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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不仔》是日裔美籍作家约翰·冈田的一部杰作，也是作者唯一一部出版作品。它对主人公山田一郎在拒绝征兵令后所陷入的生存困境的描述散发着浓重的存在主义气息。
关键词：《不-不仔》；存在主义；一郎；地狱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0-0173-03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然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场战争给交战各方的人民都带来了沉重的苦难，远在美国本土的日裔美国人也不例外。战争爆发后，日裔美国人在美国被认为是“最不可信的公民”。美国政府以“军事需要”为借口将120231名日裔美国人关进了拘留营[1]。拘留营中的日裔美国人都面临两个问题：你愿意服从当局命令加入美国军队吗？你愿意发誓永远效忠美国，并保护她不受国内外势力的破坏，同时发誓放弃对日本天皇，或者其他任何国外政府、力量和组织的服从和效忠吗？约翰·冈田的《不-不仔》以此为历史背景，以山田一郎在回答了两个不后的悲惨遭遇为切入点，再现了日裔美国人在二战中和二战后的生存状态。
一、存在主义和萨特
存在主义又称生存主义，是一场兴起于20世纪初兴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哲学非理性思潮。萨特是这场思潮的卓越人物。他把存在分为两类：“一是我以外的世界的存在，这是‘自在的存在’，……另一种‘自为的存在’即人的自我存在、人的主观意识，这才是真正的存在。”[2]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大致可以概括为：“人生是荒诞的，现实是令人恶心的，人的存在在先，本质在后，人存在着，进行自由选择，进行自由创造，而后获得本质，人在选择、创造自我本质的过程中，享有充分的自由，然而，这种本事的获得和确定却是在整个过程的终结才最后完成。”[3]他的这些哲学思想在二战后几乎席卷整个世界。采用萨特的存在主义来解析出版于20世纪中期的《不-不仔》，也许更能反映当时的时代特点和作者的写作意图。
二、一郎的监禁生活
萨特的存在主义所研究的存在更多地聚焦于自为的存在，即人的存在。他提出“存在先于本质”，即人首先存在，然后用自己的行为来确立自身的本质。在此，他否定了人的一切先天的本质和道德。从萨特的存在主义角度来看，美国政府把山田一郎赶入拘留营，最后扔进监狱的理由是不成立的。美国人不是天生的，而是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创造出来的。一郎在美国长大，接受美国文化，热爱美国。他选择了成为美国人。虽然一郎回答了两个不，成为了一名“不-不仔”，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的本质就是反对美国的日本人。他的两个不只能表明他对战争的厌恶和对美国政府傲慢态度的极度不满。美国政府把一郎的日本血统当成了他的本质，这与“存在先于本质”相悖。他们用一个错误的理由把一郎扔入了监狱。一郎此后所遭遇的一切苦难几乎都来自于此。
小说对他出狱后第一天从自己的床上醒来的描述反映了他在这4年中所经历的痛苦。“9点钟他醒来，痛苦，咒骂，憎恨和恐惧不必再被唤醒。他不用再问自己在哪里和为什么在这里。因为一切都不重要了。”[4]由此可见，他在监狱中每次醒来都必定饱受痛苦的煎熬，不断咒骂。他恐惧，害怕自己永远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憎恨一切阻碍自己存在的因素；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在这里承受他不该承受的痛苦。监禁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禁锢，更是对一郎的自由的剥夺。“行动的首要条件就是自由。”[5]被监禁的一郎无法通过“自由的选择”来造就自己的本质，这使他无法摆脱的噩梦。即使重新获得自由后，一郎还是无法摆脱这种创伤所带来的后遗症。他所进入的监狱是“一个没有假释没有饶恕的监狱，一个永远的监狱”[6]。
在小说第三章中，叙事者的声音直接介入，“健四还有两年的时光。如果他的病情停止恶化，也许他还有一辈子。而一郎，他两年前就已经不再活着了。”[7]这或许也代表了全体日裔美国人对美国政府的傲慢与偏见的无力地反抗。对一郎来说来说，自从他进入监狱的那天起，他就的心就已经死去了。监狱就是美国政府剥夺他的自由、囚禁他灵魂的地狱。他只是一个在地狱中游荡的孤魂野鬼。默默地忍受，无声地挣扎是他唯一的选择。只要他活着，他就无法摆脱这无间地狱。
