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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不会忘记它驶过两个小岛之间时的两声长鸣——第一声忧郁,第二声愤怒——就恰恰经过我期盼的地点。发自渡船深处的汽笛声,在寂静无风的夜里,在群山和岛屿之间回旋。
在伊斯坦布尔渡船上漫步时,我从未觉得自己像是在城市中旅行。相反,我觉得我属于这里,我的生活方式与周围人的生活是那么融洽、协调。我知道,自己就属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属于金角湾,属于马尔马拉海。正是这汪洋恣肆的海水,塑造了伊斯坦布尔。所有的楼房、门窗赋予这城市如是面貌:它们的意义在于与这片海水、这些水道如此接近,在于它们的高度和景致。同样,居住在这些房屋内、或是在街头漫步的人们属于这里。在心底某处,他们也知道自己距离这片海水是远是近。那些隔着窗户可以望见海景的人(过去,这些幸运者只占极少数)只要看到渡船在城市中往来穿梭,就觉得这城市似乎正是中心,是源头,是整个世界;觉得一切多多少少终究都会好起来。
正是这个原因,当我们踏上一艘司空见惯的渡船,从城市一端抵达另一端,或是开始一段短短的旅行时,我们才会很高兴能有机会从外部审视我们的空间,审视这位于城市内部的世界。四十年前,哥哥和我如果搭乘渡船从岛上前往卡拉廓伊(Karakoy),我们会屏住呼吸,等待着,看谁能够最先辨别出我们那个区的高楼,认出自家的窗户。我们会爬上顶层甲板靠近船长桥楼的地方,只为能更好地欣赏熟知的街巷、高耸的楼房和五颜六色的广告牌。而真正看到它们后,我们却会沮丧万分:从航船的甲板上望去,那些整日玩耍的街巷,司空见惯的、其形貌早已深深铭刻在我们脑海的楼房,那些从早到晚我们不知读了多少次的广告牌,看上去却都再普通不过,不似以往那么重要。从远处看到自己的街巷和房屋,这给我们带来了孩童的兴奋。至今,每当我踏上渡船,仍能感受到那种兴奋。而此刻,它却被凄凉的念头掩盖:既然上百万扇窗户,上千栋楼房都是如此相似,那么你的生活也将会比你以为的与他人更为类似。
如果说,从甲板上远望城市,使我们明白了自己与他人多么相像,那么,从七百万模样相同的窗户里凝望我们的城市,却令我们有着完全相反的感受,它激起了我们想标新立异、独一无二的渴望。因为,看着城市中的渡船在水道间起伏穿梭,来往于城市之中,我们感到很自由。我叔叔和父亲叫得出四十多艘渡船的名称和编号,而在我眼里,它们都是一个模样。尽管隔得很远,他们也能够仅凭轮廓就将其辨认出来。某一艘的烟囱比其他的长些,或是它喷出的烟更多一点,有的船长桥楼高一些,或是船尾更宽一些。在渡船远远地出现在地平线,还只能看见烟囱时,父亲就能猜出它的名称和编号。这时我们总是肃然起敬,求教他传授秘诀。很快我们就发现,要掌握这些细微差别,是多么不容易。父亲和叔叔都有一艘被看做是属于自己的船,看到这艘船轰鸣着驶进博斯普鲁斯时,父亲就像看到自己的幸运数字那般高兴。他会接着对我们这些孩子们讲述这艘船的历史和它的奇特所在。我们是否能够看到并欣赏其烟囱划出的美妙弧线和其优雅的弧度?我们是否能够看到渡船踏浪而来,随着水波起伏,船身是如何微微倾斜?当渡船靠近海岸,环绕着阿琴提波尔努(Akmtiburnu)码头时,驻足那里的我们都会冲着船长挥手致意。过去,这码头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手持红绿旗帜,给“城市线”渡船发送信号。
