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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访谈与问卷调查从受访人的真实感知中探讨建国后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问题，对建国后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动员的力度、表现与社会动员下社会心理的形成以及社会动员的后遗症等问题进行考察和研究。
[关键词]社会动员；访谈；问卷调查
前言
2015年夏，课题组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调查的对象主要为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调查从建国后十七间我国开展的一系列运动着手，主要就受访人对于各项运动的了解程度，各项运动中的社会动员情况，受访人的参与情况以及受访人的感受、评价等方面展开。调查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问卷调查，课题组共随机发放问卷900份，回收有效问卷875份；二是深度访谈，课题组进入受访者家庭，对受访者进行采访，并将其整理成采访记录。
一、关于受访者
课题组的问卷调查，发放问卷900份，在最后回收的有效问卷中，男性受访者比女性受访者略多。从其年龄分布而言，小于60岁的受访者有32人，这些受访者对这一段历史了解甚少，大部分都是儿时的记忆；年龄在60至70岁的受访者有275人，70至80岁的受访者有402人，80岁以上的受访者166人，这三部分受访者作为课题组调查的主要人群，他们对于建国后一系列运动及运动开展时期的社会动员有着清晰的回忆，为课题组提供鲜活且十分有价值的史料。关于受访者未退休前的职业分布，包括农民453人，自谋职业117人，教师57人，工人52人，军人18人，公务员8人，还有无职业者100多人。
在入户采访的24个受访人中，以男性受访者居多，有22人，女性受访者仅2人，课题组也曾试图多采访一些女性受访者，但许多女性都以自己没什么文化，对国家大事不了解，不清楚等理由拒绝采访。相反的，许多男性受访者，尤其是有一些特殊经历或是文化程度较高的男性受访者，乐意接受采访，与采访人分享他们的感受与经历。在24位受访人中，退休前是工人的4人，农民9人（其中担任村干部的3人），教师5人，退休军人4人，医生1人，无业1人；其文化程度的分布，文化程度较高的有9人，略识字的12人，无文化者3人。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对于建国后一系列运动的参与的身份不同，认识与感受不同，评价也各异。
二、关于调查采访的数据汇总
问卷调查的第一大部分，主要是了解受访人对建国后开展的一系列运动熟悉与参与情况。
当问及建国后开展的一系列运动，受访人最为熟悉的运动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709位问卷调查的受访者表示十分熟悉这两项运动，其次是抗美援朝运动，熟悉此运动的受访者有629人次，再往下受访者熟悉的运动包括土地改革运动（626人次）、粮食统购统销运动（579人次）、三大改造运动（435人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404人次）、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340人次）、镇压反革命运动（315人次）、三反五反运动（266人次）、反右运动（264人次）、四清运动（250人次）、肃反运动（164人次）。问卷中的选项基本囊括了建国后开展的全国性运动，从调查结果看，对于每一项运动，受访者中熟知并参与的人数都在100人次以上。当问及受访人是通过何种方式知晓这些运动时，有596人次表示通过周围人们的诉说或宣传熟悉这些运动，有515人次表示是通过广播、报纸等媒介的介绍与宣传熟知运动的情况，还有273人次是通过街道、社区的宣传了解运动的进展，114人次是通过单位宣讲来了解运动的开展。当问及亲身参与过建国后开展哪些运动时，有535人次表示参加过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参加人次最多的一项运动，其次为粮食统购统销运动（377人次）、土地改革运动（370人次）、三反五反运动（177人次）、三大改造运动（177人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136人次）、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127人次）、反右运动（88人次）、镇压反革命运动（67人次）、抗美援朝运动（57人次）、四清运动（46人次）、肃反运动（32人次）。当问及受访人是以何种角色、何种身份参与这些运动时，以参与者与被执行者角色参加运动的有463人次，以运动的旁观者角色参与运动的有396人次，以宣传动员角色参与运动的有92人次，以执行者角色参与运动的有35人次。
入户采访的情况与问卷调查的情况基本相符。这些受访者对于建国后一系列运动基本都很熟悉，也亲身参与了多项运动，大部分受访人是以参与者与被执行者的身份角色参与了这些运动，只有少数受访者，尤其是一些曾经担任过乡村干部的受访人以宣传动员者与执行者的角色参与了运动。在这些受访人中，有几位退伍老兵参加过抗美援朝，因而对这一战争和国内为支持这一战争而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印象深刻，还有几位退休教师，他们对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运动”等与之有切身利益关系的运动印象十分深刻。
