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爱？相杀？

　　类型学摄影的代表人物贝歇夫妇说：“我们的照片会给人们留下工业时代的记忆，这些记忆将随着建筑物的拆除而消失。”在20世纪60年代，夫妻二人在灰暗的天空下用无情感、无表情、无瑕疵的构图拍攝面临关闭的重工业建筑群，这项拍摄活动持续了40年。
　　他们于1957年相识，1961年结婚，从此开始了长达一生的摄影之旅。作为“贝歇学派”的创始人，贝歇夫妇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任教20年。他们影响了一代纪实摄影师和艺术家，但不是所有大师都能像贝歇夫妇一样不离不弃。
　　先锋摄影大师曼·雷和摄影师丽·米勒就是爱而不得的典型代表。米勒在22岁时突然暂停自己的模特事业，搬到巴黎，为39岁的曼·雷当助手。二人开始了一段亦情人亦师徒的关系，米勒也成为曼·雷生命中最为传奇的缪斯。她说：“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几乎是同一个人。”
　　后来，米勒开始和其他艺术家合作，逐渐独立。曼·雷感到自己被抛弃。失落的他甚至拍了一张手里握着枪、脖子上套着绳索、将一瓶毒药放在身旁的自拍像，以此威胁米勒回到自己身边。
　　曼·雷说：“你是那么的年轻、漂亮且自由，我恨自己既羡慕你又痛苦不堪。”3年转瞬而过，丽·米勒并没有继续陪伴曼·雷，而是回到纽约开启自己的创作生涯。这段关系虽然结束，但曼·雷的超现实主义风格深深地影响了米勒。

师徒？伙伴？

　　细江英公是日本战后第一代现代摄影的教父级大师，他还有一个独特的身份——摄影大师森山大道的老师。他在精心安排的布景中，用戏剧化的视觉语言探讨生与死的主题，并拍摄了作品集《蔷薇刑》。
　　森山大道曾经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平面设计师。他在24岁时成为细江英公的助手，从此开始了一段颇为传奇的师徒缘。
　　他们做师徒的3年恰好是细江英公创作的黄金时期。森山认为，能见证《蔷薇刑》的创作是自己运气好，他说：“在一旁一直看着老师忘我地拍摄、创作的样子，令我受益匪浅。老师那种专注创作的态度，是我学到的最深刻的东西。”
　　和细江英公一样，森山也为作品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专注于在街头实战，拍摄的作品角度怪异、画面失焦，摄影风格亦有强烈的主观性。他们二人对战后的日本摄影产生了巨大影响。
　　与细江英公、森山大道的师徒关系不同，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和爱德华·斯泰肯慢慢发展成了合作伙伴关系。
　　最初，爱德华·斯泰肯的摄影技术十分糟糕。他在法国求学时意外地受到了“画意摄影”的影响，回美国后便将摄影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
　　斯泰肯在纽约创作的时候，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现代摄影之父”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这位伯乐十分欣赏斯泰肯并买下了他的3幅作品。不久后还邀请他为新创办的《摄影作品》杂志设计标志，斯泰肯的作品也常常刊登于此。
　　他们在1905年共同创办了著名的“291画廊”，探索摄影的新可能。斯泰肯和斯蒂格利茨一起为现代摄影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

非黑即白？

　　除了相互扶持，摄影史上还有许多对立的关系。现代新闻摄影之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在1952年发布了《决定性瞬间》，这本书除了为他带来荣誉，也引来众多批评。
　　当时还不被认可的摄影大师罗伯特·弗兰克在不久后发表作品《美国人》，提出“非决定性瞬间”理论，公开反对布列松。其作品中独特的观察视角和表现样式引起轩然大波，他甚至指责布列松忽视了现实中那些平淡无奇、非戏剧化的时刻。
　　在“决定性瞬间”风靡纪实摄影界时期，弗兰克的这番理论一举改变了现代摄影的发展方向。他说：“我只是认为我的‘瞬间’比布列松或其他人的更好。对照片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完美的构图和布光，而是摄影家对他所见到的人和事物的感受。”
　　当然，布列松和弗兰克在60年前提出的这些理论并不仅仅是研究视觉的游戏，也不是非黑即白的定论，他们俩都是摄影界公认的巅峰。除了他们，还有许多摄影大师之间有着一拍即合或者辩论不休的复杂关系，这些丰富的关系使摄影史的发展变得更加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