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岁的俞丽拿刷屏了，这可能是她本人都没想到的。
　　2019年3月26日，《真爱·梁祝》在上海举办了启动仪式。这部音乐剧场作品是为纪念《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诞生60周年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所作，也是俞丽拿封琴近10年后首次参与的新作。消息一出，各个媒体平台纷纷转发。
　　发布会上，《梁祝》的演奏者俞丽拿和作曲家陈钢、何占豪再次聚首，他们的合影勾起网友们的回忆。60年前，这群年轻人怀着真挚的初心，用一段唯美缠绵的中国爱情故事，为共和国10岁诞辰献上祝福。“《梁祝》是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成功的小提琴协奏曲，在世界名曲中占有一席之地。”“俞丽拿是《梁祝》最权威的演奏者，我每次听都泪水涟涟。”人们在评论区里分享着属于自己的《梁祝》回忆。

共和国的弦上蝶舞

　　1959年5月27日，《梁祝》作为国庆10周年的献礼曲目首演。《梁祝》全曲超过25分钟，在凄婉唯美的《化蝶》章节后，尾声的收音轻如羽毛。随着这片羽毛轻轻落下，上海兰心大戏院的观众席一片寂静。这一刻，台上19岁的俞丽拿惴惴不安。尽管此前经过了无数次排演，她仍不确定这首中西交融的小提琴协奏曲能否被观众接受并喜欢。然而几秒钟后，潮水般的掌声向她涌来。她怔忡着谢幕、下台。掌声一直没有停，她和躲在台口的陈钢、何占豪再次登台谢幕。掌声依然没有停，于是俞丽拿搭上琴弓，来了一次毫无准备的返场演出。
　　无论是俞丽拿、陈钢还是何占豪，几十年来，他们都在不同场合提起过这一天，提起这段与《梁祝》结缘的金色时光。在那个奋进激昂的年代，这是属于他们的青春和浪漫。
　　对俞丽拿来说，这段时光开启于1951年。那年秋天，上海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招生启事，著名音乐家贺绿汀要在上海国立音专（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创办“少年班”。
　　此时的俞丽拿11岁，成长在现代音乐气氛浓厚的上海，从小学习钢琴。得到消息后，她报名参加了“少年班”考试，最终被录取。入学半年后，学校为平衡专业人数，将俞丽拿和几名同学从钢琴专业分配到小提琴专业。虽然从零开始，但俞丽拿勤奋认真。没过两年，俞丽拿已经成为班级里进步很快、技法最娴熟的学生。
　　1957年夏天，俞丽拿升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习。经过院长贺绿汀的争取，此时的上海音乐学院搬入市中心，学生们的演出机会多了起来，剧场、工厂、农村……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但俞丽拿和同学们的苦恼渐渐出现了——他们发现，无论到哪里演出，小提琴好像都不受欢迎。“声乐系的同学唱两首中国歌曲，台下一片叫好声，都是‘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我们每次演出完，观众的表情都很麻木，掌声也是稀稀拉拉的。”拉琴的同学不甘心，就去问农村老妈妈：“阿姨，好听伐？”“好听呀！”“听得懂伐？”老妈妈笑着摆手说：“听不懂呀！”
　　在这种焦虑下，“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应运而生。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文艺领域多受苏联影响，学生们都知道苏联历史上有一个强调音乐创作民族性的“强力集团”。为了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学院决定借鉴“强力集团”的经验，成立“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
　　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年轻人总想着为国家做些什么。俞麗拿毛遂自荐，申请加入实验小组。“那会儿就是一门心思地想让老百姓喜欢上小提琴。我加入小组是做了自我牺牲的准备的，不管实验成不成功，哪怕耽误了专业学习，都在所不惜！”
　　实验小组的探索从改编民歌民曲开始。他们首次将阿炳的《二泉映月》改编成小提琴独奏曲，又改编了民间曲调《步步高》《花儿与少年》。带着这些作品，年轻的学生走到外滩，开始了一场即便现在看来也十分新潮的街头演出。
　　俞丽拿带着谱架，还有晾衣夹子——因为怕风把乐谱吹走。十几个学生一顿张罗，吸引了一圈过路的人。
　　过了一会儿，学生们纷纷拿起乐器，人群安静下来。当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民歌旋律响起的时候，俞丽拿惊喜地发现，“人们的表情不一样了，你用小提琴讲话，他们听懂了”。这次演出让小组成员们坚信，他们走的路是正确的。
　　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在全国各省深入生活，实验小组来到浙江。在从温州到宁波的船上，大家顶着冷风在甲板上讨论国庆10周年的献礼曲目。当时中国缺少宏大的协奏曲和交响乐来表现民族的伟大。因此，在这个节点上，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的想法被小组成员一致通过。
　　那么，演奏什么曲子呢？当时正值“大跃进”，全国都在喊“大炼钢铁、全民皆兵”的口号。实验小组顺应时代潮流，报了《大炼钢铁》《女民兵》两个选题。小组成员何占豪对越剧很熟悉，越剧《梁祝》在全国早有一定的知名度，他们又在给领导的报告上加了一个《梁祝》。

