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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每遇重大社会事件，时见国骂上标题。媒体人的这种义愤情绪可以理解，读起来也很解气，但类似标题总上版面还是有些欠妥，文风恶俗之外，与新闻人的职业操守与伦理亦不太搭调。重读老《大公报》人王芸生等的言论，其关于做新闻切忌谩骂的看法值得注意。
【关键词】国骂；标题；王芸生；张季鸾
面对严重的社会不公或者遭遇突发的非常事件，有些媒体人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破口大骂，甚至行诸荧屏和版面。比如台北东森电视台的主持人就经常口出“三字经”。这种情形香港媒体偶尔也有，但因为有评议会等之存在与制约，相对还好些。不过2011年夏天“7·23”动车事故后，香港个别媒体亦拟出“只要通车，不要救人：×××！”这样的标题，且在社会上特别是网络上反响较大。这种风气随之亦感染到大陆，某报亦刊出“××ב奇迹’！”这样的标题。老实说，非常理解一些媒体人彼时彼地对某人某事的义愤情绪，而且这种带有相当感情色彩的新闻标题，读起来也确实很解气，不过话又说回来，类似标题总上版面，还是有些欠妥，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文风恶俗之外，更重要的是与新闻人的职业操守与伦理亦不太搭调。也正因此，重读老《大公报》人王芸生等关于做新闻切忌谩骂的看法，并非没有意义。
一
最初注意这个问题，还得从央视女记者柴静的一则误传说起，即大时代的记者应当有公心与诚意，切忌嬉笑怒骂。这段话，她先谓是胡政之说的，后来又称是张季鸾讲的，实则都不确。
2009年接受《读者》杂志访谈时，柴静被问及为什么其网易的个人博客近期更新比较慢。她回答说：“表达是种诱惑，也是种陷阱。每天更新博客，证明自己一直在思考，而且很快得出了结论。”随即亦表示：“这太浮躁了。尤其拥有部分话语权时，更要谨慎。”紧接着这句话，又说道：“《大公报》的创办人胡政之说过，下笔切忌嬉笑怒骂，要有公心和诚意。”[1]这是她第一次谈新闻人不可嬉笑怒骂，只是被安到胡政之头上。此说较少为人注意，影响亦不大。
广为流传的是2011年夏柴女士一篇博客中的相关文字，这也是继那次访谈后，她第二次谈到这个话题。那个不平静的夏季里，社会上发生了很多事，围绕着柴静也有各种流言。特别是“7·23”动车事故后，网上有人假借其名义发言，引发各种猜测。她不能不出来说句话。于是就有了8月8日的那篇博客：《道路不易 小步徐行》。文章说，“这两三个月，因为准备新节目，改书稿，耍，一直没有更新博客，让大家惦记，信件电话很多，谢谢关切，不能不在这里回复一下”。接着就很多人所关心的动车事故问题，她写道：“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在国内任何网站开微博，没有以‘动车记者’的身份注册过，也不会写那么悲情的话。”所以如此，是因为坚信“记者这个工种，干什么活之前不必要宣扬，更不会挟以自重”。柴静表示：“大家的关切与期望我是知道的，但不用相信这类的话。”接着这段话，她又写道：“《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曾说过，大时代中的中国记者，下笔切忌嬉笑怒骂，要出自公心与诚意。所以，我们做这个工作，报道事情不论大小，不求轰动，但愿事事能践行这一条，才算是配得上自己期望的世界。”[2]正是这九十来字提到了张季鸾，随后被网友广为转发和评论。
这篇网易博客，是2011年8月8日16时25分发表的。随后为网友注意，新浪微博上发出的第一篇转载和评论是16时54分。而第一个注意到“《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曾说过”那部分文字，并摘引到新浪微博上的网友，是16时58分发出的。17时05分，新浪博客频道官方微博“@头条博客”转发了柴静的文章，随后为更多网友注意和转发。在这个转发链条中，更多网友开始注意到关于张季鸾的那段话。22时21分，西祠胡同记者的家论坛官方微博“@记者的家”发表了这样一条微博：“#媒体人。快语#【公心与诚意】柴静：我没有在国内任何网站开微博，没有以‘动车记者’的身份注册过，也不会写那么悲情的话，记者这个工种，干什么活之前不必要宣扬，更不会挟以自重。《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曾说过，大时代中的中国记者，下笔切忌嬉笑怒骂，要出自公心与诚意。”由此也引起了更多网友的注意、转发和评论。当然，网友们在转发和评论时，各自的侧重点并不一样。比如有些像“@记者的家”那样，注重前半部分的内容；有的网友则更为注意“《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曾说过”以后那九十来字，而且似乎也更多。
