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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陕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937万人口、3692万余亩耕地，从人力、财力和物力等各方面踊跃支援前线，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力支援
全面抗战时期，当时陕甘宁边区有3万多名青年参加八路军，被称为“八路军的出生地”。陕甘宁边区的村、乡、县各级均建有抗日民众自卫军，到1938年底自卫军人数达22.4万人之多，成为陕甘宁边区保卫河防、清剿土匪等军事斗争的主要力量。
在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累计实征兵员115.6万余名。连同志愿兵等兵员在内，共训练壮丁约在160万以上。以当时陕西人口计，几乎不到9人就有1人应征。国民党军孙蔚如部第四集团军（原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高桂滋部第十七军、高双成部第二十二军、武士敏部第九十八军的将士中有大量的三秦子弟。1942年至1945年，陕西向中国远征军直接输送兵员数达6.4万余人。陕西人民还承担了国民党军的战时军队后勤保障任务，仅1937年7月至1943年4月，在陕西征雇军用民夫约93.2万名;1939年12月至1941年11月两年间，共征用筑路民工约73.2万名。
粮食支援
1937年7月至1940年6月，陕西全省为驻陕胡宗南部的四五十万军队和四五万军事学校学生征拨军粮1804.19万斤。当时，陕西纳粮数及人均负担均超过全国其他省。1941年至1945年，陕西每年纳粮分别占全国总数的6.6%、7.3%、7.4%、8.7%、8.5%。全国纳粮各省平均每人负担不过0.574石，而陕西省每人竟达1.564石。以粮食产量与捐纳赋粮的比例计算，1944年后方15省粮食产量中捐纳田赋3.855%，而陕西高达10.07%。
陕甘宁边区共缴纳救国公粮100多万石，组织150万匹牲畜运送抗战物资，做军鞋20多万双。毛泽东对此予以高度评价：“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1940年的9万担，1941年的20万担，1942年的16万担，保证了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粮食。”“仅有150万人的边区，却养活了10万公家人”。
物资支援
抗战期间，陕西工商业界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坚持生产，保障军需民用，支援抗战前线。抗战期间从上海迁到宝鸡的荣氏企业申新纺织四厂经两年多的努力恢复生产，每年生产棉纱1.12万至1.68万件，棉布12万至16万匹。这些白布直接送到附近的印染厂漂染，然后由专门设立的被服厂制成军装运往抗战前线。著名实业家韩威西、薛道五、窦阴三、吴子实等人于1937年創办的西北化学制药厂，能生产注射剂80多种、片剂30多种、中草药粉剂30多种、医疗器械数十种，仅药棉等每月可产3万多磅。工厂最发达时，药品有500余种。该厂附设的西北高级药科职业学校，先后为抗战培训医药专业人员100余名。1937年至1943年间，陕西征用各项军事材料折价法币约3.74亿元。在全国开展的“一元献飞机”活动中，陕西人民共捐出512万元，其中，公务人员还从工资收入中按比例另捐出13.74万元。全省共募得劳军慰劳金约228万元，募集线袜约7.1万双、棉背心44万件。陕西军民把各种战时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战前线和西南、西北大后方，有力地支持了全国抗战。
人力支援
全面抗战时期，当时陕甘宁边区有3万多名青年参加八路军，被称为“八路军的出生地”。陕甘宁边区的村、乡、县各级均建有抗日民众自卫军，到1938年底自卫军人数达22.4万人之多，成为陕甘宁边区保卫河防、清剿土匪等军事斗争的主要力量。
在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累计实征兵员115.6万余名。连同志愿兵等兵员在内，共训练壮丁约在160万以上。以当时陕西人口计，几乎不到9人就有1人应征。国民党军孙蔚如部第四集团军（原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高桂滋部第十七军、高双成部第二十二军、武士敏部第九十八军的将士中有大量的三秦子弟。1942年至1945年，陕西向中国远征军直接输送兵员数达6.4万余人。陕西人民还承担了国民党军的战时军队后勤保障任务，仅1937年7月至1943年4月，在陕西征雇军用民夫约93.2万名;1939年12月至1941年11月两年间，共征用筑路民工约73.2万名。
粮食支援
1937年7月至1940年6月，陕西全省为驻陕胡宗南部的四五十万军队和四五万军事学校学生征拨军粮1804.19万斤。当时，陕西纳粮数及人均负担均超过全国其他省。1941年至1945年，陕西每年纳粮分别占全国总数的6.6%、7.3%、7.4%、8.7%、8.5%。全国纳粮各省平均每人负担不过0.574石，而陕西省每人竟达1.564石。以粮食产量与捐纳赋粮的比例计算，1944年后方15省粮食产量中捐纳田赋3.855%，而陕西高达10.07%。
陕甘宁边区共缴纳救国公粮100多万石，组织150万匹牲畜运送抗战物资，做军鞋20多万双。毛泽东对此予以高度评价：“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1940年的9万担，1941年的20万担，1942年的16万担，保证了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粮食。”“仅有150万人的边区，却养活了10万公家人”。
物资支援
抗战期间，陕西工商业界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坚持生产，保障军需民用，支援抗战前线。抗战期间从上海迁到宝鸡的荣氏企业申新纺织四厂经两年多的努力恢复生产，每年生产棉纱1.12万至1.68万件，棉布12万至16万匹。这些白布直接送到附近的印染厂漂染，然后由专门设立的被服厂制成军装运往抗战前线。著名实业家韩威西、薛道五、窦阴三、吴子实等人于1937年創办的西北化学制药厂，能生产注射剂80多种、片剂30多种、中草药粉剂30多种、医疗器械数十种，仅药棉等每月可产3万多磅。工厂最发达时，药品有500余种。该厂附设的西北高级药科职业学校，先后为抗战培训医药专业人员100余名。1937年至1943年间，陕西征用各项军事材料折价法币约3.74亿元。在全国开展的“一元献飞机”活动中，陕西人民共捐出512万元，其中，公务人员还从工资收入中按比例另捐出13.74万元。全省共募得劳军慰劳金约228万元，募集线袜约7.1万双、棉背心44万件。陕西军民把各种战时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战前线和西南、西北大后方，有力地支持了全国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