　　此后，实验小组正式着手改编创作《梁祝》，由何占豪、陈钢作曲，每创作一段旋律，俞丽拿就在一旁试奏一段。“这段如泣如诉的爱情故事，最难品的是味道。它来自越剧，你不熟悉中国戏曲，就不可能拉出那个味道来。我虽然是浙江人，但没用，因为我学的是西洋那一套。所以我们研究中国戏曲，学越剧唱腔，还学二胡的拉法。这是一个全新的学习过程。”
　　关于《梁祝》首演谢幕的情形，俞丽拿现在能想起的画面已经有些模糊了。“返场时，有人说我们演奏了全曲，陈钢说其实只演了一个段落。琴是我拉的，可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大概因为太高兴了吧。”这么多年来，每当回忆起那场演出，俞丽拿总会为那一天标注一个定义：“对我们来说，5月27日这天很特殊，它意味着小提琴终于被中国观众接受了。”

尊重艺术家的意见

　　1960年，俞丽拿在上海女子弦乐四重奏中担任第一小提琴手，并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二届舒曼国际弦乐四重奏比赛，最终取得第4名的好成绩。这是中国首次在国际弦乐大赛中获得名次。就在上台比赛前，4位中国姑娘把手叠在一起，大声喊了一句：“为国争光！”
　　20世纪60年代，周总理经常陪同到访中国的外国贵宾来上海。随着首演的成功，《梁祝》优美的旋律很快通过广播传遍大江南北。在接待外宾、安排文艺演出时，周总理也常常点名要听《梁祝》。当时还是大学生的俞丽拿，因此与周总理有了见面交流的机会。
　　一次演出后，周总理很有兴趣地向俞丽拿询问有关《梁祝》的创作情况。俞丽拿惊喜地发现，周总理对她的情况很熟悉，知道她们的四重奏在柏林获了奖。周总理说：“你们的四重奏能在这么大的压力下获奖，很不容易。你们辛苦了！”听到周总理的称赞，俞丽拿心里一熱。
　　在和周总理为数不多的交集里，有一件事让俞丽拿印象最为深刻。有一次，周总理陪外国贵宾来上海，在欢迎宴会上，俞丽拿照例演奏了《梁祝》。演出结束后，周总理走到台口，对俞丽拿说：“俞丽拿，和你商量个事。”俞丽拿记得，总理的语气很温和，但态度很认真，“我觉得《梁祝》太长了一点，你和两位作曲家说一下，看能不能改短一些，这样演奏效果可能会更好。”
　　听完总理的建议，俞丽拿心里“咯噔”一下。“现在回想起来，那会儿真是年轻冒傻气，什么叫组织纪律，什么叫政治观念，我根本不懂。”俞丽拿的心里充满了担心，害怕删减会给《梁祝》的艺术性带来致命打击。犹豫再三，她没有将总理的话转达给陈钢和何占豪。
　　几个月后，周总理又一次陪外宾来上海，在文艺演出时，他仍然点名要听《梁祝》。还是那个宴会厅，还是俞丽拿，还是未经改动的《梁祝》。演出结束后，周总理见到俞丽拿，直截了当地问：“俞丽拿，你们没改吗？”
　　“听完这句话，我很紧张，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对着总理尴尬地笑。谁知道总理接下来的话，让我记了一辈子，又敬佩又感动。他只说了一句——‘那就尊重艺术家的意见吧！’你看，这就是周总理。”俞丽拿说。但这件事过后，她又认真琢磨了周总理的建议。在不同的场合，她会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梁祝》的部分乐章来演奏，比演奏整部作品所用的时间短了很多，演出效果也很好。
　　几十年来，《梁祝》的旋律在全世界响起。除了俞丽拿，吕思清、盛中国等音乐家也奉献了《梁祝》不同版本的演绎。2016年，根据一项国际小提琴赛事的调查，《梁祝》成为在国外演奏次数最多的中国作品。

杏坛春雨润无声

　　从1962年俞丽拿留校任教，至今已经57年。俞丽拿每天6点钟到学校，晚上10点钟才离开。如果说年轻时俞丽拿的理想是让中国人喜欢上小提琴，那么在当老师的几十年岁月里，她的目标是要让更多的学生站在世界舞台上。“中国学生是有竞争力的，不是来‘打酱油的’。”俞丽拿说。
　　改革开放后，俞丽拿有了更多出国演出、访学、担任比赛评委的机会。“那会儿，上海和国外生活水平的差距还是蛮大的，可是到了国外，我对那些都不感兴趣，我只关心世界各学派最前沿的理论和技术，我要把这些都‘偷’回来教给学生。”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和付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俞丽拿的学生在国际比赛中崭露头角，以黄蒙拉、王之炅为代表的优秀青年演奏家逐渐涌现出来。
　　如今，比起刚当教师时的手忙脚乱，俞丽拿已经相当从容。从容却不放松，上课永远排在第一位，这是俞丽拿几十年的准则。她每天在教室授课长达10多个小时，唯一的休息就是中午拿出饭盒放到微波炉里热一热，有时她吃饭的同时也会上课。即使在声带手术后讲不出话的时期，俞丽拿也不停课。她做了一些卡片，在学生演奏时用举卡片的方式提醒——“弓速”“分段”“调性”“音准”……甚至还有一张写着“帅”字。
　　70岁时，俞丽拿做了告别舞台的决定。“其实那正是我演奏状态非常好的时候，但是，一切都得为专心教学让步。”音乐学院的教学跟普通学校不同，是一对一上课，从附小到大学毕业，一个学生的培养就得花16年。在这16年里，俞丽拿觉得自己就像他们的第二父母。每个学生她都会准备一个笔记本专门记录，如今这样的笔记本已塞满整整一个文件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