三、一郎生存的社会环境
出狱后的一郎再次回到了美国社会，而迎接他的却不是欢迎和抚慰。在刚抵达西雅图的时候，他被老朋友江藤侮辱；在酒吧他被布尔侮辱；在波特兰找工作时，他由于不能解释两年的监狱生活四处碰壁；在他在好心的白人老板卡莫森帮助下得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时，他又因内心的愧疚放弃了这次机会；再次回到西雅图，他只能在基督康复中心找到一份白人不愿干，“好的日本人”也不愿做的工作。这一切不仅仅起因于一郎“不-不仔”的身份，更多的是在于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的社会问题。
在这个荒诞的世界里生活着许许多多的个体，而这些个体对自身来说都是自我。当每个个体都进行自由的选择以创造自己的本质时，就无法避免地产生了相互之间残酷的斗争。萨特也曾说：“在这个“主观性林立”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然是冲突、抗争与残酷，充满了丑恶和罪行，一切都是荒谬的。而人只是这个荒谬、冷酷处境中的一个痛苦的人，世界给人的只能是无尽的苦闷、失望、悲观消极，人生是痛苦的。穷人是如此，富人也如此。”一郎作为一个个体他必须面对这个荒诞的世界，经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他选择回答两个不，由此不仅被政府歧视，被白人歧视，被黑人歧视，还被同为日裔美国人的同伴歧视。他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也更加残酷。这种斗争的残酷性在一郎和老熟人江藤的会面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久别重逢时江藤对一郎表现出的友善是真诚的。他微笑着伸出手掌，友好地拍打一郎的手臂，还提议要和一郎去喝一杯。但是当他知道一郎是个“不-不仔”的时候，他的态度就完全变了。江藤最后的一句话给人印象深刻：“下次再让我见到你，我就在你身上撒尿。”[8]他对一郎毫无顾忌的咒骂和挑衅的行为让人很难想象他俩曾经是朋友。但是从存在主义的观点来重新审视这场冲突的话，其发生的原因就显而易见了。面对美国政府的两个问题，江藤做出的选择同一郎做截然相反。他决定效忠美国政府，为美国为战。他所追求的是美国人的身份，他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在他的眼中，一郎是敌人，是个日本鬼子。他试图通过对一郎这个“不-不仔”的侮辱给自己下一个定义—我是美国人。江藤对一郎的所作所为是他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他的这种选择同一郎的选择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朋友从此割袍断义，分道扬镳。 一郎和江藤之间的冲突只是他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的一个缩影。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友善被彻底的撕裂，剩下的只有相互的倾轧；人们就像欲壑难平的饿鬼一样不断地选择，不断地给自身添加价值；一旦他们的选择发生冲突时，他们就相互迫害，相互倾轧，相互吞噬；他们把人类社会变成了饿鬼地狱。一郎也无法避免地被卷入了这地狱之中。为了生存，他也必须加入这种残酷的、血腥的、充满痛苦和绝望的斗争。只要他活着，他就无法摆脱这无间地狱。
四、一郎的家庭环境
对出狱以后的一郎来说，家本应当是一个温馨的字眼；他本应当在家中洗去一身尘土，找到一份宁静，抚平心中的创伤；同家人一起分享这来之不易的幸福时光，共享天伦之乐。可悲的是，家庭成员之间激烈冲突使这一切都成了泡影。这场悲剧根源于家人对一郎错误的认识。
萨特认为，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存在与存在的关系。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谈认识，就无法忽视“我的存在的新结构”，即“为他的存在”。“我们的身体——其特性即本质上是被他人认识的：我认识的东西就是他人的身体，而我关于我的身体所知道的主要东西来自他人认识它的方式。这样我的身体的本性把我推向他人的存在和我的为他的存在。对人的实在来说，我与我的身体一起发现了与自为存在同样重要的另一种方式，而我将之称为为他的存在。”[9]这也就是说，为他的存在是我在他者意识中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并不等同于我。“这个形象完全可归因于他人的，而且不可能触到我。在它面前我可能感到不适，感到愤怒，就像在我的一幅画得不伦不类，将我所没有的丑陋或卑劣加之与我的肖像面前那样；但是我不可能被彻底触及……”[1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他的存在是被剥夺了主观意识的存在，是一种特殊的自在的存在。在《不-不仔》中，母亲和弟弟在认识上的错误就是把一郎的为他的存在当成了他的自为的存在。
