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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张爱玲长篇小说《小团圆》出版，甫一问世，立刻引起巨大轰动。除了市场的畅销之外，当时就有专家和媒体给予极高评价。张爱玲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善说：“《小团圆》和《红楼梦》有着跨越时空的对接。肯定《红楼梦》的人，就不会否定张爱玲。”把《小团圆》和《红楼梦》相提并论，无疑是对《小团圆》的最高褒奖。张爱玲研究专家止庵评价说：“《小团圆》肯定有针对《今生今世》的意思，但把它人间化了，实在化了，有血有肉。”马来西亚学者黄锦树价评《小团圆》时说：“就小说而言，当然值得一读。比所有违反她意愿‘出土’的少作更有价值。一个比较完整的张爱玲的世界，一部冷酷的成长小说。”国际学者迈克则是这样表达阅读的感受：“这是本一翻开就教人魂飞魄散的书，一面读一面手心冒汗，如同堕入不见底的梦魇。很少有作家肯这样暴露自己的冷和残酷，不稀罕任何体谅，更不屑廉价的同情。”
确实，这是20世纪华语文坛最著名作家之一的张爱玲最后一部作品，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作品。这部作品在1975年就写完了，而过了34年才出版。
张爱玲的作品十分丰富。1940年她的《天才梦》在《西风》杂志的征文中获得13名的荣誉奖;1943年她的小说处女作《沉香屑·第一炉香》在《紫罗兰》上刊载。此后两年，她的写作热情喷涌，在《紫罗兰》《万象》《古今》《杂志》《天地》等刊物上发表重要的作品，包括《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金锁记》《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桂花蒸 阿小悲秋》以及散文作品《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烬余录》《谈女人》《论写作》《有女同车》《自己的文章》《私语》等，还有之后写的《留情》。20世纪50年代，张爱玲在香港和美国写下《秧歌》《赤地之恋》《半生缘》（原名《十八春》，初稿写于1951年上海），再到20世纪70年代，写下《相见欢》《浮花浪蕊》和《同学少年都不贱》等作品。可以说，每个阶段，她都是在寻求突破和创新，每一部作品都有着重要的文学价值。而《小團圆》则是张爱玲集大成之作，如果没有这一部，作家张爱玲可以说是残缺的。而《小团圆》这部作品的问世，还要归功于宋以朗。
宋以朗是张爱玲最好的朋友宋淇和邝文美的儿子。1975年，张爱玲自传体长篇小说《小团圆》创作完工，经过不断地修改，1976年3月18日，她把书稿寄给在香港的宋淇邝文美夫妇征求意见，没成想这一征求，导致了出版的搁浅。
宋淇和邝文美强烈反对《小团圆》的出版，在收到小说稿子一星期后，他们就开始给张爱玲复信。“这本小说将在万众瞩目的情形下隆重登场（我意思登上文坛），我们看得非常重要，所以处处为你着想”——这是1976年3月25日邝文美回复张爱玲的信。“因为从好的一方面说，你现在是偶像，不得不给读者群众好的一方面看;从坏的一方面说，你是个目标，说得不好听点，简直成了众矢之的。台湾地小人多，作家们的妒嫉，拿不到你书的出版商，加上唐文标之类的人，大家都拿了显微镜在等你的新作面世，以便在鸡蛋里找骨头，恨不得你出了什么大纰漏，可以打得你抬不起头来。对于你本身，多年已不再活跃，现在又忽然成为大家注意力的中心，在文坛上可说是少见的奇迹，也是你写作生涯中的转折点，所以要特别珍重。以上就是我们处理你这本新著的primary concern。”——这是1976年4月28日宋淇回复张爱玲的信。
