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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中的语言方式，是指教师以一种怎么样的姿态和学生交流。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交流的语言，直接反映了师生之间互动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的教学语言不只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工具，更不是“会耍嘴皮子”的某种技巧手段。要考察教师的教学用语，固然应该看在课堂上说了些什么，说得好不好，但更重要的应是看教师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在“言说”。反思教学语言的方式，实质上就是在反思教师的观念世界。
教学习惯用语是指教师经常使用以至于熟练化、自动化了的教学用语，或者说是潜意识中自然流出的习以为常的教学用语。其显著特点是：1.隐蔽性。不易被他人发现，自己也难以察觉。2.渗透性。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更是深远长久的。3.随机性。并不是教学内容的有机构成，常常是视具体教学情境而随机发生的课堂语言。最平常的往往也是最不会注意的，而越是不注意的教学现象也越能反映教师内心深处的教育观念和价值态度。如果说多媒体手段可以移入，教学组织形式可以变化，但是习惯用语却因为其隐蔽性却是难以改变，成为教学改革不彻底而留下的“尾巴”。现列举几个实例，并剖析之。
一、“吆喝”式
如课堂教学中“给我读一读，给我说一说，给我分析一下”等等，教师的本意在于发动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但却在听似随意的语调中似乎暗含着一种预设：你们学生的每一个行为都要向我负责，“说”是向我“说”，“分析”是向我“分析”，“说”得好不好，“分析”得对不对，理应也由我做出最终评价。教师俨然成了真理的化身，这实质上是话语“霸权”的一种较为隐蔽的表现形式。试想一下，学生是为你而“听”为你而“说“的吗？这样实际上是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存在。
二、“你是我的知已”
在一次教学活动中，一位年轻男教师执教《青海湖》。课堂教学中，当老师要学生找出某一段落中最优美的句子时，同学们踊跃发言，各有见解，其中不乏独到的评述。但老师都一一摇头否定，直到最后，一个学生说出他本人期盼已久的“那一句”时，该教师很欣喜地说：“你真是我的知己啊。”当时会场上一片哄笑。是谁导演了这拙劣的一幕？不是学生，也不是那位教师，而是那柄高高在上的“尚方宝剑”——标准答案，教学教参上的“标准答案”才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学生只不过是在“代圣人立言”，如有“越轨”，便遭“封杀”。封杀者是谁？不幸的是，被教师所充当。其实，对于语文学科，教师和学生均可进行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大家在各自体验的基础上分享交流，在分享交流的过程中又丰富了各自的体验，用一句广告语说则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要言之有理就应充分肯定。这位青年老师在课堂上说出的话，不经意间就暴露出了其内心的教育观念，且是一种落后的教育观念。
三、“少数服从多数”
曾经听一位教师上一节习题讲评课，讲到某道选择题时，教师发问“同意A的举手，B的？C的？D的？”当看到学生有争执时，便马上拍板：“少数服从多数，选A。”A的确是正确的答案，但为什么要多上一个无益甚至有害的课堂习惯用语呢？推而广之，是否每次遇到争执不下的的教学问题时，都要来个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呢？课堂教学是一种认识和探讨真理的活动，而真理欢迎平等的争辩，鄙弃简单的压制。在“真理”面前，无所谓 “多数”和“少数”，以多数来压制少数，是要不得的。不少情况下，真理是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即便对于“民主”而言，当“民主”变化成只剩下“少数服从多数”时，我们还敢要这样的“民主”吗？很多时候，“庸众”常常是要吃掉“独异的个人”的，早在几十年前鲁迅先生就发出了这样的警醒。
四、“希望同学们给予配合”
这句话多出现在公开课上。班主任或执教老师一般在课前向学生宣示：希望同学们能给老师以配合。这句话有问题吗？有。问题就出在那“配合”上，稍微揣摩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会给人这样的感觉：下面准备上课，今天这节课的主角是教师，你们大家呢则是配角，看谁与主角配合得好。自然的，课上处不理想，很容易把责任推到学生身上，是他们这些配角配合不好，我主角己尽力了。如果说调整一下思维方式，换一种说法，把“配合”改为“合作”,效果可能会好上许多。合作是双向的，教师首先应以一种与学生友好合作的心态投入到教学中去，缺此心态，只一味要求学生来配合自己，课堂上师生之间是怎么也不会进入到和谐的理想境界的。
教育家加达默曾说：“我们用学习讲话的方式认识世界，认识人类并最终认识我们自己。”布贝尔也说过，人与人之间就是一种对话的关系，对话的实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精神的相遇。我们的教学本质上不也是一种交往和对话吗？因此，教学习惯用语看似细枝末节，实则关系到学生的成长。教师下意识状态中自然流出的习惯用语也作用于学生的潜意识世界，连续几年，形成的影响是长远的和根深蒂固的。让我们多一些唤醒、激励和鼓舞的“习惯用语”吧。如耐心诱导地“能否换一个角度想一想”，真诚尊重地“谈一谈你的看法”，热情鼓励地“试一试”、“你能行”等等。这些都是书本知识所不能代替的，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启迪。
教育观念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学习一种理论，听懂了、赞成了并不意味着真正吸收消化了。教育观念的转变与否，最终还要看教育行为和教学语言是否发生彻底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在教学中反思，在反思中前行。我们在教改实验田里满怀信心地培育了新苗，细心一看，新苗周围竟然夹着不少的杂草，怎么办？别无选择，发现一棵，清除一棵。这种陈旧思维模式的“教学用语”不就是这样一类的杂草？叶澜教授把这种由“外显行为追溯内隐理论”的过程戏称为“捉虫”，捉头脑中的“虫”。新一轮课程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我们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虫子”还要捉，“杂草”还要“除”。
