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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礼俗是社会民俗事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纳西族作家和晓梅的小说中，有关于本民族完整的人生礼俗书写，其中母性崇拜下的生育礼、摩梭人的成年礼、纳西族多元的婚姻习俗以及东巴文化下的超度仪式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民俗文化。本文从民俗学角度对文本进行解读，探索纳西族古老的民俗文化，分析其中所蕴藏的文化内涵。
关于礼仪习俗的书写是少数民族作家写作中常见的母题之一，将风俗礼仪迁移到文学创作中，既是民俗文化的诗意描述，又开拓了文本意义空间。纳西族作家和晓梅的小说世界里融入了本民族丰富的民俗文化，包含了关于纳西族人生礼俗的书写，其中生育礼俗、成年礼俗、婚姻礼俗以及丧葬礼俗是具有代表性的礼仪风俗，通过文学文本记录本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和精神世界，打开了透视纳西族古老文化的窗口，使人探寻云南边地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人生礼仪是指人在一生中几个重要环节上所经过的具有一定仪式的行为过程，主要包括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和葬礼。人生礼仪与社会组织、信仰、生产与生活经验等方面的民俗文化交织，集中体现了在不同社会和民族文化类型中的生命周期观与生命价值观。
一、母性崇拜中的生育礼俗
出生是人生命周期的初始环节，是人作为社会群体步入社会生活的第一步。出生礼俗体现了人的出生与社会风俗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各少数民族的传统出生礼俗反映了其各自的生活习俗以及原始宗教信仰。和晓梅小说中关于纳西族人在孕育场所的选择上具有母性崇拜的特点，保留着早期社会的生育文化，具有明显的母系氏族社会的烙印。
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孕妇生育地点的选择上与母性生殖崇拜有着紧密的联系。纳西族摩梭人，重视母系血统，整个社会都由母系家庭组成并沿袭至今，因此女性的社会角色是极为重要的。摩梭人关于新生儿出生的礼俗渗透着深厚的母性崇拜意识，泸沽湖畔的摩梭孕妇在自家的母房（吉美）后室分娩，这后室位于外圈房这间后室房间，为人的出生地，也是人死后停尸之所，这个地方连接着摩梭人的生与死。
小说《未完成的成丁礼》将这个用来注视死亡与迎接新生的小屋叫做生死屋，它是伴随着摩梭人生与死的神圣之地。主人公泽措以及妹妹宾玛拉都是在这个小屋中出生，小弟也无一例外地诞生在这间房内。母亲每次分娩都要在小屋的女柱旁进行，这根柱子象征着女性的生殖能力，它可以带给孕妇无穷的力量，一代又一代的女性都是在这个特殊的产房里完成了婴儿的生产，每一个摩梭人也是在这个地方开启了生命的第一步。作者在小说中所提到的这个生死屋位实际位于摩梭人的母房内，离火塘一门之隔，火塘位于母屋的中心，火塘里的火终年不熄，代表着家族生命延绵不尽。
和晓梅在《宾玛拉焚烧的心》中也对妇女在火塘边生育的习俗有所描绘，纳西族妇女认为，火塘边生孩子会更安全、更有力、更值得信赖，主人公宾玛拉墨坚守在火塘边生育的习俗，即使与格木人生活在一起之后依然保留这样的生育习俗。在中国西南民族的传统观念中，火塘是生殖力的象征，是母体的象征，这些民族的妇女在生育时，家中的火塘之火要保持昼夜不灭地燃烧着，象征着家族之中人口生殖繁盛，同时祈求火塘——祖母神能保佑产妇顺利平安生产。母房与火塘都是摩梭人最神圣的地方，是母神的象征，容纳着摩梭人世世代代的血脉兴衰，承载着摩梭古老的历史文化。
