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韩人爱国团成立背景及宗旨
1931年“9·18”事变爆发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而东北地区长期以来是朝鲜独立志士在海外开展反日武装的重要基地，日本此举使得朝鲜独立运动丧失了武装斗争的根据地；同时，日寇为了离间中韩两国人民，又一手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在朝鲜仁川、平壤、汉城等地，一些无赖韩人受日本人的唆使，对中国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为此，中国知识阶层对韩人抱有恶感。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下简称“临政”)深感忧虑。临政数次召集国务委员会议，讨论制定新时期韩国独立运动方针问题。最后，临政确定以开展反日暴力活动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具体来说，这一方针就是由临政招募勇于为国家献身的朝鲜爱国志士，结成秘密反日组织，以暴力手段，实行暗杀活动和局部破坏。即，破坏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的行政及军事机关，破坏铁路、军需工厂等设施，暗杀日本军政首脑人物，以瓦解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使敌人发生恐怖，使敌人秩序陷于混乱状态，藉以破坏(日本)移民政策，藉以鼓励韩人革命情绪”。
基于这一宗旨，1931年以金九为团长的韩人爱国团宣告成立。韩人爱国团成立后，筹备经费、物色人员、确定袭击目标、制定行动计划等一切事项，均由金九一人全权负责和直接领导。在实施暴力活动前，也无须事先向临政报告或将行动计划提交国务会议讨论通过，只需事后将行动经过及结果向临政汇报。对于韩人爱国团的性质和任务，金九在其发表的宣言中是这样阐述的：“我爱国团是彻底爱国的团体，向来依靠自立精神，坚持奋斗到底。”“本团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除此之外，任何国家和人民我们都当成亲朋好友看待，绝对没有伤害或不友好的意思。”“爱国团者……事业为谋杀敌之重要人物，以及破坏敌人之行政机关为革命对象，藉此恢复祖国之独立和夺回民族之自由。”“……韩国一日不独立，我们的暴烈行动就一日不停止。”
新的反日独立运动方针确定后，金九领导的韩人爱国团组织实施了不少对日帝的暗杀和破坏活动。其中，李奉昌在东京狙击日皇，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暗杀日本高级将领等，均为当时的大事件。
二、韩人爱国团的主要活动
(一)李奉昌东京爆炸案
李奉昌，1900年出生于朝鲜京城龙山的贫困家庭，19岁时，他在“南满铁道会社”龙山站做见习火车驾驶员。在此期间，他耳闻目睹了日寇对朝鲜人民的种种暴行，加深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由此立志要为祖国的独立而奋斗。他于1923年前往日本，在日本居住的六七年间，他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而且他给自己取了个日本名字“木下昌藏”，并以此名在日本活动。李奉昌在日本的这些经历，为他日后开展反日活动时隐蔽身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1931年李奉昌在上海求见金九主动请缨，希望参加反日独立运动。金九对李奉昌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发现他确是可以共谋大业的爱国义士，决定委以重任，因此派他再次返回日本准备刺杀日本天皇。在临行前，金九交给李奉昌两枚特制的手榴弹，并带他到安恭根家(上海韩人爱国团本部)举行了简单的加入韩人爱国团的宣誓仪式。1932年1月初李奉昌顺利到达东京。
1932年1月8日，是日本裕仁天皇观看新年阅兵式的日子。李奉昌决定在这一天下手，一大早便在樱田门等候。是日下午当天皇的车队经过樱田门时，李奉昌趁人不备，迅速掏出手榴弹掷向天皇。只可惜手榴弹没炸到天皇，只炸伤了警卫和马匹。李奉昌虽见行刺失败，但无意逃脱，大义凛然地高呼着“大韩独立万岁”的口号，随即被捕。1932年9月16日，日本当局对李奉昌执行了绞刑。在李奉昌义士慷慨就义的当天，临政和韩人爱国团全体成员绝食一餐，以示哀悼。尽管，李奉昌这次暗杀行动失败了，但却为打破韩国独立运动的沉闷局势亮出一道划破长空的闪电。
