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年间，宫廷御医郭玉医术高超，身为御医，从不拒绝前来求治的贫苦百姓，并且疗效极好，但为宫中达官贵人治病时效果反而不佳。
　　为此，皇帝很不高兴，郭玉道出了其中的原因：医生行医之时必须精神集中，意念专一，治病才能得心应手。而给达官贵人治病有四难。一是不尊重医生的意见，总是自以为是；二是生活不规律，不检点；三是体质弱，难于用药；四是好逸恶劳。又加上权贵之人对待医生的态度常常是盛气凌人，让人见面便心生恐惧，常惶惶不安，医治之时手法容易失度，所以贵人难医！皇帝听后责令宫中贵人改掉看病陋习，此后很多贵人也一治而愈。
　　在现今生活中，这样的“贵人”也不少。
　　上海近郊有个房产商，其合作伙伴患癌长期在我这里治疗。房产商被确诊为胰腺癌，家人骗他是胰腺炎，做了手术，算是比较成功的。自己以为身体无大碍，无所谓了。其合作伙伴知情，劝他小心，生意放一放。他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有的是钱，能住最好的医院，用最好的药，根本不当回事，我行我素。
　　术后9个月出现癌细胞肝转移，这下慌了，找到我，苦苦哀求。看我对他没有特别的承诺，不放心。他的家人私下找到我，和我“谈判”，让我维持他两年，将付百万酬劳，我说：“对不起，我不做这个交易，我的钱够花了，他病情很危险，我只能尽力而为。”
　　现实中还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很多人铤而走险，认为钱财高于一切，权力高于一切，而一般情况下真正高于一切的生命却不被重视。所以，“人生赚那么多钱，结果只是让你住头等病房”这句话，注定成为经典。
　　也常有癌症中晚期患者或家属信誓旦旦地说：砸锅卖铁也要治好病。有这个意愿是好事，但是它并不能感动“病”啊。病就是病，对付病，临时抱佛脚，没用。
　　還有一类人，我们也将其归为“贵人难治”范畴，是在于其性格，不妨称为“愤青”性格。
　　2007年，我给一位膀胱癌晚期患者诊疗，他“文革”时曾是个积极分子，后受到冲击，有非常典型的“愤青”性格，对很多社会问题看不惯，似乎对所有现实都持批判态度。在我的建议下，他中西医结合，配合相应的骨治疗后，基本康复了，甚至一度能爬上屋后的小山丘。他坚信自己没问题，只是膀胱炎症伴老年骨质疏松，依旧我行我素，烟酒不断。当时，我建议他改变一下嗜酒、抽烟等坏习惯，继续接受巩固治疗，他不听从，自动停了所有的治疗。
　　开始时，他的情况还真的不错，两年后更是逢人就说，都是别人搞错了，何必大惊小怪。一般，“愤青”的人，多少有点偏执，医生也没法强求他接受巩固治疗，真能够好转，能够自愈，何尝不是天大的喜讯呢？
　　然而，到了2011年，问题还是发生了，他的骨头又疼了，依旧没有去复查。一次爬小山丘时，他突然摔倒，再也起不来了，一检查，骨转移加剧，膀胱癌肝内多发转移。我建议他住院一段时间，系统地进行中西医治疗，他还是比较固执，似乎这个社会谁都不值得信任。很快，几个月后，他就衰竭而死。其实膀胱癌的死亡率是很低的，如果他不那么“愤青”，不那么固执己见，也许不至于就此结束生命。
　　这样的例子虽然有些极端，但是也不少见。现实中，身心康宁而长寿人群中，很少见到严重“愤青”者。而诸多顽固慢性病患者中，严重“愤青”的比例却出奇高。
　　对于“愤青”，我们说要宽容看待社会，宽容看待周遭变化，包括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看世界，改变一下自我唯一的认知标准，认识到社会的多元性、多样性，也许是重要的，这可能会帮助他们生活得更舒心、更放松。
　　如果你幸运地遇到一位权威的医生，就请你尽量遵照医嘱治疗、生活，真正摆脱“贵”人难医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