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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敦煌学与敦煌文化；敦煌学史；柴剑虹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8)02-0104-04
柴剑虹先生的《敦煌学与敦煌文化》一书，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7年4月出版。全书除代自序外共收文47篇，约25万字。
本书除收入作者擅长的敦煌文学研究外，我认为最值得重视的是有关敦煌学术史的内容。
作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的敦煌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已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其本身的学术史研究尚比较薄弱。如作为一门学科的敦煌学，其出现的时间和过程就有争议。作者认为：外国探险家劫掠了大量的敦煌文物，“其实这拿走是一个问题，而他们对这些文物和文物价值的认识促使敦煌学这门学问在世界上形成是更重要的问题。”(《敦煌学与敦煌文化》第1页。以下凡引自本书的只注明页码)因为敦煌学能够形成一门新学问的重要性条件之一，就是“把敦煌文献拿出去的那些外国学者，他们以新的视角看待这些材料，用新的方法研究了这些材料”，即他们用了“现代化的摄影和测绘工具，用了绘图等方法，这跟我们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不太一样。更何况他们从这些文献里所发现的不仅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遗产”。正是有了这种认识，作者才提出：“敦煌学是随着藏经洞文物的发现和流散而形成的一门国际性和综合性的学问。”(第2—3页)
敦煌学是否是一门学科?一直存在争论。笔者曾在1988年发表过《试论敦煌学及其研究对象》一文(《社会科学(甘肃)》1988年第5期)，后来又在《敦煌学述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敦煌学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中有所论述：“所谓敦煌学，就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但敦煌学界的一些学者并不认同“敦煌学”这一称谓，或称为敦煌研究，如敦煌研究院的刊物就是《敦煌研究》；或称为敦煌文献或敦煌文书研究，如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五辑《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及《二编》、厦门大学韩国磐教授主编的《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等，都不称“敦煌学”，而是称敦煌文献或敦煌文书研究。这实际上就是表明作为敦煌文献研究重镇的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都不将敦煌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看待，而是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历史研究的一个专题。这种状况，以周一良先生发表的文章作为代表。1983年，周先生在为王重民先生的《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作序时说：“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为确切，更具有科学性吧。”1985年，周一良先生又撰有《何谓“敦煌学”》(《文史知识》985年第10期)一文，更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从根本上讲，‘敦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近二十年来，敦煌学界基本上就是在各自的治学范围内从事敦煌历史文献和艺术文物的研究，而很少涉及敦煌学的学科体系建设。2001年，荣新江教授在《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中又重申了周先生的意见，指出“周先生的看法极有见地，‘敦煌学’的确是一门不成系统的学问。”
在新的世纪，敦煌学已有了百年的历程，敦煌学各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柴剑虹先生又重提这一话题，继续对敦煌学的学科体系进行探讨，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柴剑虹先生指出，“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由于条件尚不成熟，研究敦煌学史与构建敦煌学学科理论，都提不上议事日程，因此，敦煌学究竟能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立，一直受到质疑。”(第269页)如敦煌学的有些专家认为“敦煌学”的提法不科学，或可称为“敦煌文献学”。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专家是从研究文献的角度去界定敦煌学这个概念的。但如果扩展敦煌学的范围，则“文献学”这个定义就明显不对了。因此作者指出：“我认为敦煌学不是一个个别的零散的杂乱无章的杂学，它是内容丰富的有完整的内在体系的一门独立的学问。它不是囿于一时一地的静止狭隘的保守的东西，而是流动的开放的革新的文化财宝。”(第8页)“从本质上来讲，敦煌学是中西古今交汇之学，是多种学科相辅相成之学，也是特殊的地域文化与主流文化相辉相映之学。”(第201页)