《未完成的成丁礼》与《宾玛拉焚烧的心》中对于纳西族人出生礼俗的描写，体现了和晓梅对女性生命的重视以及对母族文化的追忆。受纳西族文化中女性崇拜的影响，和晓梅自觉地将其渗透到小说文本中，探寻女性生命存在的意义，通过对纳西族生育礼俗的文学书写，肯定女性的社会地位，强调女性的生殖功能和生命价值。作家早期的文学创作关注女性话语的表达，对于纳西族文化有意识地保持距离，随着其本人民族心理的打开，她开始理性地思考本民族文化，其文学创作也开始对母族文化有所回归，并自觉融入民俗文化的书写。和晓梅以摩梭人母系氏族社会为原型，站在历史的源头，将纳西族生育礼俗碎片化地植入文本中，象征着古老的母族文化，作家渴望找回遗失的族群记忆。
二、摩梭人的成年礼
对摩梭人而言，成年礼是人生周期的关键环节，男孩、女孩顺利度过了十二生肖，完成了生命的首次轮回，从衣服的变更来确认我国众多民族成年礼的典型形式是易服，衣着的改变作为民族文化以及民族认同的符号，不仅是性别、种族与部落的区分标志，也是婚姻关系和性关系的区分标志。
纳西族摩梭人把成年礼（也称作成丁礼）作为人生中的重要事件，只有通过成人礼，一个人的社会角色才能够真正转换，其行为、言语以及习惯等都会受到社会的约束与管制。“成年礼”在摩梭语中叫“里给”或“毯给”，意思为穿裤子或穿裙子，摩梭男孩、女孩在少年时期一律穿长衫，长到年满13岁时，大年初一早晨举行成年礼，男孩要举行穿裤子仪式，女孩要举行穿裙子仪式，服饰的更改是成年人开始的标志。摩梭先民认为，13岁前的孩子还没有灵魂，不具备氏族权利与义务，不能参加正式的社交活动，甚至夭折之后无法葬入氏族公共墓地，只有通过成丁礼仪式才可以拴住人的灵魂，从社会角度达到身份的认可。
和晓梅的小说中，泸沽湖畔的摩梭人也盛行举办成年礼仪。《未完成的成丁礼》中，泽措一直期待自己的成丁礼的到来，希望自己在成年那天拥有和落水村男人一样的雄健体魄，确认其身份的转变，母亲特地为他准备了成丁礼所要穿的裤子，然而那条带有小花图案的儿童裤打破了泽措对于成丁礼所有的美好幻想，老祖母的死亡和母亲的分娩，泽措的成丁礼被遗忘了，成为其一生抹不掉的记忆。对于任何一个摩梭少年来说，成丁礼不仅是简单的穿裤仪式，通过这个特殊的仪式意味着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告别孩童时代，从而走向成熟。
和晓梅在《宾玛拉焚烧的心》中指出摩梭女孩在成年時会举行盛大的穿裙礼，穿上白色的百褶裙意味着从女孩到女人的角色转变，成年后的摩梭女性就可以等待情人上门，小说中也有提到花傈僳少女成年时要穿着秀满花的衣服到唱诗班唱歌，与摩梭少女的成年礼俗有所不同。成丁礼，这个特殊且庄重的人生礼仪，成为摩梭少男少女接受成人教育的第一课，通过成年礼仪的个体才具备享受各项权利的机会，同时也要履行对社会和族群的义务，自此开启了新的人生轨迹。 成年礼是个体身份认同的标志与象征，和晓梅将其纳入文学书写中，试图建构其民族身份。《未完成的成丁礼》中，主人公泽措虽然拥有双重的民族身份，同时其长大后接受过西方教育，但依然无法忘却自己的民族身份与民族文化。和晓梅正是在现代语境、西方语境中确立自身民族身份的话语，文本中没有过多对成丁礼的描写，但其蕴含着一个少年对于成长的理解和思考，成为小说中特殊的文化符号，是民族身份的象征。小说《宾玛拉焚烧的心》中描述的是滇西北多民族聚居区，作品的上部很难确认主人公宾玛拉墨的民族属性，直到下部才使其回归到宾玛拉女巫家族，宾玛拉女人们成年时要举行穿裙礼，而这是摩梭人成年礼的标志。虽然作品呈现的是一个蒙昧的、多民族共生的世界，但是作家还是希望发出自己族群的声音，彰显鲜明的民族文化立场和民族身份的标识。
三、多元形式的婚姻习俗
