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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名誉主席列昂·梅拉梅德谈金融期货与中国期货市场
● 现在是资本一体化的时代，信息技术和金融衍生产品特别活跃。富国与穷国的差别表现在资本市场的利用效率上。这样，金融创新速度必然超越人们想象
● 任何经济失调的可能性、价值或价格变化的前景，都需要一些工具来限制相关风险，这就是金融期货。在脆弱的金融体制下，金融期货还不足以管理市场风险，而在成熟的市场中则完全相反
● 中国证监会允许外国投资公司在国内期货经纪商行拥有股份，这会极大鼓励中国金融期货市场的发展。不过，单一的产品交易正制约中国期货市场的规模
● 随着中国金融改革和市场体系的建立，金融期货变得活跃是必然的，但是并不一定等到商品期货成熟之后
梅拉梅德的演讲总是面对自己的“崇拜者”，在滔滔不绝的词汇和抑扬顿挫的语调中，布道他的理论——“如果没有投机者，市场将失去生命力。”在很多人看来，列昂·梅拉梅德（Leo Melamed）现在的一大使命，就是向全世界推销金融期货理念，这似乎与他30年前在美国国内所做的一样。
1972年，他创办了国际货币市场——金融领域里的第一个期货市场，并被誉为“金融期货之父”。梅拉梅德也曾在金融创新的道路上遭受挫折，但他坚持说，金融创新不会带来灾难，“汽车行业的新车型不断翻新，因为车祸而停止驾驶显然是荒唐的事儿”。在他看来，投机者们在金融市场的搁浅只是因为没认准方向，金融创新不会因此而变得糟糕。
现在梅拉梅德除了研究金融期货外，还是多种任命的承担者，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宏观政策首席顾问。
金融期货的魅力
《商务周刊》：您在1996年出版传记《逃向未来》时曾经大胆预言，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远未达到极致，未来20年的金融创新速度可能超出人们想象。不过，现实市场中的金融工具的确给市场带来了不少麻烦，例如风险加大，投机现象加重等，您怎么看待人们的忧虑？
梅拉梅德：我的好友格林斯潘在庆祝金融期货推出30周年时表示，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国际货币市场部在发展金融期货市场方面起了关键作用。这些衍生产品大大降低避险成本，扩大了避险范围。金融期货可以在意外发生前，有效地分流风险。
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低迷和金融困境，2000年的经济泡沫过剩，以及华尔街丑闻，这毕竟是短期的意外。随着经济的发展，投资者对金融股的反映会更加积极，而金融系统也更灵活。
我并不是否认金融期货市场存在的问题，但它还是发展了。从1990年到1995年现金合约交易量增加了5倍。1996年到2000年的金融期货交易量增长了几十倍。而至今的金融市场的变化还没有来得及统计。这就说明，金融期货的作用受到绝大多数市场的高度重视，并继续会承担管理风险的职能。
现在是资本一体化的时代，信息技术和金融衍生产品特别活跃。富国与穷国的差别表现在资本市场的利用效率上。这样，金融创新速度必然超越人们想象。
《商务周刊》：您被誉为“金融期货”之父，这个称号真的那么重要吗？在您看来金融期货的历史意义在哪里呢？
梅拉梅德：我非常同意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经理近期在北京金融会议上说的一句话：“公众和国家逐步富裕意味着更加需要金融产品。”而金融期货产生重要性是用我的亲身经历证明的。
1967年，我刚担任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主席时，期货交易以农产品为主。洋葱价格做出了天价，可是农民并没有获益，引起了农民的轰动。当反映到联邦政府时，国会回应道：“滚开，最起码也要关闭这个市场。”显然，单一产品的交易难以维持了。
