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是钱钟书极具个性魅力和独特人生体验的文学经典，借用西方解构主义重读《围城》，人们会发现“围城”困境可能恰好反映了钱钟书对人生万事的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思想。
　　钱钟书是现代文学史上极富个人魅力的作家，他的创作与当时主流作家的文学风格有着巨大的区别。凭借着纯粹的个人化人生体验和学者型的人文素养，他的讽刺性文学风格不同于现代文学的那种社会讽刺，而是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人生讽刺。他似乎洞悉了人生的虚无、荒谬，然后以一种上帝的视角，俯视人生，对芸芸众生进行毫不留情的嘲讽。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长篇小说《围城》。夏志清评价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部《围城》，借用西方解构主义重读《围城》，人们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所谓解构主义就是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秩序。从解构的层面看，“围城”困境告诉人们人生万事很可能都是虚妄的：人们总是不断地追求成功，追求到成功后却又不满足而感到厌烦，二者相互矛盾、不断转换，其间交织着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著与动摇。
　　一、对婚姻爱情的解构
　　爱情的观念源于现代浪漫思潮，意味着男女相互选择的自由。但是，日常生活中再伟大的爱仍不得不通过最凡常的行为加以实现。钱钟书的《围城》就以嘲讽的口吻解构了男女之间的爱情。不管是金漆的鸟笼，还是被围困的城堡，“婚姻就像是围城，没结婚的人拼命想攻进去，结了婚的人，却拼命想冲出去”。爱情不过是出来、进去的无休无止的循环。城里的到了城外也会觉得城外不满意，城外的人进了城里也会对城里不满意。
　　方鸿渐的恋爱婚姻历程就体现了这种人生本质。在回国的船上，他抵挡不了充满性感的鲍小姐的肉体诱惑，与她偷情，而鲍小姐只是和他逢场作戏。留法文学博士苏小姐极力讨好他，方鸿渐虽然对她没兴趣，却又总被她弄得很心软。他爱上苏小姐的表妹唐晓芙，并暗暗追求她，但是，阴差阳错，一系列的误会导致两人失之交臂。在三闾大学，方鸿渐并不爱孙柔嘉，却和孙柔嘉订婚。回到上海，他和孙柔嘉无法维持婚姻，決定要走。方鸿渐总是不断寻求，但是最后一无所有，空空荡荡。
　　唐晓芙妩媚动人，很多读者都觉得她与方鸿渐是一对佳偶，他们阴差阳错的分手让人不胜唏嘘。小说也因此增添了少有的脉脉温情和美感。唐晓芙看似清纯可爱，却未必理想，因为她在爱情面前过于霸道和强势，她要求她的爱人在遇见她之前没有任何感情经历，白纸一张，她要完全占领爱人的思想，这怎么可能？所以，曾经有评论家认为，小说要是再彻底一点，就应该最后安排方鸿渐和唐晓芙结合，结果又会怎么样呢？只不过在无数混日子的平凡夫妻中增加了两对而已，不会比和孙柔嘉结婚更好，也许还更没意思。结婚前，各自掩盖其本来面目，结婚后才发现对方不是自己的意中人。黑格尔早就指出，一个男子年轻的时候以为他的恋人是独一无二的，但结婚以后，他很快就会发现，他的太太只不过是无数太太中的同样的一个。
　　二、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解构
　　在现代文学的开端时期，鲁迅、胡适等坚持启蒙主义理想价值的五四先驱们普遍认为：在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历史语境中，知识分子是特指那些具有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精神和能力的人;他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民族使命感，有担当、有良知，渴望能改造世界。对于普通民众来讲，他们俨然就是启蒙导师、是精英，如鲁迅笔下的狂人、魏连殳，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等。而钱钟书在现代文学快结束时期写的《围城》俨然就是对五四初期知识分子的崇高形象的颠覆和解构。
　　《围城》描写抗战时期留学生方鸿渐归国以后几年的经历，不仅广泛触及抗20世纪30年代上海沦陷区和内地社会人生百态，重点暴露讽刺了战时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生存现状，被称为“新儒林外史”。
