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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无字》是女作家张洁久炼之作。在长达12年的创作时间里，作者呕心沥血构筑起这部凄凉悲怆的女性心灵史和命运史。本文将从女性命运和爱情悲剧和人性剖析与反思两个角度论述这部小说蕴含的深意。
关键词： 爱情悲剧 《无字》 悲剧命运
“这本就是一个起始于雪天雪地的故事，对一个美丽的银色世界，原不该抱有不能融化的奢望。”女作家张洁就是以这样看似绝望，实际仍憧憬希望与美好的口吻展开了整部反映中国几代女性悲惨命运作品的叙述。从一开始，作者便落入自己为自己设下的圈套，结局只有两种，并且都很悲惨。要么在无声控诉中跌入苦情戏的窠臼；要么在一片梦幻似的女性幻想中，呼吁真正独立自由的新女性。无疑，这两种设计都让人深感凄凉，因为一切醒来后，不过是一场梦。自作者至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命运，本文将从爱情理想破灭与人性剖析两方面分析这部作品，以期走进女作家创作深处，解读其女性意识及创作理念。
一
张洁的文学创作是从新时期之初开始的。早期作品如《爱，是不能忘记的》、《波西米亞花瓶》、《祖母绿》均为爱情婚姻小说，写出了超脱世俗生活、浪漫飘渺的爱。作品中亦不乏对美好爱情诗意的描绘与向往：“哪怕千百年过去，只要有一朵白云追逐着另一朵白云；一棵青草傍依着另一棵青草；一层浪花拍打着另一层浪花；一阵清风紧跟着另一阵清风……相信我，那一定就是他们。”（《爱，是不能忘记的》）可见张洁内心对完美爱情的渴望。不过，像许多女作家一样，爱情理想总是与残酷现实互为矛盾的情志不免渗透在作品中。在张洁这里，从《方舟》、《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红蘑菇》、《他什么病》等作品方能见出这种情致，突出表现为文学想象与审美意境的变化，爱情理想遭受解构，理想的男子形象化为丑陋、病态形象。到长篇小说《无字》，张洁在百年历史长河中，进一步构架出女主人公精神追求的失落与爱情理想的破灭。
作品以长篇史诗的形式，以时间为线索，记录了从清朝末年，经由民国再到抗战，最终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建立起新中国，风雨沧桑中，一直延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时代，一个小家族叶家女子墨荷——秀春（叶莲子）——吴为——禅月四代女性的悲苦凄惨命运，在深刻地批判中国封建体制的腐朽封闭与非人礼教对中国女性自古以来的压迫束缚的同时，小说也传达了隐匿在女性心底的声音，渴望自由，渴望平等，渴望摆脱悲惨命运。随着女性地位的逐渐提升，作品中饱经人世沧桑的女主人公们有欣慰也有反思，尽管能够独自面对并解决命运带给她们的不公与折磨，并不断认清自身生命价值与未来，但通过吴为这个女性最终为自己过于执迷并信任男人而走向癫狂的悲惨命运来看，女性自身仍未摆脱男性世界的束缚，无法独立于世，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吴为的昏聩乃至最终的疯癫，与其看做是对这个黑暗社会强加于她的罪孽的一种控诉，不如看做是旧有逆来顺受的妇女观的崩塌与解体，禅月一代的新女性形象必将越来越深入人心，女人终将获得平等自由的权利。这或许是作者的臆想，因为这种自由并非毫无瑕疵的，这一点从禅月代表的二十世纪末新女性在爱情、事业上因为独断专行、我行我素所造成的不幸便可见出端倪。由此看出，所谓的女权主义绝非和男权社会的决裂，而是在正常社会秩序中争取平等自由，和男性实现和谐共处。这一点，作者是没有涉及到的，作为一部反映女性历史命运的小说作品，没有这样的历史责任感和视野，仅凭真实的叙述是无法长存于世的。
