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将成为文化歧视或文化宽容的代名词。现在的历史研究，除了普通的所谓人类发展史之外，更细化为国别史、民族史、战争史、科技史、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哲学史、艺术史，有的人还把史学上升为历史哲学加以研究。
　　其实,人类的历史根本没有那么复杂。历史总在重复，用不着细细地摊开来看每一页，这正如研究物种的特性时，不需要把每一个体都捉来并残酷地切开。抛开许许多多的旁枝末节，切开人类的历史看，其核心乃是自私，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自私史”，人类的全部历史可以概括地称为“自私三部曲”。而人类自封的所谓发展史、进化史、文明史，其实是一部人类的退化史，因此，“自私三部曲”也可称为“人类退化史”。
　　
　　一、人类历史的基本脉络
　　
　　达尔文是著名的生物学家。这并不是由于他提出了那个仍在验证中的“人是由古猿进化来的”观点，而是由于他提出了所谓“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论观点。这个观点告诉人们，凡是不适应生存环境的弱者，都已在地球上消失或即将消失；而生存下来的，都是竞争中的强者。但达尔文忽略了一点，即物种之间的竞争完全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竞争，无意识的竞争。它们的一切行为都是缘于生物本能，可称之为“自然竞争”。但后来竟有人把人类的历史也加了进来，形成了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当远古人类挥舞着石刀石矛追杀猎物时，人类已经脱离了进化的链条，孤独地走上一条退化之路。人类破坏了某种规矩，完全可以称之为“恶意竞争”，就像一个罪犯持枪打死学生，这个学生不存在了，难道他就是劣等人？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在将来的某个时期——这个时期用世纪来计算并不怎么遥远，文明的人类几乎肯定将在全世界把野蛮的人类消灭并取而代之。按照这种进化论的逻辑，假如人类杀光了所有的动物，包括已为数不多的老虎、大熊猫、四不像，甚至包括现在还很多的麻雀和海鸥，那也只能说明，是动物们“优胜劣汰”的正常结果。或者，假如白种人杀光了黑人和印第安人，也是由于“优胜劣汰”的正常结果；甚至于历史上的无数次侵略和掠夺，也都是在进行“优胜劣汰”的活动。
　　连文化歧视和种族冲突也有了借口。社会达尔文理论还对造成一百多年后的生态灾难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生态学告诉人们，如果没有了动物，人类也将不存在。如果进化的结果是自身的不存在，那么“进化”必然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所以，有意识的战争和屠杀不能归入进化论的范围。人类的产生和存在也不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但人类并非沉睡万年，而是一直运动变化着，不进则退，而造成人类退化的原因是自私。
　　人类自私的基本脉络可分为三个阶段：初级自私阶段；中级自私阶段；高级自私阶段。很显然，由于自私是一个贬义词，这三个阶段也被说明是逐步退化的过程。
　　这三个阶段的分期和特点分别是：初级自私阶段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早期，其特点是开始出现自我意识，但由于“文明”尚不发达，只能将自私体现于以亲情为纽带的家庭和部落等“小我”之中，范围和层次仅局限于此，因此称为“低级自私阶段”。中级自私阶段从奴隶社会晚期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其特点是国家、宗教、民族、种族意识的强有力形成，人类自私中的“小我”依然存在，比如家庭和家族，但“我”也出现了，个人欲望不断增强，更增加、上升到国家、民族、宗教、种族等“中我”之中，而且，人类给“中我”赋予了神圣而非凡的意义，自私的范围和层次明显扩大，故可称为“中级自私阶段”。高级自私阶段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今，其特点是除了上述两种自私之外，更增加了以“大我”，即以“人类”自身为万物之灵的自私。科技让人类越发迷信于自身无所不能的力量。人类为了财富的增长，疯狂地从自然界索取，引发生态灾难和环境危机。由于更进一步将自私上升到全人类的水平，所以称为“高级自私阶段”。

　　二、初级自私阶段
　　
　　在这一时期，尽管人类的肉身还不免成为虎狼的美食，但人类的思维能力在大自然中独树一帜。人类开始制造各种工具时，原始的农具将自身束缚在古老的土地上，攻击的武器揭开了血腥屠杀史的序幕。
　　人类敬畏天命，对大自然充满神秘感，崇拜大自然的力量。舌头取代了肢体，人类有了语言，但没有一个人问过“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一类的疯话。他们并不记得自己的祖上曾经爬行，也记不起祖上身上的浓毛；他们认为也许根本就没有那么一回事。流传在人类中间的，是各种让人类又爱又怕的神话，他们相信那一切都是真实的。那的确也是真实的。那时，淳朴的人类还没有聪明到利用想象力来编故事的地步。
　　私有制是在一夜之间出现的，这并非由于部落的扩大，也不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或物质的丰富，而只是由于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我意识：私有制是伴随人类成长的一个恶灵。
　　在“初级自私阶段”的早期，尽管人类还没有太多的东西以供私有，但人类的私有之心一直勃兴不已。现代研究证明，猩猩在遇到美食时，为避免别的猩猩争食，会向同类发出错误信息，将同类引向没有美食的相反方向，然后自己悄悄潜回去独享美食。那时人类的聪明程度比现代的猩猩们要强得多。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扩张着自己的私欲，只是能到手的财物毕竟太少了，有限的财物都在大家的眼皮底下，谁也不愿意冒那种风险。
　　被逼无奈之下，人类采用了原始生活方式，过着一种看似没有私心的生活。