纳西族是一个具有多元传统婚姻习俗的民族，在古代纳西族社会，奇特的走婚、姑舅表婚、神秘的殉情等婚俗現象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和晓梅的小说世界以女性为书写对象，写女性自然会关注到她们的婚姻生活，因此小说中涉及的婚姻习俗也是多种多样的。
泸沽湖畔的摩梭人拥有古老而又开放的走婚习俗，它是纳西族一种传统的婚姻形态，也是世界风俗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摩梭男女成年后，便拥有了享受爱情的权利，在摩梭语中，有爱情关系的男女双方互称“阿夏”，男不娶，女不嫁，双方没有共同的家庭。泸沽湖一带的摩梭人，每当夜晚十分，男子就会悄悄走入女子花楼，双方发生关系，第二天早晨男子再回都自己家中，当地人把这样的婚姻关系称为“走婚”。这样的关系以爱情为基础，因此比较简单、随意，如果双方有一方想要结束关系，婚约立即解除，重新再寻找意中人。
《未完成的成丁礼》与《宾玛拉焚烧的心》中所呈现的婚姻形式就是典型的走婚习俗，摩梭成年女子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楼，夜晚来临时，等待情人的到来。小说《未完成的成丁礼》中，泽措的母亲有过多个情人，泽措的父亲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外乡人，泽措的妹妹在成年后也会继承母亲的花楼等待属于自己的爱情。这样特殊的婚姻关系下诞生的孩子由女家扶养，可以与生父相认并与之来往，同时维持了女性的根脉，维系了摩梭人母系家庭。
根据东巴古籍创世神话记载，纳西先民最早的婚姻形态是兄妹婚，即血缘婚，丽江纳西人的姑舅表婚关系带有明显的血缘婚痕迹，纳西族有句古话“侄女是舅家人”，就是指姑妈家的女儿应供舅舅家儿子优先挑选为妻子，然后才可考虑外嫁他人。《情人跳》中，吉佩儿从小与自己的表哥拓按照传统风俗定下姑表亲的婚约，等到适婚年龄时将举办婚礼，正式结为夫妻，因此酿成吉与木的爱情悲剧。这样不健康的婚姻形态酿造了纳西人的殉情文化。
和晓梅在小说中用大量篇幅来描绘丽江纳西族的殉情文化，《情人跳》中的吉与木、《女人是“蜜”》中的阿菊旦金与她的情人，在现实中得不到永久的婚姻后选择殉情。殉情前他们在离玉龙雪山最近的地方搭建新房，度过在人间最后的美好时光，然后行“素”礼，就是用红绳将两人的手绑到一起，至此他们的灵魂就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行完传统纳西族婚礼仪式后，二人喝下提前准备的草乌酒后，跳下悬崖，进入幸福的家园。丽江被称为“世界殉情之都”，这里的纳西族有着最为惨烈的殉情文化，东巴神话记载玉龙雪山中有一个情人理想国，在这里爱情能获得永生，因此很多丽江纳西男女青年在婚姻受阻后，选择进入“玉龙第三国”，这与丽江纳西族青年男女婚前恋爱自由，婚姻却由父母包办有关。
和晓梅将纳西族古老的婚俗文化编织到了小说世界，呈现形式各异的纳西族婚姻习俗，这体现了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结构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纳西族的发展演变，对研究多民族婚姻形态以及婚姻风俗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作家以少数民族现代知识女性的视野，在反观本民族婚俗文化时，始终持有审视的态度。和晓梅一直致力于女性创作，关注纳西族女性的发展，然而其笔下的女性角色往往带有悲剧色彩，导致她们悲剧命运的直接因素是畸形的婚姻习俗。走婚习俗是母系氏族社会遗留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女性的地位，但作家也看到了其中的弊端，究其根本并不利于后代的成长，在家庭关系中父爱是永远缺失的，是不适宜时代发展的。面对自己族人不健康的婚姻形态，作家发出痛彻的批判，落后的兄妹婚以及悲惨的殉情习俗不仅是对女性尊严的蔑视，更是对人性和人生命的戕害，是一种愚昧、落后的文化观。