我们研究敦煌学，也不能就“敦煌”谈敦煌，而要跳出“敦煌”，将“敦煌”置于中国古代乃至世界的大文化中。以前有一种狭窄的认识，好像敦煌学就是研究敦煌当地的东西，其实并不是那样。因为敦煌是丝绸之路的一个咽喉，但“我们不能光研究这咽喉，而不研究敦煌通往的其他地方。如果不研究，这个咽喉的地位、作用也就搞不清楚了”。因此作者提出，所谓敦煌学，对外国学者来说，它属于“汉学”范畴，是中国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中国学者来说，它又是带有鲜明的中外文化交汇内容的一门新的国学，即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学(第3—4页)。
至于敦煌学界对作为一门学科的敦煌学，到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是因为我们现在对敦煌学的理论缺乏系统建构。一门学问最终的确立要有自己的理论框架，这些年由于我们所发现的敦煌文献实在太丰富了，所以各人研究各人的，研究文学的研究文学、研究宗教的研究宗教、研究经济的研究经济、研究军事的研究军事，都搞自己某个学术领域里的东西。”(第8页)因此，当敦煌学已历经百年，各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的现在，我们更应该在建立敦煌学的学科体系上下大力气。
一门学科的学术史离不开从事研究的学者。本书所涉及的学者有王国维、王重民、刘修业、季羡林、潘重规、饶宗颐、姜亮夫、常书鸿、蒋礼鸿、马雍、启功、孟列夫、周绍良、冯其庸等，几乎均是享有盛名的大学问家。鉴于作者与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有直接的交往，感受尤其真切，所记载的人与事当然成为敦煌学史中不可忽视的宝贵材料。编入其中的一组书评、书序和读书札记，如启功先生的《敦煌写经残片汇贴》、潘重规先生的《列宁格勒十日记》、马雍先生的《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姜亮夫先生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和《敦煌学概论》、徐俊先生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李重申先生的《敦煌古代体育文化》，以及《论饶宗颐》、《蒋礼鸿集》、《浙藏敦煌文献》、《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敦煌学研究丛书》、《中国新疆的建筑遗址》、《中国国内散藏敦煌文献目录索引》、《敦煌飞天线描一百例》、《敦煌艺术美学》、《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龟兹石窟百问》等，尽管文章都不长，涉及面却比较宽泛，其意义也不仅限于对书本内容的介绍和评述。 如果说，对敦煌学的概念及学科体系的研究，是宏观上对敦煌学术史的把握，那对这些具体的敦煌学家及其敦煌学论著的探讨，则是微观上的敦煌学学术史。
这些微观的探讨，有助于我们编写敦煌学术史，因为它不仅提供了许多信息，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或厘清了一些模糊的事实。如今天的史学、文学研究者，尤其是古代文史研究者，都在谈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对此，柴剑虹先生明确指出：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的创举，这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是这样说的：“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薪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在这里强调的是“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并非“始得有之”。对此，他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中表述得更为明确，即“然则中国之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当然，这里的“二重”，也只是概而言之，因为并不是只有用“地下”去证“纸上”之一法，还有三重、四重，学界所推崇的也应是多重证据法(第62—63页)。因此最好这样表达比较准确：“王国维的敦煌研究继承和发展了‘二重证据法’。”(第64页)柴先生的论述，无疑是符合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的事实和学术发展的要求与规律的。
俄藏敦煌文献，一直为国际敦煌学界，尤其是中国学者所关注，当1989年11月苏联敦煌学专家孟列夫第一次来中国时，我们曾有交谈(详见刘进宝《苏联列宁格勒藏敦煌写本简况——与缅什科夫(孟列夫)先生一席谈》，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90年第1期，但许多情况都不大清楚。如法国学者戴密微在《列宁格勒所藏敦煌汉文写本简介》(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译丛》第一辑第11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说：
