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到七十岁左右，接踵而来的好消息是不多的。你看，先是我一个四弟的爱人透析，要换透析网然后要住院，然后四弟要住院，然后三弟的弟妹，也得了尿毒症，每个星期透析三次。然后呢，我一个佳木斯的表哥去世了，留下的四十四歲孩子前几天也生病去世了，家里，就剩一个表嫂。我的老哥也七十五六岁了，七十五六岁的人，他没有身份证。没有身份证的话，从精神病院住院要转出去，转到内科医院看病是很难的，但你要办身份证，比看病更难！要求本人必须回哈尔滨。可是，他已然没有身份证，出不了远门，买不了飞机票，买不了火车票，雇不到出租车司机带着一个又是哮喘、又是70多岁、又是精神不好的人上高速，从天暖的地方往北方那种冰天雪地的地方走，而且医院的急救车也要他的身份证……总之，雇一辆车载着一个没身份证的人，到哪儿都不行，中途即使住一个小店休息一下恐怕都不行。我们的制度是不能变的，至于怎么样回来，那，是您的事。这个情况下，我给省里、市里公安部门的领导打电话说明情况，请教他们如何解决。你看，领导就是领导，觉得这个特事就应该特办，后来，事情就很好地解决了。
　　我的哥哥，我刚上初中，也就是16岁，他比我大几岁，22岁，正在上大学。从那个时候起，他患精神病到现在，我还陪着他，挣的钱基本上都在他身上，我到现在退休金也用在他住院。原来的起候，我还觉得我负担得起，别人说要办什么低保啊双险啊，我说不用，我这个弟弟还负担得起。但现在，医保后负担不起了，住院费从原来的六、七千一个月涨到一万多，怎么越医改，越花钱多了呢？其实对别人无所谓，别人反正是医保嘛，后来才知道，他原来走的那个系统，医生和护士的待遇也比以前提高了不少，很多服务都要收钱，也不难理解。
　　我是带着满脑子的这些事情，来到我们中国散文年会的空间，谈美好的散文。
　　散文从本质上，应该是有温度的一种文体。不知是台湾的还是香港的一位散文家，在评鲍尔吉·原野兄的散文时，评论他的散文，是玉散文。这个评价很高，人家也没说什么，就说“玉”嘛。散文应该有玉性的，玉，你看着是实质的，但它又是圆润的，你握在手里时候，它会和你体温会互相作用。所以人们经常说，一块玉戴了多长时间玉会怎么样。我觉得，散文和人的关系，可能就是带有玉性。仔细琢磨，玉带有哪些品质，散文差不多带有那些品质。散文可能是忧郁的，可能是悲伤的，也可能是深刻的，甚至还可能是尖锐的，连尖锐也都是带有一定温度的尖锐。这是我理解的散文，也可能是人们需要读散文的原因。人们不管在什么时候，总要读到一些有温度的文字，这和小说是不一样的。我们读一篇小说，说要像凤头像肚豹尾，豹尾就是指收尾要很利落，可能还带有美感，一种震撼感，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刺疼感。但是，散文这种文体，可能是相对应小说恰恰是要抚慰人们的情怀的。当然我也想到，我们的散文也要重视文字，就是修辞方面，我觉得一篇好散文，在修辞方面也一定是一流的。最近几期《读者》转载的一位女散文家，叫李娟。我不认识她，新疆的，她写母亲，写她的外婆，写她家租的一大片向日葵地，还写他们家的狗，从内容上看，这几篇都有相重叠的部分。实际上吸引我的是她的文字，那种特殊的女性表述的文字。比方说她谈到她的外婆，说外婆年纪也大了，还在新疆那么远的地方，他就是说她离外婆很远，就说“我离外婆很远，比死亡离她还远”，我觉得这个比喻，至少这种修辞给了我新奇感。老实说，我没有理解这个句式，作为一个老人我觉得死亡是离她很近的，我经常觉得，我们都很从容地向死亡走去。但，她怎么会写这个死亡离她的外婆很远？我没理解，但是我注意她的行文非常有特点，有些非常细腻的比喻，我觉得散文其实在某一点上，人们在读它的时候，潜意识里都有一种对它的要求。而我们对小说没有这样的要求，尤其是对长篇小说，有时候还是看它的容量，看它的结构方式，一部长篇小说几十万字从头到尾他的文字都有特点，也很难说，但是散文四五千字，修辞应该是比较重要。
　　差不多是二十五年前，我读过鲍尔吉·原野的一篇散文，是在《读者》上读到的，就说一个青年躺在地上看到一条毛虫从脸旁边爬过，像一列金色的列车。你看，一个好的细节就是让人印象深刻。我记了二十多年，因为我小时候也看到过那种毛虫，那种金色的毛茸茸的毛虫，然后它爬过来……我是很怕毛虫的，经鲍尔吉·原野形容了一下，非常可爱，毛虫也确实一截一截的，像一列列车开过去。当然，我也不会觉得你这种形容我以后就不怕毛虫了，我肯定还是非常的不喜欢，但是这个形容很特别。
　　一个写作者，最后都是为了写他人而存在，他不一定是为了反复写我自己告诉别人来看。我们的任务就是写别人，而不是写自己。
　　我一直在写别人，我写父亲、母亲时也还是想到“这是我们一代人中相当多的父亲和母亲”，包括我写老师。但是我对自己又非常不满意，有的时候，不满意到了极点，甚至到了沮丧的程度。我写的多数散文都是回头看，写过去，二十岁经历的事，三十岁经历的事，四十岁经历的事，总之，你的散文是过去式的散文——这是我对自己非常不满意的方面。而我写《小垃圾女》、《看自行车的女人》，写在西去的列车上，那些去打工的人，写三平方米的金融海啸，写家门口摆废品摊的人，恰恰是这些作品，它没得奖，但是我对自己满意，我的目光是往当下看的。