四、东巴文化下的超度仪式
纳西族人普遍信仰本族的东巴教，东巴文化作为纳西族原始宗教崇拜，包裹着无法解释的神秘文化，这些文化记载着纳西民族的历史发展，也伴随着纳西人的生老病死。和晓梅出生于东巴世家，有深厚的东巴文化基础，其小说世界不自觉地渗透着这一神秘文化因子，最为典型的是纳西族为殉情而死的人举行超度
仪式。
超度仪式是纳西族人为非正常死亡者举行的祭祀仪式，和晓梅的小说中提到，纳西族夭折的小孩、情死的人，都需要东巴为其超度亡灵，从而走向新生。《情人跳》中，五姨与吉亲眼目睹了超度殉情男女的祭祀仪式，五姨的朋友死于殉情，虽然这对恋人的尸首早已埋葬，但只有经过超度，魂魄才能到达情爱之地。主持祭祀的老东巴年龄过百，整个仪式都伴随着东巴为亡者诵经，祭坛上摆放着木头做的神牌与鬼牌，不同类型的鬼由相应的神灵压制，殉情鬼由回头神卡冉扭究来震慑，祭坛的主要位置摆放着十八个面偶，它们代表着各路大神。老东巴会将面偶与殉情者生前喜爱的物件一同挂到祭风绳上，地上并列放着一对肥猪、一对山羊、一对绵羊，这些是头一天宰杀好的用来祭祀的牺牲，唯一的活物就是一只黑色的公鸡，老东巴结束诵经后宰杀公鸡。至此，一对情人的魂魄才真正进入爱情的理想国。
东巴是纳西族中的智者，是神圣和威严的象征，他熟知东巴经书，向世人解释生老病死，最重要的职责是为逝者超度亡灵，将死亡引向新生。通过这样特殊的方式，一方面使生者与死者达成和解，生者不必自责与悲伤，死者不再怨恨与遗憾，从而使生者的心理得到安慰，死者的灵魂得到安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原始宗教文化调节心理的功能。另一方面是将死者与生者隔离开来，生者继续世俗的生活，死者的灵魂顺利进入安详之地，获得永生，体现了纳西族人在东巴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生死观，认为肉身与灵魂相分离，肉身已死、灵魂不灭的思想。超度殉情者亡灵仪式是纳西族人中较为特殊的一种丧葬习俗，渗透着浓厚的东巴文化与纳西族葬礼文化，蕴含着纳西人对于生命的独特理解。
和晓梅的小说中始终有一个东巴文化笼罩下的神秘世界，她在小说集《呼喊到达的距离》中谈到自己曾一度排斥东巴文化，但这一切都是伴随着她生命的，是无法抗拒的隐形文化基因。作家的文学创作更注重其文学性和审美性，避免用过多笔墨描述风俗文化的细节，然而《情人跳》中清晰地再现了东巴的超度仪式，足见其对于这一神秘文化的依恋，这样的葬礼仪式体现了纳西人灵魂不死的死亡观以及万物有灵的生命观。作家塑造了许多叛变本族神秘文化的女性形象，借助她们的声音发出对这一非理性文化的自醒和批判，与此同时她们也是依赖于神秘文化土壤的。工具理性之下，这样的神秘文化使人类的心灵得以慰藉，灵魂得以栖息，精神得以超脱。
五、结语
和晓梅在文学创作时有意摆脱民族民俗文化对其的束缚，将民间精神渗透到文本情节之中，这是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的自我突破。然而，作家一直受母族文化的滋养，不自觉地将其带入文本中，纵观其小说创作，对纳西族古老的人生礼俗有一个完整的呈现，形成了纳西族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符号。透过母性崇拜中的生育礼俗、摩梭人特殊的成丁礼、典型多元的婚姻习俗以及东巴文化影响下丧葬习俗的书写，和晓梅展现了纳西人对于人生周期的不同认知与理解，展现了纳西族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也展现了纳西人特殊的生命体验。作家借助文学书写来寻找遗失的文化记忆，建构本民族的身份认同，始终持有理性的文化观，这对于纳西族社会发展、民族身份的认同、历史文化的传承具有重