1960年8月14日，来自欧亚大陆两端的两位多年研究敦煌写本的汉学家，一个日本人，一个法国人，共同登上位于涅瓦河畔豪华建筑台阶的巨大楼梯。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前东方学研究所)就设在那里。当他们在一张桌子上发现了一大堆特意为他们准备的敦煌写本时，显得多么惊讶而不知所措啊!因为他们不仅根本就不知道此处还存在有这类写本，而且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有的汉学家们实际上都对这批写本一无所知。
这里所说的“一个法国人”当然就是戴密微本人。而“一个日本人”是谁?则有藤枝晃、小川环树和吉川幸次郎之说，但都没有确切的材料来证明。
国内学术界对吉川幸次郎最全面的研究当推张哲俊先生的《吉川幸次郎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其中有一处提到了敦煌写本：法国学者“德米耶法尔谈到他与吉川的初次相见是在列宁格勒。在前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的大圆桌上摆了很多敦煌抄本，德米耶法尔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在他的老师家里经常看到这样的抄本”(该书第9页)。但在该书所附吉川幸次郎年谱中只记：1960年8月，“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十五届国际东方学会议”，并没有提到赴列宁格勒看敦煌写本之事。因此，从《吉川幸次郎研究》一书我们无法得知他是何时在列宁格勒阅读敦煌写本的。
由于在戴密微、潘重规的论著中都提到小川环树曾在列宁格勒阅读过敦煌文献。潘先生1972年12月在新亚的演讲中也说：“多年前，法国元老教授戴密微先生过港时晤谈，才听到此一消息。后来会见日本吉川幸次郎及小川环树两位教授，告以经过列宁格勒观书的情形，并承小川教授以旅苏时所录毛诗音卷子假抄。”(潘重规《列宁格勒十日记》第223—224页，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戴密微在《敦煌学近作》中也有“小川环树教授在京都把列宁格勒所藏的这一写本的抄件送给了潘重规，所以他才得到了这一写本的影印件。”(《敦煌译丛》第一辑，第105页)日本敦煌学家高田时雄教授也曾在北京对柴先生说：“1960年与戴氏同看苏藏敦煌卷子的可能是他的老师小川环树教授”(第191页)。按照一般的治学原则，根据这些资料和信息将“一个日本人”定为小川环树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柴剑虹先生对此并不满足，因为有些问题并不十分清晰，如潘先生发表的7幅图版“令人沮丧”，而小川环树的抄本则“十分清晰”(《敦煌译丛》第一辑，第105页)，与潘先生自述的“假抄”不一致；另外，“小川是何时、怎样获得抄写许可的?抄写了若干件?吉川幸次郎先生是否也看了列藏敦煌写本?”(第192页)这些疑问一直萦绕着柴先生。后来，他还是请小川的弟子日本京都大学高田时雄教授帮忙查询，终于得到了高田教授的明确答复；
吉川幸次郎教授1960年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时与法国戴密微教授－齐赴列宁格勒看敦煌卷子。所以戴密微先生在《通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的日本人无疑是吉川教授。本师小川环树教授抄录《毛诗音》是稍晚的。1964年小川师结束美国Berkeley讲学后，路过欧洲，8月在莫斯科参加第7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会议。之后匆忙赴列宁格勒调查敦煌卷子。但因为旅程等关系，师只能看了三天。《毛诗音》抄录本，除后来提供给潘重规先生以外，先给东京大学平山久雄先生提供研究。平山据此发表论文，登载《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小川师赴列宁格勒访书之详见《列宁格勒记事》(1965年1月《图书》，后收《谈往闲语》，现据《小川环树著作集》)。
同时，高田教授还给柴先生寄来了小川环树的《列宁格勒记事》一文的复印件，从而得知小川是1964年8月10日从莫斯科飞往列宁格勒的，在东方所的“善本特藏宝”浏览抄录敦煌写本3天，并回顾了1960年吉川幸次郎与戴密微一同参观东方所的情况(第192页)。这样，“一个日本人”是吉川幸次郎就可以成定论了。
从事敦煌学术史的研究，一个无法绕过的话题是敦煌艺术研究所和常书鸿。柴剑虹先生对此下了工夫，他以前曾发表过《“敦煌守护神”的回答》，本书中有《论“常书鸿精神”》和《今天，我们怎样守护敦煌》两文，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常书鸿。他针对多年来对常书鸿先生这样那样的议论，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意见：“毋庸讳言，在敦煌研究院60年的风风雨雨中，也纠结着不少的是非矛盾；常老既非圣人，孰能无过?他者亦非足赤全人，焉得无错?但是如果将其置于历史大背景之中，放在守护人类文化遗产功与过的天平之上，舍弃个人得失恩怨，着眼大局，放眼将来，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与评价”(第132页)。“常先生并非完人，在工作中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因为他无私忘我，所以能够始终心地坦荡地面对种种挫折与非难”(第172—173页)。
