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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少数民族的都市迁移研究：以上海为例”（项目编号：11YJAZH08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富文（Nicholas Tapp），男， 英国人，1986年于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国际知名的“蒙”（苗族）研究学者、人类学家，主要在泰国、老挝、中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地进行田野调查，著作丰富。现为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人类学系 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专著有：Sovereignty and Rebellion： the White Hmong of Northern Thailand （《主权与暴动：泰国北部的白苗》，1989）；The Tribal Peoples of Southwest China： Chinese Views of the Other Within（《西南中国的部落民》，2000），The “Hmong” of China： Context， Agency， and the Imaginary（《中国的“蒙”：情境、能动性与想像性》，2001）。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3）05-0074-02
[中文文摘]中国的苗族被分为三到四个族群，他们所讲的语言相互不通，而且在当前来看他们在文化上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这些族群中的一支自称为“蒙”（Hmong）。 在过去200年里，“蒙”苗从广西和云南不断移入越南和缅甸，然后进入老挝和泰国，并在那里的山地建起了小村寨。整个过程里他们与来自云南的回族和汉族保持着贸易关系。本文作者于1981至1982年在泰国北部做田野考察时， 老人们仍然会讲汉语云南方言， 而现在的他们已经忘记了汉语，只会讲他们自己的“蒙”语以及他们当前居住国的主要语言，如泰语、老挝语或者越南语。
1975年越战结束后， 近10万“蒙”难民逃入泰国，联合国把这部分难民安置在了法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从此，“蒙”苗成了一个全球性社区。这些山地居民在美国、澳大利亚过着艰辛的生活。即便今天许多人的生活依然贫困，老人们不会讲英语，要靠年轻人为他们翻译，但是他们中也有获得很大成功的人士。在美国有许多“蒙”苗获得了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有的在地方政府教育董事会和市议会工作 ，也有许多著名的“蒙”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还有在高校任教的教授或者从商很成功的人士。
近期的国际移民理论已经脱离先前的“熔炉”理论，该理论认为许多从不同国家移入美国的移民要么被当地社会所同化，要么同化失败。 根据许多学者的研究， 我们知道移民与其原居国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完全断绝，有时他们甚至居于两个国家，并在原居国和现居国中都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作者曾经在四川“蒙”寨里做过田野，也就“蒙”的跨境关系做过调查，目前主要关注城市中的族群迁徙。根据作者的调查，无论是国内迁徙或者国际迁徙，迁徙者与其原居地或者原居国之间都产生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比方说许多年老的“蒙”难民以及一些年轻的“蒙”，无论是富有的，还是不太富有的，只要有机会就会不断回到泰国、老挝甚至中国寻根、与那里的“蒙”人交朋友、娶当地的“蒙”做妻子，寻找传统医药，甚至开始在两国间做起国际进出口贸易。同时他们也把泰国、老挝或者越南“蒙”的传统生活拍摄成影像资料带回给在美国的“蒙”老人观看。在美国的“蒙”族年轻男子通过网络找“蒙”妻子，用手机跟在老挝的年长亲戚交流，录像以及DVD 已经成为书写家书的手段。这些新的联络方式缩短了全球意义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通过这一系列的跨国交往，一种新的全球性的“蒙”的认同理念正在形成。而从乡村移入城市中的少数民族，同样以他们的方式与他们的家乡保持了联系，并用一些表征性的符号如“辛辣的食品”或是“头帕”等进行地方创造（place-making）。