那时货币成为生意中很热的名词，英国英镑很坚挺，甚至英国国内反对英镑的限制。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当时英国所实施的固定汇率体系是否有效，这对于货币市场是非常敏感的问题。英镑的短期交易是暂时的，如果变成买进远期合约则更合适。这是我将金融产品在期货市场中进行交易的开始。
这种变化是历史性的，因为交易者有选择多种远期合约的可能，大量外币被金融期货扩大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产品线多样化。我们建立了国际货币市场，超越了伦敦期货交易所，也超越了纽约股票交易所。金融期货给投资者以多种合约选择，避免出现“洋葱危机”的可能。人们都认为我创造了金融期货，为期货交易带来了革命。真正的意义是，我把这种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转换成交易机制，并形成一种规则。
可以说，金融期货市场的变化也适用于中国，但中国距离自由市场体系还相差很远。中国证监会允许外国投资公司在国内期货经纪商行拥有股份，这会极大鼓励中国金融期货市场的发展。不过，单一的产品交易正制约中国期货市场的规模。
中国的金融期货时间表
《商务周刊》：金融期货是建立在全流通市场的，可是中国毕竟是刚刚开放的市场，金融创新体制毕竟非常落后，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有推出金融期货的可能？
梅拉梅德：中国正在履行WTO的承诺，这就证明了中国正在摆脱封闭的市场体系。金融期货是在流通的市场中供需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完全有推出金融期货的可能。
当然，中国处于资本市场开放的初期，许多政策限制因素还必须考虑进去。随着经济一体化，信息沟通加速，任何经济失调的可能性、价值或价格变化的前景，都需要一些工具来限制相关风险，这就是金融期货。在脆弱的金融体制下，金融期货还不足以管理市场风险，而在成熟的市场中则完全相反。所以，中国发展完善的金融体系，健全市场规则需要一个过程。
《商务周刊》：芝加哥交易所也经历了从商品期货到金融期货的发展过程。对于中国来说，是不是需要在商品期货成熟之后发展金融期货？
梅拉梅德：不容否认，金融期货的发展经历漫长的过程。金融期货出现以前，似乎只有现实的产品交割才能称之为期货交易。在20年前我同时推出7种货币交割，投资者感到不可思议，因为没有实物交割就意味着赌博。甚至当我将金融期货的种种建议发到联邦委员会时，有议员说，大规模农产品的期货市场不是挺好嘛！
中国的资本市场中，股票市场发展速度遥遥领先，但是利率市场化进展缓慢，利率衍生品难以发展。再加上人民币没有完全自由兑换，在固定汇率条件下，难以产生货币衍生品的需求。金融期货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幸运的是，中国已经在这方面进行尝试，随着中国金融改革和市场体系的建立，金融期货变得活跃是必然的，但是并不一定等到商品期货成熟之后。
《商务周刊》：在前几次访问中国时，您对中国金融期货市场非常乐观。但是，中国证监会相关发言人指出，要特别谨慎地发展中国金融期货市场。似乎与您的乐观预测还有不少差距。
梅拉梅德：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已经从过去封闭的计划经济体系中脱离出来，中国的经济体系将由市场的力量和全球贸易来确定。中国的农业就是受到这一变化影响的例证，一方面农业的保护性关税要降低，另一方面又要允许国外的农业品与本地农业品公平竞争。中国相关人士对于发展农业期货市场采取了非常稳健的政策。
我对于中国金融期货一向非常乐观。因为上海期货交易所在市场风险方面已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又签署的历史性备忘录，将向上海交易所提供更多金融期货方面的专业知识，共同促进金融期货发展。而大连和郑州的期货交易所都会在金融期货业务方面做准备。
中国市场的套期保值、控制风险的活动非常活跃，哪一个市场能够提供安全的清算和结算程序，能够提供最低成本、最高效率的交易，投资者就会流向哪个市场。信息技术与全球化相互作用，促使金融创新和出现更复杂的交易技巧，并最终推动自由有效的金融市场重新划分。
