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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淮北柳孜隋唐运河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中，有一件唐代长沙窑褐斑模印人物纹执壶具有典型的时代特色，本文结合此件文物谈谈笔者对长沙窑瓷器的异域特色及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认识。
一、唐代长沙窑瓷的异域特色
（一）唐代长沙窑褐斑模印人物纹执壶鉴赏
这件唐代长沙窑褐斑模印人物纹执壶，喇叭口，束直颈，肩部对称粘装双系，鼓腹，大平底。内施釉至口沿，外施青釉至下腹部。口沿、两系和短流下饰褐斑，两系下褐斑上饰模印胡人吹箫人物纹（见图1）和胡人舞蹈纹（见图2），流下褐斑上模印宝塔纹（见图3），釉面有小的开片，有流釉、积釉现象。暗红色胎较粗松。
该壶中模印的人物是一个舞蹈者，舞蹈者头戴宝冠，面如卵圆，头部微侧；吹笛者侧身而站，双手执箫，双腿微曲，立于蒲团之上，其面貌特征极具印度程式化美术装饰的特点；执壶流下的宝塔状建筑应是以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的建筑原型设计的。可见，该瓷壶是长沙窑与西域文化融合的产物。
（二）长沙窑瓷简介
长沙窑是唐代南方重要的、规模甚大的青瓷窑场，其窑址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郊铜官镇瓦渣坪，所以又称“铜官窑”或“瓦渣坪窑”。长沙窑始于初唐，兴盛于中晚唐，终于五代。长沙窑最重要的成就，是最先把铜作为高温着色剂应用到瓷器装饰上，烧出了以铜红作为装饰的彩瓷（见图4），这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也是中国釉下彩绘的第一个里程碑，对宋代的钧窑，元明清时期的釉里红、豇豆红、郎窑红等铜红釉产品的问世都起到了最初的奠基作用。
（三）唐代长沙窑瓷的异域特色
1 制作工艺的异域特色
在唐代，为了面向市场，满足异域民众的日常生活，瓷器作为主要贸易项目，就产生了专门适应外销需要的具有异域特色的长沙窑瓷。由于异域民众对瓷器的“实用性”和“审美性”的双重需求，长沙窑的窑工们凭借精湛的技艺、自由开放的思想和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烧造了形态各异、美观实用的瓷器。他们在瓷器上还创造出了釉下彩及印模贴花等新的瓷器装饰工艺，一改中国陶瓷传统刻、划、印花的装饰手法，独冠群窑。特别是釉下褐、绿、红彩瓷器新颖靓丽，深得来华经商的外国人的喜爱，从而促进长沙窑外销瓷域外文化特色的发展，因此一跃成为江南地区的名窑。
同时，在造型手法上，窑工们也不满足于传统的千篇一律的圆体器形，而是追求大胆创新，运用“雕”与“塑”的手法，将自然界千姿百态的花草树果和鸟兽虫鱼（见图5）等多种样式应用于器物造型中，使器物姿态各异、细致入微、各具神态、生动传神。把一般普通的实用器具，变成了富有生命力、具有观赏价值的艺术品。
2 色彩的异域特色
长沙窑陶瓷之所以能广为流传并且远销海外，被誉为“天下第一窑”，正是它摆脱了“南青北白”的统治，创烧了高温红铜釉、乳浊白釉、绿釉、蓝釉及釉下多彩瓷。
西域的伊斯兰教徒喜欢色彩丰富的艺术品和生活用具。长沙窑瓷不断向富有伊斯兰风情的装饰艺术风格拓展，透过丰富的色彩和釉下异域色彩纹样，给人以一种活泼、富有生命力的感觉，满足了域外人们的审美心理需求，深受伊斯兰地区人的喜爱。同样，这些有着浓郁异国情调的瓷品，也受到崇尚舶来品的大唐国人的喜爱。
3 纹饰的异域特色
唐代是一个开放、包容、自信的朝代，对各种思想文化兼容并蓄，引入了丰富多彩的域外文化，长沙窑瓷器也受此影响，出现了丰富的域外题材的装饰纹样：
