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黄伟康将建筑审美分为三种：一是专家审美，二是权力审美，三是群众审美。权力审美的本质就是长官意志。（《望新闻周刊》2008年第47期）
　　建筑学上的“权力审美”，至少有三个毛病：一味讲求“面子”，经常贪大求洋，标新立异。为了追求轰动效应，一些地方热衷于打造标志性建筑，在审美取向上，喜欢追求夸张效果，华而不实。其次，由于功利心切，权力审美很容易心浮气躁，急于求成，往往要求“三年大变样”、“五年再造一个新城”，因此，不惜采用变味的“拿来主义”，盲目引进国外的设计理念，大搞什么“欧陆风”、“美洲城”。再次，容易以个人好恶代替科学。北方某大城市，20世纪80年代有几年里，知名高大建筑几乎都是庙宇似的塔顶，就是因为当时的城市主要领导人对塔顶建筑情有独钟。
　　“权力审美”，如果行使在艺术上，也有很多弊病。试想，不懂艺术的人偏偏对艺术有生杀予夺大权，那还能有什么后果？十年浩劫，在不学无术的四人帮“权力审美”大张挞伐下，只有可怜的八个样板戏和“三战”影片可看，偌大的中国，几乎成了文化沙漠。30年前，乍暖还寒，“权力审美”又差一点让《乡恋》、《军港之夜》等优秀流行歌曲胎死腹中，理由是“靡靡之音”、软绵绵、黄色歌曲等，李谷一、程琳、苏小明等流行歌手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差点被撵出歌坛。
　　这种事外国也有。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参观一个抽象画派画展时，很不满意：“这叫什么画，一头驴子用它的尾巴也可以画得比这更好！”负责画展的画家恩斯特反唇相讥：“你不是艺术批评家，也不懂美学，你对美术作品一窍不通。”这可把赫氏气坏了，他一字一顿地说：“当我是一名矿工时，我不懂；当我是党的一名低级官员时，我不懂；当我往上爬的各级阶梯上时，我不懂；但是，今天我是总理，是党的领袖，因此，我现在当然懂了，不是吗？”可见，倒不是“权力审美”者故意和人过不去，而是他们有了权力便以为自己无所不懂。
　　当然，影响最坏，而带来损失最大的，还是在用人上的“权力审美”。用错人的前提是看错人，看错人的原因则是因为掌握用人大权者的“审美观”和审美眼光有问题。譬如，那些投机取巧跑官买官者，常被看成“富有开拓精神”；那些善于拍马溜须阿谀奉承者，则被视为“老实、听话、好用”；那些爱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者，被誉为“能力强、魄力大”；那些善于数字造假、政绩造假、欺上瞒下者，被说成是“敢想敢干，锐意进取”，正如鲁迅先生七十多年前所说：一个人既使生了莫名肿毒，红肿之时，也看它艳若桃花；溃烂之时，更加视其美若乳酪。倘若用这样的“权力审美”标准来选人用人，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不仅一些在群众眼里明显不合格的人得到重用提拔，甚至还屡屡出现“边腐边升”的怪现象，结果往往是提错一个人，坏了一个地方的风气，伤了一片干部的心。
　　历史地看，“权力审美”自有其存在的客观基础，而且相当顽固，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制约的办法之一，就是必须辅以专家审美和群众审美。不论是楼房建筑中的风格选择，经济建设上的重大决策，还是在用人上的选拔使用，乃至艺术欣赏上的褒贬评判，都要充分听取专家和群众意见，而且要用刚性制度来保证专家和群众意见在其中的主要作用，不能只当成点缀和装饰。
　　总之，但愿建筑学里的“权力审美”悠着点，不要再给城市建筑制造新的丑陋；但愿用人部门的“权力审美”也悠着点，把眼睛瞪大，把心放正，尽量不要再提拔那些德才俱劣、群众反映极差的垃圾干部。■
　　图：陆小弟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