要价值。
（北方民族大学）
作者简介：尹书亭（1994-），女，蒙古族，内蒙古鄂尔多斯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作家文学。
关于礼仪习俗的书写是少数民族作家写作中常见的母题之一，将风俗礼仪迁移到文学创作中，既是民俗文化的诗意描述，又开拓了文本意义空间。纳西族作家和晓梅的小说世界里融入了本民族丰富的民俗文化，包含了关于纳西族人生礼俗的书写，其中生育礼俗、成年礼俗、婚姻礼俗以及丧葬礼俗是具有代表性的礼仪风俗，通过文学文本记录本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和精神世界，打开了透视纳西族古老文化的窗口，使人探寻云南边地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人生礼仪是指人在一生中几个重要环节上所经过的具有一定仪式的行为过程，主要包括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和葬礼。人生礼仪与社会组织、信仰、生产与生活经验等方面的民俗文化交织，集中体现了在不同社会和民族文化类型中的生命周期观与生命价值观。
一、母性崇拜中的生育礼俗
出生是人生命周期的初始环节，是人作为社会群体步入社会生活的第一步。出生礼俗体现了人的出生与社会风俗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各少数民族的传统出生礼俗反映了其各自的生活习俗以及原始宗教信仰。和晓梅小说中关于纳西族人在孕育场所的选择上具有母性崇拜的特点，保留着早期社会的生育文化，具有明显的母系氏族社会的烙印。
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孕妇生育地点的选择上与母性生殖崇拜有着紧密的联系。纳西族摩梭人，重视母系血统，整个社会都由母系家庭组成并沿袭至今，因此女性的社会角色是极为重要的。摩梭人关于新生儿出生的礼俗渗透着深厚的母性崇拜意识，泸沽湖畔的摩梭孕妇在自家的母房（吉美）后室分娩，这后室位于外圈房这间后室房间，为人的出生地，也是人死后停尸之所，这个地方连接着摩梭人的生与死。
小说《未完成的成丁礼》将这个用来注视死亡与迎接新生的小屋叫做生死屋，它是伴随着摩梭人生与死的神圣之地。主人公泽措以及妹妹宾玛拉都是在这个小屋中出生，小弟也无一例外地诞生在这间房内。母亲每次分娩都要在小屋的女柱旁进行，这根柱子象征着女性的生殖能力，它可以带给孕妇无穷的力量，一代又一代的女性都是在这个特殊的产房里完成了婴儿的生产，每一个摩梭人也是在这个地方开启了生命的第一步。作者在小说中所提到的这个生死屋位实际位于摩梭人的母房内，离火塘一门之隔，火塘位于母屋的中心，火塘里的火终年不熄，代表着家族生命延绵不尽。
和晓梅在《宾玛拉焚烧的心》中也对妇女在火塘边生育的习俗有所描绘，纳西族妇女认为，火塘边生孩子会更安全、更有力、更值得信赖，主人公宾玛拉墨坚守在火塘边生育的习俗，即使与格木人生活在一起之后依然保留这样的生育习俗。在中国西南民族的传统观念中，火塘是生殖力的象征，是母体的象征，这些民族的妇女在生育时，家中的火塘之火要保持昼夜不灭地燃烧着，象征着家族之中人口生殖繁盛，同时祈求火塘——祖母神能保佑产妇顺利平安生产。母房与火塘都是摩梭人最神圣的地方，是母神的象征，容纳着摩梭人世世代代的血脉兴衰，承载着摩梭古老的历史文化。