柴先生的这些论述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被誉 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敦煌。在当时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能够在敦煌坚守下来，带领老一代“敦煌人”，筚路蓝缕，清理流沙，保护石窟，临摹壁画，宣传国宝，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柴剑虹先生对国内敦煌学的现状是熟悉的，对存在的问题也有清楚的认识。如新一代学人，尤其是90年代开始从事敦煌学学习与研究的青年学者，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如材料丰富，研究的起点高，能很快获取国内外的信息与研究成果，一开始从事硕士、博士的学习就可以直接进入敦煌学的殿堂，从事某一类文献的校录、整理与研究。但这又是一把双刃剑。正因为现在专业分工过细，他们一开始就直接进入了敦煌学的领域，而对传世文献的了解又相对贫乏，知识结构比较单一。“在这方面许多中青年学者先天不足，尤其是有的研究者一涉足敦煌学领域，便埋头于某一类的敦煌写卷之中，无暇旁及传世典籍，这就大大限制了研究的进展，因为敦煌学恰恰是一门需要有各学科知识作基础的综合性学问……敦煌文献和传世典籍本来是互补互释、相辅相成的，若二者缺一，就会造成整理与研究的滞碍和‘夹生’”(第258页)。这种意见是非常中肯的，也是非常及时的，很值得我们年轻的研究者重视，并应引以为戒。
另外，本书中的《盛衰与共，切磋增谊——参加“草创期敦煌学日中研讨会”感言》、《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成立因由记》、《在(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发布式暨敦煌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致辞》等文，也是敦煌学术史的重要资料。
作为一本优秀的学术论著，也可能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本书亦不例外。如谈到20世纪的四大文化发现时，一般指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本书第23页写的是“流沙简牍”，这未尝不可，但第61页写成“西域简牍”，第294—295页又写为“西北简牍”，这就不尽妥当了。作为一本专著，像这类问题或术语应该统一为宜。
另如第225页提及：“70年代末，有的学者声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实际上，这一口号是误传。但无论如何，这一口号的最早出现是1981年5月，而不是70年代末，详见笔者《敦煌学史上的一段学术公案》(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因为此事在国际敦煌学界影响甚大，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澄清。
(责任编辑 齐双吉)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8)02-0104-04
柴剑虹先生的《敦煌学与敦煌文化》一书，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7年4月出版。全书除代自序外共收文47篇，约25万字。
本书除收入作者擅长的敦煌文学研究外，我认为最值得重视的是有关敦煌学术史的内容。
作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的敦煌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已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其本身的学术史研究尚比较薄弱。如作为一门学科的敦煌学，其出现的时间和过程就有争议。作者认为：外国探险家劫掠了大量的敦煌文物，“其实这拿走是一个问题，而他们对这些文物和文物价值的认识促使敦煌学这门学问在世界上形成是更重要的问题。”(《敦煌学与敦煌文化》第1页。以下凡引自本书的只注明页码)因为敦煌学能够形成一门新学问的重要性条件之一，就是“把敦煌文献拿出去的那些外国学者，他们以新的视角看待这些材料，用新的方法研究了这些材料”，即他们用了“现代化的摄影和测绘工具，用了绘图等方法，这跟我们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不太一样。更何况他们从这些文献里所发现的不仅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遗产”。正是有了这种认识，作者才提出：“敦煌学是随着藏经洞文物的发现和流散而形成的一门国际性和综合性的学问。”(第2—3页)
敦煌学是否是一门学科?一直存在争论。笔者曾在1988年发表过《试论敦煌学及其研究对象》一文(《社会科学(甘肃)》1988年第5期)，后来又在《敦煌学述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敦煌学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中有所论述：“所谓敦煌学，就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但敦煌学界的一些学者并不认同“敦煌学”这一称谓，或称为敦煌研究，如敦煌研究院的刊物就是《敦煌研究》；或称为敦煌文献或敦煌文书研究，如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五辑《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及《二编》、厦门大学韩国磐教授主编的《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等，都不称“敦煌学”，而是称敦煌文献或敦煌文书研究。