调查问卷的第二大部分主要是了解建国后一系列运动开展过程中的社会动员的情况。
作为运动的宣传动员者与执行者，认为自己的宣传动员与执行十分有力的有32人次，认为基本达到效果的有64人次，认为动员效果不理想的有14人次。当问及这部分受访人自我感觉他们的宣传动员是否让周围群众满意时，21人次认为自己的宣传动员让群众满意，而且在其动员下周围群众积极参与了各项运动；55人次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动员能基本让群众满意并参与；有35人次受访者认为其宣传动员不能使群众满意，但最终群众也被动参与了運动；有6人次受访者认为其宣传动员既不能使群众满意，群众最终也没有在其动员下参与运动。
作为运动被执行者与参与者，认为当时社会动员效果很好的有169人次，认为宣传动员基本有效的有262人次，认为宣传动员效果不好的有15人次。当问及在当时的宣传动员下，自己作为运动被执行者与参与者，其感受如何时，有120人次受访者表示在当时广泛社会动员下，自己是自愿参与运动；有134人次表示虽然经过了动员，但自己内心还是不愿参与运动，最终迫于压力被动参与；有213人次表示当时没有多想，既然国家要求这样，自己就照做；还有33人次表示自己在动员下被动参与了运动，但是运动的开展对自己工作与生活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意见颇大。 作为运动旁观者，认为当时的宣传动员与自己直观感受完全一致的有19人次，认为基本一致的有267人次，认为两者之间差距较大的有95人次。作为运动旁观者，有94人次认为在当时宣传动员下，群众是真心拥护且积极参与的；认为群众是被动参与的成分较大的有255人次；认为群众不拥护且意见很大的有60人次。
在入户访谈的24位受访者中，明确认为在历次运动中，宣传动员效果好的受访者有21位；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当时的宣传动员十分有效的有1人；只有2位受访者认为历次运动中的宣传动员效果一般。虽然绝大部分受访人认为当时的宣传动员效果显著，但当问及在这种广泛而有效的宣传动员下，受访人是否自愿参与运动时，受访人主要分成了四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几位受访人作为运动的宣传动员者与执行者，认为自己是完全自愿参与运动，且周围群众也在自己动员下参与运动；第二种意见是作为运动参与者与被执行者，大部分此类受访者认为虽然当时动员十分广泛，但是自己仍是被动地参与运动；第三种意见是作为运动旁观者，这部分受访者虽然也接受动员，但并未参与运动；还有一种意见是有两位受访人一开始在动员下参与了运动，但当发现这些运动对自己生活工作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时，就终止了参与。
三、关于调查采访的结果分析
从问卷调查与入户访谈汇总得出的数据，有几个方面问题是值得深究。
首先，建国后历次运动中的宣传动员力度之强可见一斑。在问卷调查中，课题组列举了建国后几乎所有的全国性运动。调查过程中，发现绝大多数受访者对于这些运动都十分熟悉，诸如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的全民参与性运动，可以说是人人皆知。在入户访谈过程中，当问及受访者对建国后的运动是否熟悉时，绝大部分受访者可以说是如数家珍。此次课题组的问卷调查与入户采访，大部分是农村人群，受访者年龄都在60岁以上，且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许多受访者甚至于没有上过学，但他们对建国后的一系列运动的熟悉程度让课题组成员感受到当时宣传动员的力度之强。那么，建国后历次运动开展过程中，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动员群众呢？问卷调查与入户访谈结果基本一致，当时大众媒体，如有线广播、报纸、口号等是动员群众的主要途径。此外，还普遍使用“口口相传”的方式，许多受访者表示通过周围人的诉说与宣传来了解运动的进展情况。此外，街道、社区的宣传动员与单位的宣传动员运用也十分普遍。相较于街道、社区与单位这两种更为“官方”的宣传动员，利用广播、报纸、口号以及周围人群的宣传这两种动员方式更具有“自发性”，而这两种方式更为广泛运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动员”的深入人心。
第二，表象与真实之间的差异。这里所说的表象，即指建国后历次运动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开展运动，取得预期目标而对民众进行社会动员的效果；这里所说的真实，即指广大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下，知晓运动和参与运动的程度与主动性。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当问及建国后历次运动的社会动员效果如何时，无论是运动的宣传执行者、参与者还是旁观者，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动员是十分有效或是基本有效的，在入户访谈的受访人群中，这一倾向更为明显，24人中有21人认为动员是十分有效的，其他3人也认为宣传动员是基本有效的。这一调查结果充分证明，受访人对于动员的效果是肯定的，认为当时的社会动员是积极有效的。然而，在接下来调查中，却出现了一个悖论：虽然受访者认为宣传动员是有效的，但当问及受访人是否在动员下主动参与建国后开展的各项运动时，受访人中的大多数都表示自己是被动参与而非主动参与。