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要嫁人了！”这个消息是我从小伙伴歪头那里听来的。“嫁人是什么？为什么我大姐要嫁人！”我回家问母亲。
　　“你大姐将来要到你刘哥（家乡人称姐夫一般以姓氏加哥代替）家生活了，所以要嫁人啊。”母亲一字一顿。“我家的大姐，为什么非要到他家生活？”我心里一百个问号。
　　“跟你个细伢说不清楚，等你长大就会明白。”母亲说完，忙她的事去了，丢下一脸茫然的我。那时总也闹不明白，大姐为什么非要嫁到别人家去，难道他家也有弟弟妹妹需要照顾吗？
　　小时候，大姐总拿一个大澡盆给我洗澡，可我喜欢在澡盆里玩水，常常弄她一身水，从来没见她不高兴，最多也只捏一下我胖嘟嘟的小脸，唬我一句：“听话，不然姐不要你了！”这招非常管用，我立马老实。家里烧的柴火，都是大姐带着我们到附近山上用耙子耙来的、用镰刀割来的，其中主力是三个姐姐，我和二哥年纪小，基本上都是跟着去玩。大姐一面割柴，一面还要护着我们，怕我们累着、晒着，更怕草里的长虫、野物伤害我们，总是割到哪里把我们带到哪里，不超过五步远的距离，回家的时候，把自己割的柴分给我和二哥。然而我们终究是孩子，幼稚的想法，影响不了事情发展的走向，大姐终究是要嫁人的。
　　刘哥也是本村人，是个皮肤白净、高高大大、眼里有活的好后生，父母本就对他印象好，加上有媒人说合，很快就同意了这门亲事。问大姐，她低头不语，却默默记下了他的鞋码、身材，给他用钩针钩了白色花领、长围巾，点灯熬油花了半个多月时间打了一件毛衣，又用抽丝工艺给他做了好几双绣花鞋垫，上面有鸳鸯戏水、花好月圆的图案，漂亮极了！要知道，大姐的心灵手巧在我们那一带是出了名的，这一点就连妈妈都自叹不如，我们小时候穿的布鞋有的是母亲做的，有的是大姐做的，而毛衣、背心还有绣花枕巾则全是大姐的杰作。看到我们亲爱的大姐，绣了这么多漂亮的鞋垫，竟然不是给我们的，忍不住想捣乱，抢过来往小脏脚上试，一向温和的大姐瞪了我一眼，我们明白，大姐心里有人了。
　　那以后，刘哥经常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帮家里挑水、打柴、筛炭果子（煤渣中的小焦炭），有时也会带着大姐到村口的马路上学骑车，天很黑了才回来，大姐会给他下一碗肉丝面，里面还藏着一个荷包蛋，每次他都吃得干干净净，吧唧嘴的声音特别响，那是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多年以后，刘哥还说，那是他吃过最好吃的面条。要知道从小没妈的他，哪受到过这样温情的关怀啊，也难怪他吧唧嘴的声音那么夸张。那年大年初四，刘哥和他的父亲挑着担子上门了，担子里装着一套送给大姐的新衣服，还有20筒港饼（一筒十个，按女方亲戚多少，确定买多少筒），按理好事成双，给大姐的新衣应该买两套的，但因为刘哥家穷，实在拿不出，母亲也就没有过于强调这个礼节，这个时候男方家长会提出接女方和父亲一起过去走动走动。女方这边先开酒席，招待好亲戚朋友后，父亲亲自送大姐去刘哥家，吃了酒后再回来，而大姐则要在男方小住两天。这个过程，家乡叫“过圩日”，意思就是双方家长正式见面，确定恋爱关系。
　　家乡人眼里，农历四月初八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打算当年给孩子结婚的男方家长，都会在这天上门，和女方家长商量孩子们的婚事，如果对方同意，就会拿出事先找算命先生对好生辰八字、择好婚期而写出的“庚帖”，郑重地递交到女方家长手上，“送日子”的礼节就算完成。大姐的婚期定在了1982年的冬月十六。
　　这年的八月十五，按家乡习俗，当年结婚的男方，都要送“大节”的，除了要给女方买4—8套新衣裳（刘哥家条件不好，只买了2套），还要按亲戚家数，每家送一块肉（1-2斤）、一筒港饼、一把麦草编的花扇子，俗称“吃女儿肉”，意思是女儿养大成人要离开家了，表示一点儿感恩之意。