母亲视全家都为日本人，更把一郎视为自己的成功和骄傲，并希望他最终能回到日本。她带着一郎走亲访友，炫耀着自己一家对天皇的忠诚。一郎对此深恶痛绝。他和母亲的冲突在一次激烈争吵中达到了顶点。一郎对母亲狂吼：“那不是你的力量，疯女人。妈妈，你疯了。那不是你的力量，那只是你的疯狂。你让我也疯了。看看我吧！”[11]这次争吵之后，母子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虽然如此，一郎还是深深地爱着他的母亲。他知道，“不管她做的对或错，她都以她的方式努力，比大部分母亲都更加努力地去做一个好母亲”[12]。但一郎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母亲对自己的期望。母亲对一郎的自由空间过度地挤压使他产生了怨恨。一郎对母亲的爱、怨和恨让他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煎熬之中。
一郎同他的弟弟—太郎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劣。太郎把自己看做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要和日本家庭划清界限。他认为“正是由于哥哥的软弱才使他除了参军没有其他的选择”[13]。在他眼中，一郎这个“不-不仔”使全家蒙羞。他要用自己的行动来洗刷耻辱。这才有了太郎把一郎骗出酒吧，让一郎被一帮人殴打和侮辱的一幕。在此，一郎对弟弟的爱和恨交织在一起，这种复杂的情感几欲沸腾。
母子反目，兄弟阋墙。这都是错误的认识造成的。他们都忽略一郎是一个人，一个有主观意识的自为的存在；他有权利通过自由选择创造自我。他们眼中的一郎只能是一幅“肖像图”，它永远无法完全触及一郎。他们是要通过“凝视”来剥夺一郎的自为，把他客体化为偶然的、荒诞的存在。他们比美国政府更加残酷。美国政府剥夺的只是一郎的自由，而他们要剥夺的却是一郎的自为。萨特的“他人即地狱”是对一郎的家庭关系的最好的诠释。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一方面，一郎不愿做弟弟和母亲目光下的奴隶，要摆脱他们，去追求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一郎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一郎爱他们，不忍和他们分离。此时，家成为了一个荒诞的世界，一个无间地狱。
作者对山田一郎生存困境的描写是对日裔美国人悲惨遭遇的哀叹，也是对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的控诉。然而，如何面对生存困境才是这部作品所要探讨的主题。在这无间地狱中，是奋起反抗，还是永生沉沦，这都依赖于人的选择。小说的主人公山田一郎最终追寻着在他心中和意识里出现的那一抹来自于希望的、暗淡的、难以捉摸的暗示，走向了他的美国梦。这既是对一郎自由的选择的肯定，也是对日裔美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的鼓励，鼓励人们用自己的行动去对抗这个荒诞的、无意义的、如地狱一般的世界。
参考文献：
〔1〕Chan， Jeffrey Paul. The Big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M]. New York： Meridian， 1911.52.
〔2〕马新国.西方文论史（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412.
〔3〕柳鸣九.为什么要萨特[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5.
〔4〕〔6〕〔7〕〔8〕〔11〕〔12〕〔13〕Okada， John. No-No Boy [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9.39，39，64，4，43，104，67.