这实际上就是表明作为敦煌文献研究重镇的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都不将敦煌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看待，而是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历史研究的一个专题。这种状况，以周一良先生发表的文章作为代表。1983年，周先生在为王重民先生的《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作序时说：“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为确切，更具有科学性吧。”1985年，周一良先生又撰有《何谓“敦煌学”》(《文史知识》985年第10期)一文，更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从根本上讲，‘敦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近二十年来，敦煌学界基本上就是在各自的治学范围内从事敦煌历史文献和艺术文物的研究，而很少涉及敦煌学的学科体系建设。2001年，荣新江教授在《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中又重申了周先生的意见，指出“周先生的看法极有见地，‘敦煌学’的确是一门不成系统的学问。”
在新的世纪，敦煌学已有了百年的历程，敦煌学各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柴剑虹先生又重提这一话题，继续对敦煌学的学科体系进行探讨，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柴剑虹先生指出，“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由于条件尚不成熟，研究敦煌学史与构建敦煌学学科理论，都提不上议事日程，因此，敦煌学究竟能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立，一直受到质疑。”(第269页)如敦煌学的有些专家认为“敦煌学”的提法不科学，或可称为“敦煌文献学”。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专家是从研究文献的角度去界定敦煌学这个概念的。但如果扩展敦煌学的范围，则“文献学”这个定义就明显不对了。因此作者指出：“我认为敦煌学不是一个个别的零散的杂乱无章的杂学，它是内容丰富的有完整的内在体系的一门独立的学问。它不是囿于一时一地的静止狭隘的保守的东西，而是流动的开放的革新的文化财宝。”(第8页)“从本质上来讲，敦煌学是中西古今交汇之学，是多种学科相辅相成之学，也是特殊的地域文化与主流文化相辉相映之学。”(第201页)
我们研究敦煌学，也不能就“敦煌”谈敦煌，而要跳出“敦煌”，将“敦煌”置于中国古代乃至世界的大文化中。以前有一种狭窄的认识，好像敦煌学就是研究敦煌当地的东西，其实并不是那样。因为敦煌是丝绸之路的一个咽喉，但“我们不能光研究这咽喉，而不研究敦煌通往的其他地方。如果不研究，这个咽喉的地位、作用也就搞不清楚了”。因此作者提出，所谓敦煌学，对外国学者来说，它属于“汉学”范畴，是中国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中国学者来说，它又是带有鲜明的中外文化交汇内容的一门新的国学，即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学(第3—4页)。
至于敦煌学界对作为一门学科的敦煌学，到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是因为我们现在对敦煌学的理论缺乏系统建构。一门学问最终的确立要有自己的理论框架，这些年由于我们所发现的敦煌文献实在太丰富了，所以各人研究各人的，研究文学的研究文学、研究宗教的研究宗教、研究经济的研究经济、研究军事的研究军事，都搞自己某个学术领域里的东西。”(第8页)因此，当敦煌学已历经百年，各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的现在，我们更应该在建立敦煌学的学科体系上下大力气。
一门学科的学术史离不开从事研究的学者。本书所涉及的学者有王国维、王重民、刘修业、季羡林、潘重规、饶宗颐、姜亮夫、常书鸿、蒋礼鸿、马雍、启功、孟列夫、周绍良、冯其庸等，几乎均是享有盛名的大学问家。鉴于作者与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有直接的交往，感受尤其真切，所记载的人与事当然成为敦煌学史中不可忽视的宝贵材料。编入其中的一组书评、书序和读书札记，如启功先生的《敦煌写经残片汇贴》、潘重规先生的《列宁格勒十日记》、马雍先生的《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姜亮夫先生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和《敦煌学概论》、徐俊先生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李重申先生的《敦煌古代体育文化》，以及《论饶宗颐》、《蒋礼鸿集》、《浙藏敦煌文献》、《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敦煌学研究丛书》、《中国新疆的建筑遗址》、《中国国内散藏敦煌文献目录索引》、《敦煌飞天线描一百例》、《敦煌艺术美学》、《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龟兹石窟百问》等，尽管文章都不长，涉及面却比较宽泛，其意义也不仅限于对书本内容的介绍和评述。 如果说，对敦煌学的概念及学科体系的研究，是宏观上对敦煌学术史的把握，那对这些具体的敦煌学家及其敦煌学论著的探讨，则是微观上的敦煌学学术史。
