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策展人黄梅在微信中说了她在柏林听郎朗演奏格里格A小调钢琴协奏曲的火暴场面和她的兴奋之情，又一次让我联想到了各种对郎朗的负面评论，但这种评论可能都抹不掉一个事实，郎朗所演奏作品的数量和在现场的娴熟程度是一般钢琴家无法达到的，尽管有评论文章讽刺他演奏的时候到底是指挥家还是钢琴家呢，但我可以么问这样的批评：为什么钢琴家不可以像指挥家那样挥舞手臂？只要演奏的音符不错，动作也是一种音乐，郎朗天生在这方面有过人之处，发挥他的特长有什么不好呢。
　　当然从老大师传统来说，郎朗的动作确实夸张异常，以老大师的演奏要有深度标准来论，郎朗过于显摆自己的技术。深度诉求来自传统的悲剧意识，这是一个无可指责的系统，但深度是个无底洞，如果将深度转化为绝对的标准的话，那容易变得宏大叙事而不顾局部的合理性和可发展性，其实郎朗的喜剧式演奏家风格给演奏会打开了一片天地，炫技本身是可以创造感受力的，这个为老大师传统中所回避。
　　在大众媒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对郎朗的贬义态度，比如有一篇文章《谁杀死了郎朗》，标题写得很过瘾，但文章很空洞，尤其是说到郎朗和他父亲如何开始不合的八卦写作更是无聊。即使父子关系再不合，也不能用来否定郎朗的钢琴演奏水平。郎朗从小受到他父亲的严厉管教是事实，之前的傅雷不也是这样棒头下培养傅聪的吗？即使如郎国任自己诉之于文章中的故事，比如在北京时，郎国任对着郎朗说，弹不出琴只有三条路，要么回沈阳，要么吃毒药，要么跳楼。看的人会对郎国任摇头，但对这样的话是要具体分析着看的，在那个年代类似这样的气话在中国的家庭中多如牛毛，就是读书成绩不好的学生被家长打骂的事都经常会发生，何况是特殊技能的训练，尽管随着青少年保护法颁布后，这种情况越来越不允许。
　　也有一篇媒体采访文章，把郎朗和马友友作对比，当采访者想用马友友来证明郎朗如何庸俗的时候，这个采访者提的问题本身都很庸俗，我们已经很少看到这样的血统论式的态度，而这篇采访拼贴稿却很血统论，但是不管马友友的父亲如何有教养，培养的马友友如何有教养，郎国任的壮士身份是一点都不是吹的，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中国人生存状况是理解郎国任的一个背景，辞掉公安局的工作与郎朗在北京硬挺着苦学，有几个人能做得到？专业学琴的家庭大都是父母双方一人辞职，一人养家，一般是母亲辞职的比较多，像郎国任辞职可不是一件小事，根据中国的风俗和舆论导向，如果郎朗不成功的话不知道要被多少人笑话，中国人有不重过程只看结果的习惯，无论如何出于对音乐的热爱，郎朗和郎国任不成功等于什么都不是。孔祥东说学琴是一个很艰辛的活，特别是中国人更加地辛苦，郎国任能从这么差的条件中培养出郎朗已经很了不起了，让马友友的父亲在郎朗的生长环境中培养马友友试试看。
　　我们看这些媒体的采访，通常是专业问题一个都提不出来，想损人的发问倒不少，还问郎朗，像你这么多的演出，哪里还有时间练琴，记者要通过这个证明郎朗的演出是不负责任。像郎朗这么夸张的动作，这么大的曲目量，每次演出都不出错，没有一定的时间练琴怎么可能达到？！还有诸如此类的中国式的挖动机的道德大批判更可恶，什么郎朗做慈善的目的是为了炒作自己，什么郎朗严重的商业化，这些批判貌似“政治正确”，但都是“不正确的政治”，因为传播自己专业成就没有任何的错，只要它不造假就没有任何指责他的理由，何况钢琴演奏根本造不了假，而演出市场是自由社会的基础，有了这个我们才能谈论个体发展的可能性，它本身也是对演奏家的一种积极的支持方式。
　　回到郎朗到北京的时候钢琴老师对他的评语：武士道精神，打砸抢作风，土豆脑袋。尽管这是嫌弃郎朗的比喻但却很准确，不过这些评语完全可以倒过来理解了，它等于在说郎朗练琴时候的坚定精神，演出场上的拼杀精神和性格上的不妥协精神，幸亏郎朗有这样的性格组合，如果长了一个柳絮脑袋，随着风向飘，那还能成郎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