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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基层政府在面对突发性群体事件时往往采取不负责任的粗暴手段，企图靠打压来遏制，岂不知这种治标不治本的维稳方式非但不会化解矛盾，反而更易激化冲突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利益的差别化、贫富差距的拉大、贪腐之风的蔓延等现象必然诱发许多不稳定因素。除自然灾害因素外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事件和因素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是由社会矛盾积聚造成的，如瓮安事件、孟连事件、石首事件等；第二类是社会公共事件，主要是行政的不作为导致的，如矿难的发生、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等。
在处理各类群体性事件中，涉及到的不仅是当地政府，更多地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纵向的政府合作或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互动，这就需要一种网状的政府组织通过相互沟通与协作实现共同治理，即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各地方政府和不同职能部门之间通过分权与合作解决社会矛盾问题，以此提升行政效能、创建“服务规制型”政府。换言之府际治理的实质，就是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利益关系、权力关系、财政关系和公共行政关系中进行协调与合作。
[合作缺失致使信访的安全阀功用降低]
首先，各级政府间合作能力不足与相关法律缺失。如2005年11月13日发生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当地政府事隔十天后才向国家环保总局通报，延误了治理灾情的最佳时间。此事件暴露了环保部门上下级之间信息传递的不畅、省内不同部门合作治理的滞障缺失、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能力失衡等府际协调的问题。
其次，信访工作不到位与政府服务职能弱化。如2008年11月17日甘肃陇南市30多名拆迁户集体到市委上访，由于信访干部未及时接访和处理，导致聚集群众不断增加、进而发生砸坏车辆与打伤武警的激烈冲突。群众上访的受阻，必然产生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进而实施强制性的利益表达。当前不少地区的信访工作存在着无明确权限、流于形式、互相推诿等问题，这是一种政府服务职能弱化的表现，它造成了上下沟通渠道不畅和信访安全阀功用的降低。
再次，政务公开建设不完备与统合性的信息管理缺乏。政务公开和信息公开不但可提高各级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还能使公民及时了解相关信息，适时调整维权活动、增进政府与民众的沟通。特别在自然灾害与社会群体性事件中，由于公共危机的突发性、紧急性以及不确定性，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和政府决策对于稳定人心、化解危机、平息矛盾非常重要。
最后，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与协调治理滞后。当前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之一在于公共资源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合理。近年来，由于我国不同社会阶层间收入差距拉大，导致了低收入群体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偶然因素极易引发大规模群体冲突，如这两年发生的孟连事件、石首事件等。当前我国利益流向出现两极态势，富豪阶层增多的同时绝对贫困人口的基数仍很大，超低收入群体有2.7亿之多。随着人们公平诉求意识的不断增强，收入分配不公的感受深深刺激和影响着群体行为。然而，对该问题的协调治理却相对滞后。一方面，各级政府既没有通过调整国有资产配置等手段来打破行业垄断，缩小贫富差距，也没有通过立法来规范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以求府际间公共服务和各地公共资源配置的均等化；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在面对突发性群体事件时往往采取不负责任的粗暴手段，企图靠打压来遏制，岂不知这种治标不治本的维稳方式非但不会化解矛盾，反而更易激化冲突。
[未来确立维稳新思维的核心]
应增强制度的吸纳能力，扩大制度化参与，在社会保障与公共预警等方面为合作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要重视合作制度的完善与创新，健全民众利益表达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加强协商机制和民主参与机制，以确保各级政府之间及政府与民众之间联系渠道的畅通。
调整和协调服务职能。今后我国的维稳工作应朝着服务转移和地方政府自行调整机制方向努力。但是，这一政府职能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政府推卸和放弃维稳的职责，恰恰相反，要协调政府服务职能，首先要建设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其次要继续扩大政务信息的公开范围；第三，在继续推行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通畅信访举报渠道、建立信访举报人法律保障体系的同时，要明确信访五大系统各自的职责范围，避免在公民上访中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
探寻事前化解矛盾的机制。为根治公共资源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引发的社会危机，今后我国需要建立开放互动、相互信任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健全合作的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加快财政收入转移支付政策的改革，加大对西部贫困地区的投入，让改革开放成果惠及中低收入阶层。要充分运用府际治理体系、宏观经济职能、社会保障制度、个人税收调节等措施努力缩小地区间、不同阶层间贫富差距，从根源上化解基层民众的不满情绪。
树立新的思维模式。要想真正解决维稳问题，既需要重构新的维稳体系，也需要改变旧有思维定势，树立新的思维模式。这就要求执政者具有较高的道德，业务水准和智慧。未来确立维稳新思维的核心是努力提高公务人员素质，培养公仆意识，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教育和约束每一位公务员为民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杜绝敷衍塞责、滥用职权等不当行政行为。在对待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问题时，要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努力维护社会公平，力争及时、公正、合理地解决，变堵为疏，变被动“维稳”为主动“创稳”，积极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关于要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精辟论述。无疑应成为今后我们树立新的维稳思维的指导思想。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利益的差别化、贫富差距的拉大、贪腐之风的蔓延等现象必然诱发许多不稳定因素。除自然灾害因素外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事件和因素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是由社会矛盾积聚造成的，如瓮安事件、孟连事件、石首事件等；第二类是社会公共事件，主要是行政的不作为导致的，如矿难的发生、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等。
