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10年中，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显著放缓，虽然在计算机、移动通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方面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进步。表面上看，所有这些进步都应该起到提振生产率的作用。但在作为世界技术创新领导者的美国，2010-2015年企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平均还不到过去10年的一半。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经济学领域，最近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是所谓的生产率悖论其实并不存在。生产率只是貌似在下降，因为我们用来衡量生产率的统计数据不能充分体现全部最新进展，特别是不能衡量来自新的、质量更高的信息和通讯技术领域的进展。如果价格并未体现新产品的质量改进，那么价格平价指数（price deflators）就会被高估，真实产出就会被低估。
　　此外，怀疑论者指出，生产率的衡量方法大多是基于GDP的，而根据定义，GDP只包含生产出来的产出，消费者剩余往往会被忽略。而随着谷歌和Facebook等基于互联网的服务为消费者带来大量真实的效用，实际上消费者剩余的增长非常迅速。
　　事实上，布鲁金斯学会和查米尔基金会对于生产率最新的综合研究也表明，由于产品质量和消费者剩余的衡量很难被计算，所以来自新技术的收益是被低估的。
　　研究还发现，这两类衡量指标只能解释经济收益放缓相对较小的一部分。而且，由于测量方法导致的这些缺口问题由来已久，最近几年也没有出现显著放大的迹象。结论很清楚：生产率增长放缓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也许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悖论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技术创新。许多人指出，现阶段技术创新的真正问题在于：与以前的技术创新相比，它们所能带来的成果反而更少。技术悲观派声称，新信息和通讯技术根本没有带来可以与内燃机和电气化相提并论的惠及整个经济的收益。而技术乐观派相信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进步有望推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只不过它们的收益有些滞后，并且呈波浪式分布。
　　那么，数据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企业层面的数据表明，位于技术前沿的企业，生产率增长相对维持得较好，技术不太先进的企业——通常规模也较小——是增长放缓的主要部门。这表明问题可能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的扩散缓慢。
　　生产率增长放缓还有宏观层面的原因，其根源在于总需求不振。据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nySllmners）所言，如果渴望的投资水平低于渴望的储蓄水平，即使名义利率为零，长期需求不振也会制约GDP和生产率的增长，形成所谓的“长期停滞”。
　　当然，需求侧和供给侧的观点是相辅相成的。事实上，技术悲观派的预期可能会导致预期利润降低，从而阻碍投资。与此同时，收入向顶层的过度集中——技术扩散不充分可能加剧这一情况——导致了储蓄过剩。
　　任何解决低生产率增长根本问题的战略都必须解决影响劳动力市场调节能力的不匹配和技能约束。目前，工人特别是收入水平较低的工人，对于高新水平技能要求反应缓慢，其原因在于教育和培训的不足、劳动力市场僵化，可能还有地理因素。这些因素再加上寻租现象和赢家通吃的市场，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性，破坏了市场竞争力。
　　刺激投资也很重要。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和许多新兴经济体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投资率出现暴跌，至今仍没能回到危机前水平。但创新往往与资本投入挂钩，并需要新的投资在不同的经济行业和经济体之间进行扩散。
　　幸运的是，世界各国领导人似乎已经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一些当务之急。最近在中国杭州召开的G20峰会上，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强调必须提振投资、加速结构性改革以提高生产率并提升潜在增长率。我们希望这是迈向解决制约技术扩散、破坏竞争力、加剧不平等性的全面方针的第一步。
　　我们无法知道新技术在长期如何影响世界经济。但我们知道一点：生产率悖论是真实存在的，并且还导致了许多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而我们必须解决好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