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是我国近代精神文明的伟大师表。他用他一生的行动撰写了“身教”这本没有字的教科书。
　　
　　“身教重于言教”；身教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教育传统之一；身教是实现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的主要方式之一；身教是徐特立师表风范的标志。在我国近代教育家中，许多人都曾提倡身教，然而公然著文声称自己是“身教主义者”，徐特立堪称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位。
　　
　　“破产读书”自成才
　　
　　徐特立家贫，早年丧母，只读了三年私塾。过继给伯祖母为孙。继而学过佛家禅宗、中医、卜卦算命和堪舆。19岁任蒙馆塾师。同时开始发奋读书。因为读书需要买书，当时买一部《十三经注疏》就得花十五串钱，他一年教书收入才十四串钱。他说：“那时我家里一年可以收入二十石谷，可供家用，而俸金还不够买书。我算了算，准备读书，必须准备破产；大概十年可以读通，十年间也必破产。”这就是他十年破产读书的计划。
　　徐特立开始自学读“八股”，写到第十一篇，高兴之余，又觉得没出路，于是步行八十里路去城里，请教一位名叫陈云峰的举人。陈教他不要读八股，要多读书。半年之后，感到读书还未能入门，就又走八十里去城里请教。这一次陈给他写了一把扇子：“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也。”并告诉他：张之洞的《輶轩语》是读书之门径；《书目问答》是买书之门径。“读此二书，终身受用不尽。”徐特立后来说：“我一生知道读书方法，就得益于这位先生。我读《书经》，读到：‘期三百又六旬又六日成为一年。’注中说是：‘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为一年。一四分日之一’是怎么一回事？我解不下，向一些有学问的先生去问，都回答说不知道，有的回答说：‘好读书不求甚解’。”于是他只能自己去找参考书，可见当时中国科学文化之落后，像徐特立这样勤学好问的人，读书之艰难。
　　边教边学，定量有恒。这是徐特立坚持一生的读书经验的总结。因为他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时间有限只能挤时间学习，所以学习必须有恒心，还要有定量，不能贪多。他在1950年《与小学教师谈自学经验》时写道：“我十九岁就教蒙馆，差不多教了四十年书。日中间总是替学生做事；自己读书，要到晚上八九点钟以后，每日只读两三点钟头的书。平日走路，同晚上睡醒了天没有明的时候，就读书。口袋常带一本表解，我的代数、几何、三角，都是走路时看表解学的；心理学、论理学，都是选出中间的术语，抄成小本子，放在口袋中熟读的。我读中国的旧书，总是常在要紧的地方划线，以便记忆和复习，有时候选出要紧的句子用本子抄。”
　　就这样半教半学，他读了许多古书、还读了旧的地理、历史和数学，从不懂洋字码，只懂珠算，到自学现代高等数学。10年后，1906年到长沙城里教中学，他就可以同时教国文、地理、历史、数学等课程。
　　
　　循循善诱育田汉
　　
　　我国已故著名剧作家田汉是徐特立的得意门生之一。早年田汉家贫，上学住校连蚊帐都买不起，常与同学共睡在一个蚊帐里。徐特立知道后，便立即给他买上蚊帐。田汉好读书，没钱买。徐特立就把自己买书用的“折子”(当时通用的一种折叠式结算凭证，平时只用来记账不付现钱，到结算时才付钱)交给田汉，任其购选自己喜欢的书。
　　


　　当年田汉、黄之冈、张怀等同学常写打油诗贴在窗户上作戏。一次写了这样几句：“特立狂涛骇浪中”，“黄竹村中鸡犬喧”，“宝刀血溅首之龙”。许多同学围上来一看，把徐校长和黄、首二位先生的名字编进打油诗里去了，引得大家嘻笑起来。这使黄、首两位先生十分生气，以戏弄先生，不敬师长为由，要求徐校长严加训处。徐特立劝慰二位先生后，不但不加训斥，反而把大家找来商量：如何办好这窗户报。于是田汉等办了《祖鞭报》，曹伯韩等办了《晚钟报》，张怀等办了《晨钟报》。
　　一时间“窗户报”千姿百态，争奇斗艳，一派“百家争鸣”的气氛。从而使主张取消“窗户报”的黄、首两位先生，也高兴地称赞徐校长办学有方，把学校办活了。
　　徐特立发现田汉对戏剧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当欧阳予倩邀春柳社话剧团，在长沙排演现代话剧时，他就带着田汉等爱好戏剧的学生去观看。田汉后来成长为著名戏剧家，与徐校长当年的循循善诱是分不开的。
　　
　　无微不至教瑾玎
　　
　　熊瑾玎也是徐特立早年学生中，年龄最大的学生之一。早年跟随徐特立办学，继又追随老师参加革命，师生友谊深厚，非比寻常。在老师七十大寿时，他以《我的师表》为题，在《晋绥日报》著文写道：“徐老自己发愤读书，并喜欢帮助别人读书，有朋友或学生向他请教时，他那怕怎样忙碌，还时常挤出时间为人讲解”，说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那是名符其实，不愧“当今一圣人”。“在他老面前受益的人多得很，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老告诉我怎样研究《说文》；怎样了解目录学；我习字给我讲许多碑帖和给我很好的浏阳丁贡纸；我读诗，则赠我一巨册全唐诗一百二十本；我看《资本论》看不懂，他替我提一纲，立一表，我就领略其大概了。”熊瑾玎在给徐特立的信中，谈到写诗时说：“饮水思源，仍不能不归功于你老之善诱，尤其是以百二十本那么巨册的全唐诗抄见赠，促我不能不去涉及诗词。”在延安，他曾多次与徐特立探讨学习方法。每次老师都搬出许多批改和圈点过的书，提出问题提要钩玄，以便共同讨论，联系到当年徐特立每周上课40节的情景，他十分感慨地说：“这种诲人不倦促人向上的精神，老而弥笃，我真不胜其感激涕零了!”
