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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怪才余杰等主编的《审视》一书,《萌芽》杂志以《教育怎么办》为主题组织的一系列文章,全国报刊上批评中学语文教育现状的文章均以近乎“批判”、“声讨”的架势对当今的中学语文教育齐声呐喊。这一大批学者及有识之士为中国语文教育的鼓与呼,直至发出“救救语文”的呐喊,确实令每位语文工作者深思——中国的语文教育到底该怎么办。
大家知道,学习语文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倾听与表达,这个目的外化为语文教育就是阅读和写作。然而,我们目前的语文教育,在这些方面是不如人意的:读。不是为了让学生能读出些什么,而是为了做出“文章被收入教材的作家居然对自己的文章做不出及格的‘阅读分析”,写,不是纯粹地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而是用老师认可的语言和结构,去写“遵命作文”、“八股作文”。这种追求明确化和条分缕析重理性、重抽象思维的模式化的教学方式,将充满人性之美和生活趣味的作文变成机械枯燥的应试训练。忽略情感、意志和审美情趣的介入。忽略从文本和人本的整体角度高屋建瓴地培养学生的语文综合能力。极为到位的命题作文进一步窒息和扼制了学生的思维能力。把具有人文性、审美性、情感性和创造性的写作变成一种纯技术性和近乎八股文式的机械训练,这势必会磨去学生的灵气。磨平学生的棱角。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感叹“中学生的文章越写越差是事实”。
那么,是谁造成这种作文教学之路越走越窄的局面呢?绝大部分人都愿意把它推到“应试教学体制”上去,认为是高考、中考促使老师们急功近利。盲目地追求批量生产的效益。当然。应该承认应试体制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这样是否有失公允,我们是否还应在其他方面进行检讨?
在尚未找到新的有效的方法之前,考试还是一个公正选拔人才的方式。命题作文(当然也有弊)估计也还是比较公正客观的一种测试写作水平的方法。就近几年高考的作文题目而言,像1991年的《圆》、1992年的上海高考的作文《遥望星空》,尤其是1999年的《假如记忆可以移植》,都还是较理想的,有很大的弹性,但结果为什么还不甚理想?是否应该从教育者身上着手,还作文应有的人文性和审美性呢?
笔者认为,教师传统观念的专制作风,缺乏情感介入的冷漠态度,是目前中学作文教学积弊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应试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是一个借口罢了。
教师传统观念的专制作风是作文教学中的顽症。它表现在。作文写什么由老师说了算,老师控制了出题权、审题权甚至选材权。学生剩下的工作就是把材料敷衍成一篇文章。这当然会是千篇一律、众口一词了。有一年初二期末考试曾有这样的一道作文《我们的学校》,给初二的学生写这样的题目为尚不可,但要命的是题后的要求:第一段写学校概貌、位置、环境;第二段写师生在校的情形;第三段写在校的感受。全县初二学生同一模式的作文真是对出题者莫大的讽刺。如此。怎么能引起学生写作的兴趣。当然,现在中考、高考都以命题作文为主,教师们热衷训练命题作文也可说是形势所迫,但命题作文也不是只有一种做法。从上文所说的几个题目可以看出,题目往往含有无限的丰富性和弹性,需要发散出甚至“野性”的思维来最大限度地开拓内涵。但是。这种多向的发散性的思维并没有被我们所重视。我们用早已形成的一套模式去“套”,议论文就是概括材料——简析材料——提炼论点——分析论点的存在依据——阐明论点对我们或好或坏的影响——联系自己——总结并回应材料。期间引用二、三个典型事例(最好一正一反),引用二、三句名人名言,已成为百试不厌的作文定律。记叙文而言。状物要想好言什么“志”,写景要准备好抒什么“情”。这种保守的走套路的旧观念占据了老师的灵魂。恰恰害苦了学生,使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话语权可言。