比较柴静在访谈和博客中的这两处相关表达，可以发现除了个别文字的细微差异①，最大的不同是她先说这段话为胡政之所言，后来又称是张季鸾讲的。②尤其博客中的那段话在网上传来传去，结果让很多网友误以为“大时代中的中国记者，下笔切忌嬉笑怒骂，要出自公心与诚意”这段话真是出自《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之口。其实据笔者阅读所及，后半段即“要出自公心与诚意”多少还有些影子，也比较符合胡政之、张季鸾的一贯想法；前半段即“切忌嬉笑怒骂”则有些想当然。翻阅《胡政之文集》，似未有这方面的明确表述。[3]再查《季鸾文存》，结果亦然。[4]另外，笔者近年浏览过张季鸾先生大量未收入文存的文字，印象中似亦没见他说过这样的意思。而且我们都知道，张氏在新记《大公报》早期的一些文字风格何尝不带有嬉笑怒骂的色彩？其典型者，大概莫如名篇《蒋介石之人生观》。③尽管也有论者指出，在其诸多作品中，这种怪异风格张先生只是偶尔为之，甚至可谓绝无仅有[5]，但起码可以说，个别时候张季鸾并不排斥嬉笑怒骂。当然，骂归骂（甚至私下里他也确实大骂、怒骂过），但是否会把这种个人情绪，特别是国骂之类的非常言辞搬上版面，在张季鸾那里显然还是可以斟酌和考虑的。
二
这段误传目前仍在网上广为流布，而且一再被强加到张季鸾的头上。很长一段时间内，笔者也确实没找到什么特别有力的证据可以辟伪，不过最近终于有了一点新的发现。柴静女士很可能记错了，给她启发的那段话并非胡政之或者张季鸾所说，而是另有其人，即接替张季鸾主持《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
首先要感谢老报人俞颂华的那篇《富有热情的王芸生》，文中谈到这样一件事：抗战期间他曾在重庆南温泉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任过教职，当时学校请王芸生到校对新闻系及新闻训练班学生演讲。一般请外人来授课，俞颂华并不是每次都去听。但是王芸生演讲那次，他去了，并且自始至终听得很仔细。俞颂华记得，当时王芸生对学生讲了“做人之道，立言之道，做新闻记者之道，讲得兴会淋漓，慷慨激昂，热情洋溢，使听者个个感动”。比如王芸生说道：“对人应当隐恶扬善，除非其人绝无希望，不要予以太苛的批评，以致绝其自新改过之路。”尤可注意的是，王芸生特别谈到了“切忌谩骂”的问题。他说：“提笔写文，评论人物，要具有宗教家和教育家与人为善的精神，善尽其忠告善导之言职，切忌谩骂，对人滥施攻击。”这篇演说稿由学生记录，经俞颂华过目，再由他寄给王芸生，经王再做修正补充之后，在该校出版的《新闻学季刊》上发表。[6] 毕业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的葛思恩，后来在回忆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记得当年系里有时会邀请知名报人来演讲，比如《大公报》王芸生就来讲过“新闻记者怎样立言”。他还记得，这篇讲稿后来刊登在《新闻学季刊》上。[7]有了刊物的名字，也有了演讲的题目，剩下的只需要找到这篇文章即可。查《新闻学季刊》，确实可以找到该文；[8]而且这篇《新闻记者怎样立言》后亦为多种书刊转载和收录。
在这篇演讲中，王芸生明确说道：“立言有一个最简单的原则，就是奖善最上，怨恶次之。”也就是说，“要有‘与人为善’的精神，切忌谩骂”。何以这样说呢？他认为过去新闻界走了一条很错误的路，即以骂人为高明。当然，这个责任应由记者与读者共同来负。从做报的角度来讲，过去比较重要的报纸，大都设在租界里面，原因之一就是“便于骂人”：因为有治外法权等之保护，被骂者就是有心想干预这些报纸，往往也管不着，而只能徒唤奈何。另一方面，看报的人“也喜欢看骂人的文章，特别喜欢看揭破人家阴私的文章”。久而久之，一些读者评论报纸的好坏，就是说要看“某报是否敢说话”。而所谓“敢说话”，相当程度上就是“敢骂人”之谓。看报的嗜好如此，办报的也不得不骂人以迎合读者。
在王芸生看来，这两方面显然都错了。因为批评某个人、某件事的目的，“是在要求他成为好人，做出好事，而不是和谁有仇”。被骂的人决不会因为你的骂而变好；相反，也许还会恼羞成怒，更加坏起来。当然，有时候作为报人也要骂人，比如对于作为敌人的日军及其帮凶汉奸，他觉得就完全用不着客气，鸣鼓而攻之可也。但是王芸生也强调，两国开战，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同样，“新闻记者的骂人，也应该于最后不得已时才使用”。