　　
　　步行长征两万里
　　
　　中国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艰难跋涉万水千山，在中国历史上以至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伟大的壮举。徐特立是随军长征中年纪最大的一位，时年已近60岁。他是“长征中的医院”里的一员，“医院”包括儿童、妇女、老头、病员、伤员，还有几十个担架，二三十匹马，几十个药箱子。所以行进缓慢，白天行军，若遇飞机轰炸不易隐蔽，只好黑夜行军，如遇山路、天雨、路狭又滑，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徐特立回忆说：“在过大渡河前两日，经过‘倮倮’区域，一日行一百四十里，天黑下雨，饲养员不走，自己牵马，用一手拿着缰绳及雨伞，另一手拿着一根竹棍，在路上拔来拔去，作黑暗中的响导。经过悬崖，马不前进，用力拉，我就随着马的前足仆下了。伞呢？跌成两块，马上的被毯鞍子均落在地上……”悬崖下河流湍急，涛声震耳，危在瞬间，四顾无人。在危急关头老人沉着镇静，心想“不必着急，前面没有部队阻我，后面也没有人。我把马鞍上了，捆好被毯和被子，再向前进。足足走了 一百四十里”。宿营时，房子小，不能坐，更没法睡，一直站到天明。“饲养员也赶上来了，替我牵马，走了五里，他不愿走，停止了，没办法，他五十，我六十，他比我更弱，让他吧!”于是把马给饲养员骑，继续前进，赶上了部队。在徐特立看来“夜行军不算什么事，天雨，路滑，黑暗，也是经常的，我们成了习惯，可以抵抗一切。妇女儿童也有同样的抵抗力，并不奇怪，算不得什么事。”
　　第一次过雪山，是六月天，过夹金山，“晚上睡在两块石板中间，好像睡在棺材中一样，上面盖上一块蓝布。晚上下雨，蓝布湿了，毯子和衣服还是干的。半夜出发，走到半山上雨雪齐下，披在身上的毛毯全湿了，衣和裤子也全湿了，毫不觉得冷，因为山陡费力多，体温增加。天明已经下到了半山，雪止了，下山也容易了，但湿衣湿毯，感觉寒冷，用跑步前进；到山下时，衣裤完全干了。这一困难渡过后，精神特别愉快”。就这样，在长征中，他的马主要用来驮东西，或给伤员或体弱的同志骑，徐特立主要是走路，他在《六十自传》中写道：“我忘记了我的年纪，在二万五千里行程中，我徒步两万里上下。”
　　
　　居然三访彭德怀
　　
　　1959年庐山会议时，徐特立由于正在东北视察工作，请假未出席，也是由于他1956年已上书中央，辞去了一切职务，故也无须出席。这次会上，彭德怀由于上“万言书”，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首领。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住进北京吴家花园。徐特立一如既往，情义深重如前，竟登门探望这位“反党集团的头子”。正当“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彭老总，看见徐特立来了，惊喜地迎上来，一眼就看出了老人那极富同情又饱含鼓励的目光，遂即报以爽朗的笑声，握住徐老的手。“我是真老了……”徐特立想说什么，彭德怀似乎早已明白，所以不等老人说下去，他就紧接着说：“你看看我种的菜，长得多好!可以带一些回去。那辣椒，是你最喜欢的，你随便挑……”他们以同自己心思毫不相干的对话，表达了彼此高尚而磊落的心声，可谓一切尽在不言中。
　　
　　终身之师“师毛”路
　　
　　毛泽东是徐特立的学生，作为先生向学生学习，徐特立可谓楷模。
　　徐特立六十寿辰时，毛泽东在贺信中，第一句话就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亦即“终身”奉徐特立为师之意。1959年12月9日，徐特立通过《中国青年报》，在给青少年们的回信中说，他只是毛泽东的“一日之师”，“而毛主席则是我终身之师”。毛泽东当年在贺信中，从徐特立在“白色恐怖”下入党谈起，历数了徐特立在各个方面值得他继续学习的师表风范。同样，徐特立亦从受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的启发而入党起，说：“自那以后，我总是向毛主席学习。我学习了毛主席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思想作风，学习了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学习毛主席说的改造思想的重要。直到现在，年纪老了(按：时年已82岁)，我还常常精读毛主席的文章。”他认为“毛主席的理论是从革命实践中得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使徐特立深得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和学习的要领，而终身受益。
　　1946年在与张灵光《漫谈》时说：“要学毛主席思想，首先要有尊重事实，有独立思考的头脑，不然什么也学不到”。他认为，学毛泽东思想就是学思想方法。他之所以有上述认识，是他从学习毛泽东的实践中得到的，并为他尔后的实际言行所一再证实了的。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一边；9月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又明确提出“向苏联人学习”。这是当时新中国内外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许多人认为无疑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却引发了“学苏联”的热潮，在教育领域更是“照搬”苏联经验。