吴为曾是理想主义者，亦如作者自己。她热爱革命更爱才，在这种情愫的指引下，精通中西古今爱情典籍和征战沙场的胡秉宸便化身为她爱情幻想的实体。而事实上，他们的心灵境界竟如云泥之别。吴为因幼年处在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之中，敏感多情，后又受了高等教育，因此异常重视精神追求。而胡秉宸虽在恋爱初期曾卖弄文墨，但他对于爱情仅限于“风月”与性欲。这与吴为向往的胜于生命的爱情憧憬背道而驰。基于此，胡秉宸和吴为之间难以存在真爱。《无字》在描绘爱情理想破灭的同时消解了张洁早期创作中的爱情期许。作者彻底解构了爱情神庙，以凄凉悲切之笔痛诉女主人公为寻找灵魂伴侣所付出的所有青春活力，更以犀利之笔描绘了人与人之间爱的虚伪与龌龊。如此，作品亦显出凝重苍凉之感。小说构建了一个母系家族社会，诉说了吴为和她的母亲叶莲子以及外祖母墨荷三代人的悲剧命运。诸多女性中，只有吴为是一个被挖掘出来的真实的女性。吴为从小父爱缺失，看别人眼色行事。她目睹了父亲对母亲的虐待，还承受着父亲的暴力，甚至险些被他摔死。这一切导致了她和母亲生死命运相连的关系和对父亲嵌入骨髓的怨恨。新中国成立后她读了大学，作为新时代的新女性，吴为对生活和爱情都建立起自己的认识和追求。她经历了失败的婚姻，育有婚生女禅月和私生女枫丹，后者使她遭尽诟病。她为了追求爱情，在流言蜚语中与长自己20岁的老干部胡秉宸开始长达10年的婚外恋，直到自己的文学成就得到社会的认可。婚后，吴为又是忍受屈辱，对丈夫和他的女儿百般逢迎，最终还是以离婚告终。她既非典型的传统女性，又非典型的现代女性，而正是这样一个非典型性的中间人物，才真正为我们撩开几千年女性内心世界的神秘面纱，让我们走近女性的内心，挖掘潜藏在女性心底世界的真实，而这份真实绝非仅仅属于女性本身。正如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绪论中所述，“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关系问题或男女权力平等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和所有解释。女性的群体经验也不单纯是对人类经验的补充或完善，相反，它倒是一种颠覆和重构，它将重新说明整个人类曾以什么方式生存并正在如何生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将把人类历史归结为性别斗争的历史，实际上，女性所能够书写的并不是另外的一种历史，而是一切已然成文的历史无意识，是一切统治结构为了证明自身的天经地义，完美无缺而必须压抑、藏匿、掩盖和抹杀的东西。”“女性的真情发露，揭示着那些潜抑在统治秩序深处的、被排斥在已有历史阐释之外的历史无意识。揭示着重大事件的线性系列下的无历史，发露着民族自我记忆的空白、边缘、缝隙、潜台词和自我欺骗。它具有反神话的、颠覆已有意识形态大厦的潜能。”这一点，作者在深入探讨隐藏在吴为乃至所有中国女性心底的真实情感的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寻找另一种历史真实的可能，实属不易。通览全书，作者在传达和梳理一生处在矛盾挣扎中的女主人公吴为的芜杂纷乱的心理活动时，选用了最具代表性的爱情观和宿命论。独具特色的是，全书都被宿命论的迷幻色彩所笼罩，包括吴为的生死命运。爱情观始终为宿命论左右并决定着，致使她无法全心全意去爱，更无法得到真爱。她生命的三次命运暗示，都是在她人生中三次遭遇重大劫难时，被自己的母亲叶莲子亲眼目睹，并一次次将她带出劫难，最后在劫难逃，也就是在母亲死后。这双重的象征描写，也就是在一次次地证明着女人在逆来顺受的历史命运面前，只能沦为牺牲品。 二
徐岱先生在《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中以其男性性别立场，审视当代女性作家的代表性文本，并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对于《无字》这部长篇小说，徐先生如是评价：“这部作品……完全是失败之作，一个凭借着小说的虚构权来泻私愤的文本。”对于作家的个人际遇，我们只能从她文字中流淌的心血寻找蛛丝马迹，自然作品中有些东西和作家现实生活是重合的，如果仅停留在私人生活空间，作品会陷入狭隘。张洁从来都不是一个目光狭隘的人，无论在视野上还是在创作上。《无字》中，女人的爱情及命运虽然贯穿全文，却不是小说的全部内涵。这部小说不仅写出了三代女性的悲剧，同时更包含对人性的思考，对历史的追问。从这一角度看，徐岱先生的评价似乎流于偏颇。贝娄亦说过，“每部小说其实就是一部更高水平的自传”，玛格丽特·杜拉斯也说，“我是个彻底的自恋狂”。張洁笔下的吴为正是作为一个贴近生活，接地气的俗人来表现的。而最可贵的精神是吴为的质疑精神和热爱生活的态度。作者在《无字》中昭示吴为：在很长一个人生阶段，她都没有放弃寻找一个男子汉的梦想，妄图依靠那个男子汉战胜她对男人的恐惧，结束她对男人的审判，推翻她对男人的成见，——完全一个旧式女人或正常女人的梦想，而非人们通常理解的恋父情节，却一次又一次陷入绝境，最后只好落入与男人势不两立，孤走天涯的下场。这该是对吴为乃至对自己甚至所有女性人性的昭示了吧，人性中的虚荣世俗，盲目崇拜，偏听偏信尽在其中。
