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的东方，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梦——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在120年前，一场令世界震惊的战争，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另外一个国家的命运，更加改变了世界的命运。这是一场怎样的战争？为什么一场只有两个主要国家参加的战争，却改变了世界的命运？
　　在全中国都在隆重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摄制，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和海军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联合承制的六集历史纪录片《北洋海军兴亡史》，就将这样一场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改变了亚洲命运、改变了世界命运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以全新的视角，站在国家海洋战略的高度上，进行了深入地解读。
　　从中国近代历史的角度来看，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在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生死较量。在这场对决中，中日两个国家刚刚建立的两支海军，在战场上的直接交手则是两国近代化成果一次最直接、最残酷的比较。而在这较量之中，结局早就因为清政府在海洋意识上的严重缺陷而注定。
　　将历史的时钟拨回到两个甲子之前的1894年，那个时候，统治着广袤的华夏大地的清王朝，手中拥有一支号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强大舰队——北洋海军。然而，历史的走向却和炎黄子孙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这样一支强大到令西方震惊的舰队，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被新兴崛起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彻底击溃。
　　丁汝昌殉国、邓世昌殉国、刘步蟾殉国、林泰曾殉国、林永升殉国……一个个鲜活的名字，永远留在了那片他们魂牵梦萦、为之奋斗一生的蔚蓝色的大海中。
　　甲午一役，已经远远和世界脱节的清帝国，无论是在陆战场上，还是在海战场上，其失败早已成定局。中日正式开战前，在有关朝鲜的问题上，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就利用《国际法》的相关准则，彻底断绝了清政府出兵援助朝鲜的希望。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在此后的正式交手中，日本就彻底展现出了他们在历经了西化过程之后的蜕变，用西方最先进的“海权”意识，让自己的炮弹，肆无忌惮地落在中国人的心尖。
　　其实，这不是北洋海军仅凭一己之力便能力挽狂澜的颓势。让我们再将历史的时钟回拨一些。
　　公元1870年，大清王朝的“洋务运动”，已经进行到了第10个年头。而此时的日本，刚刚完成了“明治维新”，暂时结束了动荡的社会局面。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年轻”的政权，就是这样一个刚刚成立不久的日本明治政府，就在东京的筑地开设了海军军官学院——“海军操练所”。而这里，就是著名的江田岛海军学校的前身。在这里，日本聘请了以后来成为北美舰队上将司令官的道格拉斯少校为首的34名英国教官来校任教。任教期间，道格拉斯给这些后来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作为骨干的军官建立起的最重要的信条就是“大英帝国的辉煌是以英国海军力量基础建立的”。作为和英国同样是海洋国家的日本，海洋是其最根本的生命线所在。因此，英国人对于“海权”的理解，在被传入日本之后，很快便成为这个岛国的社会基本信条之一，也成为日本海军、乃至整个日本军队建军的根本思想。而这个时候，影响后来世界最伟大的学说之一的“海权论”，却依旧还在其理论创造者——阿尔弗雷德·马汉尚不清晰的思路中。直到几年之后，马汉才在他正式出版的《海权论》一书中，将这样的思想整理成为完整的体系理论。在“海权思想”的指导下，日本把海军建设的目标定位在争夺制海权上，因此将“联合舰队”建成了一支快速机动的进攻型舰队。
　　与此同时，泱泱华夏大国，虽然同日本一样被西洋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国门，但是这样一个传统的陆地农业大国，却浑然不知何为“海洋”，何谓“海权”。尽管有识之士提出了各种富国强兵的道路和方式，但是在近代海洋意识上，我们却集体迷失在了对“坚船利炮”的盲目迷信上。这种“迷信”，导致北洋海军在创建之后，虽然购进了重型铁甲舰，但是却丧失了在近代制海权争夺中极为重要的机动作战的能力，从而为甲午海战的失利埋下了祸根。
　　基于不同的根本性理念，中日双方在后来的战争中所采取的决策也大相径庭。
　　甲午战事尚未发端，日本就已经将制海权的争夺，定为其后对清王朝作战的根本要素。在日本御前会议的办公桌上，基于对制海权争夺的三种对清作战策略，成为了明治天皇念念不忘的事情：
　　如果日本在海战中能够大胜于清军，那么在黄海制海权被日本牢牢掌控的情况下，日本陆军就会长驱直入，进抵清王朝的统治中枢——北京城；
　　如果在海战之中，日本与清王朝胜未决负，则日本陆军将固守平壤一线，海军联合舰队将紧紧围绕保障日本对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为首要任务，从事对陆军增援部队的运输工作；
　　如果在即将展开的海军大对决中，日本联合舰队被清朝的北洋海军击败，日本海军则基本丧失制海权，日本陆军则全部撤离朝鲜，海军守卫沿海。
　　而在这三项预案中，无论身居何职，日本政府、军队中的全体成员，全都在以争取实现第一项为基本战略方针。
　　在这样的方针政策指导之下，日本人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拼尽全国之力，在其后的甲午海战中，将清王朝手中那支强劲的北洋海军一举击败。而日本陆军也按照第一预定计划，从陆路进逼清王朝的京畿之地，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回到中国国内，我们却惊讶地发现，当时清政府对海洋的关注仍停留在海防上，也就是只把海洋作为威胁的来源，而没有认识到掌握海洋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只重海防、不思进取的清政府的眼光被局限在了自己的海岸线上。于是，作为岸防基础的则是炮台而不是舰队，就连海防派的首领李鸿章也没有突破这一观念上的限制，他把大量军费用在了筑造炮台和购买克虏伯大炮上。然而，当甲午战争的硝烟弥散在华夏大地上的时候，这些炮台在灵活机动的日本海陆军面前几乎毫无作用，最终被各个击破。正是观念上的陈旧造成大清王朝徒有“亚洲第一舰队”，却无法赢得制海权，从而在战争中被动挨打。
　　历史走过了两个甲子，甲午战争的风云硝烟也已在黄海的上空散尽。然而，因为北洋海军的溃败和甲午战争的失利，而留给中华民族的伤痛，却永远被烙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而更应该值得我们这个传统的内陆农业大国警醒和铭记的，则是带来这一沉重苦难的历史教训的根源所在——海洋意识的淡薄，海权意识的匮乏。
　　120年，又逢甲午。在“十八大”报告中，中国已经提出了“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国家海洋战略。而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就必须在全民族中建立强劲的海权意识，将海洋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根本，将海洋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石。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大型纪录片《北洋海军兴亡史》的推出，不仅仅是在纪念一次中华民族不应忘却的失败的战争，更是为中国走向海洋、走向深蓝，从历史的角度，做了一次全新的注脚。
　　120年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而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海洋意识，则还亟需进一步提升。只有全民族都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海洋问题的重要性，才能让中国在今后的发展中迈出更加坚定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