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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民俗是一个国家、地区、民族传统文化和文明的忠实载体，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并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俗所拥有的漫长历史积淀和特定空间的人情世故与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积淀给予文学以深度。人情世故给予文学以奇异度，这使文学与民俗天生地巧合在了一起，形成了民俗文学作品，它不仅避开了文学与政治结合可能带来的危险和庸俗，又清除了文学过于执著本体可能导致的狭隘和无聊。它通过展示一幅幅带有生动地方文化色彩的风俗画。借以表现特定地区的社会生活和民族心理，有时带有怀旧的情调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同时，也蕴涵着更加深广的社会历史与民族心理的特定内涵，具有较深刻的社会意义。民俗文学作品重在文学，而不是民俗知识，它不是风俗的炫耀，而是情感的激发。
《西湖七月半》的作者张岱，是明清之际中国文化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文化全才。他的出身和生活背景，造就了他博雅风流、愤世谐谑的名士风度，被誉为“绝代散文家”、“小品圣手”、晚明小品文的集大成者。他的小品文内容十分丰富，如同一幅全景式的明末风俗画，写出了越地的民俗风情。在阶级社会中，某些民俗可能会因为经济实力、文化修养、社会地位而表现出某种差别。但为整个社会群体所接受。仍是衡量民俗事项的一个最基本特征。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历代，游西湖之人都喜欢品味西湖的美景。可张岱在《西湖七月半》这篇脍炙人口的作品中，却别出心裁地描绘了另一个“西湖”。向我们展示了晚明时杭州人在七月半游西湖泛舟赏月的盛况，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世风民俗。为研究明代民间风俗提供了鲜活的历史资料。
七月半即农历七月十五。俗称中元节。在古时本来只是个一般性的节令，而大约从公元6世纪起，伴随着佛教的兴起。逐渐形成了重大的节日，又名“盂兰盆会”，俗称鬼节，成为佛教徒追念祖先的祭日。这天，西湖各大寺院都会举行“盂兰盆会”，为信徒念经拜忏，超度亡魂。但在张岱笔下的《西湖七月半》，却丧失了本义，看不到一点这个节日原有的宗教祭祀的实质，却成了杭州人群聚欢闹的节日。
文中作者以一种诙谐的手法，运用简洁、凝练的语言。精准恰切地捕捉住人物形象的神髓所在，不加藻饰。言简意赅。从而赋予人物形象更加丰富含蓄的韵味，使读者在有限的语言空间中感到无穷的回味。在层层的白描文字中，三言两语勾勒出形态各异的游湖看月的五种人，写得穷形尽状，生动传神。这五类人各有特色，各不相同，从达官贵人的摆阔。小名士的作态，市井闲汉的凑热闹，到真名士的高雅，基本上涵盖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不同类别的人物，他们都成了作者眼中的风景。
一般人游西湖，都是选择在白天。杭州人游西湖，正如袁中郎在《西湖》里所写的“止午、未、申三时”一样，只热衷于赶热闹。凑场合。这背后所蕴涵的更多的是一种节日习俗的惯例和从众从俗的心理。在这种共同的文化情感氛围中。个体的身心也就更能够获得平衡和愉悦。文中所描绘的游湖的繁华。其实也是社会的繁华，夹杂着作者醉心于昔日繁华生活的怀旧情绪。
作者所写的五类人中，前四类人都是不会赏月故作风雅的人。真正赏月的，是人群散尽，停舟靠岸，“呼客纵饮”的第五类人。张岱借这类人，放船十里荷花间的飘逸，畅快安睡的潇洒。表达了一种不入世俗的冷寂孤高。对熙熙攘攘和变化无常的社会的冷淡。他对世人的冷眼旁观，融入了他对社会的兴亡之感。也体现了他对世俗民情的关注。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各类人在不同的聚合赏玩中，依照自己的性情爱好，以自得其乐的方式获得身心的愉悦和日常的欢乐。
《西湖七月半》这篇文章虽然短小，但内涵却很深厚。在作者笔下，西湖的人情风貌呼之欲出，张岱以局外人的身份描绘出了不同的人是以何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存在于当时的社会之中，构成了一幅雅俗共赏的晚明社会人情百态图。
晚明时期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商品经济活跃。城市繁荣发展，市民阶层不断扩大，市民意识抬头，物质的丰富推动了人们精神需求的转变，人的心灵在一定程度上从伦理政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学术气氛空前活跃，文化禁锢相对松弛，各种新学特别是阴阳心学等向程朱理学发动猛烈攻击，整个社会商业文化气息日趋浓厚，对平凡人的生活乐趣、凡世间的享乐越来越重视。趋俗是当时士人的最大特点，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明时的市民大众，接受教育的机会较少，因此他们总是一些民俗风情的主体。而少有吟风咏月的高雅。世俗的娱乐游玩、山水风景成为文人和当时的市民阶层日常生活的内容，因而对于他们。充斥于我们想象中的尽是些喧闹、喜庆和市侩。张岱在文中所反映的民俗风情大多是现实生活的真实折射。这些描述既生动活泼又充满世俗的情调。从中可以看出，晚明时期，文章传统的载道功能的弱化，消闲功能的增强，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张岱作品的情感意蕴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氛围。张岱恰逢这样的时代特点，再加上他经历了国破家亡、身世之变，褪去了浮躁和矫饰，有了更为深沉的人生体味，所以能够趋俗、入俗，将个人与时代相结合，并付诸艺术创作，从而迸发出了耀眼的火花。