这些渡船的燃料是煤炭,它的烟囱里总会冒出黑黑的浓烟。在无风的日子里,这黑烟就悬在空中,划出触及博斯普鲁斯的痕迹。孩提时代和青年时期,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画家,每当我完成一幅博斯普鲁斯的风景画时,最后总会欣喜地添上渡船喷出的煤黑色烟,令其划过天际。
有了父亲和叔叔的例子,我哥哥和我也为各自选了艘渡船。不论是在哪里看到自己分外喜爱的渡船,我们都会告诉彼此。它们大多与我们同龄,自20世纪50年代起,便开始往来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众多岛屿之间。从利物浦购得的“帕夏巴切号”是“我”的船,它与它两个兄弟的区别在于其宽宽的烟囱。1958年的某个夏夜,在叔叔的请求下,船长驾驶那艘船经过我们在黑贝里亚达的住所时,曾鸣笛两次。叔叔在前一天才见到那船长,却说服了船长为我鸣笛,然后,他又让我预先做好准备。那一整天直至夜晚,在“帕夏巴切号”从我们面前驶过之前,我都处在急切的盼望之中。夏末的那个夜初,透过松树,看到它从身后岛屿的灯火中浮现,我冲向海滨,跑到公园的最高处,激动得浑身发抖地等待着。我永远不会忘记它驶过两个小岛之间时的两声长鸣——第一声忧郁,第二声愤怒—一就恰恰经过我期盼的地点。发自渡船深处的汽笛声,在寂静无风的夜里,在群山和岛屿之间回旋。随之而来的,是一片沉寂。有那么一刻,我与自然合而为一,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仿佛在梦幻之中。后来,我听到二十码外,传来我那一大家人的欢闹声,他们(祖母、叔叔、父亲、母亲,还有其他人)在厨房外的大树下,围着桌子,吃着晚餐,冲着向我鸣笛问候的渡船鼓掌喝彩。现在,我每天仍有那么一两次,能透过办公室的窗户,望见“帕夏巴切号”渡船。
如今,“帕夏巴切号”在众岛屿间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往来穿梭已经有五十余载,但渡船给予我们的美妙之感,已经渐渐消逝。许多博斯普鲁斯旧码头都已关闭。有些成了餐厅,还有的被残忍地拆毁。那些叔叔和父亲熟知其轮廓和编号的渡船,除了一两艘被改成餐厅,供游人使用外,其余的一概消失,被运到了垃圾存放场。但也还有些旧渡船,仍然往来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还有成百上千的乘客,喜欢站立船舷,看着城市房屋一栋栋滑过;喜欢走到甲板上,呼吸博斯普鲁斯海峡清爽怡人的空气;喜欢每天清晨乘船上班之际,坐在船上喝茶。从我的办公室,可以望见博斯普鲁斯的渡船。在它后面,特别是在冬季,我总是可以欣喜地看到白色的海鸥群。海鸥总是扑抢着人们扔给它们的面包圈、芝麻圈,还有面包屑。冬天,博斯普鲁斯渡船上,总有人喜欢给海鸥扔面包屑。人们曾将渡船视为自己的化身,如今这种一对一的关系已经消逝。过去,当这种三层渡船驶过岸边的海滨住宅,顶层甲板上的船长总是会和一边正往炉子里添煤、一边做着白日梦的主妇们面面相对。而现在,乘客搭乘着从挪威引进的快速双体船,它的内部和安静、不透气的影院差不多,人们的眼睛紧盯电视,不再望向窗外。
我最喜欢夜晚时分靠岸的博斯普鲁斯渡船。倘若坐在码头旁的酒吧,渡船总是像一个专制、好奇的父亲,挺着它那长长高高的鼻子,驶进我们的谈话中来。抑或说,这是在时常望向它时,我们心中的感觉。随后,船长在舱内抽烟之际,工作人员就会用软管清洗甲板。倘若时间太晚,或过于炎热,工人就会穿着袍子,睡在码头一侧的长椅上,白天曾有上千人穿梭于此。而对面椅子上,有工人坐在那里抽烟,眼睛凝视着黑暗中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暗夜里的那一刻,寂静,还有拴着缆绳,静静地泊在码头的渡船,仿佛使人想起某个俊美、恬睡的容颜。