　　财物的丰富来自于人类与自然界的初期脱轨。人类在发明有效的杀伤工具之前，仍然在食物链的边缘徘徊，人的出现没有影响到食物链间的总体平衡，尽管人是杂食动物。慢慢地，人类从食物链中挣脱出来，利用猎杀工具和火的力量，成为一种只吞食其他生物，却有能力保护自己不被吞食的种群。人类第一次从剑齿虎等大型食肉兽的利齿下逃脱，反而有能力制服它们，而且还能合作杀死比人类大几十倍的猛犸。从那时起，人类成为天地间没有天敌的惟一动物。
　　没有天敌的动物，注定要带来一场灾难。天敌不存在了，内部纷争却刚刚开始。为了争夺资源与劳力，人类之间的氏族、部落冲突不断，人类普遍存在以“氏族”、“部落”为单位的自私。人们都乐意于效忠自己的部落，部落之间的复仇行动从来不曾停止，他们冤冤相报。
　　人类政治组织形式经过游群、部落和酋邦三种形式。前两者都是松散形的组织形式，首领并不拥有绝对化的权力，他们的地位也是暂时性的，首领们的私心被掩盖着。后者是国家产生前的过渡形式，酋长一职已成为固定性的职务。从松散到固定，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在无休无止的冲突、战争和社会生产中，有一些人脱颖而出，他们或勇敢善战，或经验丰富，或心灵手巧，在分配战利品和财物交换时，他们占有大量财物和奴隶。其中军事首领尤显突出。在掠夺财物和奴隶的战争中，他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凸现，就像现代社会“乱世出英雄”一样，在其他人的心目中，在杀人越货的凯旋中，他成了英雄。
　　在非军事领域，由于人类生产的进一步扩大，各成员手中的财物也不断增加。但这种增长是不均衡的。由于社会分工和物质交换，成员之间的技能差别越来越明显，他们的财物分配也出现了多寡之别。这时候，财物第一次成为人类心理上的负担，每个人都必须妥善处理好自己的财物，同时，大部分人都认可了由于能力和地位引起的财物分配的不平均，所以，在满足自身温饱的喜悦下，并没有太在意酋长从中获取了更多的财物。正是在无意间，利用成员的感恩意识和思维空档，酋长们的私心第一次得到了满足。他们悄悄地聚集着自己的财物，并为自己的财物担心不已。不过在这时候，他们也看到成员们之间的自私，以及由于自私引发的不平等。
　　“小我”自私进一步得到强化。由于人类身体机能的退化，人类比以往更加需要婚姻。“进化”后的人在出生后对成人的依赖期特别长，不像其他动物那样在脱离母体后可很快独立生存，这就需要一个较为稳定的婚姻来保证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私第一次和部落的自私平起平坐，并迅速蔓延到全人类。这种自私一直延续到当代。人们开始关心自己的配偶和子女，这种“爱”的结果是想让家庭和家族过上比别人更好的生活。小孩子们打架时，大人们只疼爱自己的孩子；此外，大人们还因为土地的贫肥问题互生矛盾，邻里纠纷如鸡飞猪跑一类的问题越来越多，甚至有人开始偷窃和抢劫，并出现了流血和死亡……人类第一次被“小我”自私搞得焦头烂额。
　　面对这种情况，首领们和围绕在首领们周围的次首领们却窃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阴谋开始实施。这是一个聪明人出的臭主意。有一天，他悄悄地附在部落首领的耳朵旁，对他说了如下一番话：现在，以你的功德和力量，应该加强对部落的统治，这样，我们的部落就能更加强大。所以，他们应该成为你的臣民，而不是只为自己的家庭和家族着想。他们因为个人的一点小事总是发生内部纷争，这会削弱我们的力量，威胁着整个部落的存在。你必须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组织，让人民更加团结，让奴隶们为我们劳作。在别人的吹捧和拥戴下，军事首领试图凌驾于原始民主制度之上。于是，打着阻止上述混乱局面的旗号，首领们提出一种可行的办法：制定一整套制度，建立更有效的分工，实行奖励和惩罚措施。由于他有很多亲兵和拥戴者，由于他早就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这种建议很快获得通过。接着，极权统治出现了。以“小我”为中心的自私第一次出现了突变和飞跃。有一个人终于拥有了绝对的权力。于是，国家出现了，职业官僚出现了，军队和警察出现了。
　　那时候，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之所以自己头上会突然出现这么多的国家机器，其背后最大的动因，居然是首领们和围绕在首领们周围的次首领们要使自己多拿的财物合法化和永久化，并且可以借助国家机器占有更多的财物。从那个时候起，国家成为满足私欲的工具。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首领们渐渐形成这样一种观点：自己确实比下层民众更聪明、更健康，血统更优良，所以，管理者应该将自己的职位世袭下去，让自己的子孙们继续管理国家。
　　在那时，有两种被称为“文化”和“宗教”的东西出现了，人类第一次生活在伦理纲常之中。在为奴隶主和祭司们劳作和征伐的同时，大多数人开始被“洗脑”。他们学习了后来被证明是谎言的大量知识和常识，并且在不自觉中接受了某种游戏规则。他们被告知：自己属于某个国家、某个民族，要接受某个神灵的谕旨，并接受由神安排下的国王和祭司们的统治。例如，五千年前的埃及人，把自己的河叫做“河”，把自己则叫做“人”。他们自私地认为，只有他们才是“人”，甚至连最近的邻居，居住在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的贝都因人也不是人，而是魔鬼阿波比的儿子。等他们明白别人也是人的时候，他们却认为，别的地方的人是可怜而卑贱的。太阳神“赖神”厌恶那些人。太阳放光不是为了别的地方的人，而只是为了埃及人。为了占有别的地方的人的财产，可以强行掠夺，直至打死他们也不算罪过。但在世界的其他各个地方的人，也有着同样的惟我独尊的自私的看法。他们对待别人的态度，和埃及人一样。所以，当不同地方的人相遇时，他们除了杀戮别无选择。由此，人类由“初级自私阶段”走向“中级自私阶段”。
　　这一时期，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力还不太严重，但生态平衡已经开始遭到破坏，人类已学会从地球怀中掠夺金属，以制造工具和武器。人类开始把食物链中的若干种动物驯养后当成私人财产，人类也开始破坏森林和草场，种上谷物。
　　
　　三、中级自私阶段
　　
　　中级自私阶段是“小我”和“中我”两种自私并存的时期。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中我”自私的加入，使人类跌入了痛苦的深渊。这时候的人类，在国家、宗教、民族、种族的幌子下出现了分裂。是一小部分人在“小我”自私的驱使下制造了“中我”自私，造成了这种分裂。
