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在全国军民的抗日浪潮中“救死扶伤，博爱恤兵”，成为战场救护的重要力量。为适应战局变化，中国红十字会（简称“红会”）成立了抗战时期唯一的、规模最大的“专负军事救护之机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简称“救护总队”），培养、组织了大量优秀的医护人员，派遣了100多个医疗队，奔赴各大战区进行战地医护服务，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红会这段永载史册的抗战岁月中，隐藏着一支鲜为人知的中共秘密特支。它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随救护总队几经迁徙，历经风雨，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与医疗运输和救护工作，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武汉·与八办建立联系

　　随着抗战爆发，上海、南京等相继沦陷，红会随国民政府西迁至武汉，继续从事战地救护工作。为了更好地组织和协调各战区的战地救护和医疗工作，红会放弃以往在大城市设置医院救护伤兵的做法，改为成立医疗队，组织精干医护人员，奔赴各个战区进行战地医护工作。1938年春，救护总队在汉口成立，由新加坡爱国华侨、国际知名医学专家林可胜担任红会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队长。
　　救护总队是一个民间组织，其工作人员来自国内外四面八方。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是位爱国华侨，思想开明，十分认同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面抗战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早在救护总队筹办之初，林可胜就密切关注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战场的医疗救援工作。1937年底，他应周恩来的请求，首批派出第7、第23、第39医疗队开赴西北，协助八路军开展医疗卫生救护工作。
　　中共中央长江局（1937年底秘密成立于汉口，栖身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后撤销，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对林可胜领导的救护总队十分重视，决定由公开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出面，与林可胜建立联系。林可胜本人也主动来到武汉八办，要求中共派人到救护总队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进行政治教育宣传工作。
　　双方不谋而合，叶剑英亲自出面，介绍中共党员毛华强（又名毛维如）、冯骥（又名方纪）、黄群三人，以非党员社会流亡青年身份入班受训。训练两个月毕业后正式编入救护总队第58队。这个队属于教导队，其任务是负责辅导训练班学员学习。毛、冯、黄三人以生活指导员的身份在学员中进行政治宣传工作，经常举行抗战时事演讲和时事座谈会，不定期开展读书、歌咏等救亡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学员们的抗日热情。