编校：杨彩霞
《西湖七月半》的作者张岱，是明清之际中国文化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文化全才。他的出身和生活背景，造就了他博雅风流、愤世谐谑的名士风度，被誉为“绝代散文家”、“小品圣手”、晚明小品文的集大成者。他的小品文内容十分丰富，如同一幅全景式的明末风俗画，写出了越地的民俗风情。在阶级社会中，某些民俗可能会因为经济实力、文化修养、社会地位而表现出某种差别。但为整个社会群体所接受。仍是衡量民俗事项的一个最基本特征。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历代，游西湖之人都喜欢品味西湖的美景。可张岱在《西湖七月半》这篇脍炙人口的作品中，却别出心裁地描绘了另一个“西湖”。向我们展示了晚明时杭州人在七月半游西湖泛舟赏月的盛况，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世风民俗。为研究明代民间风俗提供了鲜活的历史资料。
七月半即农历七月十五。俗称中元节。在古时本来只是个一般性的节令，而大约从公元6世纪起，伴随着佛教的兴起。逐渐形成了重大的节日，又名“盂兰盆会”，俗称鬼节，成为佛教徒追念祖先的祭日。这天，西湖各大寺院都会举行“盂兰盆会”，为信徒念经拜忏，超度亡魂。但在张岱笔下的《西湖七月半》，却丧失了本义，看不到一点这个节日原有的宗教祭祀的实质，却成了杭州人群聚欢闹的节日。
文中作者以一种诙谐的手法，运用简洁、凝练的语言。精准恰切地捕捉住人物形象的神髓所在，不加藻饰。言简意赅。从而赋予人物形象更加丰富含蓄的韵味，使读者在有限的语言空间中感到无穷的回味。在层层的白描文字中，三言两语勾勒出形态各异的游湖看月的五种人，写得穷形尽状，生动传神。这五类人各有特色，各不相同，从达官贵人的摆阔。小名士的作态，市井闲汉的凑热闹，到真名士的高雅，基本上涵盖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不同类别的人物，他们都成了作者眼中的风景。
一般人游西湖，都是选择在白天。杭州人游西湖，正如袁中郎在《西湖》里所写的“止午、未、申三时”一样，只热衷于赶热闹。凑场合。这背后所蕴涵的更多的是一种节日习俗的惯例和从众从俗的心理。在这种共同的文化情感氛围中。个体的身心也就更能够获得平衡和愉悦。文中所描绘的游湖的繁华。其实也是社会的繁华，夹杂着作者醉心于昔日繁华生活的怀旧情绪。
作者所写的五类人中，前四类人都是不会赏月故作风雅的人。真正赏月的，是人群散尽，停舟靠岸，“呼客纵饮”的第五类人。张岱借这类人，放船十里荷花间的飘逸，畅快安睡的潇洒。表达了一种不入世俗的冷寂孤高。对熙熙攘攘和变化无常的社会的冷淡。他对世人的冷眼旁观，融入了他对社会的兴亡之感。也体现了他对世俗民情的关注。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各类人在不同的聚合赏玩中，依照自己的性情爱好，以自得其乐的方式获得身心的愉悦和日常的欢乐。
《西湖七月半》这篇文章虽然短小，但内涵却很深厚。在作者笔下，西湖的人情风貌呼之欲出，张岱以局外人的身份描绘出了不同的人是以何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存在于当时的社会之中，构成了一幅雅俗共赏的晚明社会人情百态图。
晚明时期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商品经济活跃。城市繁荣发展，市民阶层不断扩大，市民意识抬头，物质的丰富推动了人们精神需求的转变，人的心灵在一定程度上从伦理政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学术气氛空前活跃，文化禁锢相对松弛，各种新学特别是阴阳心学等向程朱理学发动猛烈攻击，整个社会商业文化气息日趋浓厚，对平凡人的生活乐趣、凡世间的享乐越来越重视。趋俗是当时士人的最大特点，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明时的市民大众，接受教育的机会较少，因此他们总是一些民俗风情的主体。而少有吟风咏月的高雅。世俗的娱乐游玩、山水风景成为文人和当时的市民阶层日常生活的内容，因而对于他们。充斥于我们想象中的尽是些喧闹、喜庆和市侩。张岱在文中所反映的民俗风情大多是现实生活的真实折射。这些描述既生动活泼又充满世俗的情调。从中可以看出，晚明时期，文章传统的载道功能的弱化，消闲功能的增强，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张岱作品的情感意蕴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氛围。张岱恰逢这样的时代特点，再加上他经历了国破家亡、身世之变，褪去了浮躁和矫饰，有了更为深沉的人生体味，所以能够趋俗、入俗，将个人与时代相结合，并付诸艺术创作，从而迸发出了耀眼的火花。
编校：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