但是，中国期货业确实存在问题，例如，人才不够专业。当时在芝加哥发展金融期货时，我请诺贝尔得主威廉·沃根担任主席，从事研究；而现在中国的专业人才少得很。
中国的期货市场还处于实验阶段，期货市场的风险也是巨大的。与高风险的股票市场相比，因为保证金比例只有股市的1/10左右，因此同样的资金量，股指期市的交易额可以是股市的10倍。这意味着10倍的收益，也意味着10倍的风险。历史上，曾有过英国巴林银行倒闭的惨痛教训。所以，中国决策层对金融期货非常慎重也是正常的事情。
《商务周刊》：那么您认为，中国何时推出金融指数期货较合适呢？
梅拉梅德：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担心一样，全流通市场对于金融指数期货市场环境是最理想的。我个人认为，中国很快将具备推动金融期货的能力。因为中国市场正向国外投资者开放。投资者信心也增加了，这样国债指数，与此前推出的股票、基金指数共同形成金融指数体系，为推出金融指数期货创设条件。
新兴期货市场的风险
《商务周刊》：尽管您一再强调期货市场可以有效化解市场风险，但是交易所告交易所，客户告交易所，交易所告客户，把客户列上黑名单，以及监管机构告客户的现象屡见不鲜。在美国市场解决的方案多数是交易所投入巨资建立监管机构，但这对于现今的中国期货交易所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那么谁应该对期货市场的风险负最终责任呢？
梅拉梅德：过去每次出现金融危机，人们都会将之归咎于期货市场，认为它加大了金融风险。但近期美国几宗公司欺诈市场的案件和会计师事务所做假账的事件出现后，却没有人把责任推给期货市场，这应归功于期货市场在控制风险方面所取得的非凡成绩。期货和期权市场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体系关键的组成部分。或许你认为，被列入黑名单的机构不是少数，但是，市场监管确实是在期货发展中变得完善了，而投机者的违规操作概率已经大大减少。
为了保障交易所的公正性，在几十年历史中，美国甚至没有增加新的交易所。交易所的董事会和专业委员会实现对会员管理。交易所的确有很大的权力，行业监管委员会的某些规定可以由交易所执行。不过，交易所审批相当严格，以保障规范性和权威性。
不管成熟市场还是新兴市场，期货市场的管理应存在三个层次，即政府管理、交易所管理和市场竞争，其重要性依次递增，前两者是有组织的，起抑制作用，第三个是最基本的，也是不可或缺的管理者，是交易所兴旺发达所必需的基础。
中国的期货市场还不太容易做到，因为我听说一个数字，中国市场中，只有不到1%的期货交易是以保值避险为目的，99％以上是以赚取交易差价为目的的投机行为。
《商务周刊》：机构交易者正成为美国期货市场的主体。但是美国的机构交易与中国市场的机构交易是不同的，机构交易会不会增加中国市场的风险呢？
梅拉梅德：欧美市场的期货交易市场以机构交易者为主，以会员的形式参与交易。机构交易者往往寻求较大的持仓量，市场也变得活跃。中国则不同，金融市场容量较小，交易品种单一，市场易被人操纵。
中国三大期货交易所公布前20名会员的成交量和持仓量，主要目的是防止个别会员控制或操纵市场、增加市场透明度等。但这也产生不利的一面，公布交易数据，会员公司之间就容易相互制约。美国市场的会员之间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即使公布交易数据，会员也会采取分仓的办法回避监察。这就涉及问题的实质，中国市场缺乏的监管和处理措施。公布会员信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未来，机构投资者有可能成为期货市场发展前期的主流，就更需要透明的管理。芝加哥交易所并不提供即时交易数据，但是，并不因此影响它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公开的现代市场。
《商务周刊》：那我们又如何化解风险呢？
梅拉梅德：金融期货交易作为高流动的产品，必须是高的交易效率才不会妨碍投资和资本积累。其次，投资者需要正确地利用期货，才可以有效地将现货市场的风险转移到愿意承担风险的人身上。这种转移可以通过套期保值来实现，也可以运用期权工具实现。这些都是交易所的职能，而芝加哥交易所在实现和传播价格信息的能力方面，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供求状况。
