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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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珊(右)和哥哥曾贤(中)在父亲的葬礼上。依照风俗,第一天的开孝仪式逝者的亲人要围着棺木转圈,一直到凌晨 图/赵赫廷

  曾珊很少回新邵。这次回家,她和哥哥曾贤捧回了父亲曾成杰的骨灰。
  湖南省新邵县杨世坳村位于湘中一片山水间。村口通往县城的路,曾成杰修了一半,已经被一条宽阔的水泥路取代。村里的“成杰幸福大道”,是一条水泥、石子铺就的山路,一直蜿蜒到曾成杰家门口。帮助村里通路、通水、通电是曾成杰1986年出门创业时的目标。
  百米红地毯通向一栋三层小楼,金黄的充气拱门上方挂着黑底白字的悼词。葬礼保持了起码的场面:第一日开孝,第二日追悼,第三日出殡。支撑起这场葬礼的是曾珊兄妹俩。此时,母亲邓友云还有一年即满5年6个月的刑期,姐姐的刑期是7年,她们在曾成杰被带走后一个月相继被刑拘。

葬父


  7月19日,葬礼结束第二天,曾珊兄妹到长沙见了狱中的母亲和姐姐。曾成杰被执刑一事,狱中妻女是否知情,兄妹俩不确定。安葬父亲之后,两人决定到狱中试探。
  “妈妈血压高,姐姐容易急躁,”兄妹俩一番纠结,决定想办法对她们隐瞒父亲的死讯。两人同时会见,按监狱规定是不允许的,“我们找了点关系,最后还托狱警帮忙一起隐瞒。”至于她们出狱之后如何面对,兄妹俩尚未想明白:“说生病?或者找个别的原因。”曾珊一直在思量,曾贤想的则是如何尽早让她们情绪稳定地获知。
  这一日是曾珊始料未及的,“像梦一样,不真实。”之前遇见的每个人,包括最高院主审法官康瑛在内,都让她笃定父亲不会死,“最坏的打算也是死缓,法律专家学者都说前有吴英,死不了。”
  死讯在7月12日突如其来。中午曾珊刚结束北京的救父之旅回到长沙,曾贤的电话随之而来:“他在电话里转述亲戚中传来的父亲被执刑的消息,他也难以置信,我也不信。那一个下午一直在打电话问。”曾贤托认识看守所的亲戚打听,得到的确认消息是:“法院早上6点把人带走的。”
  翌日一早,兄妹俩来到长沙市中院,穿过一条巷子,在法院侧门边看到了白底黑字的布告,父亲的名字排在抢劫犯、故意杀人犯后面,在同一日执刑。鲜红的下划线,确认无疑,曾珊“脑海一片空白”。
  在1989年出生的曾珊眼中,父亲像是被另一个世界召唤的人,“整日泡在工地上,我早上6点起床,他已经出门了,我晚上十一二点睡觉时,他还没有回来。中午有时让我妈送饭,有时就着盒饭在工地吃。”和妹妹一样,曾贤只觉得父亲有他的理想。
  这对降生在吉首的兄妹,大多数时候在母亲的管教下长大,父母都忙的时候,大妹妹一岁的曾贤给曾珊做蛋炒饭。父亲总是偏爱女儿,因为曾珊学习比曾贤好许多。
  融资案发前的2007年,曾成杰决定送女儿去加拿大读书。交了100万保证金后,曾珊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出国班学英语。“出国是父亲提出的,我不想去,我觉得一个人背井离乡去那么远,太可怜了。但他希望我在国外接受更好的教育,长见识,开阔视野。”这是曾成杰在家人身上花费的最大开支,“汶川地震捐钱他不眨眼,我们买件好一点的衣服,他不允许。”
  曾珊隐约记得父亲曾经有过坐牢的经历,“但他说被冤的,我相信他”,果然之后几年时间里,父亲的冤情得洗。
  即将读大学的曾珊再次得知父亲被带走的消息时,她依然觉得如多年以前一样“很快会没事的”。一个月后,母亲将她送到湖南农业大学报到,然后到广东佛山探望正在服兵役的曾贤,从此失去联系。
  “妈妈被带走,姐姐是去自首后就没回家,”从亲戚那里得悉消息的曾珊手足无措。她不敢告诉服兵役的哥哥,“怕他结束兵役,父亲希望他完成服役。”怀有同样想法的曾贤在父亲被带走后没多久即已得知家中情况,正纠结着要不要中途结束兵役。

救父


  曾贤的救父之路是从一年后服役结束开始的。“找律师,找关系,四处凑钱给看守所里的家人。姐姐的费用高一些,妈妈比较节省,加起来每个月两千多块钱。有的亲戚去探望他们直接在里头就给了,我不知道的。”
  曾贤的努力无法阻止一审死刑的到来。此时,曾珊才感觉到事情的严重:“觉得不可置信,怎么会死刑呢?一直觉得家里好像没做什么犯法的事情,又没有拿了人家的钱跑路,我爸的工程都有在修。”
  曾珊想做点什么,但是使不上劲来:“自从我哥退伍出来,都是他在跑,我一直想加入,有时写信给我爸,他就说,他本来也不想我哥去跑,但是没办法,我哥非要跑。可能我哥不跑,也没有人来跑了。”
  曾珊寄望于二审,“二审查清楚了,应该会改判。”面临毕业去向的曾珊从父亲的信中了解到,“他希望我好好学习,要考研。”曾珊在学校待了下来。
  二审让她的期望落空了,曾珊坐不住了。那年暑假,她瞒着狱中的父亲和四处奔波借钱的哥哥,只身到了北京。在找到律师看了案卷,同时了解吴英案之后,她知道舆论的重要。她为自己定了在北京的目标:找律师,找记者,找一切可能的人帮助。
  用在学校做托管老师积累的微薄收入,她在北京的地下室租了一个铺位,“每天阴沉沉的,晒不到阳光,心里压抑得慌。”曾珊喜欢阳光,直到最近,她终于换了一小间地上的房子,早晨时分有些阳光投射进来,“那样会有点希望。”
  最初到北京时,没有太多人理她,找到一些媒体,也很少发出声音。她与律师做了一个“湘妹救父”的网站,渐渐有网友指点她开微博,“记者们都爱用微博,还可以求助‘大V’。”
  此外,曾珊一所所高校去堵这些“大V”。听说徐昕、贺卫方在北大演讲,她想:“他们俩粉丝多,要是他们能帮忙呼吁就好了。”曾珊拿着资料到北大礼堂外面堵他们。未出校门的湘妹子,并没有想象中的“火辣”,起初她并不敢上前,礼堂里面人已经满了,她站在门口一直等着。结束时,凭着海报头像,她认出贺卫方,鼓起勇气递上了材料。“第二天他们就帮我转发了一下!”关注她的人也随之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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