（责任编辑：胡惠明）
教学习惯用语是指教师经常使用以至于熟练化、自动化了的教学用语，或者说是潜意识中自然流出的习以为常的教学用语。其显著特点是：1.隐蔽性。不易被他人发现，自己也难以察觉。2.渗透性。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更是深远长久的。3.随机性。并不是教学内容的有机构成，常常是视具体教学情境而随机发生的课堂语言。最平常的往往也是最不会注意的，而越是不注意的教学现象也越能反映教师内心深处的教育观念和价值态度。如果说多媒体手段可以移入，教学组织形式可以变化，但是习惯用语却因为其隐蔽性却是难以改变，成为教学改革不彻底而留下的“尾巴”。现列举几个实例，并剖析之。
一、“吆喝”式
如课堂教学中“给我读一读，给我说一说，给我分析一下”等等，教师的本意在于发动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但却在听似随意的语调中似乎暗含着一种预设：你们学生的每一个行为都要向我负责，“说”是向我“说”，“分析”是向我“分析”，“说”得好不好，“分析”得对不对，理应也由我做出最终评价。教师俨然成了真理的化身，这实质上是话语“霸权”的一种较为隐蔽的表现形式。试想一下，学生是为你而“听”为你而“说“的吗？这样实际上是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存在。
二、“你是我的知已”
在一次教学活动中，一位年轻男教师执教《青海湖》。课堂教学中，当老师要学生找出某一段落中最优美的句子时，同学们踊跃发言，各有见解，其中不乏独到的评述。但老师都一一摇头否定，直到最后，一个学生说出他本人期盼已久的“那一句”时，该教师很欣喜地说：“你真是我的知己啊。”当时会场上一片哄笑。是谁导演了这拙劣的一幕？不是学生，也不是那位教师，而是那柄高高在上的“尚方宝剑”——标准答案，教学教参上的“标准答案”才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学生只不过是在“代圣人立言”，如有“越轨”，便遭“封杀”。封杀者是谁？不幸的是，被教师所充当。其实，对于语文学科，教师和学生均可进行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大家在各自体验的基础上分享交流，在分享交流的过程中又丰富了各自的体验，用一句广告语说则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要言之有理就应充分肯定。这位青年老师在课堂上说出的话，不经意间就暴露出了其内心的教育观念，且是一种落后的教育观念。
三、“少数服从多数”
曾经听一位教师上一节习题讲评课，讲到某道选择题时，教师发问“同意A的举手，B的？C的？D的？”当看到学生有争执时，便马上拍板：“少数服从多数，选A。”A的确是正确的答案，但为什么要多上一个无益甚至有害的课堂习惯用语呢？推而广之，是否每次遇到争执不下的的教学问题时，都要来个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呢？课堂教学是一种认识和探讨真理的活动，而真理欢迎平等的争辩，鄙弃简单的压制。在“真理”面前，无所谓 “多数”和“少数”，以多数来压制少数，是要不得的。不少情况下，真理是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即便对于“民主”而言，当“民主”变化成只剩下“少数服从多数”时，我们还敢要这样的“民主”吗？很多时候，“庸众”常常是要吃掉“独异的个人”的，早在几十年前鲁迅先生就发出了这样的警醒。
四、“希望同学们给予配合”
这句话多出现在公开课上。班主任或执教老师一般在课前向学生宣示：希望同学们能给老师以配合。这句话有问题吗？有。问题就出在那“配合”上，稍微揣摩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会给人这样的感觉：下面准备上课，今天这节课的主角是教师，你们大家呢则是配角，看谁与主角配合得好。自然的，课上处不理想，很容易把责任推到学生身上，是他们这些配角配合不好，我主角己尽力了。如果说调整一下思维方式，换一种说法，把“配合”改为“合作”,效果可能会好上许多。合作是双向的，教师首先应以一种与学生友好合作的心态投入到教学中去，缺此心态，只一味要求学生来配合自己，课堂上师生之间是怎么也不会进入到和谐的理想境界的。
教育家加达默曾说：“我们用学习讲话的方式认识世界，认识人类并最终认识我们自己。”布贝尔也说过，人与人之间就是一种对话的关系，对话的实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精神的相遇。我们的教学本质上不也是一种交往和对话吗？因此，教学习惯用语看似细枝末节，实则关系到学生的成长。教师下意识状态中自然流出的习惯用语也作用于学生的潜意识世界，连续几年，形成的影响是长远的和根深蒂固的。让我们多一些唤醒、激励和鼓舞的“习惯用语”吧。如耐心诱导地“能否换一个角度想一想”，真诚尊重地“谈一谈你的看法”，热情鼓励地“试一试”、“你能行”等等。这些都是书本知识所不能代替的，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启迪。
教育观念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学习一种理论，听懂了、赞成了并不意味着真正吸收消化了。教育观念的转变与否，最终还要看教育行为和教学语言是否发生彻底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在教学中反思，在反思中前行。我们在教改实验田里满怀信心地培育了新苗，细心一看，新苗周围竟然夹着不少的杂草，怎么办？别无选择，发现一棵，清除一棵。这种陈旧思维模式的“教学用语”不就是这样一类的杂草？叶澜教授把这种由“外显行为追溯内隐理论”的过程戏称为“捉虫”，捉头脑中的“虫”。新一轮课程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我们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虫子”还要捉，“杂草”还要“除”。
（责任编辑：胡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