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祝福》是中学语文教材的传统篇目。在文中，“我”面对祥林嫂所提出的灵魂有无的问题，共有六处“说不清”(不包括短工说的一处)。这向来是学生解读本文的难点之一。
　　有些人认为，“说不清”在文中本就没说清，也就根本没有必要去探究它们的含义，因此避而不谈；还有的人概而言之曰“说不清”是“我”有意识地不说清，是“我”怕“负若干责任?的含混之辞，表现了“我”对祥林嫂摆脱封建桎梏毫无力量，甚至没有勇气正视祥林嫂所提出的问题，这正是我的软弱性。
　　果真如此吗?
　　文中前两处“说不清”是在同一处回答祥林嫂时说的：“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说这番话时，“我”的心态在上文已有明确交代：“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这说明“我”是一个并不相信封建迷信的人。然而“我”主观上不愿“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可是，祥林嫂对魂灵“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因此，不管“我”如何作答，客观上必然还是要“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我”终于经不起祥林嫂的进一步追问，便很快陷入两难境地，只得支吾着：“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由此看来，这两处“说不清”是“我”在对祥林嫂的遭遇深表同情却爱莫能助的情况下说的，是“我”——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善良而又无能为力的表现。
　　第三处“说不清”是在“我”摆脱了祥林嫂的发问，却在内心深处展开激烈的反思之后：“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这显然是“我”怕惹麻烦，逃避现实而进行的自劝自解和自慰，这才是本文第二段中引述的第二种观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软弱性的流露。
　　“我”的这种推卸责任的心理是作者极为痛恨和坚决批判的，但鲁迅并没有用一般的直截了当的笔墨来表达，而一方面巧妙地借助于“我”的深思，一方面恰当地移植了杂文中惯用的笔法——反语，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揭露：“‘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我在这时，更感到这一句话的必要，即使和讨饭的女人说话，也是万不可省的。”这第四、第五处“说不清”既是对“我”这类人的内心的解剖，也是作者的观点的表白。
　　“我” 的不祥预感很快变成了现实——祥林嫂在临近祝福大典之际悲惨地死去了。“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这时的“我”已敢于正视现实，并开始醒悟，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封建社会的斥责和控诉。这也是对上文第二处“说不清”的彻底而勇敢的否定。小说借助 “我”的觉醒再次表达了作者鲁迅的观点。
　　细心的读者一定注意到，在“我”的第六次“说不清”前，还有一处“说不清”：“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说明祥林嫂的惨死并没有引起众人的重视，点出了封建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冷漠关系，增添了小说的悲剧色彩。然而这不是针对“魂灵有无”的回答，也不是“我”说的，而是出自跟“我”对话的短工之口。
　　“我”的六处“说不清”，不仅展示了“我”——祥林嫂惨死的见证人的思想变化过程，写出了“我”这类具有进步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封建意识，同时，在“我”的后三处“说不清”中，还明白地代表着作者鲁迅的观点和态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逃避现实的思想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鞭挞，对封建制度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而唯一出自短工之口的“说不清”，也道出了民众的冷漠和世态的炎凉。对于这些“说不清”，我们读者不但要能分别说得清，而且也应该分别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