长沙·创建红会支部

　　1938年6月，日军越淮河南下，连下合肥、安庆、马当，进逼武汉，救护总队随即迁往湖南长沙。在长沙，救护总队与内政部卫生署合办“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招收社会医护人员及流亡青年，进行短期医疗救护卫生训练后，编成医护卫生队（每队20人至30人不等），派赴全国各战区担负救护伤兵及民众的工作。
　　此时的救护总队已有来自不同途径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为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救护总队的领导，发展壮大抗日力量，1938年夏，在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的指示下，中国共产党红十字会支部（以下简称“红会支部”）正式成立，隶属于中共长沙市委北区委员会（由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郭绍兴任支部书记，高忻为组织干事，杨震为宣传干事，冯骥为青年干事（领导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郭绍兴当时任救护总队的视导员及卫生人员训练班的教员。红会支部成立后，上级组织交给红会支部的任务是在红会中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秘密发展党员及民先队员，壮大力量;积极动员红会的医务人员投入到各大战区，进行救护工作;组织和动员医务人员输送医药物资到抗日根据地。
　　由于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氛围浓厚，支部工作在红会中顺利发展起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被广泛宣传，进步力量不断壮大，很快发展了中共党员十余人，民先队员二十余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美国著名作家史沫莱特女士从江西新四军根据地来到长沙，初访救护总队，详细介绍了新四军将士缺医少药的情况，请求林可胜拨运药品，尤其是治“打摆子”（疟疾）的奎宁丸（金鸡纳霜）和针剂。林可胜知道后不仅拨发了药品，还派出两个救护队到新四军战区从事医疗救护工作。此后，史沫莱特又两次造访救护总队，与红会支部党员进行联系，公开支持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贵阳·隶属中共中央南方局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长沙震动，救护总队奉命撤出，西迁至祁阳，次年春来到贵阳图云关“安家落户”。从长沙撤退时，徐特立就与中共长沙市委决定，红会支部随救护总队后撤，此后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1939年1月在重庆秘密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
　　抵达贵阳后，支部书记郭绍兴持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吴奚如写的组织介绍信，通过贵阳读新书店的沈静芷，找到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请求恢复党组织关系。袁超俊赶紧向南方局汇报。南方局收到报告后，周恩来十分重视，批准恢复红会支部的组织关系，并将其交由袁超俊直接领导，不与贵阳地方党组织发生横的联系，以确保红会支部的安全。他还亲自指示袁超俊，“中共红十字会支部是有战斗力的党支部，从南京到湖南一直归长江局领导。现在由你直接负责联系，任务很重，要领导好。红十字会知识分子多，爱国华侨多，要做好统战。”
　　肩负着周恩来的重托，1939年四五月间，袁超俊假病住进图云关红会医院，秘密主持了红会支部会议。会议决定（后报经南方局批准）改组红会支部，成立中国共产党红十字会总支委员会（以下简称“红会总支”），郭绍兴任总支书记（1939年5月至1939年底），下分贵阳、桂林、运输股三个分支部，分别由高忻、毛华强、章宏道（又名章文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首任驻美大使）任分支书记。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领导下，红会总支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继续团结、争取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和红会内部的专家学者，如公共卫生专家马家骥、客启容，X光专家荣独山，医学专家陈朴，卫生工程专家过祖源等从各个方面不同程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给以同情和支持。在此基础上，救护总队先后动员组织和派遣了二十余个医疗队以及大批外籍医生去延安及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医疗、救护工作，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白求恩大夫。除此以外，还向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量来自国内外的医药器材。最曲折的一次是1939年冬，以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巴吉尔为首的英国援华团携带了一批较贵重的医疗器械和药品，自贵阳出发。林可胜以救护总队队长名义委派驻西北的视导员郭绍兴在陕西汉中迎接该团，帮助该团把物品经宝鸡运抵西安，再由郭绍兴秘密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联系，共同与巴吉尔团长商谈，并与国民党第十战区司令官蒋鼎文、胡宗南及兵站少将卫生处处长姚典进行周旋，做了大量工作，在几经波折后，这批医药物资大都运抵延安。 　　红会总支还成功发起成立了群众性的救亡组织“红会书报供应站”，向分散在各战区的医疗救护队输送《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进步书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红会总支党员也迅速发展到数十人，分布在湖南、桂林、救护总队运输股、图云关总部和训练总所中。
　　1939年冬，郭绍兴在南方局的指示下，被救护总队委派为第70队队长，赴陕、晋、豫第1、第2、第13战区做军队卫生工作。经袁超俊同意，红会总支领导工作先后由毛华强（1939年底至1940年夏）、章宏道（1940年夏至1941年底）负责。章利用其担任运输股代理主任的有利条件，加强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同时安置和招募了一些思想作风较好的进步青年，使运输股在以后地下党组织的疏散转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从1940年开始，红会总支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国民党特务加强了对救护总队的监视，派人搜查了运输股汽车大队和汽车修理厂，抄走一批进步书刊，并当场抓走汽车大队副队长张世恩和几名青年，后经林可胜保释才放出来。
　　鉴于形势日益恶化，红会总支按照南方局和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袁超俊的指示，立即停止公开活动，有效地疏散党员，使得红会总支免遭破坏。

重庆·完成历史使命

　　红会总支在救护总队活动频繁，关于林可胜“左倾颇甚”的密报自然被呈递到蒋介石手中，引起蒋介石的注意。1940年9月7日，林可胜被蒋介石召到重庆面谈一个多小时，由宋美龄当翻译（林可胜汉语不好，一直使用英文）。蒋介石责问林可胜为何派医疗队及送药给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林可胜回答，“红十字会是国际组织。”蒋厉声道，“这是中国。”林可胜回到贵阳时，被军统特务抓走，后经陈诚说情才保释出来。此后，林可胜因为“左倾”嫌疑一直受到国民党掣肘，最终于1942年辞去救护总队队长职务，盛极一时的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也由此逐渐衰落下去。
　　在此背景下，时任第70队队长兼视导员的郭绍兴于1942年初向救护总队辞去一切职务，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陪都重庆。他利用自己工作多年积累的人脉关系先后进入国民党中央卫生实验院和行政院卫生署工作。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原站长袁超俊也于1941年1月离开贵阳，被调回南方局任周恩来秘书。袁超俊、郭绍兴二人在接上党组织关系后，根据中共中央重新登记党员的指示，在南方局的领导下，于1942年冬至1943年初对原红会12名党员（党关系早已转出，或个别与党失去联系、自动脱党的除外）进行考察后重新登记，并将名单上报南方局组织部。红会特支为党在抗战时期团结争取卫生医护人员，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大后方地下党组织的蓬勃发展及后期的疏散转移工作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至此，红会党组织完成了它在抗战时期的历史使命。”
　　（编辑 王 雪）
　　（作者是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部副研究员）