〔5〕〔9〕〔10〕萨特.存在与虚无[M].北京：三联书店，1982.527，289，292.
（责任编辑 姜黎梅）
关键词：《不-不仔》；存在主义；一郎；地狱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0-0173-03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然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场战争给交战各方的人民都带来了沉重的苦难，远在美国本土的日裔美国人也不例外。战争爆发后，日裔美国人在美国被认为是“最不可信的公民”。美国政府以“军事需要”为借口将120231名日裔美国人关进了拘留营[1]。拘留营中的日裔美国人都面临两个问题：你愿意服从当局命令加入美国军队吗？你愿意发誓永远效忠美国，并保护她不受国内外势力的破坏，同时发誓放弃对日本天皇，或者其他任何国外政府、力量和组织的服从和效忠吗？约翰·冈田的《不-不仔》以此为历史背景，以山田一郎在回答了两个不后的悲惨遭遇为切入点，再现了日裔美国人在二战中和二战后的生存状态。
一、存在主义和萨特
存在主义又称生存主义，是一场兴起于20世纪初兴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哲学非理性思潮。萨特是这场思潮的卓越人物。他把存在分为两类：“一是我以外的世界的存在，这是‘自在的存在’，……另一种‘自为的存在’即人的自我存在、人的主观意识，这才是真正的存在。”[2]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大致可以概括为：“人生是荒诞的，现实是令人恶心的，人的存在在先，本质在后，人存在着，进行自由选择，进行自由创造，而后获得本质，人在选择、创造自我本质的过程中，享有充分的自由，然而，这种本事的获得和确定却是在整个过程的终结才最后完成。”[3]他的这些哲学思想在二战后几乎席卷整个世界。采用萨特的存在主义来解析出版于20世纪中期的《不-不仔》，也许更能反映当时的时代特点和作者的写作意图。
二、一郎的监禁生活
萨特的存在主义所研究的存在更多地聚焦于自为的存在，即人的存在。他提出“存在先于本质”，即人首先存在，然后用自己的行为来确立自身的本质。在此，他否定了人的一切先天的本质和道德。从萨特的存在主义角度来看，美国政府把山田一郎赶入拘留营，最后扔进监狱的理由是不成立的。美国人不是天生的，而是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创造出来的。一郎在美国长大，接受美国文化，热爱美国。他选择了成为美国人。虽然一郎回答了两个不，成为了一名“不-不仔”，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的本质就是反对美国的日本人。他的两个不只能表明他对战争的厌恶和对美国政府傲慢态度的极度不满。美国政府把一郎的日本血统当成了他的本质，这与“存在先于本质”相悖。他们用一个错误的理由把一郎扔入了监狱。一郎此后所遭遇的一切苦难几乎都来自于此。
小说对他出狱后第一天从自己的床上醒来的描述反映了他在这4年中所经历的痛苦。“9点钟他醒来，痛苦，咒骂，憎恨和恐惧不必再被唤醒。他不用再问自己在哪里和为什么在这里。因为一切都不重要了。”[4]由此可见，他在监狱中每次醒来都必定饱受痛苦的煎熬，不断咒骂。他恐惧，害怕自己永远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憎恨一切阻碍自己存在的因素；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在这里承受他不该承受的痛苦。监禁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禁锢，更是对一郎的自由的剥夺。“行动的首要条件就是自由。”[5]被监禁的一郎无法通过“自由的选择”来造就自己的本质，这使他无法摆脱的噩梦。即使重新获得自由后，一郎还是无法摆脱这种创伤所带来的后遗症。他所进入的监狱是“一个没有假释没有饶恕的监狱，一个永远的监狱”[6]。
在小说第三章中，叙事者的声音直接介入，“健四还有两年的时光。如果他的病情停止恶化，也许他还有一辈子。而一郎，他两年前就已经不再活着了。”[7]这或许也代表了全体日裔美国人对美国政府的傲慢与偏见的无力地反抗。对一郎来说来说，自从他进入监狱的那天起，他就的心就已经死去了。监狱就是美国政府剥夺他的自由、囚禁他灵魂的地狱。他只是一个在地狱中游荡的孤魂野鬼。默默地忍受，无声地挣扎是他唯一的选择。只要他活着，他就无法摆脱这无间地狱。
三、一郎生存的社会环境