　　作品以方鸿渐中心，将他结婚和做事的双重追求作为轴心，串联起形形色色的上层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辗转于中西方两种文化氛围中，几乎都留过学，身为教授、专家，他们在表面上都风度翩翩，满口外语，但都被个人化欲望所支配。他们自私、虚伪、卑琐、怯弱、嫉妒，却又充满权力欲望，拥有微妙的心理需求。例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名义上是所谓的老科学家，实际却是把办大学当成自己向上爬的晋升阶梯的无耻政客。再如，三闾大学历史系主任韩学愈把自己白俄老婆说成是地道的美国人。而他自己也是赫赫有名的克莱顿大学的博士（方鸿渐的校友），至于他的著作，他宣称“散于美国各大报刊”并封存于战时，谁也无法看到，其实这些文章不过是征集杂志、求职广告等。
　　还有三闾大学中国语文系主任李梅亭，自私卑劣，充满权力欲望。他口口声声说什么“男女之大防”，却在赴湖南途中向妓女调情、吊苏州寡妇膀子，不折不扣的是个满腹男盗女娼的假道学。随身携带的大铁箱子和箱子里的卡片、药品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他不学无术、利欲熏心的嘴脸。
　　在作品里，钱钟书对女性虚荣心的讽刺更是入木三分。例如，苏文纨自以为是，觉得方鸿渐、赵辛楣都爱恋自己，扬扬得意。作品这样写：“她喜欢赵方二人斗法比武抢自己，但是她担心交战得太猛烈，顷刻就分胜负，二人只剩一人，自己身边就不热闹了。”
　　在三闾大学，范懿为了让赵辛眉知道自己很有魅力，被很多人追求，故意把带有作者签名的书借给他。书上有作者这样的签名：“给懿——作者”“给我亲爱的宝贝，本书作者赠”。
　　钱钟书在《围城》的序言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部分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他从独特的文化视角批判嘲讽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弱点。五四运动以后，鲁迅等人塑造的代表启蒙、进步的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形象在这里轰然坍塌。
　　三、对社会人生的解构
　　《围城》不仅解构了爱情婚姻，批判了知识分子的精神、道德，也是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彻底否定。作品以留学生方鸿渐回国后恋爱、求职、做事为载体，重点描写了旧中国的经济萧条、社会动荡、旅途困顿以及国统区高等教育的黑暗和腐败，隐含了作家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困境的反省，嘲讽了人生的本质与人性的本质。因此，《围城》又是一部富有哲理意味的流浪汉小说。
　　小说中，不管是婚姻恋爱还是求职做事，方鸿渐都一次次陷入“围城”，他不断想要逃离围城的困境，从法国到国内，从上海到内地，从职场到家庭、从恋爱到婚姻、从理想到现实，却始终彷徨犹疑、找不到归宿、不得出离。就像方鸿渐结婚时，他的父亲送给他的那只祖传的老式自鸣钟，永远比正确的时间慢五个钟头，暗示着人类生存的不完美和理想与现实的永远错位，就好像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人们追求的理想永远在别处，而这个别处永远到不了，或者说根本就是虚妄的。
　　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生悲剧感是一个“苍凉而美丽的手势”，本质上是一种中国传统的虚无悲剧感。荒凉的基调是建立在对于生活细节的描写上，细节华丽欢快而主题永远无法圆满，人生无常，一切都化为荒凉。而钱钟书的虚无悲剧意识和张爱玲的不同，他把人生理解为一种盲目的过程，人总是有所追求，但最后一定会落空，无法获得自己渴望的东西。世界好像总是与人开玩笑，一切都事与愿违，人在世界的无形巨手的拨弄下，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总是变得可笑，就如存在主义哲学所认为的“人生是荒谬的”。
　　钱钟书的彻底的虚无主义思想体现出一种现代主义的人生观。这一点和许多作家的悲剧意识具有相近之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虚无的悲剧意识本就是文学的永恒母题。《围城》表面上看起来可能过于悲观，但骨子里体现了作者认真严肃的人生态度和对真理冷静执着的追求。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作者简介：唐霞（1975-），女，四川遂宁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