　　人类可以因为任何理由打一场战争。在战争中的战士们，无不为了国家利益的崇高、宗教信仰的本真、民族精神的优秀、高等种族的尊严而战。如果不是有这些“崇高、本真、优秀、尊严”的存在，单凭统治者的“小我”私欲，任何一场战争都发动不起来。然而，统治者最终使民众们相信，除了爱自己的家庭和家族，爱自己的朋友，更应该爱自己的国家、宗教、民族和种族，而且这种爱纯乎是没理由的爱。这种爱甚至明确地告诉人们：别的国家、宗教、民族和种族都不是正统的，也不是优秀的，所以，当双方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该为了我方的利益而战，希特勒就是一个典型。但统治者是如何达到这一目的的？很简单，为了满足自己的自私而利用别人的自私。
　　在最初形成国家观念时，他们宣称：本族最高贵和聪明，外族低贱而愚蠢，甚至是可恶的。为了掠夺财物，抵御外侮，就必须团结一致，遵守秩序，听从指挥。当本族强大时，每个人都能获取财物，得到奴隶。宗教、民族和种族观念的形成，与此如出一辙。如果不是利用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和精神解脱的自私，根本就不会产生什么集体利益。“中我”自私脱胎于“小我”自私。而这一切，统统成为大规模侵略战争和思想控制的载体。
　　战争史学家告诉人们，不存在双方都正义的战争。对于双方都不正义的战争，除了罪恶还有什么？可是双方都举着那些美丽的幌子。对于一方正义另一方不正义的战争，双方举着的，还是同样的幌子。只不过迫于无奈而反抗的正义方，更有一些号召力而已。可是，战争史学家还告诉人们，在过去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某些民族或某些国家，凡是强大到足以侵略别人的时候，就必然会侵略别人。他们在这段时期是被侵略者，是正义的一方，在另一段时期却变成了侵略者，是非正义的一方。这说明，所谓正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由于自己弱小。
　　比如美国，1607年被英国强占，一百多年后，美利坚民族开始形成，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开始反抗英殖民者的统治，在独立战争中当然成为正义的一方，但随着美国的独立和强大，它所奉行的政策竟逐渐定型为无耻的“大棒加金元”，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在当代更充当起世界警察的角色。再比如俄罗斯，1242年，蒙古人在俄罗斯大地上烧杀抢掠之后，建立了定都萨哈城的金帐汗国，大批俄罗斯王公对蒙古人俯首帖耳，并为了争夺一个叫做“弗拉其米尔和全俄罗斯大公”的封号而互相倾轧攻讦。广大的俄罗斯民众生活在无尽的屈辱之中，他们的反抗斗争被赋予了正义的色彩。但是，当俄罗斯稍稍富强并被喻为“北极熊”的时候，却把同样的灾难和屈辱带给了东欧和东亚，仅从中国割占和策动分化出去的土地就达百余万平方公里。
　　1337年，当英法还没有能力进行远洋征战时，英法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百年战争，目的是为了争夺土地和王位继承权。后来，在“圣女贞德”的鼓舞下，战争激发了法国人的爱国热忱，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像贞德这样的“民族英雄”，在世界各国都有，有的国家甚至不止一个。他们的形象都是由于领导“正义战争”才高大起来。可同样是法国，为了维护其在越南的殖民统治，竟也不惜动用国家战争机器对付一个弱小的民族。所以，有些“民族英雄”是战争和侵略的产物，是“中级自私阶段”的副产品，是人类自私于某种“国家、民族”的结晶体。
　　1453年，英法百年战争以法国的胜利而结束。同一年，土耳其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拜占廷帝国灭亡。就是这个拜占廷帝国，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为了重建昔日罗马帝国的光荣与梦想，进行了近三十年的军事征服。罗马城五次遭到战火的破坏，被征服地人民陷入深重的苦难之中。罗马帝国的荣耀，竟然值得用如此大的代价来换取。其实，岂止是罗马帝国，任何帝国的荣耀，都是用屠杀和鲜血换取的。在查士丁尼死后不久，梦想的版图很快萎缩了。然而让欧洲人深感恐惧的，却不是查士丁尼的征伐，而是来自东方人的西征。这其中，必然存在着狭隘的种族主义情绪。五世纪时的匈奴大帝国，阿提纳曾率军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和意大利，在势不可挡的征服中，东西罗马帝国都向它纳贡。日耳曼人和罗马人在服气之余，竟给他取了“上帝之鞭”的绰号。
　　更让欧洲人记忆犹新的是蒙古人的西征。成吉思汗正是因为所向无敌的西征才深深地印在欧洲人的思想中。失败者总是容易记住胜利者的威名。但是，很多欧洲人在传述蒙古人西征的历史时，都认为那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因为在那时，欧洲已经有了塔尖、风信标和尖屋顶，宏大的教堂上也有了精巧的石刻。他们认为，蒙古人占有了他们的家园，烧毁了他们的书，延缓了他们的智慧。最让欧洲人丢尽脸面的，是蒙古人丝毫不理会欧洲文化的“先进”，当教皇派了三个使节和蒙古人讲和时，大汗给他们的回信中，要求让国王们到他的营帐里宣誓效忠。欧洲人在历史中承受着这种痛苦，因为这里面有他们所认可的文明和野蛮。于是，一场由于自身强大而占有欲猛增的征伐战争被迅速升格，欧洲的教皇和国王们创造了一个词语：黄祸。因为在那时，欧洲小国已经显得太弱小了，国家已不足以成为自私的有效名义，仅仅“爱国”是不能阻挡蒙古人的西进的，于是，一场仅因占有欲而发生的战争，被有意识地变成了种族间的冲突。幸亏那时蒙古人的战争没有具体的宗教思想和意图，否则，那场战争也必然会被上升到宗教的高度。
　　三个世纪以后，欧洲人依然“文明”于世界的其他地方。但这次，却不仅仅是文化的“先进”了，东西方的力量得到了神奇的互换，欧洲人的历史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新航路的开辟，揭开了殖民时代的序幕。奇怪的是，当欧洲人比蒙古人更惨无人道、制造了更多的罪恶时，他们却对自己的行为津津乐道。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文明”对“野蛮”的正当征伐。他们在海上进行了海盗式的掠夺，贩运大批黑奴到世界各地；他们从殖民地人民身上榨取血汗来发展自己；他们对美洲和澳洲土著居民进行了疯狂的残杀和“改造”……这一切，竟然是因为自私地认为其他的民族或种族是劣等的。
