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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 is the thing this year”,伴着强烈节奏的爵士乐,做了黑白处理的影片《晚安,好运》把我们带回了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那个广播退位禅让、电视初登大宝的年代。电视成了美国人日常生活的主流媒體,在公众舆论和政治进程中开始显示自己巨大的威力。从“对抗麦卡锡主义”到“曝光水门事件”,美国电视人对于社会和国家的影响也许是此后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认识媒介时代史的这段背景,对于理解影片中的那段历史是必要的。
影片《晚安,好运》根据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真实新闻事件改编,再现了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记者爱德华·罗斯科·默罗同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矛盾冲突。上世纪50年代,美国在国际上与苏联冷战,在国内清除所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反共、排外为主的麦卡锡主义应运而生。1950年2月9日,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宣布,他手上已经掌握了国会内部共党奸细的大批材料,由此发动了一场对共产主义者的政治迫害运动。而默罗和他的同事们却不愿屈从于政治和舆论压力,揭露了麦卡锡是如何利用谎言和暴力手段来愚弄、蒙蔽公众并试图控制美国政治走向的种种劣行。他们的行为成为美国新闻史上最具传奇性的时刻。影片《晚安,好运》是对新闻工作者的一次灵魂洗礼,笔者结合影片谈一些在特殊年代新闻专业主义带给我们的思考。
政治压力。在麦卡锡主义的白色恐怖到来时,同为新闻人,其表现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做了吹鼓手,有些人则干脆保持沉默,只有默罗这样的人选择站起来。然而站起来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铝业公司撤出节目的赞助广告,空军方面的威胁摆在面前。经济和政治的压力高悬在头上,这就是大多数新闻人被迫选择沉默的根本原因。
客观报道与社会责任。此外,选择站起来,立刻就要面对一个新闻职业伦理的悖论。影片中有大段关于职业操守的辩论。选择揭露海军意味着在未掌握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对事件作出有倾向性的判断,且另一方的声音缺失,这等于是放弃客观和中立的原则,在传统的新闻职业理念中是不被允许的。所以,默罗的一位同事坚决反对以编者意见的方式做单方面的报道。而军方作为另一方意见上节目发言又不可行。在这种情况下,默罗认为证据的缺失不应该成为放弃报道掩盖真相的理由。即在客观中立和社会责任的矛盾面前,记者应该有节制地选择后者。正如默罗所说:“对反对参议员麦卡锡那套做法的人们来说,现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顾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历史,但我们对后果不能回避责任。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是不可能放弃自己的责任的。”
新闻伦理与爱国主义。在默罗眼中,爱国主义和报道真相之间是不矛盾的,因为自己和自己的团队并非共产主义者,并没有做任何不利于国家的举动。正像默罗所说:“作为一个正直有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和忠诚的美国公民,对于共产主义带来的危险和恐怖,我不需要一个来自威斯康星州的下级参议员的说教。”所以说,遵循爱国主义原则并不妨碍对反对性的意见作出自己客观的判断,这种理念也是我们目前的新闻报道很难做到的。
媒体——斗争的场域。接下来我们看到,尽管受到来自各方的阻力,节目还是得以顺利播出。影片安排了一段在咖啡馆中阅读报纸评论的情节。《纽约时报》是一片赞扬和声援之声;相反,赫斯特旗下的媒体则表现了一贯亲麦卡锡主义的立场,对默罗做了极其负面的评论。很明显,这一事件在媒体中形成了一场论战,在同一片新闻场域中,不同的媒体出于不同的目的,发出不同倾向的声音,而这些声音无疑都会影响到公众的认知。这恰恰证明了媒体是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battlefield出现的,而并不是简单的主导意识形态宣传的机器。在这一过程中,各媒体的编辑方针显然都是带有倾向性的,这也说明了在社会责任理念面前,纯粹的客观中立原则必然会捉襟见肘,难以适用。在这里,真正对公众发挥作用的是对新闻的不同解释,即评论版面,而不是新闻本身。
难以到达的乌托邦。影片的最后,虽然默罗的努力得到了回报——麦卡锡垮台,然而CBS的老板比尔佩利却因为默罗带来的麻烦和政客施加的压力,准备削减他的节目。资本与新闻理想之间的矛盾是永远难以调和的。老板需要电视带来的是消遣和娱乐,给大众提供一个社会以外的虚幻世界。而默罗则固执地追求着他心中新闻的意义和价值:准确、客观、及时、简明扼要。他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理想主义者,精确地遵循着历史,坚持着“事实胜于雄辩”。然而,默罗这个新闻原教旨主义的斗士,在现实中只能落得被老板斥为“你该去教新闻学”。“新闻自由”光环照耀之下的残酷现实,为默罗的经历涂上了一层悲壮的迷彩。
记者之死?50年前的电视新闻曾是传达社会舆论和呼声的利器,而现今却与商业和娱乐为伍。与此同时,今天的新闻报道方式正在经历一场质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手机拍照上传、用博客在网上书写自己的新闻、用Podcast制作自己的广播、用新闻组和SNS进行交流和讨论。技术革命似乎昭示着新闻作为一个职业的消亡和受众作为主体的解放。难道“记者之死”真的会是我们未来的去向吗?其实,在一个信息海量、混乱和破碎的时代,对信息的有效选择、聚合和解释才更是受众需要的稀缺资源。在一个人人都可以发声的花花世界,我们更需要有人为我们分辨是非,帮我们看清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工作者作为一个职业不但不会消亡,反而会焕发新的活力。