王芸生告诫新闻专修班的学员们“我们说话，一定要尊重对方的人格，不可伤了人家的自尊心”，否则非徒无益，甚至有害。他强调，立言“有时应采教育家及传教士的精神”。因为一个人尽管可能是十足的坏蛋，但也不愿被人家说他是坏人，而这种喜善的情绪，正是非常宝贵的。作为新闻人，在立言时便可注意适当加以利用。
在新闻圈里摸爬滚打多年，王芸生和大公报同仁时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比方说某人本身有着许多缺点，凭主观上的感情，应该马上除掉；但有时又囿于情势，不能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骂他坏，他也许坏得更加起劲一点。如果他还喜欢人家说他好，那就有几分希望了”。所以，作为新闻人，王芸生认为此时就“应该拿出教育家的态度来教化他；假如还不行，我们更要拿出传教士的精神来”。因为你是上帝吧，但上帝就应该做好事。对于固执的人，可以用类似的信念去感化他。王芸生强调：“除非到了最后万不得已时，不要骂人，就是到了非骂不可的时候，骂的态度也还要是公（正）的。”[9]
可以说正是凭着对人心、人情比较恰切的把握，作为新闻人的王芸生等新记大公报同仁在笔下虽亦时见锋利，甚至不留情面，但亦决不轻易口出恶言，甚至肆意谩骂，由此也体现出他们在言论记事时对国家、对社会、对民众有担当、负责任的态度。《大公报》的很多言论报道之所以颇具说服力、能赢得读者，也正是和这种负责任的态度，特别是张季鸾、胡政之等反复强调的要知人论世、要设身处地为各方着想有关。就像史家陈寅恪主张须有“同情之了解”一样，大公报同仁在很多时候也是本着隐恶扬善之意，拿出教育家和传教士的精神，对当局者予以苦口婆心的同情、理解、支持、说服乃至批评，而不以放纵情绪、随意谩骂甚至夺人眼球为高。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这也是很多现代中国新闻人所同具的认识和体会，亦可谓一种共识和传统。比如被称为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新闻学的老报人张友渔，很早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感情用事，在新闻记者，是最大的忌避。”[10]因此，做新闻须多琢磨、多思考，不能凭一时感情，率性而为，意气用事，否则说不定会适得其反。
三
说“三字经”之类的国骂不宜上标题，当然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何况如前所见，柴静引以为据的关于张季鸾的那些事儿在史实上未必准确。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像柴女士关于张季鸾这样的明显误传，非但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反而还在网上广为流传？
其因之一在于，诚如大家都可以注意到的，出于对当下现状的不满，一些人热衷于追忆历史，乃至想象民国；同样，因为对时下新闻现状的不满，很多人在观察、分析和评判当代中国新闻界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诉诸历史，特别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新闻史。④因而关于那个时期的新闻人及相关故事，就为很多人所迷恋、信任，乃至尊之为宗师、奉之为典范。在此背景下，作为中文媒体中唯一获得密苏里新闻奖这样的国家荣誉的《大公报》，及其重要创办人胡政之、张季鸾等的故事，自然就更容易引起各方好感乃至受到青睐。至于在各种叙述、传说、想象乃至神化中，史实之确否，则全不计矣。相关评价也是这样。贬损辱骂者诚亦有之，而过度美化、立异以为高者，更是屡见不鲜。此亦为反对而反对的一种代价欤？一叹。
回到这两年接二连三地发生国骂上标题这样的事情上来。窃以为，首要的还是史实的溯本清源。即不仅要厘清1949年以前那段相关的中国新闻史，也得梳理1949年后这段同样丰富多彩的当代中国新闻史，看看他们是否骂人，以及怎样骂人。这方面，笔者和一些同仁正在努力。与此同时，理论上的探讨似亦不可缺少，唯非本文所可胜任，谨述于此，以待高明。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AXW001）]
注 释：
①访谈中是“公心和诚意”，博客中则是“公心与诚意”。