　　显然，这种对于优和劣的判断是不合理的。人类的一方在与另一方比较文明程度时，常常自己做为当事人，自己又是法官，这样的比较结果显失公平，也太过于自私。
　　人类之间，坏就坏在谁拥有杀伤力更大的武器谁就有理。
　　当地球上所有的大洲都被发现，殖民体系在全球都建立起来时，人类的“中级阶段自私”也达到了高峰。
　　当之无愧地，这种自私的高峰出现在欧洲人之中。欧洲人认为，对美洲的殖民为美洲带去了文明的火种。如果没有欧洲人的占领，也不会有现在的美国和美国文化。而今天的美国和美国文化，正在受到很多人的怀疑和审视。欧洲人的文化并非一无是处，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它也拥有自己合理而值得交流的一部分。比如相对于同时期东方的封建专制，爱琴海文明中存在着更多的民主因素。但在那时，欧洲人觉得，由于自己的“先进和文明”，白种人对印第安人的收买和欺骗是正常的，压迫和残酷是应该的，血腥和屠杀是必需的。若干年后，为了讨好一个印第安人酋长，欧洲人送给这位酋长一辆汽车，这个印第安人居然用八匹马拉着它到处巡视，对于自己的拥有，他荣耀而快乐。直到有一天，他被告知这是一种轻轻发动就可快速奔驰的怪物，酋长才大惊失色，同时也失去了他的荣耀和快乐。
　　自从新航线开辟以后，世界许多地方都失去了他们的荣耀和快乐。
　　在没有欧洲人的美洲，印第安人住在叫做“长房子”的公共房子里。他们没有私人的土地、城堡和房屋，整个氏族的人住在一起，管理共有的经济。他们共同劳动，没有谁是别人的奴隶。即使是战俘，他们或者被杀死，或者被认做干儿子，但不会变成奴隶。更为奇怪的是，他们没有警察，没有监狱，人们却能自觉地维护着某种固有的秩序，不需要像欧洲人那样制定繁琐的法律。“首领”一词在土语中，竟然是“讲话人”的意思。他们没有王公大臣，没有纳税人，当然也没有谁会花纳税人的钱。首领们没有特权，只有尽义务的份儿。他们随时可能被换掉，没有任期。当然他们也杀戮。他们一直存在着“小我”阶段的自私，保护着本氏族和本部落的利益。假如有人被打死了，整个氏族的人都会去报仇。有时候他们也讲和，一方请求另一方的宽恕。战争史学家把这种战争叫做“仇斗”。但是随着欧洲人的到来，一切都改变了。
　　当西班牙人刚踏上墨西哥时，可爱、淳朴、善良而天真的印第安人认为，既然白种人喜欢黄金，就给他们黄金，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吧。他们派出了使者，给侵略者带去了比身体还要重许多的黄金圈，以及金人、金兽、金饰物。面对耀眼的黄金，欧洲人的黄金梦实现了，他们眼都红了。印第安人没有想到，他们的做法却引起了屠杀。在美洲，几百万印第安人死于屠杀和苦役。在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竟然减少了百分之九十，有些地方的印第安人还遭到了种族灭绝。1703年，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在立法会议上居然规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掳获一个红种人，都能获得赏金四十镑；1720年，这一数字提高到一百镑。堂堂英国议会而不是某个罪恶的人，曾经宣布：杀戮和剥头盖皮是“上帝和自然赋予它的手段”。印第安人和欧洲人的做法，究竟哪一种更“文明”呢？
　　欧洲人还玩弄了非洲。利用部落冲突，他们用廉价手工业品来获取黑奴。在贩奴贸易的四百年间，从非洲运往美洲的黑人超过一千五百万人，而死于猎奴战争和贩奴途中的黑人，则不下此数的五倍。假如没有开辟新航线，假如大洋还是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人们彼此隔绝，照各自的变化情况，生活到现在，欧洲人和印第安人，谁会更快乐一些呢？这个问题，绝对不会只有一个答案。他们本来是不同世界的人类，本来可以比一比谁更文明。
　　欧洲人之所以用枪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观是正确的，是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如果只用文化交流的方法，不仅土著人不会接受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反而会发现自己的无知。
　　但如今的世界，对于什么是发展，却只有一个答案。自以为高于其他动物一等的，是精神动物的人类，而人类最终选择的，却不是精神的发展，而是物质需要的发展和生物性需要的发展。
　　关于什么是发展的概念，是欧洲人用枪捅着别人的后腰进行定义的。他们用坚船利炮打开别人的大门，本来是为了占有土地，掠夺财富，但他们却说：你们落后了，你们是劣等民族，你们应该听我们的。一些被侵略的民族醒悟了：看来我们确实落后了，我们应该发展工商业，我们应该武装自己。日本正是这样一个民族，它先是学习中国的唐朝。当欧洲人开着船拿着枪四处烧杀抢掠时，他们羡慕不已。但他们是不服气的，他们认为，东方人并不比西方人笨，甚至比西方人更聪明，西方人能做到的，东方人也能做到。后来，他们果然也做到了，成为一个足以和西方国家抗衡的东方强国，加入了殖民掠夺的行列。然而在二十世纪，接受了工业文明的日本，却困扰于三大公害：水俣病、四日市哮喘病、骨痛病，而且成为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 　　在枪口的威胁下，价值观就这样强行推广，进而得到认同。今天看来，世界上的很多地方的人，他们本来过着悠闲的生活，却是被逼着发展起来的，因为“落后”就要挨打，他们不得不发展。因为独立，他们必须笨拙地使用西方人的民主制度，常常搞得不伦不类。为了这种发展，他们力不从心地涉足工业，还不等自己适应某种经济现状，西方人却已经换了一番天地。他们总是跟不上西方人，以前很多人累死在西方人的苦役和鞭子下，现在很多人则饿死在家门口。
　　假如落后也不挨打呢？假如持有各种不同“发展”理念的民族和种族之间能相安无事呢？假如拥有枪炮的一方只是送去智慧、技术和友爱呢？假如拥有科技的一方不因为自己的拥有而认为别人是劣等民族呢？究竟是谁会活得更快乐一些？但上述假设是不成立的，而且永远都不会成立。事实上，任何拥有武力优势的国家和民族，总是要进行征伐和掠夺。所有这一切，当人类以国家、民族、种族为自私理由进行罪恶活动时，一直大倡“爱”和“宽恕”的宗教又在做些什么呢？