以上两封信的出发点主要是从照顾张爱玲的名声和作家的形象方面说的，对后果说得相当严重。其中，第二封信中还提到一个重要顾虑：“不要忘了，旁边还有一个定时炸弹：‘无赖人’，此人不知搭上了什么线，去……学院教书，大写其文章，后来给人指责为汉奸，中央日报都出来攻击他，只好撤职，写文章也只好用笔名。《小团圆》一出，等于肥猪送上门，还不借此良机大出风头，写其自成一格的怪文？不停的说：九莉就是爱玲，某些地方是真情实事，某些地方改头换面，其他地方与我的记忆稍有出入等等，洋洋得意之情想都想得出来。一个将近淹死的人，在水里抓得着什么就是什么，结果连累你也拖下水去，真是何苦来？”
在这里，夫妇考虑的是活着的“无赖人”胡兰成在《小团圆》出版后将会如何，包括可能会给张爱玲造成的负面影响。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些政治上的考量。比如中国台湾的政治与社会状态、张爱玲是否有负面的政治立场等问题。所以宋淇在第二封信中还特别提出：“我们应该冷静客观地考虑一下你的将来和前途。”鉴于以上顾虑和担忧，宋淇和邝文美夫妇在这封信里提出了出版的时机问题，认为还不成熟，然后郑重提出了修改意见：“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改写，有两个approach：（一）改写九莉，务使别人不能identify她为爱玲为止。这一点做不到，因为等于全书重写。（二）改写邵之雍。这个可能性较大。”在这封信里，宋淇夫妇不知费了多少心，分析改写九莉很困难，一旦改了就不是原来的小说了，就是重写了，可行的办法是改写男主人公邵之雍，并且详细地设计改写的路径，比如参照桑弧的写法。桑弧是拍摄电影《太太万岁》时的导演，张爱玲那时26岁，刚和胡兰成分手，在工作中和桑弧相爱了。在《小团圆》中，宋淇建议她把这一段情里的桑弧改名蓝山，身份由导演变成演员，甚至还设计了很多细节，比如让九莉到乡下的时候可以一人独行等，很是用心。宋淇在其他多封信里都有提到修改的问题。比如：“所以现在改写身份，让他死于非命，开不出口来。（1976年4月15日宋淇致张爱玲信）”就可以解决胡兰成的问题等。
可以说，他们是最爱张爱玲的。所以才这样强烈反对，同时努力寻找解决方案。
所以，作为作者的张爱玲也恍惚了，她也拿不准了，一直拖到去世前，她在给宋淇邝文美夫妇的遗嘱里就表达了这样决绝而又矛盾的意思：先说“《小团圆》小说要销毁。”接着又说“这些我没细想，过天再说了。”——这是张爱玲在1992年3月12日给宋淇和邝文美夫妇的信里说的。就在这封信里，张爱玲随信附上了她的遗嘱。这应该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是对于这个写了16年的长篇小说《小团圆》，张爱玲的心情是矛盾的，极其复杂的。如果出版，她和宋淇夫妇讨论的那些可能出现的情况让她没有胆量和心力承担;而如果真的销毁，那这些年的心血岂不是白费了？ 在笔者看来，张爱玲一定对作品有着深厚的感情以及对自己作品的自信。《小团圆》问世带来的艰难，让她沮丧和无名的愤怒，这时典型的气头上的话就脱口而出了：“销毁”。但这两个字说完，她就后悔了——或者说她就从来没有过真心销毁的意思，根本谈不上后悔。“过天再说了”，这是以后再讨论的意思。其实，以后再也没有讨论，张爱玲也一如继往地有空就进行修改。只是修改太难，放弃原来的思想更难。
令人悲伤的事情在三年后发生了，1995年9月，张爱玲去世，而按照张爱玲遗嘱承接了她所有财产的宋淇也在一年后，即1996年12月去世。宋淇的太太邝文美则在《小团圆》的去向问题上“患得患失”（宋以朗语），一直没有勇气来出版它，只是把手稿小心翼翼地放在那里细心地保管着，就这样，一直到2007年11月逝世。之后，《小团圆》的出版事宜就落到了宋淇和邝文美的儿子宋以朗的手上了。
对宋以朗而言，这无论如何也是个大问题。但宋以朗考虑问题的角度却和他的父母有所不同。他认为这个小说是可以出版的了。他列出了几个原因：一是当年的第一顾虑胡兰成在1981年7月早已离世，当年的政治环境特别是专制的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文化政策也都不存在了，大家的思想认识水平也都提高或者改变了，当年很看重的会给作者造成声誉损害的顾虑也不再重要。更何况，宋以朗认为，剖清其真意才是真正尊重作者的行为。在内心上，张爱玲一定是想让作品问世的，不然，她一再地修改又为哪般？
