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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位于地球的最南端，是人类文明最晚接触到的一块大陆。自十九世纪人类发现南极以来，各国探险家就没有停止过探索南极的脚步。南极这块从未开发过的神秘大陆，无时不在吸引着人类的目光。进入二十世纪后，南极更以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战略价值，吸引了众多国家政府组织的考察活动。中国政府也积极加入到南极考察的行列中来，至今已组织了20多次南极科学考察，并在南极建立了固定科学考察站。回顾中国乃至世界各国进行南极考察的历史，中国进行南极考察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和经济意义，而且带来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一、南极考察的历史
南极洲包括南极大陆及其周围岛屿，总面积约1400万平方千米，其面积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1／10，相当于一个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由于四周被海洋包围，南极在被人类发现之前一直是与文明世界完全隔绝的大陆。自法国的杜蒙·杜维尔在1840年首次发现南极大陆以来，各国探险家纷至沓来，探索南极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南极的地缘政治表现出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的特点。自南极大陆被发现直到1908年之前，从未有任何国家对南极提出主权要求。1908年以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挪威、智利和阿根廷根据先占原则和扇形原则相继提出主权要求，但这些主权要求并没有得到世界各国尤其是美苏等大国的承认，美苏均声明保留其在南极的权利。到二十世纪40年代，南极争夺战越来越激烈，甚至一度发生国家间的武装冲突。在美国的倡议下，各国不得不走向妥协，1959年12月1日，上述七国加上美国、苏联、比利时、南非、日本共12国签署了《南极条约》，规定冻结南极主权要求、南极非军事化非核化以及南极只用于科学目的的原则，至此南极纷争告一段落。各国对南极的主权和领土要求暂时被搁置，科学考察成为国际南极活动的主导。
从以上历史可以看出，由于地缘和历史的原因，一些西方和南半球国家在南极考察活动中已经占有了先机。这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对希望进行南极考察的后进国家有着排他思想，例如《南极条约》虽声明是一个开放体系，欢迎其他国家加入，但是硬性把参加国分为协商国和缔约国。只有在南极从事过有实质科学研究活动(如建立科考站或派遣科学考察队)的国家才能成为条约协商国。12个签约国自然成为协商国，只有协商国才有表决权利，缔约国没有表决权，这实际上是以“集体霸权”代替“个体霸权”，人为地给后进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南极设置了障碍。
二十世纪70年代南极地区发现特大油气田的消息更加刺激了各国的神经，有些国家已经采取各种方式，在南极圈占势力范围，占据最佳战略位置，为抢占开发南极资源做准备。时至今日，南极已经站在资源时代的门槛前，南极资源的开发利用将成为国际南极事务中新一轮争夺的焦点。各南极协商国更是把南极考察作为特殊的国家政策和战略给与重视和支持。开展南极考察工作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它不仅具有明显的国家行为特征，还表现出与开展考察活动的国家的长远和近期利益紧密相关。从另一方面来说，时至今日南极考察已经有几乎拥有世界人口2／3的51个国家参与，包括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它关系着全球变化和人类的未来，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高科技水平在国际舞台上的展现和角逐。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崛起的发展中大国，理所当然不能在这场世纪角逐中落后。
中国南极考察起步十分艰难，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相应的经济技术条件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成为最佳选择。时值1979年中美建交，两国关系大大缓和。在此带动下，中国和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关系都得到快速发展。中国南极考察事业就此搭上了外交的顺风车。由于美日等国在贸易、技术交流等方面对中国不再设置重重障碍，宽松的国际环境为中国向国外学习南极考察经验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中外科技合作的序幕就此拉开。
我国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阿根廷和智利等国进行了广泛的合作，积极邀请已在南极建站、南极研究水平较高的国家的专家来华访问讲学，引进部分南极考察资料。同时中国科学家直接参加外国南极考察团，经受考察培训，积极参加国际协作。这些措施短期内把我国的南极科研能力从零起点提高到了较高水平。1979年12月至1980年3月，应澳大利亚方面的邀请，中国首次派出两名科研人员赴澳大利亚设在南极的凯西站，进行综合科学考察与访问，迈出了中国考察南极的第一步。此后，新西兰、日本等国多次邀请我国科学家在南极考察站协同工作，这些考察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南极专家，为日后在南极建站打下了基础。
1981年1月20日，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成立，南极事业的机构建制逐步完善。随着南极考察的进行和信息的反馈，我国的南极战略逐渐丰满起来。1983年5月6日，国家科委、南极委等部门联合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我国南极科学考察的筹备工作报告》，对未来南极考察的“六五”和“七五”计划提出了总体设想。6月8日，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向《南极条约》保存国美国政府递交了加入书，中国正式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之一，为进一步挺进南极提供了法律依据。