　　从1096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皇的发动和西欧国王的指挥下，罪恶的十字军东征一共进行了八次。当时，他们表面上打着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城耶路撒冷的旗号，实际上是因为西欧人的享受欲望在膨胀。当时，东方是西方人心目中的天堂《圣经》上说，那里遍地流着牛奶和蜂蜜。东方的财富让西欧封建主们垂涎三尺。罗马教会则想趁机吞并东正教会，并改造穆斯林，建立世界教会。意大利商人为战争提供了后勤保障，因为他们想排挤阿拉伯和拜占廷商人，垄断东方贸易。十字军于1099年第一次攻陷耶路撒冷时，完全忘记了《圣经》的教义和圣地的尊严，将圣城洗劫一空，杀死城中七万多人。十字军还剖开死人的肚子，将尸体堆积起来烧成灰烬，再在尸灰中扒寻黄金。十字军第四次东征，却根本没有见到圣城。在威尼斯商人的操纵下，转而攻占信奉同一宗教的拜占廷帝国。1204年，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屠城七日，抢走了一切可以带走的东西，烧毁了带不走的东西。兵灾过后，一个威尼斯人当上了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
　　这种虚伪和无耻，连上帝见了都会转过脸去。
　　在基督教世界，文化专制主义横行近千年之久。在长达五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仅仅是由于某个邻人多嘴的流言，就会被抛入大牢。他不知道修士为什么抓他，为什么被起诉，谁是举证者。他如果申辩就会受酷刑，甚至被处死时还不知道原因。直到1600年，可恶的“异端裁判所”还烧死了真理的拥护者布鲁诺。这一切，居然都是为了维护宗教的正统性。
　　当宗教成为一种可以运用的权力时，它便成了满足私欲的工具。这并非宗教本身的过错。
　　在“中级自私阶段”，由于文化和宗教的影响，人类分裂成许多阵营，每一个地方的人都以自己为中心，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优秀无比，自己的宗教信仰才符合世界的本真。但奇怪的是，人们之间不进行文化和宗教的交流，却让战士和武器交流。在尸横遍野、城镇变成焦土之后，历史学家说：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商业的发展，技术的传播。也就是说，在主观上，人类只是为了自己的扩张野心、掠夺财富和对别人进行思想控制。
　　这一时期，由于科技人才和科技的出现，人类之间出现了更大程度的不平等。到文艺复兴时，西欧人在天文学、数学、医学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科技往往促进文艺的发展，西欧人在哲学、文学、建筑、雕塑、美术等方面都独树一帜，有些人就以为自己是优等民族，开始有了自我优越感。更糟糕的是，科技也促进了武器的革新，从十五世纪起，欧洲人在武器制造方面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于是，欧洲人开始用武器来强制推行自己的优越感和价值观。
　　除了毛瑟枪和大炮外，哲学和艺术也是这种优越感和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哲学是病态社会的产物，假如将一部西欧哲学史翻烂的话，沾在手上的，都是哲人们心灵伤口上的鲜血。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们不得不思考人为什么生存，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人性的善恶及扭曲，以及在后来的“高级自私阶段”，哲人们痛苦地思索人的异化，人的孤独和无助感，人的渺小感。艺术在那样的价值观里，可悲地沦为金钱的奴仆。到后来，当人们掂量着口袋里的钱决定能否享受所谓的艺术时，那些享受到艺术的人与其说是享受艺术，还不如说是享受对于金钱的满足感。那些想享受但没有享受到艺术的人，则会抱怨自己的穷困。至于更多根本对艺术不感兴趣的人，艺术在他们眼里是奇怪的东西，是精神的奢侈品。在稍后的“高级自私阶段”，绘画艺术水平的高低，要以每幅画的价钱来判定。凡高生前穷困潦倒，死后一幅画能卖到三千多万美元，这真是对艺术的莫大侮辱。而一场上档次的音乐会，则会产生高价的门票。更可恶的是，在雕塑艺术发现象牙的“艺术价值”时，非洲的大象就开始遭殃。当皮衣成为服饰艺术的极品时，几十种动物就惨遭剥皮。
　　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在“小我”自私和“中我”自私的共同影响下，东方以中国“家天下”为代表，认为国界范围内的土地和人民，都是皇帝个人的。西方的王权也不断得到加强。统治者们都极端自私。西欧的一个国王曾经说：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中国的皇帝，则在活着的时候，也不管什么洪水滔天。不可否认，有些统治者懂得善待自己的人民，那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私：他们害怕暴政会引起人民的反抗，自己的统治将会失去。
　　在“小我”和“中我”两种自私的共同作用下，当一个历史事件发生时，往往既夹杂着统治者的个人好恶和私欲，也包含有各种各样的“崇高”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部分人学会了巧妙地欺骗另外一部分人，为他们的个人欲望贴上了具有“崇高”意义的标签。
　　在“中级自私阶段”，人类大体上还只是折腾自己，对大自然的破坏仍然不太强烈。但在这时候，人类已经发现了残杀动物的乐趣，懂得动物的经济价值，更多的动物成为餐桌上的食物。
　　
　　三、高级自私阶段
　　
　　在“高级自私阶段”，“小我”和“中我”自私进一步发展，更增加了“大我”的自私。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是，就像当初欧洲人认为其他种族的人是劣等种族一样，人类认为自己是优秀和高等的，自然界的一切都要为人类服务。作为欧洲人进行殖民侵略的翻版，人类将枪口、实验室屠刀对准了更多动物，将挖掘机、钻头、化肥、农药、大量污染物对准了自然界。
