染技法，层次丰富地描绘山喜鹊的鲜艳彩羽，表现出羽毛一根一根软硬不同的质感与各个受光面的色泽变化，并且对于鸟羽生长的顺序结构掌握极佳，不只是竹枝上敛翅停栖的山喜鹊的翅膀和尾羽排布整齐，地上两只也翼尾贲张，动感强烈；就连仰俯侧反扭打正酣的鸟儿也丝毫不苟地画出内外向背羽翮的组成，画家于此近乎炫耀地展现自己对鸟类翎毛的详尽知识与杰出画艺。
王绂（1362—1416），一名芾，又作黻，字孟端，号友石，江苏无锡人，曾隐居九龙（今惠山），自号九龙山人。洪武时生员，永乐初以善书被荐，供事文渊阁，宫中书舍人。以墨竹名天下，笔致纵横洒脱，得文同、吴镇遗法。山水多学王蒙，风格苍郁，平远之景则近倪瓒。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王绂《淇渭图》（图4），纵78.2、横34.5厘米。此图写倒挂竹一枝，姿态秀妍，颇有临风弄月的风致。其墨竹画法，继承文同、柯九思和倪瓒等的传统，着重表达萧散清逸的意韵。淡墨写枝，浓墨捺叶、叶端轻轻弯折，翻转自如，如神来之笔，尽显竹叶静中有动的态势。此图用笔在遒劲中出姿媚，纵横外见洒脱，体现了元末明初画竹的新风格。有评论说其画竹“出姿媚于遒劲之中，见洒落于纵横之外”，实为不过。台北故宫博物院另藏有王绂《墨竹图》（图5）轴，纵113.8、横51.3厘米。以墨笔画竹三株，竿梢挺然，枝叶飘摇，有潇洒出尘之致；枝干润泽，叶尖微垂，具含雨带露之态。此幅画法上承元人而自出新意，出竿、伸枝、布叶，均笔笔有法而又不拘于法。以圆劲之笔画竿，以秀挺之笔画枝，竹叶运用笔触之宽窄直曲，发挥书法特长，随手自然撇出，以体现叶之正侧向背，顾盼俯仰。以墨之干湿浓淡，笔触之大小疏密，表现竹丛之空间感和立体感。运笔熟练简洁，造形生动逼真，别具一种清爽之神韵。
吕纪（活动于1439—1505年间），浙江宁波人。字廷振，号乐愚，亦作乐渔。吕纪为明代中叶著名的宫廷花鸟画家，孝宗弘治（1488—1505）间值仁智殿，官至锦衣卫指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其名画《荷诸睡凫》（图6）、《杏花孔雀图》（图7）、《秋鹭芙蓉图》（图8）等。《荷诸睡凫》描绘了月夜时分，岚雾凄迷，芦苇、荷叶隐现其间，洲诸上栖息大雁四只。构图上只有近、中景，远景则多省略不绘。《杏花孔雀图》画中描绘一对孔雀在杏花树下栖息的景况。位于画面中央的孔雀单脚伫立于岩石上，回首注视绽放的红色牡丹，另一只孔雀则蜷伏石上，观察地面景况。画中的孔雀、杏花、牡丹等象征着吉祥意味。杏花以白色、粉赭色系颜料敷染，牡丹花及孔雀则使用浓重的赭红色，与石青、石绿的颜料搭配，充满着富贵绮丽的装饰性。《秋鹭芙蓉图》中，芙蓉花开正盛，摇曳的残荷与挺拔的莲蓬无一不在表达着季节的特色。一棵枝叶疏朗的柳树从画面右侧突兀而入，在这万物即将凋零的季节，这棵柳树依旧茂盛挺拔。三只鹭鸶相互呼应，在画面上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动感。
陈淳（1484—1544），江苏长洲人。字道复，后改字复甫，号白阳山人。陈淳天资聪颖，才华甚高，凡经学、古文、诗词、书法，无不精研通晓，擅长写意花卉，尤妙写生，后人把他同徐渭并称“青藤、白阳”，代表明代中期水墨写意花卉画的新格调。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陈淳设色《花卉》（图9），用笔、设色均极为精致，自题诗云：“溽暑薰蒸苦昼长。葛巾葵扇竹匡牀。花阴水气相撩处。可有人间白玉堂。道复”。所画乃溽暑季节，群芳争艳的景色。湖石后众花齐开，有栀子、玫瑰、百合、石竹、红丹等五种。花卉以没骨笔法描绘，栀子、百合这些白花朵则以揉钩花点叶法来表现。景物安排费心，设色温雅不俗，有别于晚年放笔写意的习惯，应是五十岁以前的作品。台北故宫博物院曾举办“陈淳书画展览”，展出了一批陈淳画作，包括《湖石花卉》（图10，画于1514年，陈淳是年三十二岁，属早期作品）、《梅影》（图11，画中自题：玉蕊冲寒故意开，天葩更解入林来；幽人自得清冷趣，手卷踈帘覆一杯）、《紫薇》（图12，陈淳自题云：繁葩疑杂踏，锦色自玲珑）、《画雪里红》（图13，画成于1527年，陈淳时年四十五岁）、《茉莉》（图14，画成于1541年，是年陈淳五十九岁）、《崑璧图》（图15，系陈淳为答谢朋友送他的一座盆景而作）、《写生卷》（图16，作于1538年，为陈淳五十六岁时的作品）等等。 明代吴派后期画家陆治（1496—1576），字叔平，号包山子，吴县人，由于科举失利而致力于书画，曾拜文徴明为师，以山水、花鸟画见长。花鸟画别具一格，尤其擅长色彩写意。明代文学家和鉴赏家王世贞认为，陆治与陈道复的花鸟创作有“真、妙”之分。