（1）人物装饰（胡人舞蹈、外国女郎、骑兽武士等），长沙窑瓷器上骑马者常作击节技状或腾空作特技表演，此类造型在印度古代雕塑中极为常见。
（2）动物装饰，除了釉下彩绘中有与狩猎有关的狮子、山羊、野鹿、豹子外，模印贴花摩羯和特殊装饰的狮子等则与西域文化密切相关。
（3）植物装饰，除了釉下彩绘中有许多中国传统式的花草图形外，在模印贴花图形中还多见菠萝、沙罗树、棕榈树、葡萄、椰枣（见图6）等图形。
（4）抽象几何图形大致有三种：第一种用联珠纹组成图形作串珠状，组成三角、四方、圆形和弧形组合图案，类似于锦缎、波斯地毯和垂幔；第二种为放射状线或直条线；第三种为各种自由舒展、变幻莫测的线条，如行云、流水、蔓草、彩带宝石纹理或节日火花。这些活泼飞舞的线条，给人自由欢乐、奋发向上之感，迎合了广大伊斯兰教徒的商品需求。
（5）书法装饰，用中文或西域文化字体在瓷器表面书写出“真主最伟大”“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等文字，呈现出西域人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与信仰。
长沙窑瓷纹饰的异域特色，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唐代中外大众百姓的生活，充分展现了大唐的包容。
二、唐代长沙窑瓷器异域特色体现的历史文化价值
（一）长沙窑瓷的外销，体现唐代中外经济交流繁荣
唐、五代是我国瓷器外销的重要时期。越窑青瓷与邢窑白瓷首先作为外销瓷出口，瓷器在造型上保持着传统的中国风格。长沙窑生产既可内销又可外销的通用产品，而且还根据销往国的需要和爱好，专烧外销瓷器。随着唐代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长沙窑的外销瓷就越来越强大，成为我国早期外销瓷中的佼佼者。它在青瓷上大胆地运用褐绿彩绘以增加瓷器装饰性和色彩效果，目的是为了适应外销需要。它的印模贴花内容丰富，有动物纹、人物纹和植物花卉等。人物纹有婴戏、妇人、武士，动物纹有狮子、鸟、鱼、飞虫等，植物纹除传统荷花、葵花外还有葡萄、椰树等西亚及亚热带植物，这也与长沙窑产品直销海外有关。
具有异域特色的唐代长沙窑瓷器不仅供应国内，而且远销海外，可见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中外交往和通商频繁。
（二）长沙窑瓷的异域特色，体现唐代中外文化的融合
长沙窑瓷在外销的同时，也受到了域外文化的影响，这种域外文化与中国文化巧妙地融合在长沙窑瓷器中。从隋唐大运河柳孜遗址出土的褐斑模印人物纹执壶中的西域人物和建筑物装饰，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唐代长沙窑已经把西域文化和中国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它影响和促进了西方陶瓷工艺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中西文化沟通和相互传播的桥梁和纽带。可见，唐朝的对外开放、中外文化交流空前繁荣。
（三）长沙窑瓷的异域特色，体现唐代宗教的多元文化
长沙窑时期，社会经济繁荣，对外交流频繁，民风开放，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与多元。长沙窑瓷器在器形和装饰上广泛吸取国外各民族的器物风格，其上蕴含有多种宗教艺术元素，有佛教以及域外宗教文化形象。不同的宗教思想和宗教人文艺术在长沙窑瓷中得到呈现，使得长沙窑瓷器集实用价值和审美功能于一体，造就了长沙窑产品的五彩纷呈，也反映出了唐代宗教文化的繁荣与多元。