　　“小我”自私泛滥成灾。从工业革命开始，人们更疯狂地追逐个人财富。工场主、厂长，再到经理、总裁，随着称谓的变化，世界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人们津津乐道福布斯财富排行榜，到处传颂着关于巨富的故事，到处都是指导年轻人“如何走向成功”的书，但打开那些书一看，实际上就是教人如何做一个有钱人。
　　在工业革命初期，人们还在为自私找着各种借口，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认为“民富自然国富，国富则国强”。到现在，又突然在全世界宣扬所谓的“人间真情”，美国甚至为了维持婚姻，到了给结婚者发奖金的地步。可见，连“小我”自私都更加可恶，个人的自私已威胁到亲情友情。
　　在这一阶段，有的人为了自己的国家、企业而忙碌着，更多的人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忙碌着，人们为了追逐财富而精疲力尽，犯罪行为十有八九是因为贪财。在上层社会，贪污贿赂横行，金融欺诈时有耳闻，政治和经济联姻的丑闻让许多人对政治失去兴趣。在下层劳动者中，人们为了挣钱养家糊口而被拴在机器、农具和计算机上，许多人患上了心理疾病，出现了很多富贵病和过劳死等现代死因。
　　“中我”自私得到加强。国家的概念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由于科技在现代兵器方面的应用，战争规模和代价也越来越大。为了国家和集团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三千万人丧生。为了所谓的拓展生存空间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第二次世界大战有超过五千万人死亡，伤残者更是不计其数。
　　二战后的世界并不太平，美苏争霸的结果，让核武器可以灭亡人类几十次。中东战争隔几年就来一次，越南战争进行了两次，阿富汗战争也进行了两次，伊拉克也打了两次仗……冲突没有减少，分歧反而越来越大。到二十一世纪初，连世贸大楼也被炸塌了，反恐联盟说，这是针对全人类的罪恶，这是赤裸裸的战争行为。而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原教旨主义者说，我们不需要你们贩卖你们的财富，推行你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已经被你们折腾得面目全非了，所以我们要炸毁象征你们价值观的建筑物。
　　如果说，战争是一枚人类投向对方的巨大的炸弹，恐怖主义就是不小心砸痛自己脚面的弹壳。战争是恐怖主义的源头之一，要消灭恐怖主义，首先应该消灭战争，二者均是人类由于“中我”自私而犯下的罪恶，而且这种罪恶没有轻重之别。许多人在谈到战争和恐怖主义行为时认为，如果行为目标是无辜的平民，则罪加一等。难道军人们是罪人吗？军人只是由于战争而被拉上战场的平民，是生活在军营和战场上的平民。如果哥哥是军人，弟弟是农民，无论失去了谁，无论他是军人还是平民，另一个人的失亲之痛是一样的。有一天哥哥复员，弟弟参军，罪人和好人绝不会在一夜之间换了过来。还有人认为，军用设施可以袭击，袭击民用设施则是一种罪恶。难道军用设施不是平民们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吗？相比之下，军用设施比民用设施用了更多的钢筋、水泥，更增加了民用设施所没有的特殊材料，而这些建筑材料，有哪一样不是平民们在工厂里生产的？所以，在炸毁军用设施时，比起民用设施，实际上是在更多地炸毁平民们的劳动产品。
　　庞大的军事工业不仅消耗大量资源，而且造成环境污染。在战争状态下，环境污染更为严重。原子弹爆炸给日本人民留下了无尽的痛苦，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喷洒的落叶剂，使一千四百平方公里的红树林遭到极大的破坏，西贡北部和西部的硬木林死掉一半，还毁坏了两千多平方公里的农作物。而发生这一切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忍受痛苦和遭到破坏的不是美国。就这样，在“小我”和“中我”自私的驱使下，“大我”自私迅速升温。
　　“大我”自私开始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环境保护被人类提上了日程。但由于“中我”自私作怪，环境污染的罪首——发达国家，却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愿意放弃污染严重但获利丰厚的工业，把这些工厂建立在欠发达国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人称他们的农药“赛娜德林”可以制造一场真正的“绿色革命”，在几个欠发达国家建立了规模巨大的“赛娜德林”化工厂。而日后的事实证明，赛娜德林不仅没能减少虫灾，而且使虫类升级换代，它制造的不是“绿色革命”，而是一场场氯化氢生态灾难，致使当地鸟类锐减，有很多人因中毒而死。1984年，美国联合碳化公司设在印度博帕尔市的一家农药厂，剧毒物质外泄，受害面积达四十万平方公里，死亡人数约六千到两万人，受害人口达二十万人，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工业污染事故。
　　富国是非常慷慨的，常常分出丰厚的利润馈赠给欠发达国家，再让欠发达国家用这些钱来买毒药喝。但是富国利用了欠发达国家在科技上的落后和对环境污染的认识滞后，到头来，欠发达国家不仅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还不得不用更多的精力和金钱对付糟糕的环境。当伦敦上空不再出现烟雾，泰晤士河再度出现鱼类时，许多欠发达国家如中国、墨西哥的工业重镇却迷雾笼罩。当欧洲和北美洲的绿地有所增加、阿尔卑斯山麓绿色诱人时，非洲的森林面积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其中尼日利亚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亚洲的减少速度比非洲更快，其中印度的森林面积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垃圾成为社会公害，由于富国人民的抗议，有毒垃圾被运往拉美和非洲。仅美国每年向这些国家出口的有毒垃圾就达两亿多吨。