在伊斯坦布尔渡船上漫步时,我从未觉得自己像是在城市中旅行。相反,我觉得我属于这里,我的生活方式与周围人的生活是那么融洽、协调。我知道,自己就属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属于金角湾,属于马尔马拉海。正是这汪洋恣肆的海水,塑造了伊斯坦布尔。所有的楼房、门窗赋予这城市如是面貌:它们的意义在于与这片海水、这些水道如此接近,在于它们的高度和景致。同样,居住在这些房屋内、或是在街头漫步的人们属于这里。在心底某处,他们也知道自己距离这片海水是远是近。那些隔着窗户可以望见海景的人(过去,这些幸运者只占极少数)只要看到渡船在城市中往来穿梭,就觉得这城市似乎正是中心,是源头,是整个世界;觉得一切多多少少终究都会好起来。
正是这个原因,当我们踏上一艘司空见惯的渡船,从城市一端抵达另一端,或是开始一段短短的旅行时,我们才会很高兴能有机会从外部审视我们的空间,审视这位于城市内部的世界。四十年前,哥哥和我如果搭乘渡船从岛上前往卡拉廓伊(Karakoy),我们会屏住呼吸,等待着,看谁能够最先辨别出我们那个区的高楼,认出自家的窗户。我们会爬上顶层甲板靠近船长桥楼的地方,只为能更好地欣赏熟知的街巷、高耸的楼房和五颜六色的广告牌。而真正看到它们后,我们却会沮丧万分:从航船的甲板上望去,那些整日玩耍的街巷,司空见惯的、其形貌早已深深铭刻在我们脑海的楼房,那些从早到晚我们不知读了多少次的广告牌,看上去却都再普通不过,不似以往那么重要。从远处看到自己的街巷和房屋,这给我们带来了孩童的兴奋。至今,每当我踏上渡船,仍能感受到那种兴奋。而此刻,它却被凄凉的念头掩盖:既然上百万扇窗户,上千栋楼房都是如此相似,那么你的生活也将会比你以为的与他人更为类似。
如果说,从甲板上远望城市,使我们明白了自己与他人多么相像,那么,从七百万模样相同的窗户里凝望我们的城市,却令我们有着完全相反的感受,它激起了我们想标新立异、独一无二的渴望。因为,看着城市中的渡船在水道间起伏穿梭,来往于城市之中,我们感到很自由。我叔叔和父亲叫得出四十多艘渡船的名称和编号,而在我眼里,它们都是一个模样。尽管隔得很远,他们也能够仅凭轮廓就将其辨认出来。某一艘的烟囱比其他的长些,或是它喷出的烟更多一点,有的船长桥楼高一些,或是船尾更宽一些。在渡船远远地出现在地平线,还只能看见烟囱时,父亲就能猜出它的名称和编号。这时我们总是肃然起敬,求教他传授秘诀。很快我们就发现,要掌握这些细微差别,是多么不容易。父亲和叔叔都有一艘被看做是属于自己的船,看到这艘船轰鸣着驶进博斯普鲁斯时,父亲就像看到自己的幸运数字那般高兴。他会接着对我们这些孩子们讲述这艘船的历史和它的奇特所在。我们是否能够看到并欣赏其烟囱划出的美妙弧线和其优雅的弧度?我们是否能够看到渡船踏浪而来,随着水波起伏,船身是如何微微倾斜?当渡船靠近海岸,环绕着阿琴提波尔努(Akmtiburnu)码头时,驻足那里的我们都会冲着船长挥手致意。过去,这码头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手持红绿旗帜,给“城市线”渡船发送信号。
这些渡船的燃料是煤炭,它的烟囱里总会冒出黑黑的浓烟。在无风的日子里,这黑烟就悬在空中,划出触及博斯普鲁斯的痕迹。孩提时代和青年时期,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画家,每当我完成一幅博斯普鲁斯的风景画时,最后总会欣喜地添上渡船喷出的煤黑色烟,令其划过天际。