②也许是注意到包括笔者在内的相关批评，随后在一次采访中，柴静只是笼统地说：“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大时代的记者应当有公心和诚意，不要嬉笑怒骂。’”这个表述与前两处略有差异，但意思都差不多，尤其是没讲到底是谁说的。见《柴静：记者要表达的是事实而不是情绪》，《中国青年报》2011年10月23日第3版。
③张季鸾：《蒋介石之人生观》，天津《大公报》1927年12月2日，社评。新闻史论著提及此篇，大多有“嬉笑怒骂”之评。
④诉诸历史之外，还有诉诸其他国家。关于思考和评判当代中国新闻的这两种方式，稍后将另文探讨。
参考文献：
[1]羽毛.航行在海上：专访柴静[J].读者，2009（5）.
[2]柴静.道路不易 小步徐行[EB/OL].网易博客，http：//chaijingguancha.blog.163.com/blog/static/1262222342011784250551/，2011年8月8日发表，2012年10月28日访问.
[3]胡政之.胡政之文集（上下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4]张季鸾.季鸾文存（上下册）[M].重庆：大公报出版部，1944.
[5]李侠文.我所认识的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C].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107.
[6]俞颂华.富有热情的王芸生[J].人物杂志，1946（4）.
[7]葛思恩.早期的政治大学新闻系[M]//新闻研究资料（总第四十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67.
[8]王芸生.新闻记者怎样立言（中政校新闻专修班演词）[J].新闻学季刊（第l卷第2期），1940年7月20日出版.
[9]陈桂兰，主编.薪继火传：复旦大学新闻传播论文集1929-1999[G].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71-72.
[10]张友渔.由消息的真伪谈到天津益世报的失败[M].1933年12月14日北平《世界日报》新闻学周刊创刊号，收在《张友渔新闻学论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15.
（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
编校：赵 亮
【关键词】国骂；标题；王芸生；张季鸾
面对严重的社会不公或者遭遇突发的非常事件，有些媒体人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破口大骂，甚至行诸荧屏和版面。比如台北东森电视台的主持人就经常口出“三字经”。这种情形香港媒体偶尔也有，但因为有评议会等之存在与制约，相对还好些。不过2011年夏天“7·23”动车事故后，香港个别媒体亦拟出“只要通车，不要救人：×××！”这样的标题，且在社会上特别是网络上反响较大。这种风气随之亦感染到大陆，某报亦刊出“××ב奇迹’！”这样的标题。老实说，非常理解一些媒体人彼时彼地对某人某事的义愤情绪，而且这种带有相当感情色彩的新闻标题，读起来也确实很解气，不过话又说回来，类似标题总上版面，还是有些欠妥，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文风恶俗之外，更重要的是与新闻人的职业操守与伦理亦不太搭调。也正因此，重读老《大公报》人王芸生等关于做新闻切忌谩骂的看法，并非没有意义。
一
最初注意这个问题，还得从央视女记者柴静的一则误传说起，即大时代的记者应当有公心与诚意，切忌嬉笑怒骂。这段话，她先谓是胡政之说的，后来又称是张季鸾讲的，实则都不确。
2009年接受《读者》杂志访谈时，柴静被问及为什么其网易的个人博客近期更新比较慢。她回答说：“表达是种诱惑，也是种陷阱。每天更新博客，证明自己一直在思考，而且很快得出了结论。”随即亦表示：“这太浮躁了。尤其拥有部分话语权时，更要谨慎。”紧接着这句话，又说道：“《大公报》的创办人胡政之说过，下笔切忌嬉笑怒骂，要有公心和诚意。”[1]这是她第一次谈新闻人不可嬉笑怒骂，只是被安到胡政之头上。此说较少为人注意，影响亦不大。