陆治《榴花小景》（图17），纵65.3、横33.3厘米，现藏臺北故宫博物院。《榴花小景》是陆治花鸟画中颇具特色的一幅。画面左前方画有一枝白色的百合花，花体已完全绽放开，吐出娇嫩的花蕊，既大方又美丽。花头微微低垂着，似乎有点害羞。百合的右侧是红通通的石榴花，中间是三根如剑脊般的菖蒲。画幅左上方作者题有“隆庆庚午天中节包山陆治写”。天中节又称端午节，看来此画是一幅节令画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陆治《画仙圃长春图》（图18），这卷工笔花卉画在绢上，笔法和设色都具有宋朝人的韵度，将花朵盛开、半开、含苞的景象以及俯仰向背的姿态，都画出来了，是陆治六十五岁山居生活观察入微之作。所画依序为杏花、蕙兰、剪秋萝、牡丹、梨花、贴梗海棠、百合花、紫薇、蔷薇、栀子花、秋海棠、牵牛花、秋葵、山茶、绿萼梅、水仙，共计十六种。
徐渭（1521—1593），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字文清，后改字为文长，号天池，晚年亦号青藤道人。徐渭兼长诗文书画，也是重要的戏曲作家。但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其画风自成一家，山水、人物、花虫、竹石皆佳，尤其以花卉闻名。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徐渭名画——《花竹》（图19），纵337.6、横103.5厘米，本幅以水墨图绘竹石与花卉，根据他自己的题款，应该有十六种花，请大家清点一下是否正确。画中以微细多样的墨色变化，大笔刷出石面，双钩白描画竹，画花的笔法则快速恣肆，时见晕染与水墨流动，但墨调层次变化很多，画面活泼热闹而有生意。对画家而言，笔情墨趣的表现显然比精细描绘景物更为重要。
《榴实图》（图20）亦是徐渭流传于世的代表作之一，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画纵91.4、横26.5厘米，是一幅以少胜多、以简取胜，颇有大写意派画风并具有高度概括表现力的杰作。画中一枝倒垂的石榴，硕果成熟，向日开口而裂，饱满的石榴，滋润透明，富有质感。苍劲有力的枝干，稀疏松动的榴叶，豪放不塌，涉笔成趣，虽寥寥数笔，却处处有画境、笔笔见精神。画面上留有大块空白，使全图气势磅礴，境界开阔，给观者以无穷的回味。这幅《榴实图》轴最早著录在《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续编》里，与徐渭的《梅花蕉叶图》一并著录：“徐渭画榴实一轴，‘本幅’素笺本纵二尺九寸横八寸九分水墨”自题“山深熟石榴，向日笑开口。深山少人行，颗颗明珠走。”
陈洪绶（1599—1652），浙江诸暨人。字章侯，自号老莲。明亡后，又号悔迟、勿迟、云门僧。擅长书画。在绘画方面，他专工人物，旁及花鸟、草虫、山水，无所不能。
陈洪绶《梅花山鸟》轴（图21），纵124.3、横49.6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画中巨大的太湖石后，有一棵树干盘曲的老梅，枝桠上满布着含苞待放和盛开的梅花。一只山鸟伫立枝上，侧头而望。这只山鸟的鸟喙平伸，表情极富趣味性。陈洪绶以古籀法写梅干，笔力雄健。花以勾勒填彩法画成，轮廓线条细如游丝，遒劲稳定。花瓣和花蕊都用白粉点染，瓣瓣丰厚，朵朵圆实。石的皴纹扭动，笔墨圆润而含蓄。