中国市场中缺少多层次、多渠道的风险架构，这样风险控制是在一个初级的层次上、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的。这样，市场风险不能逐层、逐级、逐步地释放或分担，那么，风险只能控制在本身。人们通常由此认为，期货市场是产生市场风险的根源。
《商务周刊》：芝加哥交易所发展到今天，仍然面临内幕交易和公司或经纪人欺诈客户问题，对于新兴发展的期货市场，又如何获得会员的信任呢？
梅拉梅德：首先改善市场结构，促进商业和投机业务，并重视对客户的教育。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也曾面临交易量增长缓慢的问题，主要原因是交易所不愿意修改合约条款和交易规则，在投资方面缩手缩脚，新品种推出缓慢。
再者，建立起良好的结算体系，一是考虑独立的结算机构，二是如何发展结算会员。可以先建立结算会员制度，把现有交易所结算银行吸纳成为交易所组织内部的具有法定意义的组成部分，使银行真正起到对经纪公司及客户资金和交易头寸的风险管理作用，并使其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与交易所、经纪公司共同承担对市场资金风险的抵御责任。
《商务周刊》：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化解市场风险方面应扮演何种角色？在中国发展期货市场时，监管体制方面能借鉴美国市场的哪些经验？那么您对中国期货市场又有哪些建议呢？
梅拉梅德：美国期货市场成功的要素是：统一的合同法、统一的会计准则、免费的可靠信息、阐述期货业目的的法律以及有限制而健全的规则、价格波动和商品流动基本不受限制、可靠的交通运输、可靠的结算体系、规范的银行运作。
金融期货是商品期货更为复杂的交易方式，市场风险可能更大，交易的组织者、交易者的素质、基础市场运行的完善程度等都对期权交易是否成功产生影响。因此，提高各个层面的人员素质，提前研究期权运作机制，了解和熟悉期权交易基本交易策略等都十分重要。
● 现在是资本一体化的时代，信息技术和金融衍生产品特别活跃。富国与穷国的差别表现在资本市场的利用效率上。这样，金融创新速度必然超越人们想象
● 任何经济失调的可能性、价值或价格变化的前景，都需要一些工具来限制相关风险，这就是金融期货。在脆弱的金融体制下，金融期货还不足以管理市场风险，而在成熟的市场中则完全相反
● 中国证监会允许外国投资公司在国内期货经纪商行拥有股份，这会极大鼓励中国金融期货市场的发展。不过，单一的产品交易正制约中国期货市场的规模
● 随着中国金融改革和市场体系的建立，金融期货变得活跃是必然的，但是并不一定等到商品期货成熟之后
梅拉梅德的演讲总是面对自己的“崇拜者”，在滔滔不绝的词汇和抑扬顿挫的语调中，布道他的理论——“如果没有投机者，市场将失去生命力。”在很多人看来，列昂·梅拉梅德（Leo Melamed）现在的一大使命，就是向全世界推销金融期货理念，这似乎与他30年前在美国国内所做的一样。
1972年，他创办了国际货币市场——金融领域里的第一个期货市场，并被誉为“金融期货之父”。梅拉梅德也曾在金融创新的道路上遭受挫折，但他坚持说，金融创新不会带来灾难，“汽车行业的新车型不断翻新，因为车祸而停止驾驶显然是荒唐的事儿”。在他看来，投机者们在金融市场的搁浅只是因为没认准方向，金融创新不会因此而变得糟糕。
现在梅拉梅德除了研究金融期货外，还是多种任命的承担者，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宏观政策首席顾问。
金融期货的魅力
《商务周刊》：您在1996年出版传记《逃向未来》时曾经大胆预言，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远未达到极致，未来20年的金融创新速度可能超出人们想象。不过，现实市场中的金融工具的确给市场带来了不少麻烦，例如风险加大，投机现象加重等，您怎么看待人们的忧虑？