缺乏情感的介入是中学作文教学之路越走越窄的另一主要原因。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的教师还认为教学是为了应付考试,我们教学活动都围绕考试这根指挥棒进行,作文指导时。教师或明讲或暗示应该怎样怎样,而学生成了被动的“吸收器”——学习的奴隶。在这过程中,知识而不是情感受到了极度的重视,整个教育活动以知识的传递和接受为中心加以组织,而且把这个过程变成一个赤裸裸的知识的转移过程。再把这个过程细化为不同环节,一环一环让学生觉得透不过气来。老师拼命地讲。第一段怎样。第二段怎样。结果只能是两种情况,老实一点的学生觉得应接不暇,高度紧张:调皮一点的学生只有嘘声做鬼脸的份了。这种根本无视学生个性,无视学生的情感感受,强按牛吃草的冷漠态度深深挫伤了学生的自尊。《萌芽》杂志社主编赵长天老师说:“学生的稿件缺少真情实感,拿腔拿调,没有反映学生的真实生活,重复一个主题。重复他人的思想,大部分人的自我表现能力太弱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情感的理解在许多教师心中还是片面的,以为应该就写美好的、光明的,就写爱、温暖、奉献等等。当然它们都是人类美好的东西,应该大力弘扬,但是,它却不能代替所有的思想情感,这实际上是拿政治态度来衡量作文的审美性和人文性。
有几个例予很能说明这些问题。作家赵丽宏说他曾听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一個学生在车棚里推车。看见老师也在推车,老师为了把自己的车弄出来,狠狠地推倒旁边的车,结果是紧靠的一大排车稀里哗啦全倒了。学生看了便写了一篇作文《多米诺骨牌》,本来这真是绝妙的创意,“多米诺骨牌”既写出了当时车棚的真实情景,又形象地比喻了老师的一个行为将在学生中引起的不良影响。可是。学生的语文老师批评了他。其他老师也为此生气了。赵丽宏最后感慨地说:看来“老师批改学生作文的言行完全是以自己的得失好恶为标准,不许僭越的”。是的,教师是奉献的红烛。辛勤的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老师也是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人,当然有人所难免的缺点和错误,只准写老师的颂歌,不准写老师的阴暗,无疑是神话人格教育的体现。老师对学生真实感情持冷淡甚至摒弃反感之态,怎会鼓励学生大胆构思,各抒己见呢?
这种只求“好”不许“坏”的态度,实在令学生对“真”的东西望而生畏。董桥说:文字是肉做的。学生的作文理应有生命的灵气和血脉的温度,再也不应该有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顾遐龄所感叹的“豆蔻年华。却缺乏才思。是我们这个时代孩子的悲哀”的局面。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应征者只是来自重点中学极少极少的一部分学生。而我们大多的中学生还是在“旧概念”下“踯躅徘徊”。所以在我们平时的作文教学中引入“新概念”是势在必行的,要把写作变成年轻人的快乐事。
大家知道,学习语文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倾听与表达,这个目的外化为语文教育就是阅读和写作。然而,我们目前的语文教育,在这些方面是不如人意的:读。不是为了让学生能读出些什么,而是为了做出“文章被收入教材的作家居然对自己的文章做不出及格的‘阅读分析”,写,不是纯粹地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而是用老师认可的语言和结构,去写“遵命作文”、“八股作文”。这种追求明确化和条分缕析重理性、重抽象思维的模式化的教学方式,将充满人性之美和生活趣味的作文变成机械枯燥的应试训练。忽略情感、意志和审美情趣的介入。忽略从文本和人本的整体角度高屋建瓴地培养学生的语文综合能力。极为到位的命题作文进一步窒息和扼制了学生的思维能力。把具有人文性、审美性、情感性和创造性的写作变成一种纯技术性和近乎八股文式的机械训练,这势必会磨去学生的灵气。磨平学生的棱角。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感叹“中学生的文章越写越差是事实”。
那么,是谁造成这种作文教学之路越走越窄的局面呢?绝大部分人都愿意把它推到“应试教学体制”上去,认为是高考、中考促使老师们急功近利。盲目地追求批量生产的效益。当然。应该承认应试体制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这样是否有失公允,我们是否还应在其他方面进行检讨?
在尚未找到新的有效的方法之前,考试还是一个公正选拔人才的方式。命题作文(当然也有弊)估计也还是比较公正客观的一种测试写作水平的方法。就近几年高考的作文题目而言,像1991年的《圆》、1992年的上海高考的作文《遥望星空》,尤其是1999年的《假如记忆可以移植》,都还是较理想的,有很大的弹性,但结果为什么还不甚理想?是否应该从教育者身上着手,还作文应有的人文性和审美性呢?