这些微观的探讨，有助于我们编写敦煌学术史，因为它不仅提供了许多信息，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或厘清了一些模糊的事实。如今天的史学、文学研究者，尤其是古代文史研究者，都在谈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对此，柴剑虹先生明确指出：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的创举，这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是这样说的：“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薪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在这里强调的是“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并非“始得有之”。对此，他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中表述得更为明确，即“然则中国之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当然，这里的“二重”，也只是概而言之，因为并不是只有用“地下”去证“纸上”之一法，还有三重、四重，学界所推崇的也应是多重证据法(第62—63页)。因此最好这样表达比较准确：“王国维的敦煌研究继承和发展了‘二重证据法’。”(第64页)柴先生的论述，无疑是符合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的事实和学术发展的要求与规律的。
俄藏敦煌文献，一直为国际敦煌学界，尤其是中国学者所关注，当1989年11月苏联敦煌学专家孟列夫第一次来中国时，我们曾有交谈(详见刘进宝《苏联列宁格勒藏敦煌写本简况——与缅什科夫(孟列夫)先生一席谈》，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90年第1期，但许多情况都不大清楚。如法国学者戴密微在《列宁格勒所藏敦煌汉文写本简介》(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译丛》第一辑第11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说：
1960年8月14日，来自欧亚大陆两端的两位多年研究敦煌写本的汉学家，一个日本人，一个法国人，共同登上位于涅瓦河畔豪华建筑台阶的巨大楼梯。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前东方学研究所)就设在那里。当他们在一张桌子上发现了一大堆特意为他们准备的敦煌写本时，显得多么惊讶而不知所措啊!因为他们不仅根本就不知道此处还存在有这类写本，而且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有的汉学家们实际上都对这批写本一无所知。
这里所说的“一个法国人”当然就是戴密微本人。而“一个日本人”是谁?则有藤枝晃、小川环树和吉川幸次郎之说，但都没有确切的材料来证明。
国内学术界对吉川幸次郎最全面的研究当推张哲俊先生的《吉川幸次郎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其中有一处提到了敦煌写本：法国学者“德米耶法尔谈到他与吉川的初次相见是在列宁格勒。在前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的大圆桌上摆了很多敦煌抄本，德米耶法尔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在他的老师家里经常看到这样的抄本”(该书第9页)。但在该书所附吉川幸次郎年谱中只记：1960年8月，“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十五届国际东方学会议”，并没有提到赴列宁格勒看敦煌写本之事。因此，从《吉川幸次郎研究》一书我们无法得知他是何时在列宁格勒阅读敦煌写本的。
由于在戴密微、潘重规的论著中都提到小川环树曾在列宁格勒阅读过敦煌文献。潘先生1972年12月在新亚的演讲中也说：“多年前，法国元老教授戴密微先生过港时晤谈，才听到此一消息。后来会见日本吉川幸次郎及小川环树两位教授，告以经过列宁格勒观书的情形，并承小川教授以旅苏时所录毛诗音卷子假抄。”(潘重规《列宁格勒十日记》第223—224页，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戴密微在《敦煌学近作》中也有“小川环树教授在京都把列宁格勒所藏的这一写本的抄件送给了潘重规，所以他才得到了这一写本的影印件。”(《敦煌译丛》第一辑，第105页)日本敦煌学家高田时雄教授也曾在北京对柴先生说：“1960年与戴氏同看苏藏敦煌卷子的可能是他的老师小川环树教授”(第191页)。按照一般的治学原则，根据这些资料和信息将“一个日本人”定为小川环树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柴剑虹先生对此并不满足，因为有些问题并不十分清晰，如潘先生发表的7幅图版“令人沮丧”，而小川环树的抄本则“十分清晰”(《敦煌译丛》第一辑，第105页)，与潘先生自述的“假抄”不一致；另外，“小川是何时、怎样获得抄写许可的?抄写了若干件?吉川幸次郎先生是否也看了列藏敦煌写本?”(第192页)这些疑问一直萦绕着柴先生。后来，他还是请小川的弟子日本京都大学高田时雄教授帮忙查询，终于得到了高田教授的明确答复；