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洪绶《荷花鸳鸯图》（图22），图中有作者署款：“溪山老莲陈洪绶写于清义堂。”下钤：“陈洪绶印”（白文）、“章侯”（朱文），是陈洪绶早年时的作品。此图以荷花为题，画上四朵荷花，由含苞欲放到花蕾初绽，从含露朝阳到争艳怒放，形象丰富地展示了荷花的多姿多彩。而荷叶的俯仰截掩则映衬其“出淤泥而不染，濯青莲而不妖”的拟人化风范。一块形状奇怪的太湖石，立在荷叶丛中。两只彩蝶在空中翩翩起舞，正欲向一朵荷花飞去，而另一只早已停留在花心之上，一动一静，互为呼应。莲叶的婀娜多姿，荷花的娇艳欲滴，与古石的瘦硬层叠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在作者的笔下却被结合得十分自然。一对鸳鸯在水面戏水悠然，打破了一池碧水的宁静。一只青蛙正隐伏于石后的荷叶上觊觎甲虫，弓身欲动，使画面充满了生机与意趣。
明代花鸟画的大突破直到中期以后才出现。明代中期文人越来越多地参与花鸟画创作，他们的创作风格与院体画有区别，最有代表性的是吴门画派。吴门画派的成就主要在花鸟画方面，代表人物有兼擅人物、山水、花鳥的“吴门四家”。 到吴门画派的弟子一代，花鸟画在陈淳、陆治、周之冕那里又迸发出了新的能量。陈淳书法和山水画笔法融入花鸟画，简练放逸又不失法度，开写意花鸟一代新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代花鸟画名品不少，本文按年代撷取部分，与读者共飨之。
边文进（景昭，约1356—1428）为明初重要的宫廷花鸟画家，活跃于永乐、宣德年间。画风延续北宋黄筌画派工笔重彩传统，并融合南宋院画风格。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其《三友百禽图》（图1），幅上款署：“永乐癸巳（1413）秋七月，陇西边景昭写三友百禽图于长安官舍。”古人习将京城称为“长安”，此作当绘于首都南京，可能是应制之作。幅中松、竹、梅和坡石为主要架构，其间穿插近百只禽鸟，装饰性强烈。坡石、梅干轮廓和皴纹用笔虽略为疏放，但通幅基本上仍属双钩填彩技法，风格工整细丽，凸显典型的宫廷品位。《石渠宝笈》载“明边景昭三友百禽图一轴，上等结一，贮御书房。素绢本，著色画，款识云：永乐癸巳秋七月，陇西边景昭写三友百禽图于长安官舍。后有湘府殿赐、怡情动植、边氏文进三印。又一印漫漶不可识。轴高四尺七寸，广二尺九寸三分，三希堂藏书书写。”
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边文进《四喜图》（图2）和《春花三喜》（图3）。前者所描绘的是春初冬雪消融，禽鸟活动，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画家以梅花、山茶花、竹叶等植物作为背景，安排四只体型硕大的喜鹊作为主角。它们与画眉、相思鸟等禽类互相顾盼，有的蹲踞枝头，有的昂头回首，生动活泼的景象仿佛宣示着春天的来临。后者全幅双钩填彩，设色妍丽，在红绿交映的花竹之下，两只色彩鲜艳的长尾山喜鹊正羽翮全张地奋力搏击，树上还有另外一只引颈鼓噪，状甚激动。画家以细腻的丝毛敷染技法，层次丰富地描绘山喜鹊的鲜艳彩羽，表现出羽毛一根一根软硬不同的质感与各个受光面的色泽变化，并且对于鸟羽生长的顺序结构掌握极佳，不只是竹枝上敛翅停栖的山喜鹊的翅膀和尾羽排布整齐，地上两只也翼尾贲张，动感强烈；就连仰俯侧反扭打正酣的鸟儿也丝毫不苟地画出内外向背羽翮的组成，画家于此近乎炫耀地展现自己对鸟类翎毛的详尽知识与杰出画艺。