广为流传的是2011年夏柴女士一篇博客中的相关文字，这也是继那次访谈后，她第二次谈到这个话题。那个不平静的夏季里，社会上发生了很多事，围绕着柴静也有各种流言。特别是“7·23”动车事故后，网上有人假借其名义发言，引发各种猜测。她不能不出来说句话。于是就有了8月8日的那篇博客：《道路不易 小步徐行》。文章说，“这两三个月，因为准备新节目，改书稿，耍，一直没有更新博客，让大家惦记，信件电话很多，谢谢关切，不能不在这里回复一下”。接着就很多人所关心的动车事故问题，她写道：“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在国内任何网站开微博，没有以‘动车记者’的身份注册过，也不会写那么悲情的话。”所以如此，是因为坚信“记者这个工种，干什么活之前不必要宣扬，更不会挟以自重”。柴静表示：“大家的关切与期望我是知道的，但不用相信这类的话。”接着这段话，她又写道：“《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曾说过，大时代中的中国记者，下笔切忌嬉笑怒骂，要出自公心与诚意。所以，我们做这个工作，报道事情不论大小，不求轰动，但愿事事能践行这一条，才算是配得上自己期望的世界。”[2]正是这九十来字提到了张季鸾，随后被网友广为转发和评论。
这篇网易博客，是2011年8月8日16时25分发表的。随后为网友注意，新浪微博上发出的第一篇转载和评论是16时54分。而第一个注意到“《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曾说过”那部分文字，并摘引到新浪微博上的网友，是16时58分发出的。17时05分，新浪博客频道官方微博“@头条博客”转发了柴静的文章，随后为更多网友注意和转发。在这个转发链条中，更多网友开始注意到关于张季鸾的那段话。22时21分，西祠胡同记者的家论坛官方微博“@记者的家”发表了这样一条微博：“#媒体人。快语#【公心与诚意】柴静：我没有在国内任何网站开微博，没有以‘动车记者’的身份注册过，也不会写那么悲情的话，记者这个工种，干什么活之前不必要宣扬，更不会挟以自重。《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曾说过，大时代中的中国记者，下笔切忌嬉笑怒骂，要出自公心与诚意。”由此也引起了更多网友的注意、转发和评论。当然，网友们在转发和评论时，各自的侧重点并不一样。比如有些像“@记者的家”那样，注重前半部分的内容；有的网友则更为注意“《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曾说过”以后那九十来字，而且似乎也更多。
比较柴静在访谈和博客中的这两处相关表达，可以发现除了个别文字的细微差异①，最大的不同是她先说这段话为胡政之所言，后来又称是张季鸾讲的。②尤其博客中的那段话在网上传来传去，结果让很多网友误以为“大时代中的中国记者，下笔切忌嬉笑怒骂，要出自公心与诚意”这段话真是出自《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之口。其实据笔者阅读所及，后半段即“要出自公心与诚意”多少还有些影子，也比较符合胡政之、张季鸾的一贯想法；前半段即“切忌嬉笑怒骂”则有些想当然。翻阅《胡政之文集》，似未有这方面的明确表述。[3]再查《季鸾文存》，结果亦然。[4]另外，笔者近年浏览过张季鸾先生大量未收入文存的文字，印象中似亦没见他说过这样的意思。而且我们都知道，张氏在新记《大公报》早期的一些文字风格何尝不带有嬉笑怒骂的色彩？其典型者，大概莫如名篇《蒋介石之人生观》。③尽管也有论者指出，在其诸多作品中，这种怪异风格张先生只是偶尔为之，甚至可谓绝无仅有[5]，但起码可以说，个别时候张季鸾并不排斥嬉笑怒骂。当然，骂归骂（甚至私下里他也确实大骂、怒骂过），但是否会把这种个人情绪，特别是国骂之类的非常言辞搬上版面，在张季鸾那里显然还是可以斟酌和考虑的。
二
这段误传目前仍在网上广为流布，而且一再被强加到张季鸾的头上。很长一段时间内，笔者也确实没找到什么特别有力的证据可以辟伪，不过最近终于有了一点新的发现。柴静女士很可能记错了，给她启发的那段话并非胡政之或者张季鸾所说，而是另有其人，即接替张季鸾主持《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
首先要感谢老报人俞颂华的那篇《富有热情的王芸生》，文中谈到这样一件事：抗战期间他曾在重庆南温泉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任过教职，当时学校请王芸生到校对新闻系及新闻训练班学生演讲。一般请外人来授课，俞颂华并不是每次都去听。但是王芸生演讲那次，他去了，并且自始至终听得很仔细。俞颂华记得，当时王芸生对学生讲了“做人之道，立言之道，做新闻记者之道，讲得兴会淋漓，慷慨激昂，热情洋溢，使听者个个感动”。比如王芸生说道：“对人应当隐恶扬善，除非其人绝无希望，不要予以太苛的批评，以致绝其自新改过之路。”尤可注意的是，王芸生特别谈到了“切忌谩骂”的问题。他说：“提笔写文，评论人物，要具有宗教家和教育家与人为善的精神，善尽其忠告善导之言职，切忌谩骂，对人滥施攻击。”