梅拉梅德：我的好友格林斯潘在庆祝金融期货推出30周年时表示，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国际货币市场部在发展金融期货市场方面起了关键作用。这些衍生产品大大降低避险成本，扩大了避险范围。金融期货可以在意外发生前，有效地分流风险。
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低迷和金融困境，2000年的经济泡沫过剩，以及华尔街丑闻，这毕竟是短期的意外。随着经济的发展，投资者对金融股的反映会更加积极，而金融系统也更灵活。
我并不是否认金融期货市场存在的问题，但它还是发展了。从1990年到1995年现金合约交易量增加了5倍。1996年到2000年的金融期货交易量增长了几十倍。而至今的金融市场的变化还没有来得及统计。这就说明，金融期货的作用受到绝大多数市场的高度重视，并继续会承担管理风险的职能。
现在是资本一体化的时代，信息技术和金融衍生产品特别活跃。富国与穷国的差别表现在资本市场的利用效率上。这样，金融创新速度必然超越人们想象。
《商务周刊》：您被誉为“金融期货”之父，这个称号真的那么重要吗？在您看来金融期货的历史意义在哪里呢？
梅拉梅德：我非常同意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经理近期在北京金融会议上说的一句话：“公众和国家逐步富裕意味着更加需要金融产品。”而金融期货产生重要性是用我的亲身经历证明的。
1967年，我刚担任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主席时，期货交易以农产品为主。洋葱价格做出了天价，可是农民并没有获益，引起了农民的轰动。当反映到联邦政府时，国会回应道：“滚开，最起码也要关闭这个市场。”显然，单一产品的交易难以维持了。
那时货币成为生意中很热的名词，英国英镑很坚挺，甚至英国国内反对英镑的限制。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当时英国所实施的固定汇率体系是否有效，这对于货币市场是非常敏感的问题。英镑的短期交易是暂时的，如果变成买进远期合约则更合适。这是我将金融产品在期货市场中进行交易的开始。
这种变化是历史性的，因为交易者有选择多种远期合约的可能，大量外币被金融期货扩大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产品线多样化。我们建立了国际货币市场，超越了伦敦期货交易所，也超越了纽约股票交易所。金融期货给投资者以多种合约选择，避免出现“洋葱危机”的可能。人们都认为我创造了金融期货，为期货交易带来了革命。真正的意义是，我把这种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转换成交易机制，并形成一种规则。
可以说，金融期货市场的变化也适用于中国，但中国距离自由市场体系还相差很远。中国证监会允许外国投资公司在国内期货经纪商行拥有股份，这会极大鼓励中国金融期货市场的发展。不过，单一的产品交易正制约中国期货市场的规模。
中国的金融期货时间表
《商务周刊》：金融期货是建立在全流通市场的，可是中国毕竟是刚刚开放的市场，金融创新体制毕竟非常落后，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有推出金融期货的可能？
梅拉梅德：中国正在履行WTO的承诺，这就证明了中国正在摆脱封闭的市场体系。金融期货是在流通的市场中供需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完全有推出金融期货的可能。
当然，中国处于资本市场开放的初期，许多政策限制因素还必须考虑进去。随着经济一体化，信息沟通加速，任何经济失调的可能性、价值或价格变化的前景，都需要一些工具来限制相关风险，这就是金融期货。在脆弱的金融体制下，金融期货还不足以管理市场风险，而在成熟的市场中则完全相反。所以，中国发展完善的金融体系，健全市场规则需要一个过程。
《商务周刊》：芝加哥交易所也经历了从商品期货到金融期货的发展过程。对于中国来说，是不是需要在商品期货成熟之后发展金融期货？
梅拉梅德：不容否认，金融期货的发展经历漫长的过程。金融期货出现以前，似乎只有现实的产品交割才能称之为期货交易。在20年前我同时推出7种货币交割，投资者感到不可思议，因为没有实物交割就意味着赌博。甚至当我将金融期货的种种建议发到联邦委员会时，有议员说，大规模农产品的期货市场不是挺好嘛！