中国的南极事业真正大规模开展是在1984年。经过5年多考察研究，中国已具备了建立自己的考察站、独立开展南极研究的能力。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参与南极事务的决策早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1984年2月，“我国首次南大洋和南极考察总体方案论证会”召开。6月，首次南极组队考察被批准，相关筹备工作快速进行。11月20日，中国首次南极考察编队(591人)乘“向阳红10号”和“J121”号从上海启航赴南极洲建站并进行科学考察。12月31日，考察队登上南极洲乔治王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第一次插上了南极洲。1985年2月20日，中国在乔治王岛上胜利建成中国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基地——长城站。10月7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十三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上，中国被接纳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成员。从此我国对南极事务拥有了发言权和决策权。继长城站建立后，我国又于1989年2月在南极拉斯曼丘林地(南极圈内)成功建成第二个科考基地——中山站。这两个基地的顺利建成，为我国大规模进行南极考察提供了有力保障。
从1984年至今的20余年，我国南极考察事业飞速发展。我国以长城、中山两个常年考察站和极地科学考察船作为考察基地，广泛开展了极地气象学、地质与地球物理学、海洋学、生物学、高空大气物理学、测绘学、环境科学和人类医学等多学科考察，取得了令世人赞叹的科研成果，培养了一大批极地科研人员和后勤技术队伍，通过他们的艰辛工作，在短短20年中使我国极地科学考察研究工作跨了三大步，将100年的差距缩短到零的距离。到2008年止，我国已组织了24次南极科学考察，向南极派出3000多人次的科学家和保障人员。通过这些极地考察，我国获得了大批宝贵的数据、 资料和样本，并由此产生了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2005年1月18日，中国南极科考队找到了南极内陆冰盖冰穹A的最高点，海拔4093米。这是人类首次登上南极内陆冰盖核心区域，也是探索南极奥秘的一次伟大实践。冰穹A和南极极点、冰点、磁点并称为南极四大必争之点，其中前三个点已分别被美国、前苏联和法国占据。中国科考队的成功，反映出中国南极考察的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对南极考察的投入也将逐步增加。这与我国和平崛起的战略也是相符合的。根据国家海洋局出台的《中国极地考察“十一五”能力建设总体规划》大纲，将重点改建“一船两站”(“雪龙号”考察船、长城站和中山站)，在拉斯曼丘陵建立第三座考察站，同时再造一艘极地考察专用破冰船，建设航空站和东南极航空网络，建立起更为完整的考察体系。在已确定的第三个国际极地年70多个考察项目中，中国科学家至少将参与其中的25个项目。这些计划都昭示着，我国未来的南极考察事业将会朝气蓬勃地继续发展。
二、南极考察的社会意义
南极考察是一项艰巨而又伟大的事业，对我国来说具有巨大的政治、经济、科学和社会意义。事实上，南极考察作为国家海洋战略，使国家用于筹划和指导海洋研究与利用的长远性战略；是涉及海洋经济、海洋政治、海洋外交、海洋军事、海洋技术等方面的综合性长远战略。极地考察事业的原则首先是服从国家战略全局，并充分考虑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其次要适应未来极地开发与形势的需要。
中国的南极考察是振兴中华、造福人类的事业。自1984年中国政府组织首次南极考察至今，在短短的20余年里，已成功完成了24次南极科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中国长城站和中山站的建立使中国跻身《南极条约》协商国的行列，在南极事务中有了实质性的发言权。事实上，能够长期在南极进行科学考察和建立考察基地，也是一个国家力量的象征。中国在南极大陆占据一席之地，这与我国和平崛起的大国身份也是相符合的。
南极考察的社会意义在于，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和创新精神，对我国和平崛起的战略不无裨益。自我国开展极地考察的20余年里，在科学考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在国际极地事务中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与日俱增。这充分反映了我国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科教兴国战略指引下，经济持续发展、科技水平快速提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的日新月异面貌，这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极地考察事业的发展，鼓舞了极地考察人员为祖国、为科学不畏艰险、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创新精神。这种发展与创新的精神，正是我国极地事业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与我们现阶段提倡的科学发展观是相吻合的。与此同时，由于极地充满着神奇色彩和科学之谜，容易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学生对极地浓厚的情趣。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被极地深深地吸引，他们渴望更多地了解极地、认识极地、更好地支持和参与极地考察。“极地人”敢与冰魔争高低、誓为科学献青春的“极地精神”和人生哲理永远闪烁着励志的光芒，为他们的精神所折服、所敬佩、所学习的青年人受益匪浅，有助于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岗位上为人民、为社会做出更大成绩和贡献。
注释!