张爱玲是想出版《小团圆》的，原因有二，一是文学。在她的心目中，文学可以说是她的唯一。这部作品亦可谓是凝聚张爱玲后半生心血的巅峰之作，意义巨大。而对于读者，鉴于自传性质和坦率的表达，文学史和张爱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皆可得到解答，大家公认读过《小团圆》，才算真正了解张爱玲。二是自我澄清。《小团圆》的出版，胡兰成这一人物固然会对张爱玲的声誉造成影响，但是也有一点：张爱玲写胡兰成本身就是澄清自己。当时的张爱玲接到了台湾朱天宁的来信，朱天宁说受胡兰成的启发要写胡兰成传，朱天宁的材料当然是来源于胡兰成一方。当时，胡兰成在中国台湾教书，就住在朱的家里，兼职着朱家姐妹的家庭教师。张爱玲感到了危机，一方面回信朱天宁让他不要写，一方面自己动笔写《小团圆》，目的是维护自己的声誉。只是她的名誉观和宋淇邝文美夫妇的并不一致，宋邝夫妇较为传统型，和社会上的主流认识同步。而张爱玲就不全是这样。关于私生活，她早在《私语》《烬余录》《对照记》等多部作品里已有透露，未必是得意或炫耀，起码是没有这么害怕的。何况苏青的《续结婚十年》里也是写了她和胡兰成，笔触也是让人大跌眼镜的，言语细节隐含攻击，读者读了当然会明白胡兰成、苏青、张爱玲三人的关系。所以，出版才是真正尊重张爱玲，真正理解了她的意图。
当然，也许有人说，张爱玲的《金锁记》作为其小说集《传奇》中的重要小说，已经被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中国文学史》中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翻译家、作家、教育家傅雷誉之为“文坛最美的收获”，是公认的文学经典，也未必非要再出《小团圆》了，没有《小团圆》也不影响张爱玲的杰出。这显然是错误而且荒谬的。虽然说张若虚有一篇《春江花月夜》那样的诗可以孤篇盖全唐，但显然文学乃至文化的百花园里不是只需要一朵绽放的牡丹就可以了的。试想，如果李白只有一首《将进酒》而没有其他，苏轼只有脍炙人口的一首“大江东去”（《念奴娇·赤壁怀古》），豪放是豪放了，可是那“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胸怀以及“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的深情就都没有了。如果这样的言论也成立的话，那我们只要一个诗人就可以了。依此类推，那还有文化吗？好在，宋以朗是真正的聪明，洞察秋毫且明辨是非。他这样分析道：“據此，我们应该明白张爱玲根本舍不得‘销毁《小团圆》’，而她在晚年不断修订，可能就是照宋淇的意见去做，可惜她始终没有完成。我个人意见是双重间谍办法属于画蛇添足，只会引人误会张爱玲是在替胡兰成清洗汉奸身份，所以不改也罢。”在这里，宋以朗分析了当年他父亲宋淇修改意见的得失，明确现在是不需也不必再改了。之后，宋以朗又说：“张爱玲自己说过：‘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在她已发表的作品当中，《私语》《烬余录》及《对照记》可谓最具自传价值，也深为读者看重。但在‘最深知’上相比，它们都难跟《小团圆》同日而语，所以销毁《小团圆》会是一件大罪过。”
张爱玲在1976年4月22日致宋淇夫妇的信中就有这样的话：“我是太钻在这小说里了，其实Stephen说的台湾的情形我也不是不知道……”这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她非常喜欢自己的作品;二是她并不害怕出版后的可能引起的负面评价，尤其是不怕中国台湾的情势。这情势包括政治的，也应该包括人情的。因此，可以说宋以朗是真正尊重了作者的。
格局有大有小。小的格局以为那局部是全部，就放弃了大。宋以朗的做法，让作者可以安息，让文学有了惊喜，让张爱玲传奇继续，让文学史宝库更加丰富。而他本人，可谓功德圆满了。