诚然，20世纪中国女作家能以切身体验写出女性苦难、生命体验的，当首推萧红。她的《王阿嫂》、《呼兰河传》等作品中都写了底层妇女的生育、死亡，命如草贱。较之萧红，张洁在这方面亦有充分的描写。《无字》中吴为的祖母墨荷便是这样一位“无休止的操劳与在生理极限上的不停歇地生育——奴性与工具性的代表”。墨荷难产而死，灵魂同身体一同消亡。张洁将其作为一个代表，意在揭露女人被物化的悲剧命运，更进一步推向对人性的斥责。因为即便如此深重的苦难和毫无意义的生命存在，她们依旧对爱情抱有幻想，期盼自己心中“白马王子”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墨荷为代表的世世代代的中国传统女子都处于社会底层，被物化而不自知，麻木而自欺欺人的人性在这里暴露无遗。无论是墨荷，还是吴为的母亲叶莲子，她们的人生终极目标都是组建稳固家庭并一生坚守，不论丈夫情感变异与否、抑或生离死别，都始终不渝。这种封建制度和男权观念下的奴化显示了女性在历史话语环境下的失声，同时更揭示出女性人性的麻木与愚昧。张辛欣曾在《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中这样描述她的至交张洁，“人已被撕碎，梦却没破，远远没有破碎！安徒生，还有契诃夫，我见过她那套老版本的契诃夫全集，那一本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给她长久的、单薄的梦作着一个巨大的后盾。做一个女人最好的时日几乎已经快过去了，她还在像一个小女孩儿一样，眼巴巴地期待着人世从来没有肯真正地、平稳地降临给她的一点点可靠的温存......”由此推及她的作品及主人公命运，我们可以想见揭露女性奴性本质是站在男女对立的天平上的女权主义的表述；而正如上所述，若站在一位较之于理性男性的感性、敏感、渴望爱的女性理想的天平上，这些“牺牲品”又个个都是怀有美好等待信念的赤子，怎能不叫人敬佩！
张洁的贡献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吴为的静思与觉醒：历经人生多舛，千辛万苦求得的爱情却如空壳，爱情理想如镜花水月，虚空一场。终于，她在种种罹难中反抗也反思，并毫不掩饰地对主人公展开魂灵拷问和人性剖析。从吴为和胡秉宸二人的结局，我们便可看出端倪。吴为疯掉，死去，胡秉宸亦死去，可以见出作者的对未来的期望。这部长篇小说从形而下的层面讲述了历史话语中女性生无根基，无所皈依，一切镜花水月的悲剧命运。小说结尾的期望在“后记”中显得凄凉，“我不过是个朝圣的人，来到圣殿，献上圣香，然后转身离去。却不是从来时的路返回原处，而是继续前行，并且原谅了自己。”对人性自限性的反思在这里有了合理的注脚。在这个意义上，亦能看出张洁内心的赤诚。王蒙说“张洁的固执的与洁癖的颇富形而上意味的乌托邦颠覆了，她还没有找到代替或填充这种颠覆的新的激情、幻想、寄托、平衡”，在王蒙看来，文学作为张洁生命与爱的救赎的功用发生了颠覆，造成了张洁在后期作品的风格突变，“尖刻”、“恶语相向”矛头都指向残酷现实。人们如是理解张洁似乎也有几分道理。“冷面亦非真无情”也是千百年来的箴言，理想主义的背面绝不会仅仅只有痛恨与发泄，更多的乃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无字》以本真生命体验展现了自身生命境遇和世纪末精神焦虑下对人性的追索与反思。在历史语境下，张洁切实揭示了女性悲剧命运和生存处境，更深入挖掘人性，在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历史上留下属于自己的一笔。
参考文献：
[1]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上海：三联书店，1996.