中国的资本市场中，股票市场发展速度遥遥领先，但是利率市场化进展缓慢，利率衍生品难以发展。再加上人民币没有完全自由兑换，在固定汇率条件下，难以产生货币衍生品的需求。金融期货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幸运的是，中国已经在这方面进行尝试，随着中国金融改革和市场体系的建立，金融期货变得活跃是必然的，但是并不一定等到商品期货成熟之后。
《商务周刊》：在前几次访问中国时，您对中国金融期货市场非常乐观。但是，中国证监会相关发言人指出，要特别谨慎地发展中国金融期货市场。似乎与您的乐观预测还有不少差距。
梅拉梅德：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已经从过去封闭的计划经济体系中脱离出来，中国的经济体系将由市场的力量和全球贸易来确定。中国的农业就是受到这一变化影响的例证，一方面农业的保护性关税要降低，另一方面又要允许国外的农业品与本地农业品公平竞争。中国相关人士对于发展农业期货市场采取了非常稳健的政策。
我对于中国金融期货一向非常乐观。因为上海期货交易所在市场风险方面已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又签署的历史性备忘录，将向上海交易所提供更多金融期货方面的专业知识，共同促进金融期货发展。而大连和郑州的期货交易所都会在金融期货业务方面做准备。
中国市场的套期保值、控制风险的活动非常活跃，哪一个市场能够提供安全的清算和结算程序，能够提供最低成本、最高效率的交易，投资者就会流向哪个市场。信息技术与全球化相互作用，促使金融创新和出现更复杂的交易技巧，并最终推动自由有效的金融市场重新划分。
但是，中国期货业确实存在问题，例如，人才不够专业。当时在芝加哥发展金融期货时，我请诺贝尔得主威廉·沃根担任主席，从事研究；而现在中国的专业人才少得很。
中国的期货市场还处于实验阶段，期货市场的风险也是巨大的。与高风险的股票市场相比，因为保证金比例只有股市的1/10左右，因此同样的资金量，股指期市的交易额可以是股市的10倍。这意味着10倍的收益，也意味着10倍的风险。历史上，曾有过英国巴林银行倒闭的惨痛教训。所以，中国决策层对金融期货非常慎重也是正常的事情。
《商务周刊》：那么您认为，中国何时推出金融指数期货较合适呢？
梅拉梅德：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担心一样，全流通市场对于金融指数期货市场环境是最理想的。我个人认为，中国很快将具备推动金融期货的能力。因为中国市场正向国外投资者开放。投资者信心也增加了，这样国债指数，与此前推出的股票、基金指数共同形成金融指数体系，为推出金融指数期货创设条件。
新兴期货市场的风险
《商务周刊》：尽管您一再强调期货市场可以有效化解市场风险，但是交易所告交易所，客户告交易所，交易所告客户，把客户列上黑名单，以及监管机构告客户的现象屡见不鲜。在美国市场解决的方案多数是交易所投入巨资建立监管机构，但这对于现今的中国期货交易所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那么谁应该对期货市场的风险负最终责任呢？
梅拉梅德：过去每次出现金融危机，人们都会将之归咎于期货市场，认为它加大了金融风险。但近期美国几宗公司欺诈市场的案件和会计师事务所做假账的事件出现后，却没有人把责任推给期货市场，这应归功于期货市场在控制风险方面所取得的非凡成绩。期货和期权市场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体系关键的组成部分。或许你认为，被列入黑名单的机构不是少数，但是，市场监管确实是在期货发展中变得完善了，而投机者的违规操作概率已经大大减少。
为了保障交易所的公正性，在几十年历史中，美国甚至没有增加新的交易所。交易所的董事会和专业委员会实现对会员管理。交易所的确有很大的权力，行业监管委员会的某些规定可以由交易所执行。不过，交易所审批相当严格，以保障规范性和权威性。