“东京事件一传开，美洲、夏威夷、墨西哥、古巴的同胞精神为之一振，支持、激励的书信越过太平洋，像雪片似地飞来。一些过去反对临时政府的同胞也改变了态度，积极支持我们的工作。同胞们广为集资，汇到上海，要求我们参加中日战争，多做为国争光的工作。”同时，很多朝鲜爱国志士受李奉昌义举的鼓舞，纷纷前来拜访金九，主动要求为国捐躯。于是，同年3月中旬，金九曾以韩人爱国团的名义，派遣在上海的朝鲜爱国青年李德柱、俞镇植二人秘密返回朝鲜，命他们暗杀朝鲜总督宇垣一，但因故未能成功。另外，1932年5月。金九还派韩人爱国团成员柳相根、崔兴植、李盛元、李盛发等4人密赴中国东北，准备在大连暗杀迎接国联调查团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等人，然而在5月中旬，该行刺计划被日军查悉，4人不幸被捕，行刺计划失败，令金九等人深感惋惜。
(二)尹奉吉虹口公园暗杀事件
1932年，金九获悉日本将于4月29日，即日本“天长节”(日本天皇诞辰日)这一天，日寇为庆祝“一·二八”淞沪战争的胜利，将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军政各界的盛大集会及阅兵式。届时，日本驻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等日本军政要员均将出席庆祝大会。金九决意借此良机，再度展开暗杀活动。但该派谁去完成这一危险而艰巨的任务呢?此时，朝鲜爱国青年尹奉吉主动请缨，愿意为祖国独立而献身，令金九感激不已。
尹奉吉，1908年出生于朝鲜忠清南道，他自幼聪明好学，曾自学过汉学、国史，并接触到西方新文化。17岁时执教于农民夜学会，21岁时，他又组织了“月进会”，积极致力于农村启蒙运动，努力宣传民族意识和反日独立思想。尹奉吉于1930年离开家乡，来到中国东北，一边打工，一边寻机从事反日独立运动。1931年，他来到上海，结识了不少反日独立志士。李奉昌东京义举后，尹奉吉备受鼓舞，决心要为祖国独立献身。他经人介绍与金九相识，之后在与金九多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中，金九被其坚定的反日斗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所打动，决定派他去执行此项艰巨的任务。
此后，金九与尹奉吉多次秘密接触，讨论完善虹口暗杀计划，并着手进行准备。为避免上次的失误，确保行动成功，金九还拜托上海兵工厂制造出了两枚威力极大的水壶型及饭盒型的特制炸弹。同时，为执行此项暗杀行动，还派了韩人爱国团另一成员李东海作掩护，配合尹奉吉的行动。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4月29日8时许，尹奉吉肩挎军用水壶，一手提着饭盒，一手摇动着太阳旗，与其他日侨一道，若无其事地进入虹口公园。而李东海则留在公园外接应。9时整，庆典开始。日军首先举行阅兵仪式，接着是军民联欢会。挤在人群中的尹奉吉一直在旁等待时机。11时许，当日军官兵高唱国歌庆祝天长节时，天空突然下起了阵雨，雨伞挡住了日本宪兵的视线，尹奉吉看准时机，将水壶型炸弹投向检阅台，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顿时检阅台坍塌，血肉横飞，一片鬼哭狼嚎之声。白川义则被炸得遍体鳞伤；重光葵被冲击波抛上半空，犹如风中之叶，落地后右腿血流如注；其他军政要员也多处受伤。检 阅台上，无一人幸免。事后，尹奉吉为避免牵连其他在沪的韩国人，并未逃走，挺身而出，后被日军逮捕。1932年12月，尹奉吉在日本金泽郊外英勇就义，时年25岁。
三、韩人爱国团员义举活动的历史意义
由韩人爱国团成员尹奉吉制造的上海虹口公园爆炸事件，不仅提高了金九在韩国人民心目中地位，为其以后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使临政的法统坚持下来。“这一事件以后，美国、夏威夷、墨西哥、古巴的韩侨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东京事件虽未取得完全的成功，但却是民族的光荣，而虹口事件则获得了绝对的成功。自此以后，对我的支援和向临时政府纳税急剧增加，我们的事业进入了发展的阶段。”
尹奉吉的义举，不仅极大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也改善了中韩民族间的感情。自1931年的万宝山事件后，由于日本的挑拨，破坏了中、朝两民族间的感情，但自“4·29”事件后，中、朝两民族的感情隔阂日见消除。不仅如此，虹口公园爆炸案使得中国国民政府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支援更加切实，临政与中国国民政府关系开始密切起来。就连一向害怕日帝、阻挠民众抗日的蒋介石对尹奉吉义举也大加称赞，后来在洛阳军官学校的一次毕业典礼上，蒋介石曾这样宣称：“国民党10个师团未能做到之事，朝鲜一个年轻义士却办到了”。出于对金九领导的韩人爱国团的重视，蒋介石曾于1933年约见金九，表示为韩国独立运动着想，愿为临政培养军事人才。此后中国方面以洛阳军官训练学校为基地，为韩国培养了100名军事人才，同时国民政府还吸纳了许多韩国谍报人员参与对日情报工作。
