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华东师大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就想进行“信仰在中国”的研究，题目是《我为什么出家》，“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剃度出家的现象多发生在了上世纪90年代。”而知识分子为什么出家？出家背后又有什么精神危机和追求？
　　记者：很多人在选择信佛或初信时，常会围绕一个问题，“佛教能不能改变我的现实命运？”
　　李向平：想通过信仰改变个人命运，这在其他宗教里都存在。这是很现实的层面，也是较为传统的一种信仰方法。有些人想通过信仰来解决他的考虑，也许一辈子也解决不了。但有些人可能在信仰过程中，对生命逐步有一些清醒的认识。我觉得这不是改变命运，而是使生命充实。我认为，真正的信仰方法是一种对生命的关怀。
　　记者：个人信仰与社会进步之間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李向平：按照理论上的说法，道德和宗教是相关的，宗教或者是一个信仰，它能给人提供一种价值规范。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不仅仅是每个人有信仰了，就会对社会有好处。每一个有信仰的人还要基于信仰的准则进行社会交往。
　　记者：历代都有出家的社会精英分子。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出家，与历史上哪个时期最有可比性？
　　李向平：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观念。这样我们就对出家、对选择一种信仰的修行方式有了理解。
　　这种状态什么时候出来较多？唐朝以后的时代更迭、社会变迁大起大落的时候出现较多。
　　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的知识分子或者文化精英选择佛教信仰，是在“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这一互补理念下，在一种急流勇退的情况下选择的。当代中国知识精英选择佛教，有时候，在很多人看来也是一种互补：现实有很多问题使他焦虑，或者他的生命关怀找不到，他在佛教信仰里面寻找。但还有一些精英走入佛门，他是把佛教信仰作为他的事业，他觉得他能够弘扬佛教，能够使更多的人像他一样获得生命的关怀。
　　记者：也有佛教人士认为知识分子出家是社会精神危机的表现？
　　李向平：出家不等于是信仰，出家是选择一种信仰方式，要把它界定清楚。现在老百姓不缺信仰，信仰是很宽泛的。到庙里、进教堂里，求官、求学也是一种信仰，找风水算命看相，他也可以直接找到安慰自己的方式。
　　问题是有没有大多数人、一群人都认同坚信的一种信仰？这个才能解决中国真正的信仰问题。
　　所以我说过。中国人缺的是相互关怀的、彼此认同的、精神关怀的信仰。不是缺有求必应的、临时抱佛脚的信仰。
　　现在很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贫与富之间，平民与官员之间，能否相互认同接纳，这是一个最大的信仰危机。这与30年前甚至是20年前讲信仰危机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社会的信仰危机，不是个人的信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