王绂（1362—1416），一名芾，又作黻，字孟端，号友石，江苏无锡人，曾隐居九龙（今惠山），自号九龙山人。洪武时生员，永乐初以善书被荐，供事文渊阁，宫中书舍人。以墨竹名天下，笔致纵横洒脱，得文同、吴镇遗法。山水多学王蒙，风格苍郁，平远之景则近倪瓒。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王绂《淇渭图》（图4），纵78.2、横34.5厘米。此图写倒挂竹一枝，姿态秀妍，颇有临风弄月的风致。其墨竹画法，继承文同、柯九思和倪瓒等的传统，着重表达萧散清逸的意韵。淡墨写枝，浓墨捺叶、叶端轻轻弯折，翻转自如，如神来之笔，尽显竹叶静中有动的态势。此图用笔在遒劲中出姿媚，纵横外见洒脱，体现了元末明初画竹的新风格。有评论说其画竹“出姿媚于遒劲之中，见洒落于纵横之外”，实为不过。台北故宫博物院另藏有王绂《墨竹图》（图5）轴，纵113.8、横51.3厘米。以墨笔画竹三株，竿梢挺然，枝叶飘摇，有潇洒出尘之致；枝干润泽，叶尖微垂，具含雨带露之态。此幅画法上承元人而自出新意，出竿、伸枝、布叶，均笔笔有法而又不拘于法。以圆劲之笔画竿，以秀挺之笔画枝，竹叶运用笔触之宽窄直曲，发挥书法特长，随手自然撇出，以体现叶之正侧向背，顾盼俯仰。以墨之干湿浓淡，笔触之大小疏密，表现竹丛之空间感和立体感。运笔熟练简洁，造形生动逼真，别具一种清爽之神韵。
吕纪（活动于1439—1505年间），浙江宁波人。字廷振，号乐愚，亦作乐渔。吕纪为明代中叶著名的宫廷花鸟画家，孝宗弘治（1488—1505）间值仁智殿，官至锦衣卫指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其名画《荷诸睡凫》（图6）、《杏花孔雀图》（图7）、《秋鹭芙蓉图》（图8）等。《荷诸睡凫》描绘了月夜时分，岚雾凄迷，芦苇、荷叶隐现其间，洲诸上栖息大雁四只。构图上只有近、中景，远景则多省略不绘。《杏花孔雀图》画中描绘一对孔雀在杏花树下栖息的景况。位于画面中央的孔雀单脚伫立于岩石上，回首注视绽放的红色牡丹，另一只孔雀则蜷伏石上，观察地面景况。画中的孔雀、杏花、牡丹等象征着吉祥意味。杏花以白色、粉赭色系颜料敷染，牡丹花及孔雀则使用浓重的赭红色，与石青、石绿的颜料搭配，充满着富贵绮丽的装饰性。《秋鹭芙蓉图》中，芙蓉花开正盛，摇曳的残荷与挺拔的莲蓬无一不在表达着季节的特色。一棵枝叶疏朗的柳树从画面右侧突兀而入，在这万物即将凋零的季节，这棵柳树依旧茂盛挺拔。三只鹭鸶相互呼应，在画面上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动感。
陈淳（1484—1544），江苏长洲人。字道复，后改字复甫，号白阳山人。陈淳天资聪颖，才华甚高，凡经学、古文、诗词、书法，无不精研通晓，擅长写意花卉，尤妙写生，后人把他同徐渭并称“青藤、白阳”，代表明代中期水墨写意花卉画的新格调。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陈淳设色《花卉》（图9），用笔、设色均极为精致，自题诗云：“溽暑薰蒸苦昼长。葛巾葵扇竹匡牀。花阴水气相撩处。可有人间白玉堂。道复”。所画乃溽暑季节，群芳争艳的景色。湖石后众花齐开，有栀子、玫瑰、百合、石竹、红丹等五种。花卉以没骨笔法描绘，栀子、百合这些白花朵则以揉钩花点叶法来表现。景物安排费心，设色温雅不俗，有别于晚年放笔写意的习惯，应是五十岁以前的作品。台北故宫博物院曾举办“陈淳书画展览”，展出了一批陈淳画作，包括《湖石花卉》（图10，画于1514年，陈淳是年三十二岁，属早期作品）、《梅影》（图11，画中自题：玉蕊冲寒故意开，天葩更解入林来；幽人自得清冷趣，手卷踈帘覆一杯）、《紫薇》（图12，陈淳自题云：繁葩疑杂踏，锦色自玲珑）、《画雪里红》（图13，画成于1527年，陈淳时年四十五岁）、《茉莉》（图14，画成于1541年，是年陈淳五十九岁）、《崑璧图》（图15，系陈淳为答谢朋友送他的一座盆景而作）、《写生卷》（图16，作于1538年，为陈淳五十六岁时的作品）等等。 明代吴派后期画家陆治（1496—1576），字叔平，号包山子，吴县人，由于科举失利而致力于书画，曾拜文徴明为师，以山水、花鸟画见长。花鸟画别具一格，尤其擅长色彩写意。明代文学家和鉴赏家王世贞认为，陆治与陈道复的花鸟创作有“真、妙”之分。
陆治《榴花小景》（图17），纵65.3、横33.3厘米，现藏臺北故宫博物院。《榴花小景》是陆治花鸟画中颇具特色的一幅。画面左前方画有一枝白色的百合花，花体已完全绽放开，吐出娇嫩的花蕊，既大方又美丽。花头微微低垂着，似乎有点害羞。百合的右侧是红通通的石榴花，中间是三根如剑脊般的菖蒲。画幅左上方作者题有“隆庆庚午天中节包山陆治写”。天中节又称端午节，看来此画是一幅节令画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陆治《画仙圃长春图》（图18），这卷工笔花卉画在绢上，笔法和设色都具有宋朝人的韵度，将花朵盛开、半开、含苞的景象以及俯仰向背的姿态，都画出来了，是陆治六十五岁山居生活观察入微之作。所画依序为杏花、蕙兰、剪秋萝、牡丹、梨花、贴梗海棠、百合花、紫薇、蔷薇、栀子花、秋海棠、牵牛花、秋葵、山茶、绿萼梅、水仙，共计十六种。