[2]何火任.张洁小传[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3]波伏娃.第二性.[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4]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
[5]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6]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
[7]杨义.文化冲突与审美选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关键词： 爱情悲剧 《无字》 悲剧命运
“这本就是一个起始于雪天雪地的故事，对一个美丽的银色世界，原不该抱有不能融化的奢望。”女作家张洁就是以这样看似绝望，实际仍憧憬希望与美好的口吻展开了整部反映中国几代女性悲惨命运作品的叙述。从一开始，作者便落入自己为自己设下的圈套，结局只有两种，并且都很悲惨。要么在无声控诉中跌入苦情戏的窠臼；要么在一片梦幻似的女性幻想中，呼吁真正独立自由的新女性。无疑，这两种设计都让人深感凄凉，因为一切醒来后，不过是一场梦。自作者至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命运，本文将从爱情理想破灭与人性剖析两方面分析这部作品，以期走进女作家创作深处，解读其女性意识及创作理念。
一
张洁的文学创作是从新时期之初开始的。早期作品如《爱，是不能忘记的》、《波西米亞花瓶》、《祖母绿》均为爱情婚姻小说，写出了超脱世俗生活、浪漫飘渺的爱。作品中亦不乏对美好爱情诗意的描绘与向往：“哪怕千百年过去，只要有一朵白云追逐着另一朵白云；一棵青草傍依着另一棵青草；一层浪花拍打着另一层浪花；一阵清风紧跟着另一阵清风……相信我，那一定就是他们。”（《爱，是不能忘记的》）可见张洁内心对完美爱情的渴望。不过，像许多女作家一样，爱情理想总是与残酷现实互为矛盾的情志不免渗透在作品中。在张洁这里，从《方舟》、《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红蘑菇》、《他什么病》等作品方能见出这种情致，突出表现为文学想象与审美意境的变化，爱情理想遭受解构，理想的男子形象化为丑陋、病态形象。到长篇小说《无字》，张洁在百年历史长河中，进一步构架出女主人公精神追求的失落与爱情理想的破灭。
作品以长篇史诗的形式，以时间为线索，记录了从清朝末年，经由民国再到抗战，最终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建立起新中国，风雨沧桑中，一直延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时代，一个小家族叶家女子墨荷——秀春（叶莲子）——吴为——禅月四代女性的悲苦凄惨命运，在深刻地批判中国封建体制的腐朽封闭与非人礼教对中国女性自古以来的压迫束缚的同时，小说也传达了隐匿在女性心底的声音，渴望自由，渴望平等，渴望摆脱悲惨命运。随着女性地位的逐渐提升，作品中饱经人世沧桑的女主人公们有欣慰也有反思，尽管能够独自面对并解决命运带给她们的不公与折磨，并不断认清自身生命价值与未来，但通过吴为这个女性最终为自己过于执迷并信任男人而走向癫狂的悲惨命运来看，女性自身仍未摆脱男性世界的束缚，无法独立于世，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吴为的昏聩乃至最终的疯癫，与其看做是对这个黑暗社会强加于她的罪孽的一种控诉，不如看做是旧有逆来顺受的妇女观的崩塌与解体，禅月一代的新女性形象必将越来越深入人心，女人终将获得平等自由的权利。这或许是作者的臆想，因为这种自由并非毫无瑕疵的，这一点从禅月代表的二十世纪末新女性在爱情、事业上因为独断专行、我行我素所造成的不幸便可见出端倪。由此看出，所谓的女权主义绝非和男权社会的决裂，而是在正常社会秩序中争取平等自由，和男性实现和谐共处。这一点，作者是没有涉及到的，作为一部反映女性历史命运的小说作品，没有这样的历史责任感和视野，仅凭真实的叙述是无法长存于世的。