从李奉昌的东京义举到尹奉吉虹口事件，由金九领导的韩人爱国团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反日独立运动。其目的，正如金九自己所说是为了“激励朝、中两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巩固抗日统一战线，使两国步调一致，共同对敌，这本来就是韩人爱国团应该承担的义务。”虽然虹口事件后，临政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开始了长达8年的避难之旅，韩人爱国团也暂时停止了活动。但是，韩人爱国团的活动给韩民族带来了极大的勇气与信念，这使他们坚信民族能够独立，同时也向全世界展示了韩国人民渴望自主独立的决心。韩民族通过一声声爆炸的巨响已经擂起了举世震惊的战鼓，让世人看到了一面高扬在血火之中的旗帜——韩人爱国团的旗帜!韩人爱国团所做的诸多反日独立运动，在韩国独立运动史上谱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注释!
①扬昭全等编，关内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上)[M]：537。
②孙玉梅，宋健，金成兰，马彦合著，韩国著名独立运动家传[M]，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97：404。
③夏辇生著，虎步流亡——金九在中国[M]，第29页。
④孙玉梅，宋健，金成兰，马彦合著，韩国著名独立运动家传[M]，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97年版，第405页。
⑤金九，白凡逸志[M]，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
⑥金九白凡逸志[M]，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页。
⑦孙玉梅，宋健，金成兰，马彦合著，韩国著名独立运动家传[M]，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97年版，第423页。
⑧孙玉梅，宋健，金成兰，马彦合著，韩国著名独立运动家传[M]，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97年版，第406页。
1931年“9·18”事变爆发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而东北地区长期以来是朝鲜独立志士在海外开展反日武装的重要基地，日本此举使得朝鲜独立运动丧失了武装斗争的根据地；同时，日寇为了离间中韩两国人民，又一手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在朝鲜仁川、平壤、汉城等地，一些无赖韩人受日本人的唆使，对中国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为此，中国知识阶层对韩人抱有恶感。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下简称“临政”)深感忧虑。临政数次召集国务委员会议，讨论制定新时期韩国独立运动方针问题。最后，临政确定以开展反日暴力活动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具体来说，这一方针就是由临政招募勇于为国家献身的朝鲜爱国志士，结成秘密反日组织，以暴力手段，实行暗杀活动和局部破坏。即，破坏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的行政及军事机关，破坏铁路、军需工厂等设施，暗杀日本军政首脑人物，以瓦解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使敌人发生恐怖，使敌人秩序陷于混乱状态，藉以破坏(日本)移民政策，藉以鼓励韩人革命情绪”。
基于这一宗旨，1931年以金九为团长的韩人爱国团宣告成立。韩人爱国团成立后，筹备经费、物色人员、确定袭击目标、制定行动计划等一切事项，均由金九一人全权负责和直接领导。在实施暴力活动前，也无须事先向临政报告或将行动计划提交国务会议讨论通过，只需事后将行动经过及结果向临政汇报。对于韩人爱国团的性质和任务，金九在其发表的宣言中是这样阐述的：“我爱国团是彻底爱国的团体，向来依靠自立精神，坚持奋斗到底。”“本团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除此之外，任何国家和人民我们都当成亲朋好友看待，绝对没有伤害或不友好的意思。”“爱国团者……事业为谋杀敌之重要人物，以及破坏敌人之行政机关为革命对象，藉此恢复祖国之独立和夺回民族之自由。”“……韩国一日不独立，我们的暴烈行动就一日不停止。”