这篇演说稿由学生记录，经俞颂华过目，再由他寄给王芸生，经王再做修正补充之后，在该校出版的《新闻学季刊》上发表。[6] 毕业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的葛思恩，后来在回忆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记得当年系里有时会邀请知名报人来演讲，比如《大公报》王芸生就来讲过“新闻记者怎样立言”。他还记得，这篇讲稿后来刊登在《新闻学季刊》上。[7]有了刊物的名字，也有了演讲的题目，剩下的只需要找到这篇文章即可。查《新闻学季刊》，确实可以找到该文；[8]而且这篇《新闻记者怎样立言》后亦为多种书刊转载和收录。
在这篇演讲中，王芸生明确说道：“立言有一个最简单的原则，就是奖善最上，怨恶次之。”也就是说，“要有‘与人为善’的精神，切忌谩骂”。何以这样说呢？他认为过去新闻界走了一条很错误的路，即以骂人为高明。当然，这个责任应由记者与读者共同来负。从做报的角度来讲，过去比较重要的报纸，大都设在租界里面，原因之一就是“便于骂人”：因为有治外法权等之保护，被骂者就是有心想干预这些报纸，往往也管不着，而只能徒唤奈何。另一方面，看报的人“也喜欢看骂人的文章，特别喜欢看揭破人家阴私的文章”。久而久之，一些读者评论报纸的好坏，就是说要看“某报是否敢说话”。而所谓“敢说话”，相当程度上就是“敢骂人”之谓。看报的嗜好如此，办报的也不得不骂人以迎合读者。
在王芸生看来，这两方面显然都错了。因为批评某个人、某件事的目的，“是在要求他成为好人，做出好事，而不是和谁有仇”。被骂的人决不会因为你的骂而变好；相反，也许还会恼羞成怒，更加坏起来。当然，有时候作为报人也要骂人，比如对于作为敌人的日军及其帮凶汉奸，他觉得就完全用不着客气，鸣鼓而攻之可也。但是王芸生也强调，两国开战，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同样，“新闻记者的骂人，也应该于最后不得已时才使用”。
王芸生告诫新闻专修班的学员们“我们说话，一定要尊重对方的人格，不可伤了人家的自尊心”，否则非徒无益，甚至有害。他强调，立言“有时应采教育家及传教士的精神”。因为一个人尽管可能是十足的坏蛋，但也不愿被人家说他是坏人，而这种喜善的情绪，正是非常宝贵的。作为新闻人，在立言时便可注意适当加以利用。
在新闻圈里摸爬滚打多年，王芸生和大公报同仁时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比方说某人本身有着许多缺点，凭主观上的感情，应该马上除掉；但有时又囿于情势，不能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骂他坏，他也许坏得更加起劲一点。如果他还喜欢人家说他好，那就有几分希望了”。所以，作为新闻人，王芸生认为此时就“应该拿出教育家的态度来教化他；假如还不行，我们更要拿出传教士的精神来”。因为你是上帝吧，但上帝就应该做好事。对于固执的人，可以用类似的信念去感化他。王芸生强调：“除非到了最后万不得已时，不要骂人，就是到了非骂不可的时候，骂的态度也还要是公（正）的。”[9]
可以说正是凭着对人心、人情比较恰切的把握，作为新闻人的王芸生等新记大公报同仁在笔下虽亦时见锋利，甚至不留情面，但亦决不轻易口出恶言，甚至肆意谩骂，由此也体现出他们在言论记事时对国家、对社会、对民众有担当、负责任的态度。《大公报》的很多言论报道之所以颇具说服力、能赢得读者，也正是和这种负责任的态度，特别是张季鸾、胡政之等反复强调的要知人论世、要设身处地为各方着想有关。就像史家陈寅恪主张须有“同情之了解”一样，大公报同仁在很多时候也是本着隐恶扬善之意，拿出教育家和传教士的精神，对当局者予以苦口婆心的同情、理解、支持、说服乃至批评，而不以放纵情绪、随意谩骂甚至夺人眼球为高。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这也是很多现代中国新闻人所同具的认识和体会，亦可谓一种共识和传统。比如被称为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新闻学的老报人张友渔，很早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感情用事，在新闻记者，是最大的忌避。”[10]因此，做新闻须多琢磨、多思考，不能凭一时感情，率性而为，意气用事，否则说不定会适得其反。
三