　　转眼秋凉，婚期日渐临近，母亲买来当年的新棉花、染了红棉线，找弹棉花的打了八床八斤重的厚棉絮，她要让自己女儿这辈子都暖暖和和的；父亲买来木料，请了两个木匠师傅，打了两口木箱子，又打了一张小桌、八把椅子，都漆成暗红色，既喜庆又不显得过于张扬；又请窟匠做了大小两个洗脚盆、马桶、折水桶等一干房内用物，全刷上亮亮的桐油；还有那时候逐渐兴起的人造革箱子、落地电扇、单人沙发、茶几、收录机等时新货，是父亲坐轮船一点一点从邻近的鄂城、黄州买回的；而床上用的床单、被里、被面，还有一些特别有讲究的小物品则是母亲亲自陪着大姐选购的，如：新婚夫妻用的衣禄碗两个，上面有鸳鸯戏水、永结同心的图案和文字，特别的精致；再就是彩釉陶瓷烘笼一对，这些东西有着很深的寓意，而年轻人又极易忽视。还有一些家常小用品、小摆件，如镜子、杯子、盘子、花瓶、茶壶、开水瓶等等，都是大姐根据她自己的喜好和审美，慢慢准备的，有的则是同村的女伴、闺蜜送给她的，那时候她们出嫁前都有这个礼尚往来。
　　好长一段时间，看到家里陡然多起来的新家具、好玩意儿，我特别的兴奋，并没有意识到，大姐就要离开家了。冬月十六很快就到，这天一早，母亲给大姐洗头梳头，给箱子里放上压箱子底钱，还有她亲手给大姐做的布鞋，虽然没有按规矩放上值钱的首饰，但母女连心，两个人说体己话儿的时候，大姐的眼圈里滚落了泪滴，反倒是妈妈安慰她，“都在一个村里，想妈随时都可以回来！”姨妈、姑妈等忙着叠被子，里边放上柏叶、红枣、花生、桂圆、瓜子等物，意喻百年好合、早生贵子；舅舅、姑父等男亲戚则忙着把嫁妆相互组合，便于捆绑。
　　我们家乡习俗，上午由新郎带着一干小伙到新娘家搬嫁妆，人数一般为八或十六人。听到外面闹哄哄的脚步声，有人喊：“盘嫁妆的来了！”立马就有一群女亲戚和朋友，把门关上、顶住，外边刘哥则带着一帮小伙用劲推门，见推不开，就来软的，连说好话带求情带塞红包的。好不容易里边有所松懈，这边小伙子们一用力，门就开了。这边厢，女方亲戚则会“报复”，把事先准备好的红颜料糊到新郎和搬嫁妆人的脸上，一边极力躲避，另一边则紧追不舍，追和逃的人都乐得合不拢嘴，旁观的人更是起哄，现场气氛非常的热烈。这时的我，则被人事先安排坐在沙发上，任凭怎么说就是不起来，只等姐夫过来，塞给我一个大红包，我打开看了看，才满意地抬起了屁股。
　　到了黄昏时分，男方接新娘的人来了，按规矩来接亲的有四个轿夫、一顶小轿，八个吹鼓手，加上两个牵娘，一路吹吹打打过来，到村口停下，两个牵娘进村，一左一右牵着新娘的手，送到花轿上。对于牵娘的选择，家乡人非常重视，必须是儿女齐全、家庭和睦，而且没有过离婚二婚史的，如果这家男人在村里当个干部、有头有脸的最好。只是刘哥家就在本村，那时候“文革”结束不久，人们思想上还是觉得花轿是旧社会的产物，所以没有花轿，也没有轿夫，只是由牵娘直接牵着大姐到他家。家乡习俗，姑娘出嫁前，母亲，甚至祖母，家里的女长辈，还有新娘的闺蜜，都要哭嫁的，倾诉难舍难分之情，只不过新时代里，哭嫁的习惯渐渐名存实亡，而给“眼泪钱”的习惯一直保持至今，“眼泪钱”是直接送给出嫁女的，跟送给女方家长的份子礼钱是两码事，可多可少，但不会超过礼钱。
　　尽管牵娘村里人都认识，但好热闹的乡亲并没有“放过”她们，照例有人拉扯着，追着要糖吃，她们抓起一把糖果撒出去，惹一群人围抢，刚牵着新娘走几步，又一拨要糖吃的，又撒，如此几次，带的糖也就空了，但对方不依不饶。一群人“恼羞成怒”着把牵娘抬着向空中抛去，等落下时再接住，个别手脚不规矩的男人，趁机在牵娘身上捏捏掐掐，也有故意装作接不住的，看着牵娘落地，才假装关心，过去扶起来。
　　大姐在一路吹吹打打、闹闹哄哄声中离开了家。她住过的闺房里，原本被嫁妆塞得满满，现在显得空空荡荡，远一点的亲戚已经离开，只有姨妈陪着母亲，宽慰她。父亲则陪着姨父说话。而我和二姐、三姐、二哥，都想着大姐在家时的好处，舍不得她走，热切地盼望她再回家住住。窗台上的红蜡烛似乎明白我们的心思，不停地摇曳，泪滴不断向下滚落、凝固，再滚落……
　　大姐新婚第三天，我和二哥接她回门，那天下午，大姐带着我们跛房子、踢毽子、飞纸飞机，玩得特别开心，晚上又用扑克牌玩“十点半”“爭上游”，一家人欢声笑语，闹到很晚很晚。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