在处理各类群体性事件中，涉及到的不仅是当地政府，更多地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纵向的政府合作或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互动，这就需要一种网状的政府组织通过相互沟通与协作实现共同治理，即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各地方政府和不同职能部门之间通过分权与合作解决社会矛盾问题，以此提升行政效能、创建“服务规制型”政府。换言之府际治理的实质，就是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利益关系、权力关系、财政关系和公共行政关系中进行协调与合作。
[合作缺失致使信访的安全阀功用降低]
首先，各级政府间合作能力不足与相关法律缺失。如2005年11月13日发生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当地政府事隔十天后才向国家环保总局通报，延误了治理灾情的最佳时间。此事件暴露了环保部门上下级之间信息传递的不畅、省内不同部门合作治理的滞障缺失、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能力失衡等府际协调的问题。
其次，信访工作不到位与政府服务职能弱化。如2008年11月17日甘肃陇南市30多名拆迁户集体到市委上访，由于信访干部未及时接访和处理，导致聚集群众不断增加、进而发生砸坏车辆与打伤武警的激烈冲突。群众上访的受阻，必然产生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进而实施强制性的利益表达。当前不少地区的信访工作存在着无明确权限、流于形式、互相推诿等问题，这是一种政府服务职能弱化的表现，它造成了上下沟通渠道不畅和信访安全阀功用的降低。
再次，政务公开建设不完备与统合性的信息管理缺乏。政务公开和信息公开不但可提高各级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还能使公民及时了解相关信息，适时调整维权活动、增进政府与民众的沟通。特别在自然灾害与社会群体性事件中，由于公共危机的突发性、紧急性以及不确定性，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和政府决策对于稳定人心、化解危机、平息矛盾非常重要。
最后，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与协调治理滞后。当前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之一在于公共资源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合理。近年来，由于我国不同社会阶层间收入差距拉大，导致了低收入群体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偶然因素极易引发大规模群体冲突，如这两年发生的孟连事件、石首事件等。当前我国利益流向出现两极态势，富豪阶层增多的同时绝对贫困人口的基数仍很大，超低收入群体有2.7亿之多。随着人们公平诉求意识的不断增强，收入分配不公的感受深深刺激和影响着群体行为。然而，对该问题的协调治理却相对滞后。一方面，各级政府既没有通过调整国有资产配置等手段来打破行业垄断，缩小贫富差距，也没有通过立法来规范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以求府际间公共服务和各地公共资源配置的均等化；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在面对突发性群体事件时往往采取不负责任的粗暴手段，企图靠打压来遏制，岂不知这种治标不治本的维稳方式非但不会化解矛盾，反而更易激化冲突。
[未来确立维稳新思维的核心]
应增强制度的吸纳能力，扩大制度化参与，在社会保障与公共预警等方面为合作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要重视合作制度的完善与创新，健全民众利益表达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加强协商机制和民主参与机制，以确保各级政府之间及政府与民众之间联系渠道的畅通。
调整和协调服务职能。今后我国的维稳工作应朝着服务转移和地方政府自行调整机制方向努力。但是，这一政府职能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政府推卸和放弃维稳的职责，恰恰相反，要协调政府服务职能，首先要建设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其次要继续扩大政务信息的公开范围；第三，在继续推行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通畅信访举报渠道、建立信访举报人法律保障体系的同时，要明确信访五大系统各自的职责范围，避免在公民上访中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
探寻事前化解矛盾的机制。为根治公共资源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引发的社会危机，今后我国需要建立开放互动、相互信任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健全合作的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加快财政收入转移支付政策的改革，加大对西部贫困地区的投入，让改革开放成果惠及中低收入阶层。要充分运用府际治理体系、宏观经济职能、社会保障制度、个人税收调节等措施努力缩小地区间、不同阶层间贫富差距，从根源上化解基层民众的不满情绪。
树立新的思维模式。要想真正解决维稳问题，既需要重构新的维稳体系，也需要改变旧有思维定势，树立新的思维模式。这就要求执政者具有较高的道德，业务水准和智慧。未来确立维稳新思维的核心是努力提高公务人员素质，培养公仆意识，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教育和约束每一位公务员为民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杜绝敷衍塞责、滥用职权等不当行政行为。在对待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问题时，要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努力维护社会公平，力争及时、公正、合理地解决，变堵为疏，变被动“维稳”为主动“创稳”，积极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关于要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精辟论述。无疑应成为今后我们树立新的维稳思维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