（苏州市职业大学吴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建设基地吴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项目（项目编号：2018ZDJD-B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宋桂友（1965-），男，山东临沂人，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
确实，这是20世纪华语文坛最著名作家之一的张爱玲最后一部作品，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作品。这部作品在1975年就写完了，而过了34年才出版。
张爱玲的作品十分丰富。1940年她的《天才梦》在《西风》杂志的征文中获得13名的荣誉奖;1943年她的小说处女作《沉香屑·第一炉香》在《紫罗兰》上刊载。此后两年，她的写作热情喷涌，在《紫罗兰》《万象》《古今》《杂志》《天地》等刊物上发表重要的作品，包括《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金锁记》《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桂花蒸 阿小悲秋》以及散文作品《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烬余录》《谈女人》《论写作》《有女同车》《自己的文章》《私语》等，还有之后写的《留情》。20世纪50年代，张爱玲在香港和美国写下《秧歌》《赤地之恋》《半生缘》（原名《十八春》，初稿写于1951年上海），再到20世纪70年代，写下《相见欢》《浮花浪蕊》和《同学少年都不贱》等作品。可以说，每个阶段，她都是在寻求突破和创新，每一部作品都有着重要的文学价值。而《小團圆》则是张爱玲集大成之作，如果没有这一部，作家张爱玲可以说是残缺的。而《小团圆》这部作品的问世，还要归功于宋以朗。
宋以朗是张爱玲最好的朋友宋淇和邝文美的儿子。1975年，张爱玲自传体长篇小说《小团圆》创作完工，经过不断地修改，1976年3月18日，她把书稿寄给在香港的宋淇邝文美夫妇征求意见，没成想这一征求，导致了出版的搁浅。
宋淇和邝文美强烈反对《小团圆》的出版，在收到小说稿子一星期后，他们就开始给张爱玲复信。“这本小说将在万众瞩目的情形下隆重登场（我意思登上文坛），我们看得非常重要，所以处处为你着想”——这是1976年3月25日邝文美回复张爱玲的信。“因为从好的一方面说，你现在是偶像，不得不给读者群众好的一方面看;从坏的一方面说，你是个目标，说得不好听点，简直成了众矢之的。台湾地小人多，作家们的妒嫉，拿不到你书的出版商，加上唐文标之类的人，大家都拿了显微镜在等你的新作面世，以便在鸡蛋里找骨头，恨不得你出了什么大纰漏，可以打得你抬不起头来。对于你本身，多年已不再活跃，现在又忽然成为大家注意力的中心，在文坛上可说是少见的奇迹，也是你写作生涯中的转折点，所以要特别珍重。以上就是我们处理你这本新著的primary concern。”——这是1976年4月28日宋淇回复张爱玲的信。
以上两封信的出发点主要是从照顾张爱玲的名声和作家的形象方面说的，对后果说得相当严重。其中，第二封信中还提到一个重要顾虑：“不要忘了，旁边还有一个定时炸弹：‘无赖人’，此人不知搭上了什么线，去……学院教书，大写其文章，后来给人指责为汉奸，中央日报都出来攻击他，只好撤职，写文章也只好用笔名。《小团圆》一出，等于肥猪送上门，还不借此良机大出风头，写其自成一格的怪文？不停的说：九莉就是爱玲，某些地方是真情实事，某些地方改头换面，其他地方与我的记忆稍有出入等等，洋洋得意之情想都想得出来。一个将近淹死的人，在水里抓得着什么就是什么，结果连累你也拖下水去，真是何苦来？”