　　我有时候走在马路上，走在街区上，看一处一处的小门面，那些主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就存在在那儿，他们自己不会写，他们等待着别人有一种机缘和他们认识了，让他们开口，可是他们没有机缘。一个人向你开口，向你倾诉，就是你创作的机缘，就像谈恋爱一样，你觉得它是那么值得写。我有时候事情多，知道这些人和事就存在在我们的周围，可是像我这样的人没有把他了解，把他写出来。比如，我看中央电视台撒贝宁主持的《挑战不可能》、《中国民歌大赛》这些节目里，有些人出场，年轻的工人，或者是年轻的歌者，听他们讲的他们的人生的时候，每个人的人生就是一篇散文的素材。甚至，我们好多的散文作家还未必能呈现那么一种人生经历。我在想，撒贝宁怎么把这样的人挖掘到演出现场？这样的人怎么跟我们没有缘分呢？我甚至想给撒贝宁写信，说要不然你把你的名单给我，我打算一个一个接触他们，后来我想，这便没了意思，因为，这就不叫散文了，这就叫采访，这就叫报告文学，当采访和报告文学的形式的时候，它跟散文那种突然坐在一个车厢里怎么样接触，怎么样不经意间人家跟你谈的什么话，突然你走在一个什么路上，碰到的一种什么什么情况，是不一样的。那究竟怎么样才能从生活中取得这些宝贵的素材呢？我相信朋友们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比我和韩静霆、王宗仁老师、原野的机会多，我们接触的朋友圈几乎是固定的了，我们不太出去远足了。建议大家就是，当你有那么充分的接触到身边条件的时候，就要留意身边的人。这是一个视觉为主的时代，但我们写散文的人，要有特殊的耳朵，和特殊的眼睛，经过别人把生活中有意思的和有意义的事情搜集过来，那么，可能对我们散文可持续的写作会有好处。 　　从文化上来看，我把这个世界分成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像中国美国韩国，包括印度，這些国家呈现出一种叫做文艺形态的饱和，实际上已经饱和。而中国，仅北京就有六千多家将近七千家影视公司，每年生产的电视剧将近三万集，今年的话。可能是七百多部电影，将来还要多，早已经饱和。同时，我们又看到了不是一种文艺高层级的饱和，什么电影啊，电视连续剧啊，这不是一种高层级的饱和，是一种在底层级的饱和和过剩，吸纳了一大部分人来置身于这样一种文艺形态。还有一些国家，比如说比利时，巴西，比利时这个国家很奇怪，人口不见得少，国土面积比较少，使他的每平方公里人口的密集度是世界前几位的，这使这个国家的人非常爱热闹，他们聚在一起总会有寻欢作乐的那种民族风。巴西也会有，但是我们在考察这两个国家的寻欢作乐的品相的时候，发现都不俗，最多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巴西的每年的狂欢舞，但是那是呈现一种火热的生命力，那里没有俗气，也没有痞气，许多国家的文化里没有痞气。而反观一下，中国的当代文化里有痞气，它虽然很聪明，虽然很智慧，你总感觉那里有痞气，就是我们的智慧和西方所讲的幽默还不是一个概念。
　　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些国家不同了：奥地利、瑞典、瑞士、挪威，还有一些小国家，发展很好，像奥地利这个国家，几百万人口，竟然诞生出了18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尤其是奥地利，他们到现在还居然星期六、星期日全家出动，不管是普通的平民还是较富裕的人，看歌剧，听纯粹意大利美声唱法的歌剧，旅游，读书，在全世界有多少人听这种歌剧。奥地利没有马云那样的人物，也没有像大连的那位房地产商，他们都是祖传下来的贵族，说富也不见得富到什么程度，穷也不见得穷到什么程度，在这样的国家里面，没有那么多喜欢写作的人，却有很多读书的人，有很多读书会，社区里、五六个人就有一个读书会，而且一读，还可以读到莎士比亚去。当我们接触这些国家的人的时候，人类在进化当中都产生了区别，你会发现，那些人在任何方面跟我们已经不一样。他要求欣赏的愿望，远远高于他要娱乐的这种愿望。我们在想，一个人怎么可以不娱乐呢？怎么可以没有思想，没有艺术性呢？我们的手机里，到处都会给你提供乐子，你看这个有多少点击率，那个有多少点击率。国外没这个，人家看中国人很奇怪：他们为什么吃饱了就要去眼睛瞪大了去找乐子呢？
　　当然，我们看他们也会很奇怪：他们怎么穿上西装制服就去听歌剧啦？那，有什么可听的呢？
　　亲爱的同志们，咱们作家在十几亿人口中，可能是不被我刚才说的那个娱乐层级文化的泡沫所包围的人，因为你想写一篇散文，你想获奖，你想写短篇小说，你就没那么大精力，眼睛总去寻找那些乐子，因此，我们就跟他们会有了一点区别。而这个区别，我个人觉得是好事，甚至对我们的下一代也是好事，使我们的下一代不会变成吃货加玩族的那么一个人。
　　（本文根据梁晓声于2017年12月9日上午，在2017年度中国散文年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而成，本刊有修改，标题为编者所起。）
　　责任编辑：曹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