吴为曾是理想主义者，亦如作者自己。她热爱革命更爱才，在这种情愫的指引下，精通中西古今爱情典籍和征战沙场的胡秉宸便化身为她爱情幻想的实体。而事实上，他们的心灵境界竟如云泥之别。吴为因幼年处在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之中，敏感多情，后又受了高等教育，因此异常重视精神追求。而胡秉宸虽在恋爱初期曾卖弄文墨，但他对于爱情仅限于“风月”与性欲。这与吴为向往的胜于生命的爱情憧憬背道而驰。基于此，胡秉宸和吴为之间难以存在真爱。《无字》在描绘爱情理想破灭的同时消解了张洁早期创作中的爱情期许。作者彻底解构了爱情神庙，以凄凉悲切之笔痛诉女主人公为寻找灵魂伴侣所付出的所有青春活力，更以犀利之笔描绘了人与人之间爱的虚伪与龌龊。如此，作品亦显出凝重苍凉之感。小说构建了一个母系家族社会，诉说了吴为和她的母亲叶莲子以及外祖母墨荷三代人的悲剧命运。诸多女性中，只有吴为是一个被挖掘出来的真实的女性。吴为从小父爱缺失，看别人眼色行事。她目睹了父亲对母亲的虐待，还承受着父亲的暴力，甚至险些被他摔死。这一切导致了她和母亲生死命运相连的关系和对父亲嵌入骨髓的怨恨。新中国成立后她读了大学，作为新时代的新女性，吴为对生活和爱情都建立起自己的认识和追求。她经历了失败的婚姻，育有婚生女禅月和私生女枫丹，后者使她遭尽诟病。她为了追求爱情，在流言蜚语中与长自己20岁的老干部胡秉宸开始长达10年的婚外恋，直到自己的文学成就得到社会的认可。婚后，吴为又是忍受屈辱，对丈夫和他的女儿百般逢迎，最终还是以离婚告终。她既非典型的传统女性，又非典型的现代女性，而正是这样一个非典型性的中间人物，才真正为我们撩开几千年女性内心世界的神秘面纱，让我们走近女性的内心，挖掘潜藏在女性心底世界的真实，而这份真实绝非仅仅属于女性本身。正如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绪论中所述，“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关系问题或男女权力平等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和所有解释。女性的群体经验也不单纯是对人类经验的补充或完善，相反，它倒是一种颠覆和重构，它将重新说明整个人类曾以什么方式生存并正在如何生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将把人类历史归结为性别斗争的历史，实际上，女性所能够书写的并不是另外的一种历史，而是一切已然成文的历史无意识，是一切统治结构为了证明自身的天经地义，完美无缺而必须压抑、藏匿、掩盖和抹杀的东西。”“女性的真情发露，揭示着那些潜抑在统治秩序深处的、被排斥在已有历史阐释之外的历史无意识。揭示着重大事件的线性系列下的无历史，发露着民族自我记忆的空白、边缘、缝隙、潜台词和自我欺骗。它具有反神话的、颠覆已有意识形态大厦的潜能。”这一点，作者在深入探讨隐藏在吴为乃至所有中国女性心底的真实情感的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寻找另一种历史真实的可能，实属不易。通览全书，作者在传达和梳理一生处在矛盾挣扎中的女主人公吴为的芜杂纷乱的心理活动时，选用了最具代表性的爱情观和宿命论。独具特色的是，全书都被宿命论的迷幻色彩所笼罩，包括吴为的生死命运。爱情观始终为宿命论左右并决定着，致使她无法全心全意去爱，更无法得到真爱。她生命的三次命运暗示，都是在她人生中三次遭遇重大劫难时，被自己的母亲叶莲子亲眼目睹，并一次次将她带出劫难，最后在劫难逃，也就是在母亲死后。这双重的象征描写，也就是在一次次地证明着女人在逆来顺受的历史命运面前，只能沦为牺牲品。 二
徐岱先生在《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中以其男性性别立场，审视当代女性作家的代表性文本，并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对于《无字》这部长篇小说，徐先生如是评价：“这部作品……完全是失败之作，一个凭借着小说的虚构权来泻私愤的文本。”对于作家的个人际遇，我们只能从她文字中流淌的心血寻找蛛丝马迹，自然作品中有些东西和作家现实生活是重合的，如果仅停留在私人生活空间，作品会陷入狭隘。张洁从来都不是一个目光狭隘的人，无论在视野上还是在创作上。《无字》中，女人的爱情及命运虽然贯穿全文，却不是小说的全部内涵。这部小说不仅写出了三代女性的悲剧，同时更包含对人性的思考，对历史的追问。从这一角度看，徐岱先生的评价似乎流于偏颇。贝娄亦说过，“每部小说其实就是一部更高水平的自传”，玛格丽特·杜拉斯也说，“我是个彻底的自恋狂”。張洁笔下的吴为正是作为一个贴近生活，接地气的俗人来表现的。而最可贵的精神是吴为的质疑精神和热爱生活的态度。作者在《无字》中昭示吴为：在很长一个人生阶段，她都没有放弃寻找一个男子汉的梦想，妄图依靠那个男子汉战胜她对男人的恐惧，结束她对男人的审判，推翻她对男人的成见，——完全一个旧式女人或正常女人的梦想，而非人们通常理解的恋父情节，却一次又一次陷入绝境，最后只好落入与男人势不两立，孤走天涯的下场。这该是对吴为乃至对自己甚至所有女性人性的昭示了吧，人性中的虚荣世俗，盲目崇拜，偏听偏信尽在其中。