在这里，夫妇考虑的是活着的“无赖人”胡兰成在《小团圆》出版后将会如何，包括可能会给张爱玲造成的负面影响。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些政治上的考量。比如中国台湾的政治与社会状态、张爱玲是否有负面的政治立场等问题。所以宋淇在第二封信中还特别提出：“我们应该冷静客观地考虑一下你的将来和前途。”鉴于以上顾虑和担忧，宋淇和邝文美夫妇在这封信里提出了出版的时机问题，认为还不成熟，然后郑重提出了修改意见：“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改写，有两个approach：（一）改写九莉，务使别人不能identify她为爱玲为止。这一点做不到，因为等于全书重写。（二）改写邵之雍。这个可能性较大。”在这封信里，宋淇夫妇不知费了多少心，分析改写九莉很困难，一旦改了就不是原来的小说了，就是重写了，可行的办法是改写男主人公邵之雍，并且详细地设计改写的路径，比如参照桑弧的写法。桑弧是拍摄电影《太太万岁》时的导演，张爱玲那时26岁，刚和胡兰成分手，在工作中和桑弧相爱了。在《小团圆》中，宋淇建议她把这一段情里的桑弧改名蓝山，身份由导演变成演员，甚至还设计了很多细节，比如让九莉到乡下的时候可以一人独行等，很是用心。宋淇在其他多封信里都有提到修改的问题。比如：“所以现在改写身份，让他死于非命，开不出口来。（1976年4月15日宋淇致张爱玲信）”就可以解决胡兰成的问题等。
可以说，他们是最爱张爱玲的。所以才这样强烈反对，同时努力寻找解决方案。
所以，作为作者的张爱玲也恍惚了，她也拿不准了，一直拖到去世前，她在给宋淇邝文美夫妇的遗嘱里就表达了这样决绝而又矛盾的意思：先说“《小团圆》小说要销毁。”接着又说“这些我没细想，过天再说了。”——这是张爱玲在1992年3月12日给宋淇和邝文美夫妇的信里说的。就在这封信里，张爱玲随信附上了她的遗嘱。这应该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是对于这个写了16年的长篇小说《小团圆》，张爱玲的心情是矛盾的，极其复杂的。如果出版，她和宋淇夫妇讨论的那些可能出现的情况让她没有胆量和心力承担;而如果真的销毁，那这些年的心血岂不是白费了？ 在笔者看来，张爱玲一定对作品有着深厚的感情以及对自己作品的自信。《小团圆》问世带来的艰难，让她沮丧和无名的愤怒，这时典型的气头上的话就脱口而出了：“销毁”。但这两个字说完，她就后悔了——或者说她就从来没有过真心销毁的意思，根本谈不上后悔。“过天再说了”，这是以后再讨论的意思。其实，以后再也没有讨论，张爱玲也一如继往地有空就进行修改。只是修改太难，放弃原来的思想更难。
令人悲伤的事情在三年后发生了，1995年9月，张爱玲去世，而按照张爱玲遗嘱承接了她所有财产的宋淇也在一年后，即1996年12月去世。宋淇的太太邝文美则在《小团圆》的去向问题上“患得患失”（宋以朗语），一直没有勇气来出版它，只是把手稿小心翼翼地放在那里细心地保管着，就这样，一直到2007年11月逝世。之后，《小团圆》的出版事宜就落到了宋淇和邝文美的儿子宋以朗的手上了。
对宋以朗而言，这无论如何也是个大问题。但宋以朗考虑问题的角度却和他的父母有所不同。他认为这个小说是可以出版的了。他列出了几个原因：一是当年的第一顾虑胡兰成在1981年7月早已离世，当年的政治环境特别是专制的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文化政策也都不存在了，大家的思想认识水平也都提高或者改变了，当年很看重的会给作者造成声誉损害的顾虑也不再重要。更何况，宋以朗认为，剖清其真意才是真正尊重作者的行为。在内心上，张爱玲一定是想让作品问世的，不然，她一再地修改又为哪般？