　　人们把环境危机很大程度地归罪于人口的增长，认为正是人口的无限制增长，使人类不断地向自然界要求更多的资源，造成人类生存空间的困厄。当资源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往往就会引发侵略战争。比如在一战时交战双方争夺殖民地，二战时所谓的拓展生存空间。上述理论至少有一多半是错误的。因为战争是多种因素的结合，其中最大的因素是统治阶层的私欲，至于争夺富庶的地方，掠夺远方的财富，以及所谓的拓展生存空间，都是统治阶层为了发动战争而编造的理由。至于人口增长，地球的确有一个承载力问题，也就是地球最多能养活多少人。可这一问题在当代几乎是个笑话。因为造成人口问题的两大因素，都将会一直存在下去。一是科技力量。是科技让人类没有天敌，是科技让人类的婴儿死亡率降低、人均寿命提高，是科技让人类住进摩天高楼，是科技提高了粮食单产，并毁掉大量原有植被，强改成农田。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自私。“小我”自私认为，多子就是多福，生多少小孩子是我自己的事，这牵扯到我的利益，是我的权利。“大我”自私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人类数量增加正是人类伟大的体现。“中我”自私认为，人口少的国家自然是弱国，自然缺少发展的动力，人多就是优势，人多就是力量。此外，“中我”自私还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即由于发达国家更多地占有世界资源而不仅仅是本国资源，使得人口数量在欠发达国家超常增长，甚或造成人口危机。据报道,每出生一个美国婴儿给世界带来的负担，就相当于出生三十个穷国婴儿，甚至美国人养的宠物狗每星期所消耗的蛋白质，要超过印度人每个月消耗的蛋白质。在这样的状态下试图消除人口危机和资源危机，会有一个合理的结果吗？富国的人会主动承担起人口危机和能源危机的责任，过如同穷国人节衣缩食的生活吗？如果这样，他们几代人的追求，不是成为一个绝妙的讽刺了吗？但是，任何一个自私的人或国家都不会相信，当臭氧层遭到破坏时，紫外线会只照耀在欠发达国家；他们也不会相信，当巨大的冰层融化时，潮水只会淹没非洲的低地；他们更不会相信，当海洋成为名副其实的垃圾桶时，肮脏的海流会绕过欧美的国门流向别国。他们相信的也许只是，当人口多到他国放不下也养不起的时候，难民们会不会涌到我这里？
　　这个时候，人类真正变成了一个暴君，在利用、享受着大自然的赐予时，又用这些赐予破坏着大自然。这就好像一个忘恩负义之徒，恩人赐予他力量，他却用这种力量残害着恩人。
　　残害着自然界的人类，已经变得有点弱智。他们自以为无所不能，以万物之灵而自居。这种幻觉的产生，缘于人类手中握有科技力量。然而科技是一个智障加身残的双重残疾儿童。说科技智障，是因为科学家们一味沉迷于科学实验，从中获取乐趣。由于现代分工的细化，他们至多也只能看到科技带给人类的表面的利益，他们很少有人同时又是心理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学科分工是残酷的——那些影响着人们生活和生存方式的头脑，却不是敏锐地感受这种生活和生存方式的头脑，而实业家们对科技的关心只体现为工业利润，政治家们则想着依靠科技增强国家的实力，正是这种四元分化使科技成为智障儿童。说科技是身残儿童，是因为科技只有右手而没有左手。它只用右手向自然界索取资源和财富，却无法用左手向自然界进行回馈。千百年来，带着索取而非回馈的愿望，科技的足迹踏遍了自然界的每一个角落。一个小小例证是，在无人居住的南极，居然也留下了人类的垃圾。
　　这一阶段，无论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所有国家的政治制度以“民主”为口号。在殖民时代，正是自称“民主”的国家最先出师远征，在世界各地建立了残暴的殖民统治，让民主蒙羞。可想而知，假定那个时代的民主是一种真诚的愿望，那么，他们所宣扬的民主也只是本国人民的民主，而不是殖民地人民的民主，更不是黑奴们的民主。这种狭隘的、一国之民的民主，绝不会是什么真正的民主，更不可能是一种善意的民主。因为正是这种“人民做主”的殖民国家，它在强大到可以侵略别的国家时，却蓄意想让另一个地方的“人民做奴”。
　　二战以后，人类的“大我”自私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除了疯狂折腾大自然之外，在政治制度上也有充分体现。由于美苏争霸、独立国家的增多、地区冲突的频繁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人类结成了越来越多的军事同盟、政治组织和经济联合体，比如北约、华约、阿拉伯国家联盟、世界贸易组织、欧盟、欧佩克、亚太经合组织、东盟。这些组织无不是为了人类的安全和发展而设立的。同时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科技大爆炸，人类之间的距离更加缩短了，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然而可笑的是，人类自觉地成为“地球村”的村民，却没有意识到，地球上还有比人类数量更多得多的生灵，他们同样应该是地球村的村民。在人类追求安全和发展的同时，却剥夺了其他生灵的“村民”资格。人类这样做，既不安全，也谈不上发展。民主的政府，不应该是全人类的政府，而应该是全地球的政府。
　　
　　五、人类向何处去
　　
　　很显然，既然人类能够审视自已的退化，那么解救的惟一方法就是制止这种退化，走真正的进化和发展的道路。而走真正进化和发展的道路，并非对人类历史的反其道而行之。让人类向后退，无论这种办法正确与否，它都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
　　中国古代的智者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居然预见到人类所面临的困境，他提出的解救办法就是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他大概认为，小国寡民，便不会产生一些人蒙骗另一些人的文化和宗教，便不会有人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民风也会永远保持淳朴。可是在那个时候，人类的自私本性和退化惯性根本不会理会他的担忧和建议。两千年一晃而过，西方国家的一部分绿党成员步老子的后尘。他们主张取消一切的物理能和化学能，不要依靠现代技科而是用人力来发展企业。他们中的一些人更进一步提出，抛弃一切工业成就，回到大自然去，回到几千年以前，回到几万年以前的社会状态中去。同时，罗马俱乐部的创建人澳雷西澳·佩西在谈到原始状态的人时说：“在区分有益和有害方面，他们比我们更为清楚。他们知道什么是禁忌，他们决不去尝试做那些超出他们能力的事。他们比我们显示了更高的见识，在文化和生态方面更加平衡——而我们这些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时代的野蛮人却强烈地沉醉于自己的杆杠和电钮、推土机、巨大的油船和超音速飞机。”有趣的是，这位忧心忡忡的未来学家和工业家，却更关注人类心灵和心智的发展与承受能力，正因如此，他才把原始人称为“高尚”的人，而把现代人称为“野蛮”人。