出狱后的一郎再次回到了美国社会，而迎接他的却不是欢迎和抚慰。在刚抵达西雅图的时候，他被老朋友江藤侮辱；在酒吧他被布尔侮辱；在波特兰找工作时，他由于不能解释两年的监狱生活四处碰壁；在他在好心的白人老板卡莫森帮助下得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时，他又因内心的愧疚放弃了这次机会；再次回到西雅图，他只能在基督康复中心找到一份白人不愿干，“好的日本人”也不愿做的工作。这一切不仅仅起因于一郎“不-不仔”的身份，更多的是在于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的社会问题。
在这个荒诞的世界里生活着许许多多的个体，而这些个体对自身来说都是自我。当每个个体都进行自由的选择以创造自己的本质时，就无法避免地产生了相互之间残酷的斗争。萨特也曾说：“在这个“主观性林立”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然是冲突、抗争与残酷，充满了丑恶和罪行，一切都是荒谬的。而人只是这个荒谬、冷酷处境中的一个痛苦的人，世界给人的只能是无尽的苦闷、失望、悲观消极，人生是痛苦的。穷人是如此，富人也如此。”一郎作为一个个体他必须面对这个荒诞的世界，经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他选择回答两个不，由此不仅被政府歧视，被白人歧视，被黑人歧视，还被同为日裔美国人的同伴歧视。他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也更加残酷。这种斗争的残酷性在一郎和老熟人江藤的会面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久别重逢时江藤对一郎表现出的友善是真诚的。他微笑着伸出手掌，友好地拍打一郎的手臂，还提议要和一郎去喝一杯。但是当他知道一郎是个“不-不仔”的时候，他的态度就完全变了。江藤最后的一句话给人印象深刻：“下次再让我见到你，我就在你身上撒尿。”[8]他对一郎毫无顾忌的咒骂和挑衅的行为让人很难想象他俩曾经是朋友。但是从存在主义的观点来重新审视这场冲突的话，其发生的原因就显而易见了。面对美国政府的两个问题，江藤做出的选择同一郎做截然相反。他决定效忠美国政府，为美国为战。他所追求的是美国人的身份，他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在他的眼中，一郎是敌人，是个日本鬼子。他试图通过对一郎这个“不-不仔”的侮辱给自己下一个定义—我是美国人。江藤对一郎的所作所为是他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他的这种选择同一郎的选择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朋友从此割袍断义，分道扬镳。 一郎和江藤之间的冲突只是他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的一个缩影。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友善被彻底的撕裂，剩下的只有相互的倾轧；人们就像欲壑难平的饿鬼一样不断地选择，不断地给自身添加价值；一旦他们的选择发生冲突时，他们就相互迫害，相互倾轧，相互吞噬；他们把人类社会变成了饿鬼地狱。一郎也无法避免地被卷入了这地狱之中。为了生存，他也必须加入这种残酷的、血腥的、充满痛苦和绝望的斗争。只要他活着，他就无法摆脱这无间地狱。
四、一郎的家庭环境
对出狱以后的一郎来说，家本应当是一个温馨的字眼；他本应当在家中洗去一身尘土，找到一份宁静，抚平心中的创伤；同家人一起分享这来之不易的幸福时光，共享天伦之乐。可悲的是，家庭成员之间激烈冲突使这一切都成了泡影。这场悲剧根源于家人对一郎错误的认识。
萨特认为，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存在与存在的关系。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谈认识，就无法忽视“我的存在的新结构”，即“为他的存在”。“我们的身体——其特性即本质上是被他人认识的：我认识的东西就是他人的身体，而我关于我的身体所知道的主要东西来自他人认识它的方式。这样我的身体的本性把我推向他人的存在和我的为他的存在。对人的实在来说，我与我的身体一起发现了与自为存在同样重要的另一种方式，而我将之称为为他的存在。”[9]这也就是说，为他的存在是我在他者意识中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并不等同于我。“这个形象完全可归因于他人的，而且不可能触到我。在它面前我可能感到不适，感到愤怒，就像在我的一幅画得不伦不类，将我所没有的丑陋或卑劣加之与我的肖像面前那样；但是我不可能被彻底触及……”[1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他的存在是被剥夺了主观意识的存在，是一种特殊的自在的存在。在《不-不仔》中，母亲和弟弟在认识上的错误就是把一郎的为他的存在当成了他的自为的存在。