这一现象在运动参与者与旁观者这两个人群中表现尤为突出。在运动参与者人群中，认为社会动员有效或基本有效的有431人次，认为社会动员效果不佳的只有15人次；但是在有效的社会动员下，主动参与运动的只有120人次，而迫于动员的压力或是因为动员而被动参与运动的有380人次。在运动的旁观者人群中，认为社会动员有效或是基本有效的有286人次，认为效果不理想的有95人次，但是在社会动员下，旁观者人群认为周围的民众认同运动并主动参与的只有94人次，而认为周围民众被动参与或是拒绝参与的却有315人次。在入户访谈的受访人群中，调查结果也基本与问卷调查结果基本一致，部分受访者还提供了实例来说明自己判断与感受。按照正常逻辑思维，既然宣传动员效果良好，那么主动参与运动人数应该多于被动参与运动人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社会动员效果好，但许多人在有效社会动员下，仍是被迫参与、被动参与甚至于不愿意参与运动这样的现象呢？这一现象的出现，说明社会动员效果好只是一种表象，或者说是受访者在心理表面的直观感受，而被动参与、被迫参与、不愿意参与这些表现才是接近于事情本质的真实。
第三，广泛社会动员下民众“社会心理”的形成。在调查采访过程中，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当时的宣传动员是有效的，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宣传动员下，民众或自愿、或被动地都参与了各项运动，这就说明，广泛而有力的社会动员下，民众的“社会心理”逐步形成。
社会心理是指在一段特定时期内弥漫在社会及其群体中的整个社会心理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共识和价值取向的总和。社会心理不是自发产生的，它需要通过教育灌输到人民群众中去，使之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意识。相较于社会意识系统化的一些形式，例如艺术、道德等，社会心理属于社会意识的较低层次。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其发展壮大过程中，就与民众建立起一种十分良好的关系，具有坚实群众基础，而其一直宣传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也深得人心，在这一理念引导下，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信任感、归属感逐步加强。建国后，当民众感受到自己真正成为这个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时，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信任感达到了高峰。正是这种信任感使中国共产党能凝聚起民心，顺利地开展了一个又一个运动。另一方面，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民众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动员，动员的过程其实就是将某种信念灌输到民众内心过程，这种不断地灌输不仅会使这一理念深入人心，而且具有很强传染力，而这种“传染的威力甚大，它不但能迫使个人接受某些意见，而且能让他接受一些感情模式”。
社会动员下社会心理的形成，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主动参与执政党发起的一系列运动。在课题组成员入户访谈过程中，有几位受访者就谈到“这些运动中宣传动员效果良好，人们都能够听从号召，积极响应中央和上级的指挥和领导”，“党的模范带头作用值得肯定，相信在党的带领下，生活会越来越美好”。可见，在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之下，“参与运动”这种“社会心理”已经完全取代了原先自己对于运动的心理判断，将其变成为一种为国家分忧以及牺牲的自觉行为。
在参与运动的人群中，大部分属于被动参与。他们一开始或许对运动带有不情愿或是抵触情绪，但在中国共产党强大而广泛社会动员下，民众当中共同的“社会心理”逐步形成。如庞勒所说：“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采取同一个方向，他们自学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而这部分民众原本的内心想法会在“社会心理”的作用下发生转变。
对于建国后一系列运动而言，这样共同的社会心理当然是运动顺利开展，最终在国家层面获得成功的一大基础。但是，在日常的社会管理中，如果通过执政党的社会动员经常性地形成这样的一种共同的社会心理，即群體意识的日益强化会导致个体意识消失，因为这种共同的社会心理直接影响运动的结果，这种心理会让民众的被动、抵触意识逐渐消退，转而成为一种共同意识，正是这种共同意识会使民众最终支持、参与到了各项运动之中，保证运动胜利完成。可见，社会动员下“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的真理或绝对谬论。”正是社会动员下这种并不是特别清晰的社会心理的形成，民众对于外界宣传报道对其影响接受逐渐代替了其内心真实的想法，使其个体意识逐步地消失，从而也直接影响到其对于事物判断力与决断力。
[参考文献]
[1]杨迎春.论建国以来民众社会心理的五大变化[J].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3）.