　　正如本文前述，人类历史上最可悲的事发生了，正是由于人类“小我”自私和“中我”自私的共同作用，这些现代化了的“野蛮人”在拥有了征服他人的武力之后，就自封为文明人，到处用欺诈和武力掠夺他人的财富，并逼迫全世界接受他们的工业文明，大力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工业文明以及他们的价值观的最后结果，却是人类不得不审视古老的东方圣哲们说过的话，工业国家在自己的怀里孕育了绿党。然而老子、澳雷西澳·佩西及绿党们却没有想到，如果真的回到原始状态，那么，由于人类的自私，无非是出现又一部人类退化史。况且，古代人并没有接受老子的回归思想，现在人也不会接受绿党的回归思想。所以，此路不通。
　　爱因斯坦，是极少数社会科学思想和自然科学研究同样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假如他的生命可以重来，也许他并不会从事科学研究。他在晚年发现了科学的可怕，他为此后悔不迭。有人曾经问爱因斯坦：你是否能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形？爱因斯坦回答说：我不会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我会预测第四次世界大战。这个人就问：这是为什么？爱因斯坦严肃地说：我知道绝不会发生第四次世界大战，因为人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已经灭亡。
　　人类的自私使人类犹如一条钻进竹筒里的蛇，无法回头，只能寻找出口。而现在人类的出口，毫无疑问，正如爱因斯坦所言，是灭亡。但人类惟一能做的事，是改变出口。而改变出口的方法，不是改变现在竹筒出口的环境——灭亡，而是通过调整自身的用力角度和方向，把竹筒调转一个方向，把出口设在环境较好的地方——让身心融入自然。而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因为所要解决的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它包含了心理、宗教、哲学等抽象问题和诸如国家、宗教、民族、种族等具体问题。
　　卢梭在这方面给其他人做了一个好榜样。他努力做一个没有隐私的人，向公众坦露了自己的心迹。人类，尤其是国家和思想的统治者，要承认自己的自私心理，勇敢地挑战自己的自私心理，不再为自己的侵略和掠夺行为制造种种崇高的道义和文化借口，不再宣扬自己的宗教和文化是优秀的宗教和文化。要勇敢地让本国和全世界的科学家们明白，制造武器并不是爱国行为，它只是一种赤裸裸地屠杀人类的前奏。但是，面对这样的提议，每一个统治者和他的人民都会说：假如我们这样做了，我们没有了先进的武器，我们的人民不好战了，别的国家却不这样做，我们的国家岂不是要被侵略被欺侮吗？每一个统治者也会说：我们是爱好和平的，但我们不能容忍侵略。似乎是，人们都希望达成一项销毁核武器的协议。如果真是这样，就需要发明这样一些仪器。这是一种功率强大的可探测核武器的仪器，把它带到直升飞机上时，能探测到核武器的存在。然后由有关各方共同主持销毁所有的核武器。发明这些仪器，现在已不是技术上的难题，难题出现在每个国家爱好和平是否有诚意。对其他的武器也可以采用相同的办法来销毁。
　　但在事实上，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
　　大国会说，如果小国再对我们施行恐怖袭击怎么办？失去了核威慑是可怕的。如果其他大国偷偷地再做出先进武器可怎么办？我们不是成了上当受骗者了吗？小国会说，这是不公平的，大国的资源丰富，人才储备也多，等我们什么武器也没有了，也没能力再造了，大国却能一夜之间造出足以毁灭我们的武器。人口少的国家会说，武器虽然没有了，但人也是武器，人口多的国家不就称霸世界了？这是一个说不清的事。
　　对于污染环境的企业，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消除。如果对一个国家说：落后就落后一点吧，撤掉污染环境的项目吧；再对一个实业家说，穷就穷一点、亏就亏一点吧，别再干污染环境的事了，那么，除非该项目已引起公愤，违反法律，否则他们会认为提建议的人疯了，然后找出一大堆理由来拒绝这个建议。这也是一个说不清的事。
　　人类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心理和思想上的问题。所以，现在只能让核武器和其他武器先放在那儿吧，没有谁会否认自己国家的伟大性，也没有人会告诉自己的科学家别再开发武器，更没有人因为污染环境而放慢追逐财富的脚步。没有人会改变这一切。要进行持久而缓慢的“自然心理”建设，要通过有良知的文化人、政治家、企业家的共同努力，让人们形成普遍的价值观：像天地间的一切生灵，人只是地球上的一种动物，一种与其他动物平等相处的动物。人类依靠泥土、阳光、空气和水就可以生活，过多的工业生产是不需要的，生命的美丽就在于生前能充分享受大自然，死后都复归于泥土，完成这一自然的循环；像深海鱼类和鸟类相安无事一样，人类也应如此。人类至多只需要进行文化交流，人类的文化也应该尊重多样性，回到古朴的状态，回到没有谁优谁劣之分的状态。不要问什么哲学问题，让宗教淡出人类的思维，人类的精神世界不需要因文化差别形成不同群体；像动物之间用人类听不到的次声交谈、用优美的肢体语言说话一样，人类在进行自身建设时，也不要惊扰其他动物，更不要强行掠夺自然界。所谓自身建设，就是按照人类本是“精神动物”这一独有和无法改变的事实，最大限度地创造精神财富，而不是在物质财富中迷失了本性。正因为人类是天地间惟一的精神动物，人的“进化”的主要指标就不应该是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应是精神世界的快乐、悠然和高尚、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