篇末,笔者不禁又想起爱德华·罗斯科·默罗的那句话:“电视可以教育公众,甚至引导和启发公众。可人们只有坚定了这样的目的并去使用它,电视才能实现它的价值,否则它只是罩在盒子里的电线和光管而已。”
(作者单位:河南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编校:董方晓
影片《晚安,好运》根据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真实新闻事件改编,再现了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记者爱德华·罗斯科·默罗同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矛盾冲突。上世纪50年代,美国在国际上与苏联冷战,在国内清除所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反共、排外为主的麦卡锡主义应运而生。1950年2月9日,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宣布,他手上已经掌握了国会内部共党奸细的大批材料,由此发动了一场对共产主义者的政治迫害运动。而默罗和他的同事们却不愿屈从于政治和舆论压力,揭露了麦卡锡是如何利用谎言和暴力手段来愚弄、蒙蔽公众并试图控制美国政治走向的种种劣行。他们的行为成为美国新闻史上最具传奇性的时刻。影片《晚安,好运》是对新闻工作者的一次灵魂洗礼,笔者结合影片谈一些在特殊年代新闻专业主义带给我们的思考。
政治压力。在麦卡锡主义的白色恐怖到来时,同为新闻人,其表现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做了吹鼓手,有些人则干脆保持沉默,只有默罗这样的人选择站起来。然而站起来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铝业公司撤出节目的赞助广告,空军方面的威胁摆在面前。经济和政治的压力高悬在头上,这就是大多数新闻人被迫选择沉默的根本原因。
客观报道与社会责任。此外,选择站起来,立刻就要面对一个新闻职业伦理的悖论。影片中有大段关于职业操守的辩论。选择揭露海军意味着在未掌握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对事件作出有倾向性的判断,且另一方的声音缺失,这等于是放弃客观和中立的原则,在传统的新闻职业理念中是不被允许的。所以,默罗的一位同事坚决反对以编者意见的方式做单方面的报道。而军方作为另一方意见上节目发言又不可行。在这种情况下,默罗认为证据的缺失不应该成为放弃报道掩盖真相的理由。即在客观中立和社会责任的矛盾面前,记者应该有节制地选择后者。正如默罗所说:“对反对参议员麦卡锡那套做法的人们来说,现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顾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历史,但我们对后果不能回避责任。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是不可能放弃自己的责任的。”
新闻伦理与爱国主义。在默罗眼中,爱国主义和报道真相之间是不矛盾的,因为自己和自己的团队并非共产主义者,并没有做任何不利于国家的举动。正像默罗所说:“作为一个正直有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和忠诚的美国公民,对于共产主义带来的危险和恐怖,我不需要一个来自威斯康星州的下级参议员的说教。”所以说,遵循爱国主义原则并不妨碍对反对性的意见作出自己客观的判断,这种理念也是我们目前的新闻报道很难做到的。
媒体——斗争的场域。接下来我们看到,尽管受到来自各方的阻力,节目还是得以顺利播出。影片安排了一段在咖啡馆中阅读报纸评论的情节。《纽约时报》是一片赞扬和声援之声;相反,赫斯特旗下的媒体则表现了一贯亲麦卡锡主义的立场,对默罗做了极其负面的评论。很明显,这一事件在媒体中形成了一场论战,在同一片新闻场域中,不同的媒体出于不同的目的,发出不同倾向的声音,而这些声音无疑都会影响到公众的认知。这恰恰证明了媒体是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battlefield出现的,而并不是简单的主导意识形态宣传的机器。在这一过程中,各媒体的编辑方针显然都是带有倾向性的,这也说明了在社会责任理念面前,纯粹的客观中立原则必然会捉襟见肘,难以适用。在这里,真正对公众发挥作用的是对新闻的不同解释,即评论版面,而不是新闻本身。
难以到达的乌托邦。影片的最后,虽然默罗的努力得到了回报——麦卡锡垮台,然而CBS的老板比尔佩利却因为默罗带来的麻烦和政客施加的压力,准备削减他的节目。资本与新闻理想之间的矛盾是永远难以调和的。老板需要电视带来的是消遣和娱乐,给大众提供一个社会以外的虚幻世界。而默罗则固执地追求着他心中新闻的意义和价值:准确、客观、及时、简明扼要。他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理想主义者,精确地遵循着历史,坚持着“事实胜于雄辩”。然而,默罗这个新闻原教旨主义的斗士,在现实中只能落得被老板斥为“你该去教新闻学”。“新闻自由”光环照耀之下的残酷现实,为默罗的经历涂上了一层悲壮的迷彩。
记者之死?50年前的电视新闻曾是传达社会舆论和呼声的利器,而现今却与商业和娱乐为伍。与此同时,今天的新闻报道方式正在经历一场质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手机拍照上传、用博客在网上书写自己的新闻、用Podcast制作自己的广播、用新闻组和SNS进行交流和讨论。技术革命似乎昭示着新闻作为一个职业的消亡和受众作为主体的解放。难道“记者之死”真的会是我们未来的去向吗?其实,在一个信息海量、混乱和破碎的时代,对信息的有效选择、聚合和解释才更是受众需要的稀缺资源。在一个人人都可以发声的花花世界,我们更需要有人为我们分辨是非,帮我们看清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工作者作为一个职业不但不会消亡,反而会焕发新的活力。
篇末,笔者不禁又想起爱德华·罗斯科·默罗的那句话:“电视可以教育公众,甚至引导和启发公众。可人们只有坚定了这样的目的并去使用它,电视才能实现它的价值,否则它只是罩在盒子里的电线和光管而已。”
(作者单位:河南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