[2]（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51，145，230-231页.
[关键词]社会动员；访谈；问卷调查
前言
2015年夏，课题组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调查的对象主要为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调查从建国后十七间我国开展的一系列运动着手，主要就受访人对于各项运动的了解程度，各项运动中的社会动员情况，受访人的参与情况以及受访人的感受、评价等方面展开。调查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问卷调查，课题组共随机发放问卷900份，回收有效问卷875份；二是深度访谈，课题组进入受访者家庭，对受访者进行采访，并将其整理成采访记录。
一、关于受访者
课题组的问卷调查，发放问卷900份，在最后回收的有效问卷中，男性受访者比女性受访者略多。从其年龄分布而言，小于60岁的受访者有32人，这些受访者对这一段历史了解甚少，大部分都是儿时的记忆；年龄在60至70岁的受访者有275人，70至80岁的受访者有402人，80岁以上的受访者166人，这三部分受访者作为课题组调查的主要人群，他们对于建国后一系列运动及运动开展时期的社会动员有着清晰的回忆，为课题组提供鲜活且十分有价值的史料。关于受访者未退休前的职业分布，包括农民453人，自谋职业117人，教师57人，工人52人，军人18人，公务员8人，还有无职业者100多人。
在入户采访的24个受访人中，以男性受访者居多，有22人，女性受访者仅2人，课题组也曾试图多采访一些女性受访者，但许多女性都以自己没什么文化，对国家大事不了解，不清楚等理由拒绝采访。相反的，许多男性受访者，尤其是有一些特殊经历或是文化程度较高的男性受访者，乐意接受采访，与采访人分享他们的感受与经历。在24位受访人中，退休前是工人的4人，农民9人（其中担任村干部的3人），教师5人，退休军人4人，医生1人，无业1人；其文化程度的分布，文化程度较高的有9人，略识字的12人，无文化者3人。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对于建国后一系列运动的参与的身份不同，认识与感受不同，评价也各异。
二、关于调查采访的数据汇总
问卷调查的第一大部分，主要是了解受访人对建国后开展的一系列运动熟悉与参与情况。
当问及建国后开展的一系列运动，受访人最为熟悉的运动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709位问卷调查的受访者表示十分熟悉这两项运动，其次是抗美援朝运动，熟悉此运动的受访者有629人次，再往下受访者熟悉的运动包括土地改革运动（626人次）、粮食统购统销运动（579人次）、三大改造运动（435人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404人次）、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340人次）、镇压反革命运动（315人次）、三反五反运动（266人次）、反右运动（264人次）、四清运动（250人次）、肃反运动（164人次）。问卷中的选项基本囊括了建国后开展的全国性运动，从调查结果看，对于每一项运动，受访者中熟知并参与的人数都在100人次以上。当问及受访人是通过何种方式知晓这些运动时，有596人次表示通过周围人们的诉说或宣传熟悉这些运动，有515人次表示是通过广播、报纸等媒介的介绍与宣传熟知运动的情况，还有273人次是通过街道、社区的宣传了解运动的进展，114人次是通过单位宣讲来了解运动的开展。当问及亲身参与过建国后开展哪些运动时，有535人次表示参加过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参加人次最多的一项运动，其次为粮食统购统销运动（377人次）、土地改革运动（370人次）、三反五反运动（177人次）、三大改造运动（177人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136人次）、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127人次）、反右运动（88人次）、镇压反革命运动（67人次）、抗美援朝运动（57人次）、四清运动（46人次）、肃反运动（32人次）。当问及受访人是以何种角色、何种身份参与这些运动时，以参与者与被执行者角色参加运动的有463人次，以运动的旁观者角色参与运动的有396人次，以宣传动员角色参与运动的有92人次，以执行者角色参与运动的有35人次。
入户采访的情况与问卷调查的情况基本相符。这些受访者对于建国后一系列运动基本都很熟悉，也亲身参与了多项运动，大部分受访人是以参与者与被执行者的身份角色参与了这些运动，只有少数受访者，尤其是一些曾经担任过乡村干部的受访人以宣传动员者与执行者的角色参与了运动。在这些受访人中，有几位退伍老兵参加过抗美援朝，因而对这一战争和国内为支持这一战争而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印象深刻，还有几位退休教师，他们对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运动”等与之有切身利益关系的运动印象十分深刻。
调查问卷的第二大部分主要是了解建国后一系列运动开展过程中的社会动员的情况。