《未完成的成丁礼》与《宾玛拉焚烧的心》中对于纳西族人出生礼俗的描写，体现了和晓梅对女性生命的重视以及对母族文化的追忆。受纳西族文化中女性崇拜的影响，和晓梅自觉地将其渗透到小说文本中，探寻女性生命存在的意义，通过对纳西族生育礼俗的文学书写，肯定女性的社会地位，强调女性的生殖功能和生命价值。作家早期的文学创作关注女性话语的表达，对于纳西族文化有意识地保持距离，随着其本人民族心理的打开，她开始理性地思考本民族文化，其文学创作也开始对母族文化有所回归，并自觉融入民俗文化的书写。和晓梅以摩梭人母系氏族社会为原型，站在历史的源头，将纳西族生育礼俗碎片化地植入文本中，象征着古老的母族文化，作家渴望找回遗失的族群记忆。
二、摩梭人的成年礼
对摩梭人而言，成年礼是人生周期的关键环节，男孩、女孩顺利度过了十二生肖，完成了生命的首次轮回，从衣服的变更来确认我国众多民族成年礼的典型形式是易服，衣着的改变作为民族文化以及民族认同的符号，不仅是性别、种族与部落的区分标志，也是婚姻关系和性关系的区分标志。
纳西族摩梭人把成年礼（也称作成丁礼）作为人生中的重要事件，只有通过成人礼，一个人的社会角色才能够真正转换，其行为、言语以及习惯等都会受到社会的约束与管制。“成年礼”在摩梭语中叫“里给”或“毯给”，意思为穿裤子或穿裙子，摩梭男孩、女孩在少年时期一律穿长衫，长到年满13岁时，大年初一早晨举行成年礼，男孩要举行穿裤子仪式，女孩要举行穿裙子仪式，服饰的更改是成年人开始的标志。摩梭先民认为，13岁前的孩子还没有灵魂，不具备氏族权利与义务，不能参加正式的社交活动，甚至夭折之后无法葬入氏族公共墓地，只有通过成丁礼仪式才可以拴住人的灵魂，从社会角度达到身份的认可。
和晓梅的小说中，泸沽湖畔的摩梭人也盛行举办成年礼仪。《未完成的成丁礼》中，泽措一直期待自己的成丁礼的到来，希望自己在成年那天拥有和落水村男人一样的雄健体魄，确认其身份的转变，母亲特地为他准备了成丁礼所要穿的裤子，然而那条带有小花图案的儿童裤打破了泽措对于成丁礼所有的美好幻想，老祖母的死亡和母亲的分娩，泽措的成丁礼被遗忘了，成为其一生抹不掉的记忆。对于任何一个摩梭少年来说，成丁礼不仅是简单的穿裤仪式，通过这个特殊的仪式意味着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告别孩童时代，从而走向成熟。
和晓梅在《宾玛拉焚烧的心》中指出摩梭女孩在成年時会举行盛大的穿裙礼，穿上白色的百褶裙意味着从女孩到女人的角色转变，成年后的摩梭女性就可以等待情人上门，小说中也有提到花傈僳少女成年时要穿着秀满花的衣服到唱诗班唱歌，与摩梭少女的成年礼俗有所不同。成丁礼，这个特殊且庄重的人生礼仪，成为摩梭少男少女接受成人教育的第一课，通过成年礼仪的个体才具备享受各项权利的机会，同时也要履行对社会和族群的义务，自此开启了新的人生轨迹。 成年礼是个体身份认同的标志与象征，和晓梅将其纳入文学书写中，试图建构其民族身份。《未完成的成丁礼》中，主人公泽措虽然拥有双重的民族身份，同时其长大后接受过西方教育，但依然无法忘却自己的民族身份与民族文化。和晓梅正是在现代语境、西方语境中确立自身民族身份的话语，文本中没有过多对成丁礼的描写，但其蕴含着一个少年对于成长的理解和思考，成为小说中特殊的文化符号，是民族身份的象征。小说《宾玛拉焚烧的心》中描述的是滇西北多民族聚居区，作品的上部很难确认主人公宾玛拉墨的民族属性，直到下部才使其回归到宾玛拉女巫家族，宾玛拉女人们成年时要举行穿裙礼，而这是摩梭人成年礼的标志。虽然作品呈现的是一个蒙昧的、多民族共生的世界，但是作家还是希望发出自己族群的声音，彰显鲜明的民族文化立场和民族身份的标识。
三、多元形式的婚姻习俗
纳西族是一个具有多元传统婚姻习俗的民族，在古代纳西族社会，奇特的走婚、姑舅表婚、神秘的殉情等婚俗現象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和晓梅的小说世界以女性为书写对象，写女性自然会关注到她们的婚姻生活，因此小说中涉及的婚姻习俗也是多种多样的。