徐渭（1521—1593），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字文清，后改字为文长，号天池，晚年亦号青藤道人。徐渭兼长诗文书画，也是重要的戏曲作家。但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其画风自成一家，山水、人物、花虫、竹石皆佳，尤其以花卉闻名。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徐渭名画——《花竹》（图19），纵337.6、横103.5厘米，本幅以水墨图绘竹石与花卉，根据他自己的题款，应该有十六种花，请大家清点一下是否正确。画中以微细多样的墨色变化，大笔刷出石面，双钩白描画竹，画花的笔法则快速恣肆，时见晕染与水墨流动，但墨调层次变化很多，画面活泼热闹而有生意。对画家而言，笔情墨趣的表现显然比精细描绘景物更为重要。
《榴实图》（图20）亦是徐渭流传于世的代表作之一，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画纵91.4、横26.5厘米，是一幅以少胜多、以简取胜，颇有大写意派画风并具有高度概括表现力的杰作。画中一枝倒垂的石榴，硕果成熟，向日开口而裂，饱满的石榴，滋润透明，富有质感。苍劲有力的枝干，稀疏松动的榴叶，豪放不塌，涉笔成趣，虽寥寥数笔，却处处有画境、笔笔见精神。画面上留有大块空白，使全图气势磅礴，境界开阔，给观者以无穷的回味。这幅《榴实图》轴最早著录在《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续编》里，与徐渭的《梅花蕉叶图》一并著录：“徐渭画榴实一轴，‘本幅’素笺本纵二尺九寸横八寸九分水墨”自题“山深熟石榴，向日笑开口。深山少人行，颗颗明珠走。”
陈洪绶（1599—1652），浙江诸暨人。字章侯，自号老莲。明亡后，又号悔迟、勿迟、云门僧。擅长书画。在绘画方面，他专工人物，旁及花鸟、草虫、山水，无所不能。
陈洪绶《梅花山鸟》轴（图21），纵124.3、横49.6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画中巨大的太湖石后，有一棵树干盘曲的老梅，枝桠上满布着含苞待放和盛开的梅花。一只山鸟伫立枝上，侧头而望。这只山鸟的鸟喙平伸，表情极富趣味性。陈洪绶以古籀法写梅干，笔力雄健。花以勾勒填彩法画成，轮廓线条细如游丝，遒劲稳定。花瓣和花蕊都用白粉点染，瓣瓣丰厚，朵朵圆实。石的皴纹扭动，笔墨圆润而含蓄。
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洪绶《荷花鸳鸯图》（图22），图中有作者署款：“溪山老莲陈洪绶写于清义堂。”下钤：“陈洪绶印”（白文）、“章侯”（朱文），是陈洪绶早年时的作品。此图以荷花为题，画上四朵荷花，由含苞欲放到花蕾初绽，从含露朝阳到争艳怒放，形象丰富地展示了荷花的多姿多彩。而荷叶的俯仰截掩则映衬其“出淤泥而不染，濯青莲而不妖”的拟人化风范。一块形状奇怪的太湖石，立在荷叶丛中。两只彩蝶在空中翩翩起舞，正欲向一朵荷花飞去，而另一只早已停留在花心之上，一动一静，互为呼应。莲叶的婀娜多姿，荷花的娇艳欲滴，与古石的瘦硬层叠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在作者的笔下却被结合得十分自然。一对鸳鸯在水面戏水悠然，打破了一池碧水的宁静。一只青蛙正隐伏于石后的荷叶上觊觎甲虫，弓身欲动，使画面充满了生机与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