作为运动的宣传动员者与执行者，认为自己的宣传动员与执行十分有力的有32人次，认为基本达到效果的有64人次，认为动员效果不理想的有14人次。当问及这部分受访人自我感觉他们的宣传动员是否让周围群众满意时，21人次认为自己的宣传动员让群众满意，而且在其动员下周围群众积极参与了各项运动；55人次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动员能基本让群众满意并参与；有35人次受访者认为其宣传动员不能使群众满意，但最终群众也被动参与了運动；有6人次受访者认为其宣传动员既不能使群众满意，群众最终也没有在其动员下参与运动。
作为运动被执行者与参与者，认为当时社会动员效果很好的有169人次，认为宣传动员基本有效的有262人次，认为宣传动员效果不好的有15人次。当问及在当时的宣传动员下，自己作为运动被执行者与参与者，其感受如何时，有120人次受访者表示在当时广泛社会动员下，自己是自愿参与运动；有134人次表示虽然经过了动员，但自己内心还是不愿参与运动，最终迫于压力被动参与；有213人次表示当时没有多想，既然国家要求这样，自己就照做；还有33人次表示自己在动员下被动参与了运动，但是运动的开展对自己工作与生活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意见颇大。 作为运动旁观者，认为当时的宣传动员与自己直观感受完全一致的有19人次，认为基本一致的有267人次，认为两者之间差距较大的有95人次。作为运动旁观者，有94人次认为在当时宣传动员下，群众是真心拥护且积极参与的；认为群众是被动参与的成分较大的有255人次；认为群众不拥护且意见很大的有60人次。
在入户访谈的24位受访者中，明确认为在历次运动中，宣传动员效果好的受访者有21位；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当时的宣传动员十分有效的有1人；只有2位受访者认为历次运动中的宣传动员效果一般。虽然绝大部分受访人认为当时的宣传动员效果显著，但当问及在这种广泛而有效的宣传动员下，受访人是否自愿参与运动时，受访人主要分成了四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几位受访人作为运动的宣传动员者与执行者，认为自己是完全自愿参与运动，且周围群众也在自己动员下参与运动；第二种意见是作为运动参与者与被执行者，大部分此类受访者认为虽然当时动员十分广泛，但是自己仍是被动地参与运动；第三种意见是作为运动旁观者，这部分受访者虽然也接受动员，但并未参与运动；还有一种意见是有两位受访人一开始在动员下参与了运动，但当发现这些运动对自己生活工作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时，就终止了参与。
三、关于调查采访的结果分析
从问卷调查与入户访谈汇总得出的数据，有几个方面问题是值得深究。
首先，建国后历次运动中的宣传动员力度之强可见一斑。在问卷调查中，课题组列举了建国后几乎所有的全国性运动。调查过程中，发现绝大多数受访者对于这些运动都十分熟悉，诸如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的全民参与性运动，可以说是人人皆知。在入户访谈过程中，当问及受访者对建国后的运动是否熟悉时，绝大部分受访者可以说是如数家珍。此次课题组的问卷调查与入户采访，大部分是农村人群，受访者年龄都在60岁以上，且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许多受访者甚至于没有上过学，但他们对建国后的一系列运动的熟悉程度让课题组成员感受到当时宣传动员的力度之强。那么，建国后历次运动开展过程中，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动员群众呢？问卷调查与入户访谈结果基本一致，当时大众媒体，如有线广播、报纸、口号等是动员群众的主要途径。此外，还普遍使用“口口相传”的方式，许多受访者表示通过周围人的诉说与宣传来了解运动的进展情况。此外，街道、社区的宣传动员与单位的宣传动员运用也十分普遍。相较于街道、社区与单位这两种更为“官方”的宣传动员，利用广播、报纸、口号以及周围人群的宣传这两种动员方式更具有“自发性”，而这两种方式更为广泛运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动员”的深入人心。
第二，表象与真实之间的差异。这里所说的表象，即指建国后历次运动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开展运动，取得预期目标而对民众进行社会动员的效果；这里所说的真实，即指广大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下，知晓运动和参与运动的程度与主动性。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当问及建国后历次运动的社会动员效果如何时，无论是运动的宣传执行者、参与者还是旁观者，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动员是十分有效或是基本有效的，在入户访谈的受访人群中，这一倾向更为明显，24人中有21人认为动员是十分有效的，其他3人也认为宣传动员是基本有效的。这一调查结果充分证明，受访人对于动员的效果是肯定的，认为当时的社会动员是积极有效的。然而，在接下来调查中，却出现了一个悖论：虽然受访者认为宣传动员是有效的，但当问及受访人是否在动员下主动参与建国后开展的各项运动时，受访人中的大多数都表示自己是被动参与而非主动参与。这一现象在运动参与者与旁观者这两个人群中表现尤为突出。在运动参与者人群中，认为社会动员有效或基本有效的有431人次，认为社会动员效果不佳的只有15人次；但是在有效的社会动员下，主动参与运动的只有120人次，而迫于动员的压力或是因为动员而被动参与运动的有380人次。