诚然，20世纪中国女作家能以切身体验写出女性苦难、生命体验的，当首推萧红。她的《王阿嫂》、《呼兰河传》等作品中都写了底层妇女的生育、死亡，命如草贱。较之萧红，张洁在这方面亦有充分的描写。《无字》中吴为的祖母墨荷便是这样一位“无休止的操劳与在生理极限上的不停歇地生育——奴性与工具性的代表”。墨荷难产而死，灵魂同身体一同消亡。张洁将其作为一个代表，意在揭露女人被物化的悲剧命运，更进一步推向对人性的斥责。因为即便如此深重的苦难和毫无意义的生命存在，她们依旧对爱情抱有幻想，期盼自己心中“白马王子”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墨荷为代表的世世代代的中国传统女子都处于社会底层，被物化而不自知，麻木而自欺欺人的人性在这里暴露无遗。无论是墨荷，还是吴为的母亲叶莲子，她们的人生终极目标都是组建稳固家庭并一生坚守，不论丈夫情感变异与否、抑或生离死别，都始终不渝。这种封建制度和男权观念下的奴化显示了女性在历史话语环境下的失声，同时更揭示出女性人性的麻木与愚昧。张辛欣曾在《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中这样描述她的至交张洁，“人已被撕碎，梦却没破，远远没有破碎！安徒生，还有契诃夫，我见过她那套老版本的契诃夫全集，那一本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给她长久的、单薄的梦作着一个巨大的后盾。做一个女人最好的时日几乎已经快过去了，她还在像一个小女孩儿一样，眼巴巴地期待着人世从来没有肯真正地、平稳地降临给她的一点点可靠的温存......”由此推及她的作品及主人公命运，我们可以想见揭露女性奴性本质是站在男女对立的天平上的女权主义的表述；而正如上所述，若站在一位较之于理性男性的感性、敏感、渴望爱的女性理想的天平上，这些“牺牲品”又个个都是怀有美好等待信念的赤子，怎能不叫人敬佩！
张洁的贡献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吴为的静思与觉醒：历经人生多舛，千辛万苦求得的爱情却如空壳，爱情理想如镜花水月，虚空一场。终于，她在种种罹难中反抗也反思，并毫不掩饰地对主人公展开魂灵拷问和人性剖析。从吴为和胡秉宸二人的结局，我们便可看出端倪。吴为疯掉，死去，胡秉宸亦死去，可以见出作者的对未来的期望。这部长篇小说从形而下的层面讲述了历史话语中女性生无根基，无所皈依，一切镜花水月的悲剧命运。小说结尾的期望在“后记”中显得凄凉，“我不过是个朝圣的人，来到圣殿，献上圣香，然后转身离去。却不是从来时的路返回原处，而是继续前行，并且原谅了自己。”对人性自限性的反思在这里有了合理的注脚。在这个意义上，亦能看出张洁内心的赤诚。王蒙说“张洁的固执的与洁癖的颇富形而上意味的乌托邦颠覆了，她还没有找到代替或填充这种颠覆的新的激情、幻想、寄托、平衡”，在王蒙看来，文学作为张洁生命与爱的救赎的功用发生了颠覆，造成了张洁在后期作品的风格突变，“尖刻”、“恶语相向”矛头都指向残酷现实。人们如是理解张洁似乎也有几分道理。“冷面亦非真无情”也是千百年来的箴言，理想主义的背面绝不会仅仅只有痛恨与发泄，更多的乃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无字》以本真生命体验展现了自身生命境遇和世纪末精神焦虑下对人性的追索与反思。在历史语境下，张洁切实揭示了女性悲剧命运和生存处境，更深入挖掘人性，在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历史上留下属于自己的一笔。
参考文献：
[1]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上海：三联书店，1996.
[2]何火任.张洁小传[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3]波伏娃.第二性.[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4]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
[5]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6]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
[7]杨义.文化冲突与审美选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