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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意大利作为传统的天主教国家，经过19世纪40年代兴起的复兴运动后实现了民族国家的统一。本文以加里波第的政治、文学活动为切入点，对国家认同中的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的关系进行分析。
关键词：复兴运动；民族认同
一、复兴运动后意大利的民族认同构建
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曾就意大利的民族认同难以实现做出如下论断，“试图创建民族-大众的集体意志的尝试所以不断失败，其原因要从由于地方自治行政区资产阶级解体而产生的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存在中去寻找，要从另外一些反应意大利国际职能（即作为教廷所在地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传承人）的社会集团的特殊性质中去寻找。”换言之，民族主义者将意大利视为神圣罗马帝国至少在文化上的当然传承者，而几乎全民皆为天主教徒的意大利民族则同时又视普世的宗教文化为民族文化不可切割的一部分。二者在亚平宁半岛的长期共存，导致意大利长久以来难以诞生强有力的中央王朝去实现政治版图的统一。直到1861年，意大利王国成立，撒丁王国的伊曼努尔二世成为意大利国王。9年后，意大利军队开入罗马，结束了千余年的教皇世俗统治。意大利半岛曾经只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口中的“纯粹的地理概念”，终于结束了自476年西罗马帝国覆灭后的分裂局面，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兴起于19世纪40年代的意大利复兴运动也随之完成了阶段性的使命。然而复兴运动后的意大利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仍然十分薄弱，“意大利已经造就了，现在要造就的是意大利人”，[1]马西莫·达泽里奥（Massimo D’azeglio，1849-1852年曾任撒丁王国首相）道出了复兴运动精英们的忧虑。军事和外交实现政治统一，而民族的真正统一则还需要笔和书来完成，换言之，政治上的斗争从国际外交与国内战场上，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民族认同构建上。
二、加里波第、加富尔视角下的宗教认同
1869年，加里波第创作了文学作品《志愿兵坎多尼》，其中他塑造了英勇无畏、具有牺牲精神的志愿兵形象，这是他认可的 “意大利的新一代”应效仿的模范。在该书的序言中，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教士阶层的恨，表示，“我是怀着对恶的仇恨写作的，这种恶摧残着我们的社会，那些人自称是上帝和国王的代理人的人，他们就是这种恶的代表。”[2]书中的神职人员则无一不是滥用权力的无耻之徒，对教会的传统教育，加里波第更是表示了激烈的抨击，“别让你的孩子接受教士的教育，否则他们将无法成长为强壮、勇敢、向善、诚实的人，而会被教育成恶毒、虚伪和满口谎言的人”。[3]作为激烈的共和主义者，加里波第将国民劣根性主要归因于长久以来的外国势力的统治以及天主教会的愚民教育。
而同为复兴运动三杰的王国首相加富尔提出“自由国家、自由教会”的政策，就是认识到反对教会的世俗权力、抨击教会是阻挠国家统一的反动势力，并不必然意味着反对宗教本身，而要将宗教纳入民族统一的整体方案中，与加里波第相比，加富尔所体现的政治思维带有更多的“顶层设计”的印记。1861年，意大利王国成立，教皇的领地仅限于罗马及其周边，最终实现意大利的领土统一，并将罗马作为意大利这个国家的首都只是时间问题，这一年加富尔在王国议会发表演说称，“罗马问题不仅仅对意大利是至关重要的，更会影响到世界上所有2亿天主教徒。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有着政治影响，在道德与宗教领域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创造了这个国家的一代人，还肩负使命要实现教皇与世俗政府之间、宗教精神与伟大的自由原则之间和解。”
三、宗教认同应服务于民族认同
加里波第的立场相比于同时代的精英是激烈甚至偏激的，以加富尔为代表的更多的主流政治精英意识到，宗教文化已经成为意大利国民性的一部分，宗教认同本身和民族认同不能完全割裂开来，对待教廷的政策不能全然否定，而是要加以利用，使之服务于国民对于新生的民族国家的认同。民族是民族认同的客体，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的稳定的共同体。”而作为几乎全体意大利人的共同信仰的天主教文化则是构成民族认同的基础要素，作为宗教认同的客体的信徒群体与民族国家的公民基本上是完全重合的，换言之，意大利民族的宗教认同本身，为民族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提供了养分。米勒认为，“每个人绝大部分的私人认同，都源自我们所属的团体。
四、结论
构建新生国家的民族认同，要处理好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关系。民族认同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民族认同的排他性，也就是说，民族国家一旦形成，其成员对自身民族的认同就先天包括对其他民族的不归属感或者不认同感，而另一面，则是在民族内部，成员彼此的基于同质性的认同。对于意大利民族而言，宗教文化本身构成了民族成员同质性的主要来源。复兴运动实现了意大利的政治统一，然而国民的民族认同教育并没有随着国家统一而结束，其构建伴随着意大利作为后起民族国家政教分离全过程，而宗教认同作为意大利国内不同政治派别、社会阶层实现内部认同、加强民族内部凝聚力的最大公约数，换言之政教分离不是政教对立，是民族认同的有机组成部分。1870年后，意大利实现政教分离最终还要通过漫长的政治进化与社会运动实现政教和解，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随着意大利政府与梵蒂冈教廷通过《拉特兰条约》的签署，实现政教的和解才算告一段落。
注释：
[1]Massimo Taparelli D’Azeglio，in I miei ricordi， Firenze， Barbera， 1891， p. 5.
[2]Giuseppe Garibaldi， Cantoni il Volontario，prefazione， Milan：Enrico， Politti， 1870.