在过去的15年里，已经有很多关于流动 、地方以及通常被称为“安置” 或者人们如何让自己在一个新的地方找到家的感觉方面的研究。欧克斯和谢恩 （Oakes and Schein ，2006）提出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的理论视角现在也同样适用于国内移民研究。 英国社会学家 约翰·厄里（John Urry）提出了用来理解一个复杂社会的“ 流动的社会学”（ sociology of mobility）。在这里，流动并不仅仅指人的流动，也指物品（货物、商品）以及标志（构想、价值观）的流动。
关于移民问题的研究方法是非常复杂的。索林格（Solinger ，1999）对三种方法进行了对比；一种是理性计算（rational calculation），即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探讨移民个体的动机；一种是强调导致移民的历史结构性条件（historico-structural conditions），如不平衡发展、干旱、失业、外迁传统，或者与当地政府和城市的矛盾；一种是社会关系网络（social networking）分析。本文作者认为，这三种方法均应得到重视。 香港的黎佩炎（Ada Lai Pui Yim）对来自贵州的苗族妇女移民以及在广东的一个贵州苗族同乡会进行了研究，并在两篇还未发表的文章里进行了区分。1）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关于移民强调工资差距； 2）结构方法强调移民是历史结构变迁的结果，以及3）基于黛安娜·沃尔夫（Diane Wolfe）在爪哇岛（Java）的研究的更近一些的以“家庭” 为基础的方法。 她对“少数中间商”模式（middlemen minority’ model）、“移民企业家”模式 （immigrant entrepreneur’ model）以及“族裔聚居区”和“族裔职业”模式（‘ethnic enclave’ and ‘ethnic niche’ models）进行了区分。第一种是一个少数民族可能受雇于当地的精英并在他们与当地大众之间起一个缓冲或者保护膜的作用；第二种是把家庭与社区作为一个资源；第三种则相对集中于移民如何为他们自己在移民地创造居住区以及职业领域 。
作者认为无论是国内移民研究或是国际移民研究，约翰·厄里的社会学中所提出的网络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近期许多人类学文献所强调的一样，我们应该把流动看成是最基本的，是地方的制造。 纵观历史，人们一直在不断地流动，但把人口固定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把他们跟一具体的地方联系在一起一直是政府以及国家权力的兴趣所在。当今世界，流动变得更为明显，更具规模并更为快速，而流动本身从来就未停止过。
[关键词]苗族；“蒙”；国内移民；国际移民；反思
注释：本文原文系英文，英文全文请见本期118-126页。
作者简介：王富文（Nicholas Tapp），男， 英国人，1986年于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国际知名的“蒙”（苗族）研究学者、人类学家，主要在泰国、老挝、中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地进行田野调查，著作丰富。现为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人类学系 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专著有：Sovereignty and Rebellion： the White Hmong of Northern Thailand （《主权与暴动：泰国北部的白苗》，1989）；The Tribal Peoples of Southwest China： Chinese Views of the Other Within（《西南中国的部落民》，2000），The “Hmong” of China： Context， Agency， and the Imaginary（《中国的“蒙”：情境、能动性与想像性》，2001）。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3）05-0074-02
[中文文摘]中国的苗族被分为三到四个族群，他们所讲的语言相互不通，而且在当前来看他们在文化上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这些族群中的一支自称为“蒙”（Hmong）。 在过去200年里，“蒙”苗从广西和云南不断移入越南和缅甸，然后进入老挝和泰国，并在那里的山地建起了小村寨。整个过程里他们与来自云南的回族和汉族保持着贸易关系。本文作者于1981至1982年在泰国北部做田野考察时， 老人们仍然会讲汉语云南方言， 而现在的他们已经忘记了汉语，只会讲他们自己的“蒙”语以及他们当前居住国的主要语言，如泰语、老挝语或者越南语。