①郭培清，中国挺进南极[J]，海洋世界，2007(7)。
②李斌，人类首“登”南极冰盖最高点[N]，人民日报，2008年1月19日，第1版。
参考文献：
[1]张青松，南极考察纪[M]，北京：北京知识出版社，1981。
[2](澳)G·芬克勒，南极洲——英雄的年代[M]，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
[3]基地考察对我有战略意义[N]，环球时报，2004年8月6日。
一、南极考察的历史
南极洲包括南极大陆及其周围岛屿，总面积约1400万平方千米，其面积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1／10，相当于一个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由于四周被海洋包围，南极在被人类发现之前一直是与文明世界完全隔绝的大陆。自法国的杜蒙·杜维尔在1840年首次发现南极大陆以来，各国探险家纷至沓来，探索南极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南极的地缘政治表现出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的特点。自南极大陆被发现直到1908年之前，从未有任何国家对南极提出主权要求。1908年以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挪威、智利和阿根廷根据先占原则和扇形原则相继提出主权要求，但这些主权要求并没有得到世界各国尤其是美苏等大国的承认，美苏均声明保留其在南极的权利。到二十世纪40年代，南极争夺战越来越激烈，甚至一度发生国家间的武装冲突。在美国的倡议下，各国不得不走向妥协，1959年12月1日，上述七国加上美国、苏联、比利时、南非、日本共12国签署了《南极条约》，规定冻结南极主权要求、南极非军事化非核化以及南极只用于科学目的的原则，至此南极纷争告一段落。各国对南极的主权和领土要求暂时被搁置，科学考察成为国际南极活动的主导。
从以上历史可以看出，由于地缘和历史的原因，一些西方和南半球国家在南极考察活动中已经占有了先机。这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对希望进行南极考察的后进国家有着排他思想，例如《南极条约》虽声明是一个开放体系，欢迎其他国家加入，但是硬性把参加国分为协商国和缔约国。只有在南极从事过有实质科学研究活动(如建立科考站或派遣科学考察队)的国家才能成为条约协商国。12个签约国自然成为协商国，只有协商国才有表决权利，缔约国没有表决权，这实际上是以“集体霸权”代替“个体霸权”，人为地给后进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南极设置了障碍。
二十世纪70年代南极地区发现特大油气田的消息更加刺激了各国的神经，有些国家已经采取各种方式，在南极圈占势力范围，占据最佳战略位置，为抢占开发南极资源做准备。时至今日，南极已经站在资源时代的门槛前，南极资源的开发利用将成为国际南极事务中新一轮争夺的焦点。各南极协商国更是把南极考察作为特殊的国家政策和战略给与重视和支持。开展南极考察工作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它不仅具有明显的国家行为特征，还表现出与开展考察活动的国家的长远和近期利益紧密相关。从另一方面来说，时至今日南极考察已经有几乎拥有世界人口2／3的51个国家参与，包括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它关系着全球变化和人类的未来，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高科技水平在国际舞台上的展现和角逐。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崛起的发展中大国，理所当然不能在这场世纪角逐中落后。
中国南极考察起步十分艰难，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相应的经济技术条件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成为最佳选择。时值1979年中美建交，两国关系大大缓和。在此带动下，中国和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关系都得到快速发展。中国南极考察事业就此搭上了外交的顺风车。由于美日等国在贸易、技术交流等方面对中国不再设置重重障碍，宽松的国际环境为中国向国外学习南极考察经验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中外科技合作的序幕就此拉开。
我国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阿根廷和智利等国进行了广泛的合作，积极邀请已在南极建站、南极研究水平较高的国家的专家来华访问讲学，引进部分南极考察资料。同时中国科学家直接参加外国南极考察团，经受考察培训，积极参加国际协作。这些措施短期内把我国的南极科研能力从零起点提高到了较高水平。1979年12月至1980年3月，应澳大利亚方面的邀请，中国首次派出两名科研人员赴澳大利亚设在南极的凯西站，进行综合科学考察与访问，迈出了中国考察南极的第一步。此后，新西兰、日本等国多次邀请我国科学家在南极考察站协同工作，这些考察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南极专家，为日后在南极建站打下了基础。
1981年1月20日，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成立，南极事业的机构建制逐步完善。随着南极考察的进行和信息的反馈，我国的南极战略逐渐丰满起来。1983年5月6日，国家科委、南极委等部门联合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我国南极科学考察的筹备工作报告》，对未来南极考察的“六五”和“七五”计划提出了总体设想。6月8日，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向《南极条约》保存国美国政府递交了加入书，中国正式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之一，为进一步挺进南极提供了法律依据。