[3]Giuseppe Garibaldi， Cantoni il Volontario， Milan：Enrico， Politti， 1870，Capitolo，XXXIII.
关键词：复兴运动；民族认同
一、复兴运动后意大利的民族认同构建
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曾就意大利的民族认同难以实现做出如下论断，“试图创建民族-大众的集体意志的尝试所以不断失败，其原因要从由于地方自治行政区资产阶级解体而产生的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存在中去寻找，要从另外一些反应意大利国际职能（即作为教廷所在地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传承人）的社会集团的特殊性质中去寻找。”换言之，民族主义者将意大利视为神圣罗马帝国至少在文化上的当然传承者，而几乎全民皆为天主教徒的意大利民族则同时又视普世的宗教文化为民族文化不可切割的一部分。二者在亚平宁半岛的长期共存，导致意大利长久以来难以诞生强有力的中央王朝去实现政治版图的统一。直到1861年，意大利王国成立，撒丁王国的伊曼努尔二世成为意大利国王。9年后，意大利军队开入罗马，结束了千余年的教皇世俗统治。意大利半岛曾经只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口中的“纯粹的地理概念”，终于结束了自476年西罗马帝国覆灭后的分裂局面，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兴起于19世纪40年代的意大利复兴运动也随之完成了阶段性的使命。然而复兴运动后的意大利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仍然十分薄弱，“意大利已经造就了，现在要造就的是意大利人”，[1]马西莫·达泽里奥（Massimo D’azeglio，1849-1852年曾任撒丁王国首相）道出了复兴运动精英们的忧虑。军事和外交实现政治统一，而民族的真正统一则还需要笔和书来完成，换言之，政治上的斗争从国际外交与国内战场上，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民族认同构建上。
二、加里波第、加富尔视角下的宗教认同
1869年，加里波第创作了文学作品《志愿兵坎多尼》，其中他塑造了英勇无畏、具有牺牲精神的志愿兵形象，这是他认可的 “意大利的新一代”应效仿的模范。在该书的序言中，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教士阶层的恨，表示，“我是怀着对恶的仇恨写作的，这种恶摧残着我们的社会，那些人自称是上帝和国王的代理人的人，他们就是这种恶的代表。”[2]书中的神职人员则无一不是滥用权力的无耻之徒，对教会的传统教育，加里波第更是表示了激烈的抨击，“别让你的孩子接受教士的教育，否则他们将无法成长为强壮、勇敢、向善、诚实的人，而会被教育成恶毒、虚伪和满口谎言的人”。[3]作为激烈的共和主义者，加里波第将国民劣根性主要归因于长久以来的外国势力的统治以及天主教会的愚民教育。
而同为复兴运动三杰的王国首相加富尔提出“自由国家、自由教会”的政策，就是认识到反对教会的世俗权力、抨击教会是阻挠国家统一的反动势力，并不必然意味着反对宗教本身，而要将宗教纳入民族统一的整体方案中，与加里波第相比，加富尔所体现的政治思维带有更多的“顶层设计”的印记。1861年，意大利王国成立，教皇的领地仅限于罗马及其周边，最终实现意大利的领土统一，并将罗马作为意大利这个国家的首都只是时间问题，这一年加富尔在王国议会发表演说称，“罗马问题不仅仅对意大利是至关重要的，更会影响到世界上所有2亿天主教徒。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有着政治影响，在道德与宗教领域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创造了这个国家的一代人，还肩负使命要实现教皇与世俗政府之间、宗教精神与伟大的自由原则之间和解。”
三、宗教认同应服务于民族认同
加里波第的立场相比于同时代的精英是激烈甚至偏激的，以加富尔为代表的更多的主流政治精英意识到，宗教文化已经成为意大利国民性的一部分，宗教认同本身和民族认同不能完全割裂开来，对待教廷的政策不能全然否定，而是要加以利用，使之服务于国民对于新生的民族国家的认同。民族是民族认同的客体，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的稳定的共同体。”而作为几乎全体意大利人的共同信仰的天主教文化则是构成民族认同的基础要素，作为宗教认同的客体的信徒群体与民族国家的公民基本上是完全重合的，换言之，意大利民族的宗教认同本身，为民族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提供了养分。米勒认为，“每个人绝大部分的私人认同，都源自我们所属的团体。
四、结论
构建新生国家的民族认同，要处理好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关系。民族认同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民族认同的排他性，也就是说，民族国家一旦形成，其成员对自身民族的认同就先天包括对其他民族的不归属感或者不认同感，而另一面，则是在民族内部，成员彼此的基于同质性的认同。对于意大利民族而言，宗教文化本身构成了民族成员同质性的主要来源。复兴运动实现了意大利的政治统一，然而国民的民族认同教育并没有随着国家统一而结束，其构建伴随着意大利作为后起民族国家政教分离全过程，而宗教认同作为意大利国内不同政治派别、社会阶层实现内部认同、加强民族内部凝聚力的最大公约数，换言之政教分离不是政教对立，是民族认同的有机组成部分。1870年后，意大利实现政教分离最终还要通过漫长的政治进化与社会运动实现政教和解，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随着意大利政府与梵蒂冈教廷通过《拉特兰条约》的签署，实现政教的和解才算告一段落。
注释：
[1]Massimo Taparelli D’Azeglio，in I miei ricordi， Firenze， Barbera， 1891， p. 5.
[2]Giuseppe Garibaldi， Cantoni il Volontario，prefazione， Milan：Enrico， Politti， 1870.
[3]Giuseppe Garibaldi， Cantoni il Volontario， Milan：Enrico， Politti， 1870，Capitolo，XXX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