张爱玲是想出版《小团圆》的，原因有二，一是文学。在她的心目中，文学可以说是她的唯一。这部作品亦可谓是凝聚张爱玲后半生心血的巅峰之作，意义巨大。而对于读者，鉴于自传性质和坦率的表达，文学史和张爱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皆可得到解答，大家公认读过《小团圆》，才算真正了解张爱玲。二是自我澄清。《小团圆》的出版，胡兰成这一人物固然会对张爱玲的声誉造成影响，但是也有一点：张爱玲写胡兰成本身就是澄清自己。当时的张爱玲接到了台湾朱天宁的来信，朱天宁说受胡兰成的启发要写胡兰成传，朱天宁的材料当然是来源于胡兰成一方。当时，胡兰成在中国台湾教书，就住在朱的家里，兼职着朱家姐妹的家庭教师。张爱玲感到了危机，一方面回信朱天宁让他不要写，一方面自己动笔写《小团圆》，目的是维护自己的声誉。只是她的名誉观和宋淇邝文美夫妇的并不一致，宋邝夫妇较为传统型，和社会上的主流认识同步。而张爱玲就不全是这样。关于私生活，她早在《私语》《烬余录》《对照记》等多部作品里已有透露，未必是得意或炫耀，起码是没有这么害怕的。何况苏青的《续结婚十年》里也是写了她和胡兰成，笔触也是让人大跌眼镜的，言语细节隐含攻击，读者读了当然会明白胡兰成、苏青、张爱玲三人的关系。所以，出版才是真正尊重张爱玲，真正理解了她的意图。
当然，也许有人说，张爱玲的《金锁记》作为其小说集《传奇》中的重要小说，已经被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中国文学史》中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翻译家、作家、教育家傅雷誉之为“文坛最美的收获”，是公认的文学经典，也未必非要再出《小团圆》了，没有《小团圆》也不影响张爱玲的杰出。这显然是错误而且荒谬的。虽然说张若虚有一篇《春江花月夜》那样的诗可以孤篇盖全唐，但显然文学乃至文化的百花园里不是只需要一朵绽放的牡丹就可以了的。试想，如果李白只有一首《将进酒》而没有其他，苏轼只有脍炙人口的一首“大江东去”（《念奴娇·赤壁怀古》），豪放是豪放了，可是那“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胸怀以及“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的深情就都没有了。如果这样的言论也成立的话，那我们只要一个诗人就可以了。依此类推，那还有文化吗？好在，宋以朗是真正的聪明，洞察秋毫且明辨是非。他这样分析道：“據此，我们应该明白张爱玲根本舍不得‘销毁《小团圆》’，而她在晚年不断修订，可能就是照宋淇的意见去做，可惜她始终没有完成。我个人意见是双重间谍办法属于画蛇添足，只会引人误会张爱玲是在替胡兰成清洗汉奸身份，所以不改也罢。”在这里，宋以朗分析了当年他父亲宋淇修改意见的得失，明确现在是不需也不必再改了。之后，宋以朗又说：“张爱玲自己说过：‘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在她已发表的作品当中，《私语》《烬余录》及《对照记》可谓最具自传价值，也深为读者看重。但在‘最深知’上相比，它们都难跟《小团圆》同日而语，所以销毁《小团圆》会是一件大罪过。”
张爱玲在1976年4月22日致宋淇夫妇的信中就有这样的话：“我是太钻在这小说里了，其实Stephen说的台湾的情形我也不是不知道……”这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她非常喜欢自己的作品;二是她并不害怕出版后的可能引起的负面评价，尤其是不怕中国台湾的情势。这情势包括政治的，也应该包括人情的。因此，可以说宋以朗是真正尊重了作者的。
格局有大有小。小的格局以为那局部是全部，就放弃了大。宋以朗的做法，让作者可以安息，让文学有了惊喜，让张爱玲传奇继续，让文学史宝库更加丰富。而他本人，可谓功德圆满了。
（苏州市职业大学吴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建设基地吴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项目（项目编号：2018ZDJD-B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宋桂友（1965-），男，山东临沂人，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