笔者认为,教师传统观念的专制作风,缺乏情感介入的冷漠态度,是目前中学作文教学积弊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应试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是一个借口罢了。
教师传统观念的专制作风是作文教学中的顽症。它表现在。作文写什么由老师说了算,老师控制了出题权、审题权甚至选材权。学生剩下的工作就是把材料敷衍成一篇文章。这当然会是千篇一律、众口一词了。有一年初二期末考试曾有这样的一道作文《我们的学校》,给初二的学生写这样的题目为尚不可,但要命的是题后的要求:第一段写学校概貌、位置、环境;第二段写师生在校的情形;第三段写在校的感受。全县初二学生同一模式的作文真是对出题者莫大的讽刺。如此。怎么能引起学生写作的兴趣。当然,现在中考、高考都以命题作文为主,教师们热衷训练命题作文也可说是形势所迫,但命题作文也不是只有一种做法。从上文所说的几个题目可以看出,题目往往含有无限的丰富性和弹性,需要发散出甚至“野性”的思维来最大限度地开拓内涵。但是。这种多向的发散性的思维并没有被我们所重视。我们用早已形成的一套模式去“套”,议论文就是概括材料——简析材料——提炼论点——分析论点的存在依据——阐明论点对我们或好或坏的影响——联系自己——总结并回应材料。期间引用二、三个典型事例(最好一正一反),引用二、三句名人名言,已成为百试不厌的作文定律。记叙文而言。状物要想好言什么“志”,写景要准备好抒什么“情”。这种保守的走套路的旧观念占据了老师的灵魂。恰恰害苦了学生,使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话语权可言。
缺乏情感的介入是中学作文教学之路越走越窄的另一主要原因。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的教师还认为教学是为了应付考试,我们教学活动都围绕考试这根指挥棒进行,作文指导时。教师或明讲或暗示应该怎样怎样,而学生成了被动的“吸收器”——学习的奴隶。在这过程中,知识而不是情感受到了极度的重视,整个教育活动以知识的传递和接受为中心加以组织,而且把这个过程变成一个赤裸裸的知识的转移过程。再把这个过程细化为不同环节,一环一环让学生觉得透不过气来。老师拼命地讲。第一段怎样。第二段怎样。结果只能是两种情况,老实一点的学生觉得应接不暇,高度紧张:调皮一点的学生只有嘘声做鬼脸的份了。这种根本无视学生个性,无视学生的情感感受,强按牛吃草的冷漠态度深深挫伤了学生的自尊。《萌芽》杂志社主编赵长天老师说:“学生的稿件缺少真情实感,拿腔拿调,没有反映学生的真实生活,重复一个主题。重复他人的思想,大部分人的自我表现能力太弱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情感的理解在许多教师心中还是片面的,以为应该就写美好的、光明的,就写爱、温暖、奉献等等。当然它们都是人类美好的东西,应该大力弘扬,但是,它却不能代替所有的思想情感,这实际上是拿政治态度来衡量作文的审美性和人文性。
有几个例予很能说明这些问题。作家赵丽宏说他曾听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一個学生在车棚里推车。看见老师也在推车,老师为了把自己的车弄出来,狠狠地推倒旁边的车,结果是紧靠的一大排车稀里哗啦全倒了。学生看了便写了一篇作文《多米诺骨牌》,本来这真是绝妙的创意,“多米诺骨牌”既写出了当时车棚的真实情景,又形象地比喻了老师的一个行为将在学生中引起的不良影响。可是。学生的语文老师批评了他。其他老师也为此生气了。赵丽宏最后感慨地说:看来“老师批改学生作文的言行完全是以自己的得失好恶为标准,不许僭越的”。是的,教师是奉献的红烛。辛勤的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老师也是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人,当然有人所难免的缺点和错误,只准写老师的颂歌,不准写老师的阴暗,无疑是神话人格教育的体现。老师对学生真实感情持冷淡甚至摒弃反感之态,怎会鼓励学生大胆构思,各抒己见呢?
这种只求“好”不许“坏”的态度,实在令学生对“真”的东西望而生畏。董桥说:文字是肉做的。学生的作文理应有生命的灵气和血脉的温度,再也不应该有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顾遐龄所感叹的“豆蔻年华。却缺乏才思。是我们这个时代孩子的悲哀”的局面。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应征者只是来自重点中学极少极少的一部分学生。而我们大多的中学生还是在“旧概念”下“踯躅徘徊”。所以在我们平时的作文教学中引入“新概念”是势在必行的,要把写作变成年轻人的快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