从这件长沙窑褐斑模印人物纹执壶，结合一些考古资料不难判断，唐代长沙窑瓷器通过隋唐大运河、丝绸之路等销往国内外。隋唐大运河为唐代长沙窑瓷的产与销架起了桥梁、铺成了通道。中外文化也借运河之便利，互相交融，共同发展，促成了唐代长沙窑瓷显著的异域特色。而隋唐大运河柳孜遗址所在地——安徽柳孜，不仅当时在军事上位置显要，而且在社会区域经济文化发展中，也同样担负起重要的职能。因此，它作为南北水运经济大动脉，南北物流必经之道，对于长沙窑瓷域外文化特色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唐代长沙窑瓷的异域特色
（一）唐代长沙窑褐斑模印人物纹执壶鉴赏
这件唐代长沙窑褐斑模印人物纹执壶，喇叭口，束直颈，肩部对称粘装双系，鼓腹，大平底。内施釉至口沿，外施青釉至下腹部。口沿、两系和短流下饰褐斑，两系下褐斑上饰模印胡人吹箫人物纹（见图1）和胡人舞蹈纹（见图2），流下褐斑上模印宝塔纹（见图3），釉面有小的开片，有流釉、积釉现象。暗红色胎较粗松。
该壶中模印的人物是一个舞蹈者，舞蹈者头戴宝冠，面如卵圆，头部微侧；吹笛者侧身而站，双手执箫，双腿微曲，立于蒲团之上，其面貌特征极具印度程式化美术装饰的特点；执壶流下的宝塔状建筑应是以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的建筑原型设计的。可见，该瓷壶是长沙窑与西域文化融合的产物。
（二）长沙窑瓷简介
长沙窑是唐代南方重要的、规模甚大的青瓷窑场，其窑址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郊铜官镇瓦渣坪，所以又称“铜官窑”或“瓦渣坪窑”。长沙窑始于初唐，兴盛于中晚唐，终于五代。长沙窑最重要的成就，是最先把铜作为高温着色剂应用到瓷器装饰上，烧出了以铜红作为装饰的彩瓷（见图4），这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也是中国釉下彩绘的第一个里程碑，对宋代的钧窑，元明清时期的釉里红、豇豆红、郎窑红等铜红釉产品的问世都起到了最初的奠基作用。
（三）唐代长沙窑瓷的异域特色
1 制作工艺的异域特色
在唐代，为了面向市场，满足异域民众的日常生活，瓷器作为主要贸易项目，就产生了专门适应外销需要的具有异域特色的长沙窑瓷。由于异域民众对瓷器的“实用性”和“审美性”的双重需求，长沙窑的窑工们凭借精湛的技艺、自由开放的思想和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烧造了形态各异、美观实用的瓷器。他们在瓷器上还创造出了釉下彩及印模贴花等新的瓷器装饰工艺，一改中国陶瓷传统刻、划、印花的装饰手法，独冠群窑。特别是釉下褐、绿、红彩瓷器新颖靓丽，深得来华经商的外国人的喜爱，从而促进长沙窑外销瓷域外文化特色的发展，因此一跃成为江南地区的名窑。
同时，在造型手法上，窑工们也不满足于传统的千篇一律的圆体器形，而是追求大胆创新，运用“雕”与“塑”的手法，将自然界千姿百态的花草树果和鸟兽虫鱼（见图5）等多种样式应用于器物造型中，使器物姿态各异、细致入微、各具神态、生动传神。把一般普通的实用器具，变成了富有生命力、具有观赏价值的艺术品。
2 色彩的异域特色
长沙窑陶瓷之所以能广为流传并且远销海外，被誉为“天下第一窑”，正是它摆脱了“南青北白”的统治，创烧了高温红铜釉、乳浊白釉、绿釉、蓝釉及釉下多彩瓷。
西域的伊斯兰教徒喜欢色彩丰富的艺术品和生活用具。长沙窑瓷不断向富有伊斯兰风情的装饰艺术风格拓展，透过丰富的色彩和釉下异域色彩纹样，给人以一种活泼、富有生命力的感觉，满足了域外人们的审美心理需求，深受伊斯兰地区人的喜爱。同样，这些有着浓郁异国情调的瓷品，也受到崇尚舶来品的大唐国人的喜爱。
3 纹饰的异域特色
唐代是一个开放、包容、自信的朝代，对各种思想文化兼容并蓄，引入了丰富多彩的域外文化，长沙窑瓷器也受此影响，出现了丰富的域外题材的装饰纹样：
（1）人物装饰（胡人舞蹈、外国女郎、骑兽武士等），长沙窑瓷器上骑马者常作击节技状或腾空作特技表演，此类造型在印度古代雕塑中极为常见。
（2）动物装饰，除了釉下彩绘中有与狩猎有关的狮子、山羊、野鹿、豹子外，模印贴花摩羯和特殊装饰的狮子等则与西域文化密切相关。
（3）植物装饰，除了釉下彩绘中有许多中国传统式的花草图形外，在模印贴花图形中还多见菠萝、沙罗树、棕榈树、葡萄、椰枣（见图6）等图形。