徐特立却在这种“照搬苏联”的苗头刚刚出现时，于同年12月在《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一文中，呼吁要完成毛泽东提出的经济和文化的伟大建设任务，“首先要有步骤地整理、继承自己的文化遗产，发扬先人创造文化的伟大精神。其次要学习苏联，必须有方法有目的的学习苏联”，即“我们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和技术的方法”，“要以毛主席学习马、恩、列、斯的革命方法，使它与中国建设的具体条件相结合。”又补充说：“我们不但要学习苏联，而且，要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遗产”。最后又按他一向有批判地吸收的主张写道：“就是我们祖宗遗留下来的遗产，必须加以彻底的清算才吸收之。这样一来才能真正科学化。”这里“首先”、“其次”、“不但要”、“而且要”、“就是”的鲜明层次，所表现的理念，不能不令我们后辈叹服。1950年9月4日，在教育研究室，关于高等教育政策，他又一次强调说：“苏联的教育可供参考……但不可能把外国的东西整套的搬进中国使用”。
　　“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这是徐特立一生治学、教人的“学风”和为人做事处世的准则，然而，他每当提及却总谦称是毛泽东的作风，他是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毛泽东论说“实事求是”，主要是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并指出这“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徐特立则说：“‘实’是客观的物质，‘事’是物质的运动，‘求’是自动自觉的反映，‘是’是辩证的真理。”并强调说：“所以‘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和骨干，是合乎辩证唯物论的真谛。”在这里，徐特立对“实事求是”的解释，并未照毛泽东的原话，而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所体验的认识。不同的是：如果说毛泽东原意只是马列主义的“作风”，那么徐特立却把“实事求是”提到了马列主义的“精髓和骨干”的高度，则是见解独到的。这与30多年后，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这大概也是邓小平当年为《求是》杂志题名的本意吧!
　　时至1967年，徐特立对借“文革”之势“打倒”大批中央领导人十分不满。曾多次给毛泽东打电话，均未如愿，他愤慨地向工作人员说，毛泽东也说过“一个好汉要三个帮，红花还要绿叶扶持嘛!”“马克思还有个恩格斯哩!”于是他亲自写信给毛泽东，亦不见回音。可见，坚持“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是多么不容易。然而徐特立却能始终如一。由此观之，毛泽东说徐特立“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没有说错。他用他的行动证明：“不自以为是”对“实事求是”是多么必要。
　　
　　一部无字教科书
　　
　　“身教”是教育者身体力行，以为受教育者之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教的力量是无穷的。之所以说其力量无穷在于群众群起仿效之中，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说：“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徐特立早年从教就主张：“教师当自慎其言行而以身作则”，“以身示范，以为儿童之表率，最为重要”。因此他一生总是“以身作则”，“以身示范”，时时处处力行身教，以致陆定一(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著文说：“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教科书”：“1927年大革命失败，情况非常严重，许多动摇分子纷纷脱离了党，有些投降了敌人。当时，得到消息，说有一个年已五十的湖南老教育家徐特立，却在这个时候加入了党。”“这种消息，该是多么令人兴奋，多么令人增强对中国民主事业与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信心啊!人民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就这样对全党同志上了第一课”，“徐老给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他的入党。这本没有字的教科书，比什么教科书都好，也比什么教科书都重要。”
　　曾三说：“够学一辈子的”；
　　陶承说：“学一百年还不够”；
　　作家柯兰说：“没有哪一样不是我们这一辈所应遵循的典范”；
　　女作家丁玲著文称徐老是她“平生第一良师”；
　　参加过长征的陈靖将军说：湘江战役，红军损失惨重，使得一些领导者和许多指战员情绪十分消沉。当时徐老抖擞精神，振臂高呼慷慨陈词，使指战员们深受鼓舞，顿时人人精神振奋，勇往直前!
　　正像朱德在祝徐特立六十寿辰的信中所说：“我所见到你的革命精神与行动，真是可钦佩的，尤其是你的耐劳忍苦，”“更兴奋了红色指战员及一般的同志，就是那些悲观失望，想掉队落伍的人们，想起我们徐老头的样子，也就起来跑了。”这就是孔子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这就是没有字的教科书。这本没有字的教科书的开篇与终结贯穿一生的就是“身教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