1975年越战结束后， 近10万“蒙”难民逃入泰国，联合国把这部分难民安置在了法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从此，“蒙”苗成了一个全球性社区。这些山地居民在美国、澳大利亚过着艰辛的生活。即便今天许多人的生活依然贫困，老人们不会讲英语，要靠年轻人为他们翻译，但是他们中也有获得很大成功的人士。在美国有许多“蒙”苗获得了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有的在地方政府教育董事会和市议会工作 ，也有许多著名的“蒙”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还有在高校任教的教授或者从商很成功的人士。
近期的国际移民理论已经脱离先前的“熔炉”理论，该理论认为许多从不同国家移入美国的移民要么被当地社会所同化，要么同化失败。 根据许多学者的研究， 我们知道移民与其原居国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完全断绝，有时他们甚至居于两个国家，并在原居国和现居国中都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作者曾经在四川“蒙”寨里做过田野，也就“蒙”的跨境关系做过调查，目前主要关注城市中的族群迁徙。根据作者的调查，无论是国内迁徙或者国际迁徙，迁徙者与其原居地或者原居国之间都产生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比方说许多年老的“蒙”难民以及一些年轻的“蒙”，无论是富有的，还是不太富有的，只要有机会就会不断回到泰国、老挝甚至中国寻根、与那里的“蒙”人交朋友、娶当地的“蒙”做妻子，寻找传统医药，甚至开始在两国间做起国际进出口贸易。同时他们也把泰国、老挝或者越南“蒙”的传统生活拍摄成影像资料带回给在美国的“蒙”老人观看。在美国的“蒙”族年轻男子通过网络找“蒙”妻子，用手机跟在老挝的年长亲戚交流，录像以及DVD 已经成为书写家书的手段。这些新的联络方式缩短了全球意义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通过这一系列的跨国交往，一种新的全球性的“蒙”的认同理念正在形成。而从乡村移入城市中的少数民族，同样以他们的方式与他们的家乡保持了联系，并用一些表征性的符号如“辛辣的食品”或是“头帕”等进行地方创造（place-making）。
在过去的15年里，已经有很多关于流动 、地方以及通常被称为“安置” 或者人们如何让自己在一个新的地方找到家的感觉方面的研究。欧克斯和谢恩 （Oakes and Schein ，2006）提出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的理论视角现在也同样适用于国内移民研究。 英国社会学家 约翰·厄里（John Urry）提出了用来理解一个复杂社会的“ 流动的社会学”（ sociology of mobility）。在这里，流动并不仅仅指人的流动，也指物品（货物、商品）以及标志（构想、价值观）的流动。
关于移民问题的研究方法是非常复杂的。索林格（Solinger ，1999）对三种方法进行了对比；一种是理性计算（rational calculation），即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探讨移民个体的动机；一种是强调导致移民的历史结构性条件（historico-structural conditions），如不平衡发展、干旱、失业、外迁传统，或者与当地政府和城市的矛盾；一种是社会关系网络（social networking）分析。本文作者认为，这三种方法均应得到重视。 香港的黎佩炎（Ada Lai Pui Yim）对来自贵州的苗族妇女移民以及在广东的一个贵州苗族同乡会进行了研究，并在两篇还未发表的文章里进行了区分。1）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关于移民强调工资差距； 2）结构方法强调移民是历史结构变迁的结果，以及3）基于黛安娜·沃尔夫（Diane Wolfe）在爪哇岛（Java）的研究的更近一些的以“家庭” 为基础的方法。 她对“少数中间商”模式（middlemen minority’ model）、“移民企业家”模式 （immigrant entrepreneur’ model）以及“族裔聚居区”和“族裔职业”模式（‘ethnic enclave’ and ‘ethnic niche’ models）进行了区分。第一种是一个少数民族可能受雇于当地的精英并在他们与当地大众之间起一个缓冲或者保护膜的作用；第二种是把家庭与社区作为一个资源；第三种则相对集中于移民如何为他们自己在移民地创造居住区以及职业领域 。
作者认为无论是国内移民研究或是国际移民研究，约翰·厄里的社会学中所提出的网络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近期许多人类学文献所强调的一样，我们应该把流动看成是最基本的，是地方的制造。 纵观历史，人们一直在不断地流动，但把人口固定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把他们跟一具体的地方联系在一起一直是政府以及国家权力的兴趣所在。当今世界，流动变得更为明显，更具规模并更为快速，而流动本身从来就未停止过。
[关键词]苗族；“蒙”；国内移民；国际移民；反思
注释：本文原文系英文，英文全文请见本期118-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