中国的南极事业真正大规模开展是在1984年。经过5年多考察研究，中国已具备了建立自己的考察站、独立开展南极研究的能力。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参与南极事务的决策早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1984年2月，“我国首次南大洋和南极考察总体方案论证会”召开。6月，首次南极组队考察被批准，相关筹备工作快速进行。11月20日，中国首次南极考察编队(591人)乘“向阳红10号”和“J121”号从上海启航赴南极洲建站并进行科学考察。12月31日，考察队登上南极洲乔治王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第一次插上了南极洲。1985年2月20日，中国在乔治王岛上胜利建成中国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基地——长城站。10月7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十三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上，中国被接纳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成员。从此我国对南极事务拥有了发言权和决策权。继长城站建立后，我国又于1989年2月在南极拉斯曼丘林地(南极圈内)成功建成第二个科考基地——中山站。这两个基地的顺利建成，为我国大规模进行南极考察提供了有力保障。
从1984年至今的20余年，我国南极考察事业飞速发展。我国以长城、中山两个常年考察站和极地科学考察船作为考察基地，广泛开展了极地气象学、地质与地球物理学、海洋学、生物学、高空大气物理学、测绘学、环境科学和人类医学等多学科考察，取得了令世人赞叹的科研成果，培养了一大批极地科研人员和后勤技术队伍，通过他们的艰辛工作，在短短20年中使我国极地科学考察研究工作跨了三大步，将100年的差距缩短到零的距离。到2008年止，我国已组织了24次南极科学考察，向南极派出3000多人次的科学家和保障人员。通过这些极地考察，我国获得了大批宝贵的数据、 资料和样本，并由此产生了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2005年1月18日，中国南极科考队找到了南极内陆冰盖冰穹A的最高点，海拔4093米。这是人类首次登上南极内陆冰盖核心区域，也是探索南极奥秘的一次伟大实践。冰穹A和南极极点、冰点、磁点并称为南极四大必争之点，其中前三个点已分别被美国、前苏联和法国占据。中国科考队的成功，反映出中国南极考察的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对南极考察的投入也将逐步增加。这与我国和平崛起的战略也是相符合的。根据国家海洋局出台的《中国极地考察“十一五”能力建设总体规划》大纲，将重点改建“一船两站”(“雪龙号”考察船、长城站和中山站)，在拉斯曼丘陵建立第三座考察站，同时再造一艘极地考察专用破冰船，建设航空站和东南极航空网络，建立起更为完整的考察体系。在已确定的第三个国际极地年70多个考察项目中，中国科学家至少将参与其中的25个项目。这些计划都昭示着，我国未来的南极考察事业将会朝气蓬勃地继续发展。
二、南极考察的社会意义
南极考察是一项艰巨而又伟大的事业，对我国来说具有巨大的政治、经济、科学和社会意义。事实上，南极考察作为国家海洋战略，使国家用于筹划和指导海洋研究与利用的长远性战略；是涉及海洋经济、海洋政治、海洋外交、海洋军事、海洋技术等方面的综合性长远战略。极地考察事业的原则首先是服从国家战略全局，并充分考虑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其次要适应未来极地开发与形势的需要。
中国的南极考察是振兴中华、造福人类的事业。自1984年中国政府组织首次南极考察至今，在短短的20余年里，已成功完成了24次南极科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中国长城站和中山站的建立使中国跻身《南极条约》协商国的行列，在南极事务中有了实质性的发言权。事实上，能够长期在南极进行科学考察和建立考察基地，也是一个国家力量的象征。中国在南极大陆占据一席之地，这与我国和平崛起的大国身份也是相符合的。
南极考察的社会意义在于，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和创新精神，对我国和平崛起的战略不无裨益。自我国开展极地考察的20余年里，在科学考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在国际极地事务中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与日俱增。这充分反映了我国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科教兴国战略指引下，经济持续发展、科技水平快速提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的日新月异面貌，这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极地考察事业的发展，鼓舞了极地考察人员为祖国、为科学不畏艰险、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创新精神。这种发展与创新的精神，正是我国极地事业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与我们现阶段提倡的科学发展观是相吻合的。与此同时，由于极地充满着神奇色彩和科学之谜，容易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学生对极地浓厚的情趣。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被极地深深地吸引，他们渴望更多地了解极地、认识极地、更好地支持和参与极地考察。“极地人”敢与冰魔争高低、誓为科学献青春的“极地精神”和人生哲理永远闪烁着励志的光芒，为他们的精神所折服、所敬佩、所学习的青年人受益匪浅，有助于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岗位上为人民、为社会做出更大成绩和贡献。
注释!
①郭培清，中国挺进南极[J]，海洋世界，2007(7)。
②李斌，人类首“登”南极冰盖最高点[N]，人民日报，2008年1月19日，第1版。
参考文献：
[1]张青松，南极考察纪[M]，北京：北京知识出版社，1981。
[2](澳)G·芬克勒，南极洲——英雄的年代[M]，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
[3]基地考察对我有战略意义[N]，环球时报，2004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