母亲视全家都为日本人，更把一郎视为自己的成功和骄傲，并希望他最终能回到日本。她带着一郎走亲访友，炫耀着自己一家对天皇的忠诚。一郎对此深恶痛绝。他和母亲的冲突在一次激烈争吵中达到了顶点。一郎对母亲狂吼：“那不是你的力量，疯女人。妈妈，你疯了。那不是你的力量，那只是你的疯狂。你让我也疯了。看看我吧！”[11]这次争吵之后，母子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虽然如此，一郎还是深深地爱着他的母亲。他知道，“不管她做的对或错，她都以她的方式努力，比大部分母亲都更加努力地去做一个好母亲”[12]。但一郎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母亲对自己的期望。母亲对一郎的自由空间过度地挤压使他产生了怨恨。一郎对母亲的爱、怨和恨让他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煎熬之中。
一郎同他的弟弟—太郎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劣。太郎把自己看做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要和日本家庭划清界限。他认为“正是由于哥哥的软弱才使他除了参军没有其他的选择”[13]。在他眼中，一郎这个“不-不仔”使全家蒙羞。他要用自己的行动来洗刷耻辱。这才有了太郎把一郎骗出酒吧，让一郎被一帮人殴打和侮辱的一幕。在此，一郎对弟弟的爱和恨交织在一起，这种复杂的情感几欲沸腾。
母子反目，兄弟阋墙。这都是错误的认识造成的。他们都忽略一郎是一个人，一个有主观意识的自为的存在；他有权利通过自由选择创造自我。他们眼中的一郎只能是一幅“肖像图”，它永远无法完全触及一郎。他们是要通过“凝视”来剥夺一郎的自为，把他客体化为偶然的、荒诞的存在。他们比美国政府更加残酷。美国政府剥夺的只是一郎的自由，而他们要剥夺的却是一郎的自为。萨特的“他人即地狱”是对一郎的家庭关系的最好的诠释。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一方面，一郎不愿做弟弟和母亲目光下的奴隶，要摆脱他们，去追求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一郎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一郎爱他们，不忍和他们分离。此时，家成为了一个荒诞的世界，一个无间地狱。
作者对山田一郎生存困境的描写是对日裔美国人悲惨遭遇的哀叹，也是对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的控诉。然而，如何面对生存困境才是这部作品所要探讨的主题。在这无间地狱中，是奋起反抗，还是永生沉沦，这都依赖于人的选择。小说的主人公山田一郎最终追寻着在他心中和意识里出现的那一抹来自于希望的、暗淡的、难以捉摸的暗示，走向了他的美国梦。这既是对一郎自由的选择的肯定，也是对日裔美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的鼓励，鼓励人们用自己的行动去对抗这个荒诞的、无意义的、如地狱一般的世界。
参考文献：
〔1〕Chan， Jeffrey Paul. The Big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M]. New York： Meridian， 1911.52.
〔2〕马新国.西方文论史（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412.
〔3〕柳鸣九.为什么要萨特[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5.
〔4〕〔6〕〔7〕〔8〕〔11〕〔12〕〔13〕Okada， John. No-No Boy [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9.39，39，64，4，43，104，67.
〔5〕〔9〕〔10〕萨特.存在与虚无[M].北京：三联书店，1982.527，289，292.
（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