泸沽湖畔的摩梭人拥有古老而又开放的走婚习俗，它是纳西族一种传统的婚姻形态，也是世界风俗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摩梭男女成年后，便拥有了享受爱情的权利，在摩梭语中，有爱情关系的男女双方互称“阿夏”，男不娶，女不嫁，双方没有共同的家庭。泸沽湖一带的摩梭人，每当夜晚十分，男子就会悄悄走入女子花楼，双方发生关系，第二天早晨男子再回都自己家中，当地人把这样的婚姻关系称为“走婚”。这样的关系以爱情为基础，因此比较简单、随意，如果双方有一方想要结束关系，婚约立即解除，重新再寻找意中人。
《未完成的成丁礼》与《宾玛拉焚烧的心》中所呈现的婚姻形式就是典型的走婚习俗，摩梭成年女子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楼，夜晚来临时，等待情人的到来。小说《未完成的成丁礼》中，泽措的母亲有过多个情人，泽措的父亲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外乡人，泽措的妹妹在成年后也会继承母亲的花楼等待属于自己的爱情。这样特殊的婚姻关系下诞生的孩子由女家扶养，可以与生父相认并与之来往，同时维持了女性的根脉，维系了摩梭人母系家庭。
根据东巴古籍创世神话记载，纳西先民最早的婚姻形态是兄妹婚，即血缘婚，丽江纳西人的姑舅表婚关系带有明显的血缘婚痕迹，纳西族有句古话“侄女是舅家人”，就是指姑妈家的女儿应供舅舅家儿子优先挑选为妻子，然后才可考虑外嫁他人。《情人跳》中，吉佩儿从小与自己的表哥拓按照传统风俗定下姑表亲的婚约，等到适婚年龄时将举办婚礼，正式结为夫妻，因此酿成吉与木的爱情悲剧。这样不健康的婚姻形态酿造了纳西人的殉情文化。
和晓梅在小说中用大量篇幅来描绘丽江纳西族的殉情文化，《情人跳》中的吉与木、《女人是“蜜”》中的阿菊旦金与她的情人，在现实中得不到永久的婚姻后选择殉情。殉情前他们在离玉龙雪山最近的地方搭建新房，度过在人间最后的美好时光，然后行“素”礼，就是用红绳将两人的手绑到一起，至此他们的灵魂就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行完传统纳西族婚礼仪式后，二人喝下提前准备的草乌酒后，跳下悬崖，进入幸福的家园。丽江被称为“世界殉情之都”，这里的纳西族有着最为惨烈的殉情文化，东巴神话记载玉龙雪山中有一个情人理想国，在这里爱情能获得永生，因此很多丽江纳西男女青年在婚姻受阻后，选择进入“玉龙第三国”，这与丽江纳西族青年男女婚前恋爱自由，婚姻却由父母包办有关。
和晓梅将纳西族古老的婚俗文化编织到了小说世界，呈现形式各异的纳西族婚姻习俗，这体现了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结构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纳西族的发展演变，对研究多民族婚姻形态以及婚姻风俗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作家以少数民族现代知识女性的视野，在反观本民族婚俗文化时，始终持有审视的态度。和晓梅一直致力于女性创作，关注纳西族女性的发展，然而其笔下的女性角色往往带有悲剧色彩，导致她们悲剧命运的直接因素是畸形的婚姻习俗。走婚习俗是母系氏族社会遗留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女性的地位，但作家也看到了其中的弊端，究其根本并不利于后代的成长，在家庭关系中父爱是永远缺失的，是不适宜时代发展的。面对自己族人不健康的婚姻形态，作家发出痛彻的批判，落后的兄妹婚以及悲惨的殉情习俗不仅是对女性尊严的蔑视，更是对人性和人生命的戕害，是一种愚昧、落后的文化观。
四、东巴文化下的超度仪式
纳西族人普遍信仰本族的东巴教，东巴文化作为纳西族原始宗教崇拜，包裹着无法解释的神秘文化，这些文化记载着纳西民族的历史发展，也伴随着纳西人的生老病死。和晓梅出生于东巴世家，有深厚的东巴文化基础，其小说世界不自觉地渗透着这一神秘文化因子，最为典型的是纳西族为殉情而死的人举行超度