（4）抽象几何图形大致有三种：第一种用联珠纹组成图形作串珠状，组成三角、四方、圆形和弧形组合图案，类似于锦缎、波斯地毯和垂幔；第二种为放射状线或直条线；第三种为各种自由舒展、变幻莫测的线条，如行云、流水、蔓草、彩带宝石纹理或节日火花。这些活泼飞舞的线条，给人自由欢乐、奋发向上之感，迎合了广大伊斯兰教徒的商品需求。
（5）书法装饰，用中文或西域文化字体在瓷器表面书写出“真主最伟大”“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等文字，呈现出西域人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与信仰。
长沙窑瓷纹饰的异域特色，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唐代中外大众百姓的生活，充分展现了大唐的包容。
二、唐代长沙窑瓷器异域特色体现的历史文化价值
（一）长沙窑瓷的外销，体现唐代中外经济交流繁荣
唐、五代是我国瓷器外销的重要时期。越窑青瓷与邢窑白瓷首先作为外销瓷出口，瓷器在造型上保持着传统的中国风格。长沙窑生产既可内销又可外销的通用产品，而且还根据销往国的需要和爱好，专烧外销瓷器。随着唐代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长沙窑的外销瓷就越来越强大，成为我国早期外销瓷中的佼佼者。它在青瓷上大胆地运用褐绿彩绘以增加瓷器装饰性和色彩效果，目的是为了适应外销需要。它的印模贴花内容丰富，有动物纹、人物纹和植物花卉等。人物纹有婴戏、妇人、武士，动物纹有狮子、鸟、鱼、飞虫等，植物纹除传统荷花、葵花外还有葡萄、椰树等西亚及亚热带植物，这也与长沙窑产品直销海外有关。
具有异域特色的唐代长沙窑瓷器不仅供应国内，而且远销海外，可见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中外交往和通商频繁。
（二）长沙窑瓷的异域特色，体现唐代中外文化的融合
长沙窑瓷在外销的同时，也受到了域外文化的影响，这种域外文化与中国文化巧妙地融合在长沙窑瓷器中。从隋唐大运河柳孜遗址出土的褐斑模印人物纹执壶中的西域人物和建筑物装饰，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唐代长沙窑已经把西域文化和中国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它影响和促进了西方陶瓷工艺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中西文化沟通和相互传播的桥梁和纽带。可见，唐朝的对外开放、中外文化交流空前繁荣。
（三）长沙窑瓷的异域特色，体现唐代宗教的多元文化
长沙窑时期，社会经济繁荣，对外交流频繁，民风开放，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与多元。长沙窑瓷器在器形和装饰上广泛吸取国外各民族的器物风格，其上蕴含有多种宗教艺术元素，有佛教以及域外宗教文化形象。不同的宗教思想和宗教人文艺术在长沙窑瓷中得到呈现，使得长沙窑瓷器集实用价值和审美功能于一体，造就了长沙窑产品的五彩纷呈，也反映出了唐代宗教文化的繁荣与多元。
从这件长沙窑褐斑模印人物纹执壶，结合一些考古资料不难判断，唐代长沙窑瓷器通过隋唐大运河、丝绸之路等销往国内外。隋唐大运河为唐代长沙窑瓷的产与销架起了桥梁、铺成了通道。中外文化也借运河之便利，互相交融，共同发展，促成了唐代长沙窑瓷显著的异域特色。而隋唐大运河柳孜遗址所在地——安徽柳孜，不仅当时在军事上位置显要，而且在社会区域经济文化发展中，也同样担负起重要的职能。因此，它作为南北水运经济大动脉，南北物流必经之道，对于长沙窑瓷域外文化特色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