有了父亲和叔叔的例子,我哥哥和我也为各自选了艘渡船。不论是在哪里看到自己分外喜爱的渡船,我们都会告诉彼此。它们大多与我们同龄,自20世纪50年代起,便开始往来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众多岛屿之间。从利物浦购得的“帕夏巴切号”是“我”的船,它与它两个兄弟的区别在于其宽宽的烟囱。1958年的某个夏夜,在叔叔的请求下,船长驾驶那艘船经过我们在黑贝里亚达的住所时,曾鸣笛两次。叔叔在前一天才见到那船长,却说服了船长为我鸣笛,然后,他又让我预先做好准备。那一整天直至夜晚,在“帕夏巴切号”从我们面前驶过之前,我都处在急切的盼望之中。夏末的那个夜初,透过松树,看到它从身后岛屿的灯火中浮现,我冲向海滨,跑到公园的最高处,激动得浑身发抖地等待着。我永远不会忘记它驶过两个小岛之间时的两声长鸣——第一声忧郁,第二声愤怒—一就恰恰经过我期盼的地点。发自渡船深处的汽笛声,在寂静无风的夜里,在群山和岛屿之间回旋。随之而来的,是一片沉寂。有那么一刻,我与自然合而为一,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仿佛在梦幻之中。后来,我听到二十码外,传来我那一大家人的欢闹声,他们(祖母、叔叔、父亲、母亲,还有其他人)在厨房外的大树下,围着桌子,吃着晚餐,冲着向我鸣笛问候的渡船鼓掌喝彩。现在,我每天仍有那么一两次,能透过办公室的窗户,望见“帕夏巴切号”渡船。
如今,“帕夏巴切号”在众岛屿间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往来穿梭已经有五十余载,但渡船给予我们的美妙之感,已经渐渐消逝。许多博斯普鲁斯旧码头都已关闭。有些成了餐厅,还有的被残忍地拆毁。那些叔叔和父亲熟知其轮廓和编号的渡船,除了一两艘被改成餐厅,供游人使用外,其余的一概消失,被运到了垃圾存放场。但也还有些旧渡船,仍然往来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还有成百上千的乘客,喜欢站立船舷,看着城市房屋一栋栋滑过;喜欢走到甲板上,呼吸博斯普鲁斯海峡清爽怡人的空气;喜欢每天清晨乘船上班之际,坐在船上喝茶。从我的办公室,可以望见博斯普鲁斯的渡船。在它后面,特别是在冬季,我总是可以欣喜地看到白色的海鸥群。海鸥总是扑抢着人们扔给它们的面包圈、芝麻圈,还有面包屑。冬天,博斯普鲁斯渡船上,总有人喜欢给海鸥扔面包屑。人们曾将渡船视为自己的化身,如今这种一对一的关系已经消逝。过去,当这种三层渡船驶过岸边的海滨住宅,顶层甲板上的船长总是会和一边正往炉子里添煤、一边做着白日梦的主妇们面面相对。而现在,乘客搭乘着从挪威引进的快速双体船,它的内部和安静、不透气的影院差不多,人们的眼睛紧盯电视,不再望向窗外。
我最喜欢夜晚时分靠岸的博斯普鲁斯渡船。倘若坐在码头旁的酒吧,渡船总是像一个专制、好奇的父亲,挺着它那长长高高的鼻子,驶进我们的谈话中来。抑或说,这是在时常望向它时,我们心中的感觉。随后,船长在舱内抽烟之际,工作人员就会用软管清洗甲板。倘若时间太晚,或过于炎热,工人就会穿着袍子,睡在码头一侧的长椅上,白天曾有上千人穿梭于此。而对面椅子上,有工人坐在那里抽烟,眼睛凝视着黑暗中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暗夜里的那一刻,寂静,还有拴着缆绳,静静地泊在码头的渡船,仿佛使人想起某个俊美、恬睡的容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