仪式。
超度仪式是纳西族人为非正常死亡者举行的祭祀仪式，和晓梅的小说中提到，纳西族夭折的小孩、情死的人，都需要东巴为其超度亡灵，从而走向新生。《情人跳》中，五姨与吉亲眼目睹了超度殉情男女的祭祀仪式，五姨的朋友死于殉情，虽然这对恋人的尸首早已埋葬，但只有经过超度，魂魄才能到达情爱之地。主持祭祀的老东巴年龄过百，整个仪式都伴随着东巴为亡者诵经，祭坛上摆放着木头做的神牌与鬼牌，不同类型的鬼由相应的神灵压制，殉情鬼由回头神卡冉扭究来震慑，祭坛的主要位置摆放着十八个面偶，它们代表着各路大神。老东巴会将面偶与殉情者生前喜爱的物件一同挂到祭风绳上，地上并列放着一对肥猪、一对山羊、一对绵羊，这些是头一天宰杀好的用来祭祀的牺牲，唯一的活物就是一只黑色的公鸡，老东巴结束诵经后宰杀公鸡。至此，一对情人的魂魄才真正进入爱情的理想国。
东巴是纳西族中的智者，是神圣和威严的象征，他熟知东巴经书，向世人解释生老病死，最重要的职责是为逝者超度亡灵，将死亡引向新生。通过这样特殊的方式，一方面使生者与死者达成和解，生者不必自责与悲伤，死者不再怨恨与遗憾，从而使生者的心理得到安慰，死者的灵魂得到安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原始宗教文化调节心理的功能。另一方面是将死者与生者隔离开来，生者继续世俗的生活，死者的灵魂顺利进入安详之地，获得永生，体现了纳西族人在东巴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生死观，认为肉身与灵魂相分离，肉身已死、灵魂不灭的思想。超度殉情者亡灵仪式是纳西族人中较为特殊的一种丧葬习俗，渗透着浓厚的东巴文化与纳西族葬礼文化，蕴含着纳西人对于生命的独特理解。
和晓梅的小说中始终有一个东巴文化笼罩下的神秘世界，她在小说集《呼喊到达的距离》中谈到自己曾一度排斥东巴文化，但这一切都是伴随着她生命的，是无法抗拒的隐形文化基因。作家的文学创作更注重其文学性和审美性，避免用过多笔墨描述风俗文化的细节，然而《情人跳》中清晰地再现了东巴的超度仪式，足见其对于这一神秘文化的依恋，这样的葬礼仪式体现了纳西人灵魂不死的死亡观以及万物有灵的生命观。作家塑造了许多叛变本族神秘文化的女性形象，借助她们的声音发出对这一非理性文化的自醒和批判，与此同时她们也是依赖于神秘文化土壤的。工具理性之下，这样的神秘文化使人类的心灵得以慰藉，灵魂得以栖息，精神得以超脱。
五、结语
和晓梅在文学创作时有意摆脱民族民俗文化对其的束缚，将民间精神渗透到文本情节之中，这是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的自我突破。然而，作家一直受母族文化的滋养，不自觉地将其带入文本中，纵观其小说创作，对纳西族古老的人生礼俗有一个完整的呈现，形成了纳西族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符号。透过母性崇拜中的生育礼俗、摩梭人特殊的成丁礼、典型多元的婚姻习俗以及东巴文化影响下丧葬习俗的书写，和晓梅展现了纳西人对于人生周期的不同认知与理解，展现了纳西族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也展现了纳西人特殊的生命体验。作家借助文学书写来寻找遗失的文化记忆，建构本民族的身份认同，始终持有理性的文化观，这对于纳西族社会发展、民族身份的认同、历史文化的传承具有重
要价值。
（北方民族大学）
作者简介：尹书亭（1994-），女，蒙古族，内蒙古鄂尔多斯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作家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