新的反日独立运动方针确定后，金九领导的韩人爱国团组织实施了不少对日帝的暗杀和破坏活动。其中，李奉昌在东京狙击日皇，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暗杀日本高级将领等，均为当时的大事件。
二、韩人爱国团的主要活动
(一)李奉昌东京爆炸案
李奉昌，1900年出生于朝鲜京城龙山的贫困家庭，19岁时，他在“南满铁道会社”龙山站做见习火车驾驶员。在此期间，他耳闻目睹了日寇对朝鲜人民的种种暴行，加深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由此立志要为祖国的独立而奋斗。他于1923年前往日本，在日本居住的六七年间，他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而且他给自己取了个日本名字“木下昌藏”，并以此名在日本活动。李奉昌在日本的这些经历，为他日后开展反日活动时隐蔽身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1931年李奉昌在上海求见金九主动请缨，希望参加反日独立运动。金九对李奉昌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发现他确是可以共谋大业的爱国义士，决定委以重任，因此派他再次返回日本准备刺杀日本天皇。在临行前，金九交给李奉昌两枚特制的手榴弹，并带他到安恭根家(上海韩人爱国团本部)举行了简单的加入韩人爱国团的宣誓仪式。1932年1月初李奉昌顺利到达东京。
1932年1月8日，是日本裕仁天皇观看新年阅兵式的日子。李奉昌决定在这一天下手，一大早便在樱田门等候。是日下午当天皇的车队经过樱田门时，李奉昌趁人不备，迅速掏出手榴弹掷向天皇。只可惜手榴弹没炸到天皇，只炸伤了警卫和马匹。李奉昌虽见行刺失败，但无意逃脱，大义凛然地高呼着“大韩独立万岁”的口号，随即被捕。1932年9月16日，日本当局对李奉昌执行了绞刑。在李奉昌义士慷慨就义的当天，临政和韩人爱国团全体成员绝食一餐，以示哀悼。尽管，李奉昌这次暗杀行动失败了，但却为打破韩国独立运动的沉闷局势亮出一道划破长空的闪电。
“东京事件一传开，美洲、夏威夷、墨西哥、古巴的同胞精神为之一振，支持、激励的书信越过太平洋，像雪片似地飞来。一些过去反对临时政府的同胞也改变了态度，积极支持我们的工作。同胞们广为集资，汇到上海，要求我们参加中日战争，多做为国争光的工作。”同时，很多朝鲜爱国志士受李奉昌义举的鼓舞，纷纷前来拜访金九，主动要求为国捐躯。于是，同年3月中旬，金九曾以韩人爱国团的名义，派遣在上海的朝鲜爱国青年李德柱、俞镇植二人秘密返回朝鲜，命他们暗杀朝鲜总督宇垣一，但因故未能成功。另外，1932年5月。金九还派韩人爱国团成员柳相根、崔兴植、李盛元、李盛发等4人密赴中国东北，准备在大连暗杀迎接国联调查团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等人，然而在5月中旬，该行刺计划被日军查悉，4人不幸被捕，行刺计划失败，令金九等人深感惋惜。
(二)尹奉吉虹口公园暗杀事件
1932年，金九获悉日本将于4月29日，即日本“天长节”(日本天皇诞辰日)这一天，日寇为庆祝“一·二八”淞沪战争的胜利，将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军政各界的盛大集会及阅兵式。届时，日本驻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等日本军政要员均将出席庆祝大会。金九决意借此良机，再度展开暗杀活动。但该派谁去完成这一危险而艰巨的任务呢?此时，朝鲜爱国青年尹奉吉主动请缨，愿意为祖国独立而献身，令金九感激不已。
尹奉吉，1908年出生于朝鲜忠清南道，他自幼聪明好学，曾自学过汉学、国史，并接触到西方新文化。17岁时执教于农民夜学会，21岁时，他又组织了“月进会”，积极致力于农村启蒙运动，努力宣传民族意识和反日独立思想。尹奉吉于1930年离开家乡，来到中国东北，一边打工，一边寻机从事反日独立运动。1931年，他来到上海，结识了不少反日独立志士。李奉昌东京义举后，尹奉吉备受鼓舞，决心要为祖国独立献身。他经人介绍与金九相识，之后在与金九多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中，金九被其坚定的反日斗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所打动，决定派他去执行此项艰巨的任务。