吉川幸次郎教授1960年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时与法国戴密微教授－齐赴列宁格勒看敦煌卷子。所以戴密微先生在《通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的日本人无疑是吉川教授。本师小川环树教授抄录《毛诗音》是稍晚的。1964年小川师结束美国Berkeley讲学后，路过欧洲，8月在莫斯科参加第7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会议。之后匆忙赴列宁格勒调查敦煌卷子。但因为旅程等关系，师只能看了三天。《毛诗音》抄录本，除后来提供给潘重规先生以外，先给东京大学平山久雄先生提供研究。平山据此发表论文，登载《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小川师赴列宁格勒访书之详见《列宁格勒记事》(1965年1月《图书》，后收《谈往闲语》，现据《小川环树著作集》)。
同时，高田教授还给柴先生寄来了小川环树的《列宁格勒记事》一文的复印件，从而得知小川是1964年8月10日从莫斯科飞往列宁格勒的，在东方所的“善本特藏宝”浏览抄录敦煌写本3天，并回顾了1960年吉川幸次郎与戴密微一同参观东方所的情况(第192页)。这样，“一个日本人”是吉川幸次郎就可以成定论了。
从事敦煌学术史的研究，一个无法绕过的话题是敦煌艺术研究所和常书鸿。柴剑虹先生对此下了工夫，他以前曾发表过《“敦煌守护神”的回答》，本书中有《论“常书鸿精神”》和《今天，我们怎样守护敦煌》两文，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常书鸿。他针对多年来对常书鸿先生这样那样的议论，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意见：“毋庸讳言，在敦煌研究院60年的风风雨雨中，也纠结着不少的是非矛盾；常老既非圣人，孰能无过?他者亦非足赤全人，焉得无错?但是如果将其置于历史大背景之中，放在守护人类文化遗产功与过的天平之上，舍弃个人得失恩怨，着眼大局，放眼将来，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与评价”(第132页)。“常先生并非完人，在工作中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因为他无私忘我，所以能够始终心地坦荡地面对种种挫折与非难”(第172—173页)。
柴先生的这些论述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被誉 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敦煌。在当时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能够在敦煌坚守下来，带领老一代“敦煌人”，筚路蓝缕，清理流沙，保护石窟，临摹壁画，宣传国宝，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柴剑虹先生对国内敦煌学的现状是熟悉的，对存在的问题也有清楚的认识。如新一代学人，尤其是90年代开始从事敦煌学学习与研究的青年学者，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如材料丰富，研究的起点高，能很快获取国内外的信息与研究成果，一开始从事硕士、博士的学习就可以直接进入敦煌学的殿堂，从事某一类文献的校录、整理与研究。但这又是一把双刃剑。正因为现在专业分工过细，他们一开始就直接进入了敦煌学的领域，而对传世文献的了解又相对贫乏，知识结构比较单一。“在这方面许多中青年学者先天不足，尤其是有的研究者一涉足敦煌学领域，便埋头于某一类的敦煌写卷之中，无暇旁及传世典籍，这就大大限制了研究的进展，因为敦煌学恰恰是一门需要有各学科知识作基础的综合性学问……敦煌文献和传世典籍本来是互补互释、相辅相成的，若二者缺一，就会造成整理与研究的滞碍和‘夹生’”(第258页)。这种意见是非常中肯的，也是非常及时的，很值得我们年轻的研究者重视，并应引以为戒。
另外，本书中的《盛衰与共，切磋增谊——参加“草创期敦煌学日中研讨会”感言》、《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成立因由记》、《在(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发布式暨敦煌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致辞》等文，也是敦煌学术史的重要资料。
作为一本优秀的学术论著，也可能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本书亦不例外。如谈到20世纪的四大文化发现时，一般指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本书第23页写的是“流沙简牍”，这未尝不可，但第61页写成“西域简牍”，第294—295页又写为“西北简牍”，这就不尽妥当了。作为一本专著，像这类问题或术语应该统一为宜。
另如第225页提及：“70年代末，有的学者声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实际上，这一口号是误传。但无论如何，这一口号的最早出现是1981年5月，而不是70年代末，详见笔者《敦煌学史上的一段学术公案》(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因为此事在国际敦煌学界影响甚大，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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