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而已集》里的《拟豫言——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读了，为无遮拦的调侃发笑多次。其中有一则：“有中国的法斯德挑同情一担，访郭沫若，见郭穷极，失望而去。”这一段所触及的社交关系、文坛恩怨、郭氏的经济状况等，须由史家考证。文成于1928年，内容是对新一年（1929年）的预测，并非已成之事，开玩笑而已。我关注的是“挑同情一担”。
　　 套流行有年的疑问：“良心（还有良知、真相、善良、诚实等美德）值多少钱一斤？”略作比较，良知里有襟抱、情怀、见识;真相里有实打实的“原来如此”;善良、诚实是品格，这些，无论看形上还是形下，“体量”都比“同情”大。表现或实施的难度，相去不以道理计。事实也证明，它们是稀缺物。我揣测，只因“同情”是广东人口中的“好食夹大件”，所以鲁迅大方地以“担”为单位。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同情作为人性的天然成分之一，随处可见。在正常环境成长的小孩子，对小动物的好奇、爱护，在启蒙之前。大多数成年人目睹病者、残障者、艰困者的处境，会被触动，进而想：如果我是对方，这一关怎么过？接下来，或伸援手，即使无意或无条件提供实质性帮助，心里不好过是肯定的。许多年前看到一个专访，记者采访的是香港一个“慈善大王”，后者坦诚地说：捐献诚然是乐事，可是，此前阅读请求捐助的信，无一不极尽渲染之能事，内心备受折磨。
　　 那么，鲁迅为何作出以上揣测呢？法斯德，后来约定俗成地译为浮士德，是歌德不朽之作《浮士德》中的主人公。浮士德与魔鬼签订赌约，内容是：在有生之年，魔鬼满足浮士德的所有要求，只要浮士德感到满足，生命即告结束，而灵魂归魔鬼所有。换了国籍的浮士德，在中国拜访炙手可热的文豪郭沫若，自然是签约之后。既然变为中国人，“挑”同情用的该是传统的扁担，于是有两桶之多。然而，进了门，为何溜之大吉呢？原文没交代“同情”如何处置，很可能原封不动地挑回去。
　　 问题来了，郭才子的“穷极”既然一眼可見，布施同情不是正当其时吗？却满怀“失望”。这可能关系到“同情”的底线设在哪里。同情虽可如“河汉之无极”，但“中国的法斯德”到访，初衷仅是“好言安慰”，顶多加西式拥抱、中式鞠躬。进一步，表演“亲民”，如握住对方的天才之手，嘘寒问暖。如果对方诉苦，他要摇头，低眉，叹息，表达充分的难过之后，以“事务繁忙”为理由打断，最后，拍拍人家因抽泣而微颤的瘦骨嶙峋的肩膀，说一通“明天会好起来”以励志。如果浮士德的心肠更软，转过身去揩泪也不妨。但“穷极”是物质性问题，给面黄肌瘦的孩子带来衣服和面包没有？给漏雨的屋顶带来铁皮没有？敢直视空空如也的米缸吗？郭氏的大作能保证发表且稿费加倍吗？既然来访者除“一担同情”外，口袋里无余钱，即使有也未必愿意拿出，总归有点尴尬。到头来，浮士德为“文不对题”而“失望”。主人的感觉也好不到哪里去，即使他本人为了自尊，咬定本人的穷是暂时的、表面的。对这一类无法提供实际帮助、价廉而物欠美的同情心，王尔德不买账，讥讽为：“若世间少些，烦事就不会那么多。”
　　 退一步说，对提供者来说，属捎带行善，送出去不十分劳心费力的“同情”，也逐渐减少了。原因在于“博同情”的多而滥，累积起来，就使人们形成可悲的共识：同情会滋长罪恶。
　　 最后，有一疑问：为什么“同情”之类的美好情愫，和良知等一样被人称重、论价，而其反面如邪恶、欺骗、残忍，却没有？我以为，后者不是无法标价，而是没讨价还价的必要。为什么呢？要么它太强大，一律标为“天价”;要么约定俗成，人们视为理所当然。一如天地，无法纳入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