此后，金九与尹奉吉多次秘密接触，讨论完善虹口暗杀计划，并着手进行准备。为避免上次的失误，确保行动成功，金九还拜托上海兵工厂制造出了两枚威力极大的水壶型及饭盒型的特制炸弹。同时，为执行此项暗杀行动，还派了韩人爱国团另一成员李东海作掩护，配合尹奉吉的行动。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4月29日8时许，尹奉吉肩挎军用水壶，一手提着饭盒，一手摇动着太阳旗，与其他日侨一道，若无其事地进入虹口公园。而李东海则留在公园外接应。9时整，庆典开始。日军首先举行阅兵仪式，接着是军民联欢会。挤在人群中的尹奉吉一直在旁等待时机。11时许，当日军官兵高唱国歌庆祝天长节时，天空突然下起了阵雨，雨伞挡住了日本宪兵的视线，尹奉吉看准时机，将水壶型炸弹投向检阅台，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顿时检阅台坍塌，血肉横飞，一片鬼哭狼嚎之声。白川义则被炸得遍体鳞伤；重光葵被冲击波抛上半空，犹如风中之叶，落地后右腿血流如注；其他军政要员也多处受伤。检 阅台上，无一人幸免。事后，尹奉吉为避免牵连其他在沪的韩国人，并未逃走，挺身而出，后被日军逮捕。1932年12月，尹奉吉在日本金泽郊外英勇就义，时年25岁。
三、韩人爱国团员义举活动的历史意义
由韩人爱国团成员尹奉吉制造的上海虹口公园爆炸事件，不仅提高了金九在韩国人民心目中地位，为其以后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使临政的法统坚持下来。“这一事件以后，美国、夏威夷、墨西哥、古巴的韩侨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东京事件虽未取得完全的成功，但却是民族的光荣，而虹口事件则获得了绝对的成功。自此以后，对我的支援和向临时政府纳税急剧增加，我们的事业进入了发展的阶段。”
尹奉吉的义举，不仅极大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也改善了中韩民族间的感情。自1931年的万宝山事件后，由于日本的挑拨，破坏了中、朝两民族间的感情，但自“4·29”事件后，中、朝两民族的感情隔阂日见消除。不仅如此，虹口公园爆炸案使得中国国民政府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支援更加切实，临政与中国国民政府关系开始密切起来。就连一向害怕日帝、阻挠民众抗日的蒋介石对尹奉吉义举也大加称赞，后来在洛阳军官学校的一次毕业典礼上，蒋介石曾这样宣称：“国民党10个师团未能做到之事，朝鲜一个年轻义士却办到了”。出于对金九领导的韩人爱国团的重视，蒋介石曾于1933年约见金九，表示为韩国独立运动着想，愿为临政培养军事人才。此后中国方面以洛阳军官训练学校为基地，为韩国培养了100名军事人才，同时国民政府还吸纳了许多韩国谍报人员参与对日情报工作。
从李奉昌的东京义举到尹奉吉虹口事件，由金九领导的韩人爱国团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反日独立运动。其目的，正如金九自己所说是为了“激励朝、中两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巩固抗日统一战线，使两国步调一致，共同对敌，这本来就是韩人爱国团应该承担的义务。”虽然虹口事件后，临政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开始了长达8年的避难之旅，韩人爱国团也暂时停止了活动。但是，韩人爱国团的活动给韩民族带来了极大的勇气与信念，这使他们坚信民族能够独立，同时也向全世界展示了韩国人民渴望自主独立的决心。韩民族通过一声声爆炸的巨响已经擂起了举世震惊的战鼓，让世人看到了一面高扬在血火之中的旗帜——韩人爱国团的旗帜!韩人爱国团所做的诸多反日独立运动，在韩国独立运动史上谱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注释!
①扬昭全等编，关内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上)[M]：537。
②孙玉梅，宋健，金成兰，马彦合著，韩国著名独立运动家传[M]，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97：404。
③夏辇生著，虎步流亡——金九在中国[M]，第29页。
④孙玉梅，宋健，金成兰，马彦合著，韩国著名独立运动家传[M]，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97年版，第405页。
⑤金九，白凡逸志[M]，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
⑥金九白凡逸志[M]，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页。
⑦孙玉梅，宋健，金成兰，马彦合著，韩国著名独立运动家传[M]，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97年版，第423页。
⑧孙玉梅，宋健，金成兰，马彦合著，韩国著名独立运动家传[M]，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97年版，第4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