说“三字经”之类的国骂不宜上标题，当然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何况如前所见，柴静引以为据的关于张季鸾的那些事儿在史实上未必准确。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像柴女士关于张季鸾这样的明显误传，非但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反而还在网上广为流传？
其因之一在于，诚如大家都可以注意到的，出于对当下现状的不满，一些人热衷于追忆历史，乃至想象民国；同样，因为对时下新闻现状的不满，很多人在观察、分析和评判当代中国新闻界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诉诸历史，特别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新闻史。④因而关于那个时期的新闻人及相关故事，就为很多人所迷恋、信任，乃至尊之为宗师、奉之为典范。在此背景下，作为中文媒体中唯一获得密苏里新闻奖这样的国家荣誉的《大公报》，及其重要创办人胡政之、张季鸾等的故事，自然就更容易引起各方好感乃至受到青睐。至于在各种叙述、传说、想象乃至神化中，史实之确否，则全不计矣。相关评价也是这样。贬损辱骂者诚亦有之，而过度美化、立异以为高者，更是屡见不鲜。此亦为反对而反对的一种代价欤？一叹。
回到这两年接二连三地发生国骂上标题这样的事情上来。窃以为，首要的还是史实的溯本清源。即不仅要厘清1949年以前那段相关的中国新闻史，也得梳理1949年后这段同样丰富多彩的当代中国新闻史，看看他们是否骂人，以及怎样骂人。这方面，笔者和一些同仁正在努力。与此同时，理论上的探讨似亦不可缺少，唯非本文所可胜任，谨述于此，以待高明。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AXW001）]
注 释：
①访谈中是“公心和诚意”，博客中则是“公心与诚意”。
②也许是注意到包括笔者在内的相关批评，随后在一次采访中，柴静只是笼统地说：“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大时代的记者应当有公心和诚意，不要嬉笑怒骂。’”这个表述与前两处略有差异，但意思都差不多，尤其是没讲到底是谁说的。见《柴静：记者要表达的是事实而不是情绪》，《中国青年报》2011年10月23日第3版。
③张季鸾：《蒋介石之人生观》，天津《大公报》1927年12月2日，社评。新闻史论著提及此篇，大多有“嬉笑怒骂”之评。
④诉诸历史之外，还有诉诸其他国家。关于思考和评判当代中国新闻的这两种方式，稍后将另文探讨。
参考文献：
[1]羽毛.航行在海上：专访柴静[J].读者，2009（5）.
[2]柴静.道路不易 小步徐行[EB/OL].网易博客，http：//chaijingguancha.blog.163.com/blog/static/1262222342011784250551/，2011年8月8日发表，2012年10月28日访问.
[3]胡政之.胡政之文集（上下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4]张季鸾.季鸾文存（上下册）[M].重庆：大公报出版部，1944.
[5]李侠文.我所认识的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C].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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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葛思恩.早期的政治大学新闻系[M]//新闻研究资料（总第四十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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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桂兰，主编.薪继火传：复旦大学新闻传播论文集1929-1999[G].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71-72.
[10]张友渔.由消息的真伪谈到天津益世报的失败[M].1933年12月14日北平《世界日报》新闻学周刊创刊号，收在《张友渔新闻学论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15.
（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