在运动的旁观者人群中，认为社会动员有效或是基本有效的有286人次，认为效果不理想的有95人次，但是在社会动员下，旁观者人群认为周围的民众认同运动并主动参与的只有94人次，而认为周围民众被动参与或是拒绝参与的却有315人次。在入户访谈的受访人群中，调查结果也基本与问卷调查结果基本一致，部分受访者还提供了实例来说明自己判断与感受。按照正常逻辑思维，既然宣传动员效果良好，那么主动参与运动人数应该多于被动参与运动人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社会动员效果好，但许多人在有效社会动员下，仍是被迫参与、被动参与甚至于不愿意参与运动这样的现象呢？这一现象的出现，说明社会动员效果好只是一种表象，或者说是受访者在心理表面的直观感受，而被动参与、被迫参与、不愿意参与这些表现才是接近于事情本质的真实。
第三，广泛社会动员下民众“社会心理”的形成。在调查采访过程中，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当时的宣传动员是有效的，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宣传动员下，民众或自愿、或被动地都参与了各项运动，这就说明，广泛而有力的社会动员下，民众的“社会心理”逐步形成。
社会心理是指在一段特定时期内弥漫在社会及其群体中的整个社会心理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共识和价值取向的总和。社会心理不是自发产生的，它需要通过教育灌输到人民群众中去，使之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意识。相较于社会意识系统化的一些形式，例如艺术、道德等，社会心理属于社会意识的较低层次。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其发展壮大过程中，就与民众建立起一种十分良好的关系，具有坚实群众基础，而其一直宣传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也深得人心，在这一理念引导下，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信任感、归属感逐步加强。建国后，当民众感受到自己真正成为这个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时，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信任感达到了高峰。正是这种信任感使中国共产党能凝聚起民心，顺利地开展了一个又一个运动。另一方面，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民众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动员，动员的过程其实就是将某种信念灌输到民众内心过程，这种不断地灌输不仅会使这一理念深入人心，而且具有很强传染力，而这种“传染的威力甚大，它不但能迫使个人接受某些意见，而且能让他接受一些感情模式”。
社会动员下社会心理的形成，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主动参与执政党发起的一系列运动。在课题组成员入户访谈过程中，有几位受访者就谈到“这些运动中宣传动员效果良好，人们都能够听从号召，积极响应中央和上级的指挥和领导”，“党的模范带头作用值得肯定，相信在党的带领下，生活会越来越美好”。可见，在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之下，“参与运动”这种“社会心理”已经完全取代了原先自己对于运动的心理判断，将其变成为一种为国家分忧以及牺牲的自觉行为。
在参与运动的人群中，大部分属于被动参与。他们一开始或许对运动带有不情愿或是抵触情绪，但在中国共产党强大而广泛社会动员下，民众当中共同的“社会心理”逐步形成。如庞勒所说：“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采取同一个方向，他们自学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而这部分民众原本的内心想法会在“社会心理”的作用下发生转变。
对于建国后一系列运动而言，这样共同的社会心理当然是运动顺利开展，最终在国家层面获得成功的一大基础。但是，在日常的社会管理中，如果通过执政党的社会动员经常性地形成这样的一种共同的社会心理，即群體意识的日益强化会导致个体意识消失，因为这种共同的社会心理直接影响运动的结果，这种心理会让民众的被动、抵触意识逐渐消退，转而成为一种共同意识，正是这种共同意识会使民众最终支持、参与到了各项运动之中，保证运动胜利完成。可见，社会动员下“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的真理或绝对谬论。”正是社会动员下这种并不是特别清晰的社会心理的形成，民众对于外界宣传报道对其影响接受逐渐代替了其内心真实的想法，使其个体意识逐步地消失，从而也直接影响到其对于事物判断力与决断力。
[参考文献]
[1]杨迎春.论建国以来民众社会心理的五大变化[J].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3）.
[2]（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51，145，230-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