不管成熟市场还是新兴市场，期货市场的管理应存在三个层次，即政府管理、交易所管理和市场竞争，其重要性依次递增，前两者是有组织的，起抑制作用，第三个是最基本的，也是不可或缺的管理者，是交易所兴旺发达所必需的基础。
中国的期货市场还不太容易做到，因为我听说一个数字，中国市场中，只有不到1%的期货交易是以保值避险为目的，99％以上是以赚取交易差价为目的的投机行为。
《商务周刊》：机构交易者正成为美国期货市场的主体。但是美国的机构交易与中国市场的机构交易是不同的，机构交易会不会增加中国市场的风险呢？
梅拉梅德：欧美市场的期货交易市场以机构交易者为主，以会员的形式参与交易。机构交易者往往寻求较大的持仓量，市场也变得活跃。中国则不同，金融市场容量较小，交易品种单一，市场易被人操纵。
中国三大期货交易所公布前20名会员的成交量和持仓量，主要目的是防止个别会员控制或操纵市场、增加市场透明度等。但这也产生不利的一面，公布交易数据，会员公司之间就容易相互制约。美国市场的会员之间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即使公布交易数据，会员也会采取分仓的办法回避监察。这就涉及问题的实质，中国市场缺乏的监管和处理措施。公布会员信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未来，机构投资者有可能成为期货市场发展前期的主流，就更需要透明的管理。芝加哥交易所并不提供即时交易数据，但是，并不因此影响它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公开的现代市场。
《商务周刊》：那我们又如何化解风险呢？
梅拉梅德：金融期货交易作为高流动的产品，必须是高的交易效率才不会妨碍投资和资本积累。其次，投资者需要正确地利用期货，才可以有效地将现货市场的风险转移到愿意承担风险的人身上。这种转移可以通过套期保值来实现，也可以运用期权工具实现。这些都是交易所的职能，而芝加哥交易所在实现和传播价格信息的能力方面，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供求状况。
中国市场中缺少多层次、多渠道的风险架构，这样风险控制是在一个初级的层次上、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的。这样，市场风险不能逐层、逐级、逐步地释放或分担，那么，风险只能控制在本身。人们通常由此认为，期货市场是产生市场风险的根源。
《商务周刊》：芝加哥交易所发展到今天，仍然面临内幕交易和公司或经纪人欺诈客户问题，对于新兴发展的期货市场，又如何获得会员的信任呢？
梅拉梅德：首先改善市场结构，促进商业和投机业务，并重视对客户的教育。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也曾面临交易量增长缓慢的问题，主要原因是交易所不愿意修改合约条款和交易规则，在投资方面缩手缩脚，新品种推出缓慢。
再者，建立起良好的结算体系，一是考虑独立的结算机构，二是如何发展结算会员。可以先建立结算会员制度，把现有交易所结算银行吸纳成为交易所组织内部的具有法定意义的组成部分，使银行真正起到对经纪公司及客户资金和交易头寸的风险管理作用，并使其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与交易所、经纪公司共同承担对市场资金风险的抵御责任。
《商务周刊》：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化解市场风险方面应扮演何种角色？在中国发展期货市场时，监管体制方面能借鉴美国市场的哪些经验？那么您对中国期货市场又有哪些建议呢？
梅拉梅德：美国期货市场成功的要素是：统一的合同法、统一的会计准则、免费的可靠信息、阐述期货业目的的法律以及有限制而健全的规则、价格波动和商品流动基本不受限制、可靠的交通运输、可靠的结算体系、规范的银行运作。
金融期货是商品期货更为复杂的交易方式，市场风险可能更大，交易的组织者、交易者的素质、基础市场运行的完善程度等都对期权交易是否成功产生影响。因此，提高各个层面的人员素质，提前研究期权运作机制，了解和熟悉期权交易基本交易策略等都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